音乐小子杀戮（1991年3月22日）_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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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是，这是C线。A线在125街前不停。
——哦，好。
男人从门口后退，像是看见车上有他不想遇见的人。我看着车门将他关在外面，列车启动，我坐了回去。纽约客啊，上城区的列车一直在欺骗你们。你是怎么做的呢？搭C线从163街到145街跳上快速列车，因为你他妈的有急事，而这是上城区，永远有事情拖延，永远在上演戏剧。我是说，就在上个星期，我心急火燎地赶往肯尼迪机场去坐飞机回明尼苏达，因为老妈的情况不怎么好，结果一个男人忽然脱掉裤子，在地铁上开始拉屎。他往下一蹲就那么开始拉了，呻吟得像是在生孩子。列车离开富尔顿街他开始脱裤子，因此我们要在布鲁克林开上很久才能到高街站。车厢里除了他还有六七个人——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我们冲向车门，却发现这列地铁通往隔壁车厢的连接门打不开。我心想，天哪，求求你别朝我们扔屎。求求你，千万别。列车终于开进高街站，我们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但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的重点是，你搭C线到145街换A线，因为A线是快速列车。但实际上A线比C线他妈的慢。开进——比方说——西四街，然后要停一两分钟，你会看见你在145街下来的同一列C线车。
因此我现在一路只坐C线，靠阅读消磨时间。不，这不是真的。我在C线上观察读《纽约客》的乘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到那篇文章。我有个爱尔兰小说家朋友，他说有一次他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女人在读他的书。他问她书怎么样？她说有些地方还行，但大多数时候太拖沓。他听了觉得很开心，而女人甚至没有认出他。所以，对，有时候我在C线上找那个女人，我总能见到一个女人在读《纽约客》，我希望我能坐在她们身旁，等她们翻到那篇文章，我就说我操，这他妈就像演电影啊。我是说，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对吧？她会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说作者在地铁上看见一个人在读他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女人会很可爱——希望是黑人，单身最好，并不坚持一夫一妻制之类的过时理念。我他妈在开什么玩笑？满脑子无拘无束的性爱，一听就是个旧时代的老家伙。感谢共和党和艾滋病，现在是个人都结婚了，连同性恋都在考虑成家。
C线上有个男人，不，其实是个孩子，他穿破洞运动裤和棉毛裤，上半身穿皮夹克，里面是什么我就看不清了，因为他捧着一本《滚石》杂志正在读。杂志封面似乎是埃克索尔·罗斯。“枪炮与玫瑰”乐队据说在几年前拯救了摇滚乐，至少《滚石》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都会这么告诉你。我想说假如这是真的，请问收音机里为什么成天放娘炮英国佬的小舞曲呢？他妈的狗屁乐队居然叫“耶稣·琼斯”，我的天哪。求求你了，上帝，别再放“黑乌鸦”乐队的那张专辑了，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它还叫《黏糊手指》呢。天哪，这节车厢之所以这么空，也许就因为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战成性的怪物。现在是上班高峰和午餐之间的古怪时间，你可以在阳光中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车厢里满是新出现的涂鸦，窗户、座位甚至地板上到处都有，新涂鸦的那些字母显得犀利而科幻——我觉得那些看似金属融化的图案是字母。还有海报：拇趾囊肿胀的非侵入性疗法，他妈的《西贡小姐》。
操，我希望我有一本《纽约客》。或者随便什么读物，能堵眼睛就行。我之所以逃出办公室，是因为我发觉截稿时间就快到了，而压力巨大的时候我更愿意在家工作。昨天我开始了第四部分。七个部分中的第四个。对，我
有一半心思希望人们还愿意阅读《纽约客》，还愿意关注我的文章，兴趣不亚于几个月前对珍妮特·马尔科姆写杰弗里·麦克唐纳和乔·麦金尼斯那篇文章的劲头。倒不是说我写的题材有多么沉重，现如今除了大学生谁他妈还在乎歌手和牙买加啊？你，阿历克斯·皮尔斯，就是年轻人口中的活化石。现在才三月。
我在163街下车爬上楼梯，我希望总问我讨香烟的那家伙劲头不再。妈的，既然每天都能问我要个一两根，又何必自己去买一包呢？我走得离中国城越远，就越是琢磨冰箱里好像没什么可吃的了。回到家没有食物，这会让我大光其火，我会不得不穿上大衣，回到这会儿正离我越来越远的中国城。可是去他妈的，我已经到160街了。
现在是三月，依然他妈的寒风刺骨，这些他妈的屋子连送都送不掉。我买的褐石排屋不需要任何修葺，但业主急着想出手，我不由觉得这地方肯定有什么特别不对劲的，结果反过来他继续压价。他企图靠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住过这儿向我推销，不过三分钟后他又改口说是凯博·卡洛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迫不及待地逃离的这片街区，要我说，人们之所以要走，无非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一片华盛顿高地（抱歉，哈莱姆历史风貌区）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每况愈下的现状，连八十年代短暂的虚假繁荣和真正成长也无力回天。
我想说的重点是，这条街通常很空旷，尤其是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但为什么有四个黑人坐在我家门口，一个个都打扮得像是刚从饶舌乐MV里走出来的？我没法转身回去，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我。假如我表现得像个惊恐的白人，他们立刻就会叫我站住，或者闻到恐惧来追我。我操。他们其中一个把脏辫扎成马尾，他站起来打量我。我离我家只有二十英尺，四个黑人坐在台阶上。其中两个正在嘻嘻哈哈说笑话。我后退了小半步，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们只是坐在我家台阶上的黑人而已。任何一家的台阶上都有可能坐几个黑人，再说他们有可能是我的邻居，你不认识他们那是你的问题。我拍拍屁股，像是要拿并不存在的钱包，然后假装露出“妈的我忘带钱包了”的表情，但马尾辫依然盯着我，目光灼灼，虽说“目光灼灼”有可能是我的想象。我不能傻乎乎地站在这儿。也许我可以掉头去路口那头的咖啡馆等上几分钟，虽说他们似乎并不急着去什么地方。我猜。我不能傻乎乎地站在这儿。我是说，这是纽约，自从伯尼·哥茨之后，黑人已经学乖了，知道不能随便袭击看似无害的白人，对吧？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走到台阶前，看见大门敞开。马尾辫让到一旁，指了指里面，就好像这是他家。我停下脚步，希望喜欢在附近兜圈子的警车凑巧路过。马尾辫又打个手势，这次是个花哨的举手礼，就好像他是男仆吉夫斯，我走上一级台阶。另外三个男人盯着我。有个穿灰色帽衫的遮着脸，还有一个用长筒袜罩住脑袋，最后一个把头发梳成牙买加人改换非洲发型前的那种辫子。他们穿着缅裆裤，裆部都垂到膝盖了，脚上全是褐色添柏岚工装靴。就算他们带了枪，也显然觉得我不值得让他们露出武器。我不想看马尾辫第三次请我进我家，于是我爬上台阶。我几乎没法动弹。耶稣基督。就在上个星期，我一个曾经卖可卡因给“弗雷特伍德·麦克”乐队的朋友说他金盆洗手了，因为他妈的牙买加人正在抢占市场，他们根本不在乎要杀多少人和怎么杀人。同胞咱说那事儿不是那样的，外面有人用牙买加口音说话。这时候我很想开个玩笑，说牙买加人的母亲如何教他们打扫卫生，但眼前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笑话。
我顺着走廊向前走，就好像这是别人家，地板吱嘎作响，通报我的到来。我经过去二楼的楼梯，听见楼上有人。一个或几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一个高大的黑人正在用似乎属于我的搅拌器搅拌某种黄色果汁，他穿小背心和卡其布工装裤，一条吊带悬在一旁。另一个人走进我的视野，像是有人在噪音中喊了一句开拍。他走到水槽旁，坐在高脚凳上，开始对我说话。他也是黑人，头发剪得很短，有点胖，但比小背心男人还高大，他身穿品蓝丝绸正装，白色方巾像垂死花朵似的塞在胸袋里。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们。我没见过谁的皮鞋能这么闪闪发亮。黑红色，有些地方差不多就是黑色。我抬起头，发现他注意到我在欣赏他的鞋。
——乔治·布鲁蒂尼。
我想问这是不是乔治·阿玛尼的B片版，但转念一想，和牙买加人打交道，讽刺挖苦往往不是最明智的语气。
——哦，我说。
——你听我说，看见这位老兄了吗？他叫愣狗。他以为我找他是因为他擅长玩枪，但实际上我留着他是因为他做的果汁没人比得上，耶神做证。
——得了吧，老大。提醒咱现在只能去上烹饪学校了。
——最好报夜间班，哈哈。
穿丝绸正装的男人举起一根手指，打断我想说的话，虽说我根本没打算开口。他拿起玻璃杯，咕咚咕咚五大口喝光了里面的东西。
——芒果，他说。
——什么种类？小背心说。
——茱蒂丝和……等一等……咱知道的……东印度。
——耶神在上，老大，你肯定会心灵感应什么的。
——也可能咱是个特别懂芒果的乡下小子。来，给白小子倒一杯。
——我不怎么渴。
——咱问你渴不渴了吗？笑容陡然消失，嗖的一下没了。我发誓我只在牙买加人身上见过这个阵势，他们一个个都会。脸色突然间变得铁青。皱着眉头，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能吓得十岁孩童尿裤子。
——我觉得我可以喝一杯。
——很高兴听见你这么说，我的孩子。欢迎你享用你家冰箱里所有的牛奶、酸奶和新鲜水果。他血逼的，愣狗打开你该死的冰箱，我还以为你是连环杀手，冰箱里藏着尸体呢。
——说真的，老板，耗子居然还没在冰箱底下打洞，这可真是奇迹，小背心说。
——你知道你有一盒牛奶从一月放到现在吗？
——想自己做酸奶来着。
——这家伙会说单口相声，老板。
——哈哈，听着确实是，但也可能他本人就是个笑话。总而言之，同胞，你过来，让咱仔细看看你。
我坐在高脚凳上。我不知道直视他的双眼会让他佩服我还是会惹他生气。他开始绕着我转圈，就好像我是什么展品。我险些说博物馆要关门了，真的险些说。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开玩笑能让这样的局面变得轻松，因为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发生，永远不可能。
——愣狗啊，咱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叫托尼·帕瓦罗蒂的人。
——你没跟我说过，但咱听说过他。哪个年轻人小时候没听说过托尼·帕瓦罗蒂呢？
——是啊，差不多十五年前了，咱一直在找你，你知道吗？
我花了足足三秒钟才意识到他在和我说话。
——但是尤比，你为什么要提起帕瓦罗蒂呢？他不是七七年就死了吗？还是七八年？
——七九年。1979年。愣狗，认识一下，这就是杀死他的人。
三
——不是，这是C线。A线在125街前不停。
——哦，好。
男人从门口后退，像是看见车上有他不想遇见的人。我看着车门将他关在外面，列车启动，我坐了回去。纽约客啊，上城区的列车一直在欺骗你们。你是怎么做的呢？搭C线从163街到145街跳上快速列车，因为你他妈的有急事，而这是上城区，永远有事情拖延，永远在上演戏剧。我是说，就在上个星期，我心急火燎地赶往肯尼迪机场去坐飞机回明尼苏达，因为老妈的情况不怎么好，结果一个男人忽然脱掉裤子，在地铁上开始拉屎。他往下一蹲就那么开始拉了，呻吟得像是在生孩子。列车离开富尔顿街他开始脱裤子，因此我们要在布鲁克林开上很久才能到高街站。车厢里除了他还有六七个人——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我们冲向车门，却发现这列地铁通往隔壁车厢的连接门打不开。我心想，天哪，求求你别朝我们扔屎。求求你，千万别。列车终于开进高街站，我们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但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的重点是，你搭C线到145街换A线，因为A线是快速列车。但实际上A线比C线他妈的慢。开进——比方说——西四街，然后要停一两分钟，你会看见你在145街下来的同一列C线车。
因此我现在一路只坐C线，靠阅读消磨时间。不，这不是真的。我在C线上观察读《纽约客》的乘客。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读到那篇文章。我有个爱尔兰小说家朋友，他说有一次他在地铁上看见一个女人在读他的书。他问她书怎么样？她说有些地方还行，但大多数时候太拖沓。他听了觉得很开心，而女人甚至没有认出他。所以，对，有时候我在C线上找那个女人，我总能见到一个女人在读《纽约客》，我希望我能坐在她们身旁，等她们翻到那篇文章，我就说我操，这他妈就像演电影啊。我是说，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对吧？她会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说作者在地铁上看见一个人在读他的作品。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女人会很可爱——希望是黑人，单身最好，并不坚持一夫一妻制之类的过时理念。我他妈在开什么玩笑？满脑子无拘无束的性爱，一听就是个旧时代的老家伙。感谢共和党和艾滋病，现在是个人都结婚了，连同性恋都在考虑成家。
C线上有个男人，不，其实是个孩子，他穿破洞运动裤和棉毛裤，上半身穿皮夹克，里面是什么我就看不清了，因为他捧着一本《滚石》杂志正在读。杂志封面似乎是埃克索尔·罗斯。“枪炮与玫瑰”乐队据说在几年前拯救了摇滚乐，至少《滚石》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都会这么告诉你。我想说假如这是真的，请问收音机里为什么成天放娘炮英国佬的小舞曲呢？他妈的狗屁乐队居然叫“耶稣·琼斯”，我的天哪。求求你了，上帝，别再放“黑乌鸦”乐队的那张专辑了，我第一次听见的时候它还叫《黏糊手指》呢。天哪，这节车厢之所以这么空，也许就因为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好战成性的怪物。现在是上班高峰和午餐之间的古怪时间，你可以在阳光中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车厢里满是新出现的涂鸦，窗户、座位甚至地板上到处都有，新涂鸦的那些字母显得犀利而科幻——我觉得那些看似金属融化的图案是字母。还有海报：拇趾囊肿胀的非侵入性疗法，他妈的《西贡小姐》。
操，我希望我有一本《纽约客》。或者随便什么读物，能堵眼睛就行。我之所以逃出办公室，是因为我发觉截稿时间就快到了，而压力巨大的时候我更愿意在家工作。昨天我开始了第四部分。七个部分中的第四个。对，我
有一半心思希望人们还愿意阅读《纽约客》，还愿意关注我的文章，兴趣不亚于几个月前对珍妮特·马尔科姆写杰弗里·麦克唐纳和乔·麦金尼斯那篇文章的劲头。倒不是说我写的题材有多么沉重，现如今除了大学生谁他妈还在乎歌手和牙买加啊？你，阿历克斯·皮尔斯，就是年轻人口中的活化石。现在才三月。
我在163街下车爬上楼梯，我希望总问我讨香烟的那家伙劲头不再。妈的，既然每天都能问我要个一两根，又何必自己去买一包呢？我走得离中国城越远，就越是琢磨冰箱里好像没什么可吃的了。回到家没有食物，这会让我大光其火，我会不得不穿上大衣，回到这会儿正离我越来越远的中国城。可是去他妈的，我已经到160街了。
现在是三月，依然他妈的寒风刺骨，这些他妈的屋子连送都送不掉。我买的褐石排屋不需要任何修葺，但业主急着想出手，我不由觉得这地方肯定有什么特别不对劲的，结果反过来他继续压价。他企图靠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住过这儿向我推销，不过三分钟后他又改口说是凯博·卡洛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迫不及待地逃离的这片街区，要我说，人们之所以要走，无非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一片华盛顿高地（抱歉，哈莱姆历史风貌区）自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每况愈下的现状，连八十年代短暂的虚假繁荣和真正成长也无力回天。
我想说的重点是，这条街通常很空旷，尤其是一天中的这个时间。但为什么有四个黑人坐在我家门口，一个个都打扮得像是刚从饶舌乐MV里走出来的？我没法转身回去，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我。假如我表现得像个惊恐的白人，他们立刻就会叫我站住，或者闻到恐惧来追我。我操。他们其中一个把脏辫扎成马尾，他站起来打量我。我离我家只有二十英尺，四个黑人坐在台阶上。其中两个正在嘻嘻哈哈说笑话。我后退了小半步，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们只是坐在我家台阶上的黑人而已。任何一家的台阶上都有可能坐几个黑人，再说他们有可能是我的邻居，你不认识他们那是你的问题。我拍拍屁股，像是要拿并不存在的钱包，然后假装露出“妈的我忘带钱包了”的表情，但马尾辫依然盯着我，目光灼灼，虽说“目光灼灼”有可能是我的想象。我不能傻乎乎地站在这儿。也许我可以掉头去路口那头的咖啡馆等上几分钟，虽说他们似乎并不急着去什么地方。我猜。我不能傻乎乎地站在这儿。我是说，这是纽约，自从伯尼·哥茨之后，黑人已经学乖了，知道不能随便袭击看似无害的白人，对吧？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走到台阶前，看见大门敞开。马尾辫让到一旁，指了指里面，就好像这是他家。我停下脚步，希望喜欢在附近兜圈子的警车凑巧路过。马尾辫又打个手势，这次是个花哨的举手礼，就好像他是男仆吉夫斯，我走上一级台阶。另外三个男人盯着我。有个穿灰色帽衫的遮着脸，还有一个用长筒袜罩住脑袋，最后一个把头发梳成牙买加人改换非洲发型前的那种辫子。他们穿着缅裆裤，裆部都垂到膝盖了，脚上全是褐色添柏岚工装靴。就算他们带了枪，也显然觉得我不值得让他们露出武器。我不想看马尾辫第三次请我进我家，于是我爬上台阶。我几乎没法动弹。耶稣基督。就在上个星期，我一个曾经卖可卡因给“弗雷特伍德·麦克”乐队的朋友说他金盆洗手了，因为他妈的牙买加人正在抢占市场，他们根本不在乎要杀多少人和怎么杀人。同胞咱说那事儿不是那样的，外面有人用牙买加口音说话。这时候我很想开个玩笑，说牙买加人的母亲如何教他们打扫卫生，但眼前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笑话。
我顺着走廊向前走，就好像这是别人家，地板吱嘎作响，通报我的到来。我经过去二楼的楼梯，听见楼上有人。一个或几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一个高大的黑人正在用似乎属于我的搅拌器搅拌某种黄色果汁，他穿小背心和卡其布工装裤，一条吊带悬在一旁。另一个人走进我的视野，像是有人在噪音中喊了一句开拍。他走到水槽旁，坐在高脚凳上，开始对我说话。他也是黑人，头发剪得很短，有点胖，但比小背心男人还高大，他身穿品蓝丝绸正装，白色方巾像垂死花朵似的塞在胸袋里。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们。我没见过谁的皮鞋能这么闪闪发亮。黑红色，有些地方差不多就是黑色。我抬起头，发现他注意到我在欣赏他的鞋。
——乔治·布鲁蒂尼。
我想问这是不是乔治·阿玛尼的B片版，但转念一想，和牙买加人打交道，讽刺挖苦往往不是最明智的语气。
——哦，我说。
——你听我说，看见这位老兄了吗？他叫愣狗。他以为我找他是因为他擅长玩枪，但实际上我留着他是因为他做的果汁没人比得上，耶神做证。
——得了吧，老大。提醒咱现在只能去上烹饪学校了。
——最好报夜间班，哈哈。
穿丝绸正装的男人举起一根手指，打断我想说的话，虽说我根本没打算开口。他拿起玻璃杯，咕咚咕咚五大口喝光了里面的东西。
——芒果，他说。
——什么种类？小背心说。
——茱蒂丝和……等一等……咱知道的……东印度。
——耶神在上，老大，你肯定会心灵感应什么的。
——也可能咱是个特别懂芒果的乡下小子。来，给白小子倒一杯。
——我不怎么渴。
——咱问你渴不渴了吗？笑容陡然消失，嗖的一下没了。我发誓我只在牙买加人身上见过这个阵势，他们一个个都会。脸色突然间变得铁青。皱着眉头，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你。能吓得十岁孩童尿裤子。
——我觉得我可以喝一杯。
——很高兴听见你这么说，我的孩子。欢迎你享用你家冰箱里所有的牛奶、酸奶和新鲜水果。他血逼的，愣狗打开你该死的冰箱，我还以为你是连环杀手，冰箱里藏着尸体呢。
——说真的，老板，耗子居然还没在冰箱底下打洞，这可真是奇迹，小背心说。
——你知道你有一盒牛奶从一月放到现在吗？
——想自己做酸奶来着。
——这家伙会说单口相声，老板。
——哈哈，听着确实是，但也可能他本人就是个笑话。总而言之，同胞，你过来，让咱仔细看看你。
我坐在高脚凳上。我不知道直视他的双眼会让他佩服我还是会惹他生气。他开始绕着我转圈，就好像我是什么展品。我险些说博物馆要关门了，真的险些说。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觉得开玩笑能让这样的局面变得轻松，因为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发生，永远不可能。
——愣狗啊，咱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叫托尼·帕瓦罗蒂的人。
——你没跟我说过，但咱听说过他。哪个年轻人小时候没听说过托尼·帕瓦罗蒂呢？
——是啊，差不多十五年前了，咱一直在找你，你知道吗？
我花了足足三秒钟才意识到他在和我说话。
——但是尤比，你为什么要提起帕瓦罗蒂呢？他不是七七年就死了吗？还是七八年？
——七九年。1979年。愣狗，认识一下，这就是杀死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