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章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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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华年来说，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日这一天，与他在乡下度过的其它日子没有什么不同。时钟刚刚指向六点半，他和伙房里的同伴们便站到了窗口边。在此之前，荔川县五七干校的学员们早已齐刷刷地来到了伙房前，排队购买早餐。
岑华年和搭档章兴华紧张地忙碌着。他负责卖馒头，一只手收餐券，一只手用筷子将馒头叉给就餐者。章兴华负责打稀饭，每人一瓢，用他的话说是“就这么多，叫唤也不多给”。看着岑华年围着陈旧的围裙，穿着打了补丁的解放鞋，头发胡子生得老长，谁都难以想象，他原先曾是一个有着六百名学生、数十名教职员工的完全小学的校长。
但这些对岑华年来说都成了过去。现在的他，是一个在这间伙房里劳动了三年多的炊事员。数百人吃饭，就四个炊事员，可以说每天忙个不停。由于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晚七点多方能收拾完毕，故此章兴华私底下免不了抱怨，说干校的那些负责的简直是把人当牛使。
章兴华的牢骚自然会飘进岑华年的耳朵，但他只是听，既不反对，亦不附和。他不是没有同感，只是觉得自己的分量和处境比不得章兴华，不能像他那样放炮，尤其是他觉得，比较在大田里作业的众多校友，自己还算是舒服的，至少是在室内劳动，无须顶风冒雨，不能人在福中不知福。
也正是因此，他很感激当年的邮递员老刘，不是作为校部头头之一的他一力照顾，这个炊事员的差事是轮不到自己的。真要到大田里去作业，整天一声泥水，累得腰酸背痛，肯定吃不消。
早餐终于卖完，炊事员们也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可就在岑华年拿着馒头、端着稀饭在灶台前坐下来时，校部政工组干事蒋明走了进来，眼睛四下张望着，口里则一连声地叫喊着：
“岑华年，岑华年呢？”
“啊，我在这。”听到蒋明的呼叫，岑华年站起身来。
“你怎么还在吃饭？”看着嘴里咽着馒头的岑华年，蒋明皱了下眉头。
“这不才卖完饭吗？”看着他生硬的态度，岑华年未及开口，边上的章兴华却不耐烦了。
他早就看不惯这小子小人得志的样子，一直想找个机会修理他几句。本也是，岑校长都多大年纪了，这小子居然一口一个“岑华年”，就算犯的错误再严重，叫个“老岑”也是可以的吧，足见这小子缺教养，不知天高地厚。
听着章兴华没好气的回答，蒋明有点不快了，但他忍了一下，没有发作。他知道对方是个不怕事的主，虽说党籍还挂着，但听校革委主任说，由于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再过一阵子就会从这里“毕业”出去，甚至极有可能重操旧业，当他的交通局长。故此，他便像没听见似的对岑华年说道：“你快点吃，吃完到政工组来一下，有重要事情。”
“好的。”岑华年虽然与炊事班的其他人一样，不喜欢这个谄上欺下的年轻人，但底气到底比章兴华差许多，便顺从地应了声。
“哼。”蒋明甚为不满地瞥了一眼章兴华，板着脸朝校部走去。
“老岑，政工组找你会有什么事？”
“不会是让你‘毕业'吧？”
“真要那样，就好了啊！”
看着蒋明出了伙房门，所有的伙伴都围了过来。在这里，他们呆得长的已有四年，短的也有二年多。尽管从去年起他们都已较少被提审，不再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但毕竟有家不能回，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听着同伴们的议论，岑华年无话可说。他能说什么呢？
来干校四年多，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写检查，而且写检查时要按照校部的要求，将自己的问题升级再升级、上纲再上纲，帽子大得吓人，搞到最后，连自己究竟犯了何种错误都搞不清楚了，唯一清楚的就是自己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
当然，说在这里一点收获也没有，也不是那么回事。至少，由于要接连不断地写检查，书法得到了长进，有一阵，由于他的字写得好，不少校友竟将他刚刚贴上的公开检查偷偷撕了去收藏起来，惹得校部负责人知道后大发脾气，搞得他灰头土脸，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岑校长，你快去吧，”看着岑华年喝下了最后一口稀饭，炊事班长在边上提醒道，“去迟了那帮人又要给你脸色看了。”
可不？岑华年深以为然。他抹了抹嘴巴，脱下围裙，向着校部走去。
炊事班长提醒得没错，校部政工组办公室内已有人在那儿等着，除蒋明外，还有两个面孔陌生、手拿皮包的人，一年长一年轻，一看就是来外调的。
看着岑华年进来，蒋明指了指房子中事先安放好的椅子。
岑华年在椅子上坐下来，等着发问。在干校，他接受过若干次外调人员的询问，已见惯不惊，很有经验了。
房间内出现了岑华年再熟悉不过的静谧。有一会后，外调者方开了口：“你就是岑华年吧？”
“是。”岑华年非常简洁地回答道。
“一直在荔川人民小学任教？”外调者又问。
“是。”岑华年的回答仍只有一个字。他知道，这不过是老套套，跟着便会有实质性的问题抛过来。
果然，两个外调者互视一眼后，亮明了来意：“认识龚和平吗？”
“龚和平？认识呀。”突然听到这个名字，岑华年不觉一怔。跟着一个念头便掠过脑际：莫非他也出事了？
“什么时候？”外调者不容他多想。
“一九四九年。”由于是亲身经历过的，故此回答毫不拖泥带水。
“地点？”
“人民小学。”
“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听着这话，岑华年又是一怔。
“怎么，不记得了？”见他这个样子，外调者心生疑惑了，手中的笔不由得停止了记录。
“啊，记得，怎么不记得。”岑华年闻言，连忙回答。对龚和平，他哪能不记得呢？尽管后者调往贵州已有若干年，但其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不仅是因为龚是他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还在于这位当年的荔川县副县长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和关怀，使他真正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的温暖。
岑华年来说，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日这一天，与他在乡下度过的其它日子没有什么不同。时钟刚刚指向六点半，他和伙房里的同伴们便站到了窗口边。在此之前，荔川县五七干校的学员们早已齐刷刷地来到了伙房前，排队购买早餐。
岑华年和搭档章兴华紧张地忙碌着。他负责卖馒头，一只手收餐券，一只手用筷子将馒头叉给就餐者。章兴华负责打稀饭，每人一瓢，用他的话说是“就这么多，叫唤也不多给”。看着岑华年围着陈旧的围裙，穿着打了补丁的解放鞋，头发胡子生得老长，谁都难以想象，他原先曾是一个有着六百名学生、数十名教职员工的完全小学的校长。
但这些对岑华年来说都成了过去。现在的他，是一个在这间伙房里劳动了三年多的炊事员。数百人吃饭，就四个炊事员，可以说每天忙个不停。由于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晚七点多方能收拾完毕，故此章兴华私底下免不了抱怨，说干校的那些负责的简直是把人当牛使。
章兴华的牢骚自然会飘进岑华年的耳朵，但他只是听，既不反对，亦不附和。他不是没有同感，只是觉得自己的分量和处境比不得章兴华，不能像他那样放炮，尤其是他觉得，比较在大田里作业的众多校友，自己还算是舒服的，至少是在室内劳动，无须顶风冒雨，不能人在福中不知福。
也正是因此，他很感激当年的邮递员老刘，不是作为校部头头之一的他一力照顾，这个炊事员的差事是轮不到自己的。真要到大田里去作业，整天一声泥水，累得腰酸背痛，肯定吃不消。
早餐终于卖完，炊事员们也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可就在岑华年拿着馒头、端着稀饭在灶台前坐下来时，校部政工组干事蒋明走了进来，眼睛四下张望着，口里则一连声地叫喊着：
“岑华年，岑华年呢？”
“啊，我在这。”听到蒋明的呼叫，岑华年站起身来。
“你怎么还在吃饭？”看着嘴里咽着馒头的岑华年，蒋明皱了下眉头。
“这不才卖完饭吗？”看着他生硬的态度，岑华年未及开口，边上的章兴华却不耐烦了。
他早就看不惯这小子小人得志的样子，一直想找个机会修理他几句。本也是，岑校长都多大年纪了，这小子居然一口一个“岑华年”，就算犯的错误再严重，叫个“老岑”也是可以的吧，足见这小子缺教养，不知天高地厚。
听着章兴华没好气的回答，蒋明有点不快了，但他忍了一下，没有发作。他知道对方是个不怕事的主，虽说党籍还挂着，但听校革委主任说，由于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再过一阵子就会从这里“毕业”出去，甚至极有可能重操旧业，当他的交通局长。故此，他便像没听见似的对岑华年说道：“你快点吃，吃完到政工组来一下，有重要事情。”
“好的。”岑华年虽然与炊事班的其他人一样，不喜欢这个谄上欺下的年轻人，但底气到底比章兴华差许多，便顺从地应了声。
“哼。”蒋明甚为不满地瞥了一眼章兴华，板着脸朝校部走去。
“老岑，政工组找你会有什么事？”
“不会是让你‘毕业'吧？”
“真要那样，就好了啊！”
看着蒋明出了伙房门，所有的伙伴都围了过来。在这里，他们呆得长的已有四年，短的也有二年多。尽管从去年起他们都已较少被提审，不再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但毕竟有家不能回，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听着同伴们的议论，岑华年无话可说。他能说什么呢？
来干校四年多，每天除了劳动，就是写检查，而且写检查时要按照校部的要求，将自己的问题升级再升级、上纲再上纲，帽子大得吓人，搞到最后，连自己究竟犯了何种错误都搞不清楚了，唯一清楚的就是自己是一个有严重问题的人。
当然，说在这里一点收获也没有，也不是那么回事。至少，由于要接连不断地写检查，书法得到了长进，有一阵，由于他的字写得好，不少校友竟将他刚刚贴上的公开检查偷偷撕了去收藏起来，惹得校部负责人知道后大发脾气，搞得他灰头土脸，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岑校长，你快去吧，”看着岑华年喝下了最后一口稀饭，炊事班长在边上提醒道，“去迟了那帮人又要给你脸色看了。”
可不？岑华年深以为然。他抹了抹嘴巴，脱下围裙，向着校部走去。
炊事班长提醒得没错，校部政工组办公室内已有人在那儿等着，除蒋明外，还有两个面孔陌生、手拿皮包的人，一年长一年轻，一看就是来外调的。
看着岑华年进来，蒋明指了指房子中事先安放好的椅子。
岑华年在椅子上坐下来，等着发问。在干校，他接受过若干次外调人员的询问，已见惯不惊，很有经验了。
房间内出现了岑华年再熟悉不过的静谧。有一会后，外调者方开了口：“你就是岑华年吧？”
“是。”岑华年非常简洁地回答道。
“一直在荔川人民小学任教？”外调者又问。
“是。”岑华年的回答仍只有一个字。他知道，这不过是老套套，跟着便会有实质性的问题抛过来。
果然，两个外调者互视一眼后，亮明了来意：“认识龚和平吗？”
“龚和平？认识呀。”突然听到这个名字，岑华年不觉一怔。跟着一个念头便掠过脑际：莫非他也出事了？
“什么时候？”外调者不容他多想。
“一九四九年。”由于是亲身经历过的，故此回答毫不拖泥带水。
“地点？”
“人民小学。”
“怎么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听着这话，岑华年又是一怔。
“怎么，不记得了？”见他这个样子，外调者心生疑惑了，手中的笔不由得停止了记录。
“啊，记得，怎么不记得。”岑华年闻言，连忙回答。对龚和平，他哪能不记得呢？尽管后者调往贵州已有若干年，但其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不仅是因为龚是他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还在于这位当年的荔川县副县长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和关怀，使他真正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