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三章 疑点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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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去看看尸体就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杨宝佑如果不是凶手，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真凶，怎么才能证明他无罪，怎么才能避免一起冤假错案。
韩均接过鼠标，再次调出杨宝佑照片，淡淡地问：“办案人员走访询问了解到什么情况？”
“案发前两天，被害人因两家之间的灌溉渠年久失修，往南也就是往她家宅基地移了十几厘米，与杨宝佑发生激烈争执。吵得很厉害，周围邻居都知道。”
农民对土地十分看重，尤其两块地之间的地垄，常常成为邻里矛盾的导火索。
韩均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的，这种事见多了，一脸不解地问：“水渠坍塌，宅基地面积减少，应该去找打水放水的，或者找村干部，她怎么会跟杨宝佑吵起来？”
邓南晴苦笑着解释道：“杨宝佑就是负责她们那一片灌溉的，水泵安在两家之间的小河边。另外两家关系说好不好，说坏也不是特别差。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得面红耳赤。两家有什么事情呢，又相互来往。
比如杨宝佑妻子得癌症去世，杨宝佑60岁，杨宝佑二儿子40岁，杨宝佑大孙女考上大学请客，被害人不仅去了，而且借碗、借方桌、借凳子，晚上还让杨家离得比较远，回去不太方便的亲戚借宿。
另外被害人的儿子，可以说是杨宝佑孙女帮着带大的。小时候常在杨家玩、在杨家吃；被害人家有什么事也叫杨家人，杨家人多。甚至要专门准备一桌酒菜。”
韩均理所当然地说道：“好亲不如近邻，我们老家一样。不管平时吵多凶，有事都给面子、都送人情。抬头不见低头见，极少有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毕竟老一辈有矛盾，小一辈还要相处。”
邓南晴同样认为不能光凭这一点就断定杨宝佑有杀人动机，低声道：“杨宝佑两个儿子一个在县城买房，一个在镇里买房，大孙女又考上大学，日子过得比较红火。而十年前，因为孩子多、负担大，杨家经济条件远不如吴家。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差距一下子拉这么大，村民反应陈夕凤非常妒忌，两家关系大不如以前。尤其案发前一两年，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杨宝佑吵。但又像您刚才说得一样，吵完没过几天又说话。”
“她应该没上几年学吧？”
“小学没毕业，没什么文化。”
想到小时候老家有一个“吵遍全村无敌手”，连村干部都绕着走的妇女，韩均又问道：“她在家是不是很强势，丈夫是不是对她言听计从？”
“是的。很强势，同时很能干，一个人种十几亩地，很多大男人都不如她。”
“公公婆婆呢”
“公公几年前病逝。婆婆健在，婆媳关系很紧张。陈夕凤对她意见非常大，认为老人偏袒老二。偏袒小姑子，不帮她干农活。不帮她带孩子，不在一起住。平时不怎么来往。”
姜怡冷不丁来了句：“不孝顺！”
韩均回头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得那样，谁不想做孝子，谁不想做孝顺媳妇，谁希望被人戳着脊梁骨？在农村，孝顺不仅要长辈值得晚辈去孝顺，同时要有孝顺的资本。如果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忙得连饭都吃不上，累都像狗一样，你让她怎么去孝顺？”
“师傅，您同情她？”
小时候日子过得太苦，韩均不由想起早不在双亲，想起跟母亲一样吃苦耐劳的姐姐，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同情所有付出很多，却没得到应有回报的农民。他们想赚点钱太难，饿是饿不着，但不能生病，不能遇到什么事，不然日子真没法过。”
因病返贫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个话题太沉重。
夏莫青接过话茬，若有所思地说：“材料显示每次矛盾几乎都是陈夕凤挑起的，杨宝佑虽然没忍气吞声，每次都针锋相对跟她吵，但可以算受够了被害人的窝囊气，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有作案动机的。”
韩均不会轻易下定论，似笑非笑地问：“测谎结果怎么解释？”
“谎话说一万遍就会变成真话，自我催眠，自己哄自己，测不出来并非没有可能，现实中有这样的案例。所以心理测试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证据。”
夏莫青顿了顿，继续说道：“另外这个案子有其特殊性，被害人前额的伤很轻微，仅造成一小块淤青，颅骨没受损，连皮都没破，换言之，她是摔死的。嫌疑人完全可能基于这一点，感觉很坦然，拥有其他命案嫌疑人所没有的心理素质。”
邓南晴补充道：“其他村民不可能作案，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案发现场提取到杨宝佑足迹和指纹，杨宝佑又承认其偷用过钉耙。天底下没那么多巧合，这个说法很难让人相信，所以专案组认为是他干的。
考虑到致命伤在后脑勺，同时为了尽快结案，第三次移交检察院时不再以故意杀人，而是以故意伤害罪移交起诉。检察院顶着压力再次打回去了，再次要求县局补充侦查。从故意杀人变成故意伤害，再到三个月前的意外致人死亡，罪名一次比一次轻，杨宝佑一次又一次不承认，坚称他是被冤枉的。”
检察院坚持原则，县公安局显得很儿戏。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这种情况可以算是一种进步。至少能看出警察没刑讯逼供，地方领导没干涉公检法办案。
韩均沉思了片刻，突然转身笑道：“肖博士，说说你的看法。”
县局进退两难、被搞得焦头烂额，市局束手无策，省厅没把握不好表态，连人才济济的公安部初查组都知难而退，我能有什么看法？
肖晨雨暗叹了一口气，摇头苦笑道：“教授，我感觉我们不是在分析案情，而是在研究能否适用‘疑罪从无’的法律问题。”
“一语中的！”
韩均“啪”一声猛拍了下桌子，爽朗地笑道：“疑罪从无，指得是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应推定被告人无罪。在法庭上，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案子恰恰相反，至少从表面上看证据是充分的，就算杨宝佑坚称其无辜，法庭依然可作出有最判决。之所以拖到现在，完全由于那份不能作为证据的测谎报告。检察院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提起公诉。直接导致公安局知法犯法，超期羁押。”
肖晨雨忍不住笑问道：“教授，如果您是法官，您会怎么判？”
“案子不是没到法院吗。”
“我是说如果。”
韩均权衡了一番，很纠结地说：“如果到了法院，如果我是主审法官，我会毫不犹豫判他有罪，尽管心里非常清楚他很可能是无辜的。”
“万一不是他干的，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他干，那不成冤假错案了？”
“是的，但法官要对法律负责，只要程序没问题，法律条款适用得当，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另外我是持美国执照的律师，只可能担任美国法官，不可能成为中国法官，杀人罪名到底成不成立，陪审团说了算。”
肖晨雨苦笑道：“程序正义。”
“所以美国一样有冤假错案，美国法官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不需要道歉，只需要表示遗憾。”
姜怡被搞得啼笑皆非，撅着小嘴嘀咕道：“师傅，您现在是警察，不是法官！”
韩大教授重重点了头，一脸严肃地说：“所以我们接下来不仅要查清真相，更要寻找证据。不管是证明其杀人的证据，还是其没杀人的证据。”
李惠只是学员，不是正式警察，没资格开口，一直保持沉默。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问道：“时间过去这么久，怎么查，怎么寻找证据？”
“没办法也要想办法。”
韩大教授站起身，走进卫生间拿出拖把，比划道：“其实这个案子并非没有疑点，因为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人用钉耙柄去砸人的，一是挥起来不顺手，耙钉很容易勾到自己，甚至会伤害到自己；二来钉耙柄是竹杆做的，不容易给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
如果我要用钉耙吓唬人，肯定会反过来，抓着竹柄，挥起铁制耙头去砸。如果想杀人，肯定像翻地一样，用尖锐的耙尖往对方头上招呼。抓着下面，用上面敲，哪里不像杀人，像是在跟对方开玩笑。”
夏莫青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指纹方向能对上。”
“这很正常，干完活儿，有人把钉耙扛在肩上，有人这么拿。总之，怎么顺手怎么拿，又没有什么规范。”
韩大教授把拖把放到一边，接着道：“另外杨宝佑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坐在家里等警察抓。况且像他那样60多岁快70，斗大字不认识几个，很可能都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农民，根本不可能骗过测谎仪。”
“您认为他是冤枉的？”
“不光我认为，估计检察官和县局办案人员都这么认为，只是破案压力太大，又没查到真凶，担心没法向被害人家属交代，不敢轻易放人罢了。”(未完待续。。)
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去看看尸体就能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杨宝佑如果不是凶手，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真凶，怎么才能证明他无罪，怎么才能避免一起冤假错案。
韩均接过鼠标，再次调出杨宝佑照片，淡淡地问：“办案人员走访询问了解到什么情况？”
“案发前两天，被害人因两家之间的灌溉渠年久失修，往南也就是往她家宅基地移了十几厘米，与杨宝佑发生激烈争执。吵得很厉害，周围邻居都知道。”
农民对土地十分看重，尤其两块地之间的地垄，常常成为邻里矛盾的导火索。
韩均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的，这种事见多了，一脸不解地问：“水渠坍塌，宅基地面积减少，应该去找打水放水的，或者找村干部，她怎么会跟杨宝佑吵起来？”
邓南晴苦笑着解释道：“杨宝佑就是负责她们那一片灌溉的，水泵安在两家之间的小河边。另外两家关系说好不好，说坏也不是特别差。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得面红耳赤。两家有什么事情呢，又相互来往。
比如杨宝佑妻子得癌症去世，杨宝佑60岁，杨宝佑二儿子40岁，杨宝佑大孙女考上大学请客，被害人不仅去了，而且借碗、借方桌、借凳子，晚上还让杨家离得比较远，回去不太方便的亲戚借宿。
另外被害人的儿子，可以说是杨宝佑孙女帮着带大的。小时候常在杨家玩、在杨家吃；被害人家有什么事也叫杨家人，杨家人多。甚至要专门准备一桌酒菜。”
韩均理所当然地说道：“好亲不如近邻，我们老家一样。不管平时吵多凶，有事都给面子、都送人情。抬头不见低头见，极少有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毕竟老一辈有矛盾，小一辈还要相处。”
邓南晴同样认为不能光凭这一点就断定杨宝佑有杀人动机，低声道：“杨宝佑两个儿子一个在县城买房，一个在镇里买房，大孙女又考上大学，日子过得比较红火。而十年前，因为孩子多、负担大，杨家经济条件远不如吴家。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差距一下子拉这么大，村民反应陈夕凤非常妒忌，两家关系大不如以前。尤其案发前一两年，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跟杨宝佑吵。但又像您刚才说得一样，吵完没过几天又说话。”
“她应该没上几年学吧？”
“小学没毕业，没什么文化。”
想到小时候老家有一个“吵遍全村无敌手”，连村干部都绕着走的妇女，韩均又问道：“她在家是不是很强势，丈夫是不是对她言听计从？”
“是的。很强势，同时很能干，一个人种十几亩地，很多大男人都不如她。”
“公公婆婆呢”
“公公几年前病逝。婆婆健在，婆媳关系很紧张。陈夕凤对她意见非常大，认为老人偏袒老二。偏袒小姑子，不帮她干农活。不帮她带孩子，不在一起住。平时不怎么来往。”
姜怡冷不丁来了句：“不孝顺！”
韩均回头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说：“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得那样，谁不想做孝子，谁不想做孝顺媳妇，谁希望被人戳着脊梁骨？在农村，孝顺不仅要长辈值得晚辈去孝顺，同时要有孝顺的资本。如果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忙得连饭都吃不上，累都像狗一样，你让她怎么去孝顺？”
“师傅，您同情她？”
小时候日子过得太苦，韩均不由想起早不在双亲，想起跟母亲一样吃苦耐劳的姐姐，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同情所有付出很多，却没得到应有回报的农民。他们想赚点钱太难，饿是饿不着，但不能生病，不能遇到什么事，不然日子真没法过。”
因病返贫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个话题太沉重。
夏莫青接过话茬，若有所思地说：“材料显示每次矛盾几乎都是陈夕凤挑起的，杨宝佑虽然没忍气吞声，每次都针锋相对跟她吵，但可以算受够了被害人的窝囊气，从这一点上看，他是有作案动机的。”
韩均不会轻易下定论，似笑非笑地问：“测谎结果怎么解释？”
“谎话说一万遍就会变成真话，自我催眠，自己哄自己，测不出来并非没有可能，现实中有这样的案例。所以心理测试结果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证据。”
夏莫青顿了顿，继续说道：“另外这个案子有其特殊性，被害人前额的伤很轻微，仅造成一小块淤青，颅骨没受损，连皮都没破，换言之，她是摔死的。嫌疑人完全可能基于这一点，感觉很坦然，拥有其他命案嫌疑人所没有的心理素质。”
邓南晴补充道：“其他村民不可能作案，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近乎为零，案发现场提取到杨宝佑足迹和指纹，杨宝佑又承认其偷用过钉耙。天底下没那么多巧合，这个说法很难让人相信，所以专案组认为是他干的。
考虑到致命伤在后脑勺，同时为了尽快结案，第三次移交检察院时不再以故意杀人，而是以故意伤害罪移交起诉。检察院顶着压力再次打回去了，再次要求县局补充侦查。从故意杀人变成故意伤害，再到三个月前的意外致人死亡，罪名一次比一次轻，杨宝佑一次又一次不承认，坚称他是被冤枉的。”
检察院坚持原则，县公安局显得很儿戏。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这种情况可以算是一种进步。至少能看出警察没刑讯逼供，地方领导没干涉公检法办案。
韩均沉思了片刻，突然转身笑道：“肖博士，说说你的看法。”
县局进退两难、被搞得焦头烂额，市局束手无策，省厅没把握不好表态，连人才济济的公安部初查组都知难而退，我能有什么看法？
肖晨雨暗叹了一口气，摇头苦笑道：“教授，我感觉我们不是在分析案情，而是在研究能否适用‘疑罪从无’的法律问题。”
“一语中的！”
韩均“啪”一声猛拍了下桌子，爽朗地笑道：“疑罪从无，指得是在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情况下，应推定被告人无罪。在法庭上，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案子恰恰相反，至少从表面上看证据是充分的，就算杨宝佑坚称其无辜，法庭依然可作出有最判决。之所以拖到现在，完全由于那份不能作为证据的测谎报告。检察院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提起公诉。直接导致公安局知法犯法，超期羁押。”
肖晨雨忍不住笑问道：“教授，如果您是法官，您会怎么判？”
“案子不是没到法院吗。”
“我是说如果。”
韩均权衡了一番，很纠结地说：“如果到了法院，如果我是主审法官，我会毫不犹豫判他有罪，尽管心里非常清楚他很可能是无辜的。”
“万一不是他干的，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他干，那不成冤假错案了？”
“是的，但法官要对法律负责，只要程序没问题，法律条款适用得当，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另外我是持美国执照的律师，只可能担任美国法官，不可能成为中国法官，杀人罪名到底成不成立，陪审团说了算。”
肖晨雨苦笑道：“程序正义。”
“所以美国一样有冤假错案，美国法官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不需要道歉，只需要表示遗憾。”
姜怡被搞得啼笑皆非，撅着小嘴嘀咕道：“师傅，您现在是警察，不是法官！”
韩大教授重重点了头，一脸严肃地说：“所以我们接下来不仅要查清真相，更要寻找证据。不管是证明其杀人的证据，还是其没杀人的证据。”
李惠只是学员，不是正式警察，没资格开口，一直保持沉默。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问道：“时间过去这么久，怎么查，怎么寻找证据？”
“没办法也要想办法。”
韩大教授站起身，走进卫生间拿出拖把，比划道：“其实这个案子并非没有疑点，因为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人用钉耙柄去砸人的，一是挥起来不顺手，耙钉很容易勾到自己，甚至会伤害到自己；二来钉耙柄是竹杆做的，不容易给对方造成实质性伤害。
如果我要用钉耙吓唬人，肯定会反过来，抓着竹柄，挥起铁制耙头去砸。如果想杀人，肯定像翻地一样，用尖锐的耙尖往对方头上招呼。抓着下面，用上面敲，哪里不像杀人，像是在跟对方开玩笑。”
夏莫青若有所思地说：“可是指纹方向能对上。”
“这很正常，干完活儿，有人把钉耙扛在肩上，有人这么拿。总之，怎么顺手怎么拿，又没有什么规范。”
韩大教授把拖把放到一边，接着道：“另外杨宝佑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坐在家里等警察抓。况且像他那样60多岁快70，斗大字不认识几个，很可能都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农民，根本不可能骗过测谎仪。”
“您认为他是冤枉的？”
“不光我认为，估计检察官和县局办案人员都这么认为，只是破案压力太大，又没查到真凶，担心没法向被害人家属交代，不敢轻易放人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