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刚来就被逼到了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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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后,沈树人倒也不急着做事。这具身体才大病初愈,欲速则不达。
他先在侍女青芷的服侍下把晚饭吃完、洗漱收拾一番,从头到脚换身干净衣服。
同时见缝插针,不着行迹地向青芷了解更多近况。
比如,自从刚才他回想起父亲的身份后,心中就有个疑问:父亲既是户部的主事,按说是京官,怎么会在苏州老家呢?
若是因公还乡,具体因的什么公?
还好青芷对自家的事情倒也清楚,就一五一十说了:
原来,沈廷扬上个月又给皇帝上了一次奏章,内容依然是建议“漕运改海”。
这类奏章沈廷扬已经上过好几次了,原先都会被漕运总督朱大典阻挠,说海上风高浪急不可控、百万漕民衣食所系云云,皇帝也不便强推。
但最近山东地界也有流贼出没,皇帝不得不考虑运河被掐断的风险,就批准沈廷扬先回乡调研、小范围组织试点。如果明年能确认海运效果更好、也更省钱,再大规模推广。
沈树人听完,跟脑子里那点《明史》知识一印证,也就释然了——明末确实有过“漕运改海”这档子事儿。
看来沈廷扬还乡,确系正常户部公务,与国子监来信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时间上巧合撞一起了。
排除这一干扰选项后,沈树人也歇息够了,就让青芷领他去书房。
而他的新跟班沈福,也早已按老爷吩咐,把那封国子监来信,送到了少爷案头。
还有一些近日的朝廷邸报,也是沈树人刚才吩咐的,都准备好了放在一起。
沈福是府上老管家沈祥的儿子,原本已经外放、在一间经营朝鲜药材的店铺当掌柜。
少爷出事之后,老爷不放心儿子身边那些吃喝漂堵的帮闲,彻查清退了一些,换上靠谱老成的家人回来伺候。
沈树人听说这个情况后,心中也是暗喜:正好新跟班原先都跟少爷不熟,自己将来行事作风有变,他们也看不出破绽来。
一边想着这些,沈树人手头也不停,翻开文书仔细阅读起来。
很快,他就先从那封国子监“邀请函”里,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原来这次被邀请入监同学的,除我之外,还有漕运总督朱大典的侄儿朱光实,郑芝龙的长子郑森……
理由是今年即将开征‘练饷’,各地财政转运会更加困难。朝廷对‘为国运饷’出力较多的官员、士绅子弟予以优待,希望各方同心为国。”
沈树人看到这儿,先琢磨了一下。
信上提到的事儿,应该都是真的。
如今是崇祯十二年,明末三饷的最后一根稻草“练饷”,确实是从这年开始加征的,每年有七八百万两银子。
漕运总督朱大典虽然不亲自经商,但他家人都经商,而且专做承包漕运的生意。
而沈家也是富商出身,家里有黄海大沙船百余艘,沈廷扬是崇祯初年才买官转行的——所以他一直力推“漕运改海”。
当然,“漕运改海”确实能为朝廷省很多钱,但同时也是为自家海船队争取订单。因此朱大典家和沈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互相断人财路,这是最顶级的深仇大恨。
至于郑芝龙,地球人都知道,长江口以南的东亚海域都是他的,没必要多说。
说白了,信上提到的这三家都是当时的“水运物流巨头”,朝廷指望他们多出力呢。
但是,
如果沈树人一开始就先看到这封信的话,他倒是有可能轻信。
可现在他已亲眼目睹了郑鸿逵阻挠他去南京,事情真要这么简单,郑家紧张什么?
所以,这封信只能信一半。
事实部分可以信,动机部分不能信。
那么,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树人思索了一会儿,觉得这个问题单靠现有证据、还无法正面推导。
不过,倒是可以逆推出一些关节——
比如,他很容易想到,这信函上同时邀请了他和郑森,那就说明,郑芝龙极有可能不是在“阻挠他沈树人去南京”,而是想“让沈家当出头鸟率先装病抗命,然后让郑森也可以随大流不去南京”。
毕竟郑芝龙跟沈家无冤无仇,犯不着对付他这种晚辈。如此煞费苦心,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亲儿子。
但是,郑芝龙又为何惧怕送儿子去读书呢?沈树人愈发不解。
因为他熟读《明史》,知道历史上郑森在崇祯末年,就是去了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还拜在了钱谦益门下。
当然,或许没那么早——《明史》没直接写郑森去南京的年份,但钱谦益却是崇祯十四年才认识和娶的柳如是,当时钱谦益的案底还没销,依然在野。
所以郑森能拜师钱谦益,至少是崇祯十四年之后才去的。
如今,无非就是把这事儿提早了两三年。
难道郑芝龙是怕儿子被朝廷扣为人质?可为什么三年后他又不怕了呢?
……
沈树人抽丝剥茧,觉得孤证难以定案。于是把信搁在一边,准备先浮光掠影浏览一遍其他文书,争取找到更多启发。
越是擅长情报分析的人,越知道充分侦查比贸然推导更重要。
心中带着问题和猜想去看文书,效率果然很高,不过半炷香的工夫,沈树人就有了收获。
他从两张近期的朝廷邸报上,看到了两条重要的国家大事:
“月初,张献忠复反于郧阳、劫罗汝才于襄阳,于是九营俱反,湖广糜烂。左良玉紧急派兵围堵,被张献忠击败。”
“朝廷命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南下督师、火速接替熊文灿统筹中原六省剿贼军务。”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等贼降而复反!
回想起这一重要讯息后,沈树人立刻绞尽脑汁、试图将其与郑芝龙的异常联系起来,然后还真就发现了一种猜测。
当然,也仅仅是猜测。
所以沈廷扬也没打算再亲自严密求证,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他拿上邸报和信函,就直奔沈廷扬书房。
……
“这么晚,怎还不歇息?”
沈廷扬正在挑灯查阅历年漕运账目,看到儿子求见,颇有些意外。
沈树人也不解释,直接开门见山诈了一下:
“父亲,那郑家劝孩儿称病不去南京,是想让我们沈家带头抗命,然后他们郑家才好法不责众吧?这样既不会明着和朝廷撕破脸,又能防止他儿子被扣为人质,真是好算计。”
沈廷扬一愣,死死盯着儿子看,屋内安静得可怕。
良久之后,他才释然长叹:“一直以来倒是小看你了,你竟有如此眼光。罢了,说说吧,怎么看出来的。”
沈廷扬说着,还起身把书房门锁死。
若是平时,他只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别沾染这些阴谋诡计的破事。
但他最近有些焦头烂额,怕完不成使命,没法向杨阁老交代,所以有点病笃乱投医了。
今天儿子醒来之后,连续两次让他有些惊喜。他终于决定给个机会,关起门来坦诚交流。
沈树人见自己猜对了,更有信心地侃侃而谈:
“月初张献忠、罗汝才等复反,而这些逆贼,当年正是熊文灿主张诏安的。如今朝廷让杨嗣昌代替熊文灿督师六省,虽然还没明说怎么处置熊文灿,但以陛下的‘嫉恶如仇’,多半是要下狱问斩的。
而熊文灿当年能从福建巡抚高升到督师六省,靠的就是在福建时成功诏安郑芝龙的功绩。可惜成也诏安,败也诏安,他想一招鲜吃遍天,最后栽在张献忠手上。
一旦熊文灿下狱,其他被他招降的军阀、贼将,难免会人人自危,怕被认定为其党羽。
所以,朝廷希望这些军阀送子侄进京为质,防止相互猜忌、狗急跳墙。郑芝龙也看准了这一点,怕儿子被扣,才想方设法避开这个风口浪尖。”
沈树人一气呵成,把这番推理说完。
沈廷扬脸色数变,越听表情越精彩,最终忍不住赞叹:
“不错,这事你竟能猜出七八成准。不过,并不是‘朝廷’公论要扣降将质子——这是杨阁老私下交办的。
唉,陛下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根本想不到这种‘操切问罪熊文灿,会不会导致人心惶惶’的问题。
杨阁老却是没办法,六省剿贼军务都压在他身上。他唯恐再生出新的贼情,所以宁枉勿纵,能多拉一个军阀交出人质,就尽量多拉。
你生病之后的第六天,郑鸿逵就赶到咱府上探查虚实,因为他们也收到了国子监的邀请函,怀疑这只是幌子——他们还真没怀疑错。
如今大明海运,南有郑家,北有沈家。两家一起邀请,郑家便不易警觉。但我沈家忠于大明,也从不佣兵,所以你去南京,并不会被视为人质。真正的人质,只有郑森一人。当然,未来可能还有其他降将子弟。”
沈树人听到这儿,已经彻底明白杨嗣昌的局了。
说白了,拿《让子弹飞》来类比一下,杨嗣昌就是利用了沈家和郑家齐名、编个借口诱骗,拿沈家当“黄四郎”来打掩护,拿郑家当“城南两大家族”。
江湖惯例,“黄四郎出多少,城南两大家族也必须出多少。出得多、赚得多”。
事成之后,沈家的人质如数奉还,朝廷分郑家那点人质。
可惜,杨嗣昌计谋算得老辣,郑芝龙也不是吃素的。凭着天生的多疑和警觉,他依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而沈家的拖延,也有一定的责任——杨嗣昌本想利用信息不对称、打个时间差,趁郑家还不知道熊文灿要倒台,就先把郑森骗上路、生米煮成熟饭。
但沈树人的病,白白把这几天信息差浪费掉了。
如果沈家不补救,就可能被杨阁老穿小鞋。
如果补救得漂亮,到时候再汇报一下其中的曲折、完成得比预期更漂亮,就能收获阁老的一个大人情。
一想到这,沈树人自然有些担忧,于是就忍不住动用穿越者的先知,冒险向父亲建议:
“父亲,既然这事儿是杨阁老催办的,咱不如赌一把,别管郑家的劝说,继续强行送我去南京。我听说郑芝龙此人只想在海上称霸,并没有割据一方疆土的雄心,多半不敢造反。”
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最直白的解决办法——沈树人知道历史上郑芝龙没反,所以他敢赌。
但沈廷扬眉头一皱,很不赞同儿子的眼光:
“太冲动了!郑家没开口之前,这么做倒没什么。现在郑家开了口,我们却不给面子,郑家不会担心‘莫非朝廷真要对付我们,所以沈家得了风声,要撇清关系、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么?这岂不成了拱火浇油?
我沈廷扬一心忠于大明,我不担心郑家报复沈家,我担心的是害了大明江山!郑家一家虽不足惧,可如今已有那么多反贼同时起兵,东南财赋重地乱不得!
这事就算办不成,只要郑芝龙后续肯安分些,不送质子也没什么。无非就是我被杨阁老埋怨、以后没得升官罢了。但苟利大明江山,我的仕途又算得了什么!”
话说到这份上,沈树人也只能暂时沉默了。
确实,只要他没法直说“我知道历史”,沈廷扬的谨慎态度就很难扭转。
而且,这种谨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受此启发,沈树人忽然意识到了自己带来的蝴蝶效应:
历史上郑芝龙确实没反,也确实拖了三年才送儿子去当人质。
但历史上也没他沈树人的插手啊!
说不定,这具肉身原本就在崇祯十二年中暑死了。然后一了百了,杨嗣昌也没再计较,和稀泥混过去了。
可如今沈树人还活着,沈家在跟郑家拉扯一番后,再强行送他去南京,性质就不一样了,说不定真就成了逼反郑芝龙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确实不能赌。
想到这儿,沈树人也微微捏了把冷汗。
自己仗着读过《明史》,仓促之间看问题多少有些僵化教条。
以后决策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可不能再一味盲信史书,而要实事求是地结合局势变化推演。
沈树人也算知错就改,立刻表态:“既如此,孩儿回去再慢慢想办法,只要不刺激到郑家、又能找到借口去南京,就行了吧?”
沈廷扬这才欣慰点头:“话是如此,但不好找啊。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先好好养病吧。”
沈树人行礼告辞,便转身回屋,内心一边自我安慰:
这次的事如果做不好,虽然会被杨嗣昌埋怨,但明面上倒也不会落下什么罪过。
毕竟这是秘密交办的差事,不是朝廷正差。
而且,历史上杨嗣昌在两年之后,就会被张献忠用袭杀藩王之计陷害,忧惧而死。到时候他“小本本”上那点私账,也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无论杨嗣昌的人情还是埋怨,都只有“两年保质期”。
当然,如今距离崇祯上吊都只有四年半了,自己得抓紧一切机会快速建立势力,为将来的拯救汉人江山大业布局。
如此紧要关头,两年也非常宝贵了。所以只要有一线机会,就要竭尽全力办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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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后,沈树人倒也不急着做事。这具身体才大病初愈,欲速则不达。
他先在侍女青芷的服侍下把晚饭吃完、洗漱收拾一番,从头到脚换身干净衣服。
同时见缝插针,不着行迹地向青芷了解更多近况。
比如,自从刚才他回想起父亲的身份后,心中就有个疑问:父亲既是户部的主事,按说是京官,怎么会在苏州老家呢?
若是因公还乡,具体因的什么公?
还好青芷对自家的事情倒也清楚,就一五一十说了:
原来,沈廷扬上个月又给皇帝上了一次奏章,内容依然是建议“漕运改海”。
这类奏章沈廷扬已经上过好几次了,原先都会被漕运总督朱大典阻挠,说海上风高浪急不可控、百万漕民衣食所系云云,皇帝也不便强推。
但最近山东地界也有流贼出没,皇帝不得不考虑运河被掐断的风险,就批准沈廷扬先回乡调研、小范围组织试点。如果明年能确认海运效果更好、也更省钱,再大规模推广。
沈树人听完,跟脑子里那点《明史》知识一印证,也就释然了——明末确实有过“漕运改海”这档子事儿。
看来沈廷扬还乡,确系正常户部公务,与国子监来信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时间上巧合撞一起了。
排除这一干扰选项后,沈树人也歇息够了,就让青芷领他去书房。
而他的新跟班沈福,也早已按老爷吩咐,把那封国子监来信,送到了少爷案头。
还有一些近日的朝廷邸报,也是沈树人刚才吩咐的,都准备好了放在一起。
沈福是府上老管家沈祥的儿子,原本已经外放、在一间经营朝鲜药材的店铺当掌柜。
少爷出事之后,老爷不放心儿子身边那些吃喝漂堵的帮闲,彻查清退了一些,换上靠谱老成的家人回来伺候。
沈树人听说这个情况后,心中也是暗喜:正好新跟班原先都跟少爷不熟,自己将来行事作风有变,他们也看不出破绽来。
一边想着这些,沈树人手头也不停,翻开文书仔细阅读起来。
很快,他就先从那封国子监“邀请函”里,捕捉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原来这次被邀请入监同学的,除我之外,还有漕运总督朱大典的侄儿朱光实,郑芝龙的长子郑森……
理由是今年即将开征‘练饷’,各地财政转运会更加困难。朝廷对‘为国运饷’出力较多的官员、士绅子弟予以优待,希望各方同心为国。”
沈树人看到这儿,先琢磨了一下。
信上提到的事儿,应该都是真的。
如今是崇祯十二年,明末三饷的最后一根稻草“练饷”,确实是从这年开始加征的,每年有七八百万两银子。
漕运总督朱大典虽然不亲自经商,但他家人都经商,而且专做承包漕运的生意。
而沈家也是富商出身,家里有黄海大沙船百余艘,沈廷扬是崇祯初年才买官转行的——所以他一直力推“漕运改海”。
当然,“漕运改海”确实能为朝廷省很多钱,但同时也是为自家海船队争取订单。因此朱大典家和沈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互相断人财路,这是最顶级的深仇大恨。
至于郑芝龙,地球人都知道,长江口以南的东亚海域都是他的,没必要多说。
说白了,信上提到的这三家都是当时的“水运物流巨头”,朝廷指望他们多出力呢。
但是,
如果沈树人一开始就先看到这封信的话,他倒是有可能轻信。
可现在他已亲眼目睹了郑鸿逵阻挠他去南京,事情真要这么简单,郑家紧张什么?
所以,这封信只能信一半。
事实部分可以信,动机部分不能信。
那么,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树人思索了一会儿,觉得这个问题单靠现有证据、还无法正面推导。
不过,倒是可以逆推出一些关节——
比如,他很容易想到,这信函上同时邀请了他和郑森,那就说明,郑芝龙极有可能不是在“阻挠他沈树人去南京”,而是想“让沈家当出头鸟率先装病抗命,然后让郑森也可以随大流不去南京”。
毕竟郑芝龙跟沈家无冤无仇,犯不着对付他这种晚辈。如此煞费苦心,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亲儿子。
但是,郑芝龙又为何惧怕送儿子去读书呢?沈树人愈发不解。
因为他熟读《明史》,知道历史上郑森在崇祯末年,就是去了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还拜在了钱谦益门下。
当然,或许没那么早——《明史》没直接写郑森去南京的年份,但钱谦益却是崇祯十四年才认识和娶的柳如是,当时钱谦益的案底还没销,依然在野。
所以郑森能拜师钱谦益,至少是崇祯十四年之后才去的。
如今,无非就是把这事儿提早了两三年。
难道郑芝龙是怕儿子被朝廷扣为人质?可为什么三年后他又不怕了呢?
……
沈树人抽丝剥茧,觉得孤证难以定案。于是把信搁在一边,准备先浮光掠影浏览一遍其他文书,争取找到更多启发。
越是擅长情报分析的人,越知道充分侦查比贸然推导更重要。
心中带着问题和猜想去看文书,效率果然很高,不过半炷香的工夫,沈树人就有了收获。
他从两张近期的朝廷邸报上,看到了两条重要的国家大事:
“月初,张献忠复反于郧阳、劫罗汝才于襄阳,于是九营俱反,湖广糜烂。左良玉紧急派兵围堵,被张献忠击败。”
“朝廷命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南下督师、火速接替熊文灿统筹中原六省剿贼军务。”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等贼降而复反!
回想起这一重要讯息后,沈树人立刻绞尽脑汁、试图将其与郑芝龙的异常联系起来,然后还真就发现了一种猜测。
当然,也仅仅是猜测。
所以沈廷扬也没打算再亲自严密求证,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他拿上邸报和信函,就直奔沈廷扬书房。
……
“这么晚,怎还不歇息?”
沈廷扬正在挑灯查阅历年漕运账目,看到儿子求见,颇有些意外。
沈树人也不解释,直接开门见山诈了一下:
“父亲,那郑家劝孩儿称病不去南京,是想让我们沈家带头抗命,然后他们郑家才好法不责众吧?这样既不会明着和朝廷撕破脸,又能防止他儿子被扣为人质,真是好算计。”
沈廷扬一愣,死死盯着儿子看,屋内安静得可怕。
良久之后,他才释然长叹:“一直以来倒是小看你了,你竟有如此眼光。罢了,说说吧,怎么看出来的。”
沈廷扬说着,还起身把书房门锁死。
若是平时,他只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别沾染这些阴谋诡计的破事。
但他最近有些焦头烂额,怕完不成使命,没法向杨阁老交代,所以有点病笃乱投医了。
今天儿子醒来之后,连续两次让他有些惊喜。他终于决定给个机会,关起门来坦诚交流。
沈树人见自己猜对了,更有信心地侃侃而谈:
“月初张献忠、罗汝才等复反,而这些逆贼,当年正是熊文灿主张诏安的。如今朝廷让杨嗣昌代替熊文灿督师六省,虽然还没明说怎么处置熊文灿,但以陛下的‘嫉恶如仇’,多半是要下狱问斩的。
而熊文灿当年能从福建巡抚高升到督师六省,靠的就是在福建时成功诏安郑芝龙的功绩。可惜成也诏安,败也诏安,他想一招鲜吃遍天,最后栽在张献忠手上。
一旦熊文灿下狱,其他被他招降的军阀、贼将,难免会人人自危,怕被认定为其党羽。
所以,朝廷希望这些军阀送子侄进京为质,防止相互猜忌、狗急跳墙。郑芝龙也看准了这一点,怕儿子被扣,才想方设法避开这个风口浪尖。”
沈树人一气呵成,把这番推理说完。
沈廷扬脸色数变,越听表情越精彩,最终忍不住赞叹:
“不错,这事你竟能猜出七八成准。不过,并不是‘朝廷’公论要扣降将质子——这是杨阁老私下交办的。
唉,陛下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根本想不到这种‘操切问罪熊文灿,会不会导致人心惶惶’的问题。
杨阁老却是没办法,六省剿贼军务都压在他身上。他唯恐再生出新的贼情,所以宁枉勿纵,能多拉一个军阀交出人质,就尽量多拉。
你生病之后的第六天,郑鸿逵就赶到咱府上探查虚实,因为他们也收到了国子监的邀请函,怀疑这只是幌子——他们还真没怀疑错。
如今大明海运,南有郑家,北有沈家。两家一起邀请,郑家便不易警觉。但我沈家忠于大明,也从不佣兵,所以你去南京,并不会被视为人质。真正的人质,只有郑森一人。当然,未来可能还有其他降将子弟。”
沈树人听到这儿,已经彻底明白杨嗣昌的局了。
说白了,拿《让子弹飞》来类比一下,杨嗣昌就是利用了沈家和郑家齐名、编个借口诱骗,拿沈家当“黄四郎”来打掩护,拿郑家当“城南两大家族”。
江湖惯例,“黄四郎出多少,城南两大家族也必须出多少。出得多、赚得多”。
事成之后,沈家的人质如数奉还,朝廷分郑家那点人质。
可惜,杨嗣昌计谋算得老辣,郑芝龙也不是吃素的。凭着天生的多疑和警觉,他依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而沈家的拖延,也有一定的责任——杨嗣昌本想利用信息不对称、打个时间差,趁郑家还不知道熊文灿要倒台,就先把郑森骗上路、生米煮成熟饭。
但沈树人的病,白白把这几天信息差浪费掉了。
如果沈家不补救,就可能被杨阁老穿小鞋。
如果补救得漂亮,到时候再汇报一下其中的曲折、完成得比预期更漂亮,就能收获阁老的一个大人情。
一想到这,沈树人自然有些担忧,于是就忍不住动用穿越者的先知,冒险向父亲建议:
“父亲,既然这事儿是杨阁老催办的,咱不如赌一把,别管郑家的劝说,继续强行送我去南京。我听说郑芝龙此人只想在海上称霸,并没有割据一方疆土的雄心,多半不敢造反。”
这是最容易想到也最直白的解决办法——沈树人知道历史上郑芝龙没反,所以他敢赌。
但沈廷扬眉头一皱,很不赞同儿子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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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就算办不成,只要郑芝龙后续肯安分些,不送质子也没什么。无非就是我被杨阁老埋怨、以后没得升官罢了。但苟利大明江山,我的仕途又算得了什么!”
话说到这份上,沈树人也只能暂时沉默了。
确实,只要他没法直说“我知道历史”,沈廷扬的谨慎态度就很难扭转。
而且,这种谨慎也不是完全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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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郑芝龙确实没反,也确实拖了三年才送儿子去当人质。
但历史上也没他沈树人的插手啊!
说不定,这具肉身原本就在崇祯十二年中暑死了。然后一了百了,杨嗣昌也没再计较,和稀泥混过去了。
可如今沈树人还活着,沈家在跟郑家拉扯一番后,再强行送他去南京,性质就不一样了,说不定真就成了逼反郑芝龙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确实不能赌。
想到这儿,沈树人也微微捏了把冷汗。
自己仗着读过《明史》,仓促之间看问题多少有些僵化教条。
以后决策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可不能再一味盲信史书,而要实事求是地结合局势变化推演。
沈树人也算知错就改,立刻表态:“既如此,孩儿回去再慢慢想办法,只要不刺激到郑家、又能找到借口去南京,就行了吧?”
沈廷扬这才欣慰点头:“话是如此,但不好找啊。你有这份心就够了,先好好养病吧。”
沈树人行礼告辞,便转身回屋,内心一边自我安慰:
这次的事如果做不好,虽然会被杨嗣昌埋怨,但明面上倒也不会落下什么罪过。
毕竟这是秘密交办的差事,不是朝廷正差。
而且,历史上杨嗣昌在两年之后,就会被张献忠用袭杀藩王之计陷害,忧惧而死。到时候他“小本本”上那点私账,也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无论杨嗣昌的人情还是埋怨,都只有“两年保质期”。
当然,如今距离崇祯上吊都只有四年半了,自己得抓紧一切机会快速建立势力,为将来的拯救汉人江山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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