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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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 苟延残喘
“困敌9天，我军从容调动，有序应对，敌军狼狈不堪，场面凄惨；在力量对比上，我军完全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政治斗争上，我们扛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讹诈，通过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争得国内民众支持的途径，有效团结了最广泛的力量，牢牢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从原则上说，我并不反对将山东战事拖延下去。一来，可以彻底揭露日本方面对我国领土主权的野心，容易引起民众与友好国家的注意；二来，我国防军可以用相对较小的代价拖住敌军、拖垮敌军而不必冒太大的险；三来，能够加剧日本内部的争论、斗争乃至倾轧，迫使各种政治势力重新排列组合，虽然不能奢望会有主张对华友好的势力，但终究存在着变数和可能，起码有不同的回旋余地……”
“但是……”说话者口风一变，神情愈加严肃，“形势变化很快，日本国内已在争吵的基础上达成了初步一致，决心不放弃对华侵略企图，加派三个师团到中国参战。前两个已在朝鲜登陆，正陆续开往中朝边境，第三个据悉今天傍晚要开始装船，最快明日下午5时，最迟明日午夜将会抵达山东沿岸。这就使我们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我们的战略决策面临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诸位有何见地？”
说话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除他以外，汇聚在西山大本营的还有一干国防军最高领导。对日交涉，大本营和内阁一开始有不同意见，后来战端一开，双方交手后，大本营的态度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在前方战事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保住胜利果实、体面结束战争，给国家保留元气”又成为内阁较为主流的意见，在大本营内部，大家也有不同的考虑。
“从态势上，基本可以说诱敌、困敌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即便日本方面没有采取相应的举措(当然，这是不可能地)我们也应该思考下一步动作；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自然是把敌人完全拖死、拖垮最为合算。但方才总统也说了，形势有变，继续再拖下去恐怕不适合；东北方面、中朝边境方面，日军在得到2个师团增援后，将具有4个师团的野战作战力量，虽然总参谋部估计敌军不会将所有力量都投入使用，但起码给东北军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目前，我国防军主力云集山东。东北境内只有两个主力师，即使算上蒙古方面马占山的骑兵师驰援，兵力也略显单薄，扼守战略要地是足够了，但要保证东北全境不受日军侵扰是不可能的；山东方面。敌人的援军虽然只有1个师团，但由于敌人掌握了制海权，可以随时在合适的地方登陆后再给予我军打击，为了保证包围圈里的猎物不要逃掉。有必要采取更为积极果断地措施……我提议，山东方向的总攻，应该提前24小时发起，夏司令长官和山东前指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提前发起总攻有可能增添进攻的难度，加大我们的损失，但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总参谋长张绍曾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报告大总统、诸位长官，总后已按照山东前指的要求，将战事第二阶段所需要的物资、弹药补充完毕并加快分发。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来说，已具备了提前发起总攻地条件。”总后勤部部长宁武汇报道，“目前，总后的重点是抓好紧急状态下的后续生产能力与快速调配能力保障，确保前线在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时能够得到追加补充；但总后也提请诸位注意，受生产能力限制，当前物资供应能力和运输能力已达到了最高峰，差不多是满负荷连轴运作。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设备需要检修、加班加点的工人需要休息。顶多再维持7天，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就要开始下滑。视情况不同在10％～30％之间。特别是在战前储备地金属原料，如铜、铅、钨等将可能出现缺口。”
四总部中，总后的工作是最为忙碌的，十多万大军的一丝一毫都要妥善应对，否则这部战争机器就可能运转不正常。
总政治部主任蒋方震补充道：“到目前为止，山东前线地战事我们依然维持着高度保密的原则。无论是规模、战果还是有关动向都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公开……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了。在上海和北京的各国记者已蜂拥而至国防部要求采访，虽然我们予以了婉言谢绝，但他们还是不依不饶；我们担心，即便我们下达最严格的封锁令，还会有胆大包天的记者会亲赴现场考察，一旦消息流传开来对我们下一步的举动是不利的。”
蒋方震地话蕴含深意。从本质上讲，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中方还是居于较大劣势，山东前线的成功只不过利用了日军的骄横心理和狂妄战术来了一个针锋相对，以有心算无心自然具有较大把握。但局部战场的压倒性优势并不等于整体对抗上的胜势或优势，一旦战事延长或者战场范围铺开，开展一场全面对抗就显得颇为吃力也完全没有必要。毕竟，山东前线的战事只是为了挫败敌人对山东的觊觎和对华侵略地主张而进行地，并不标志着中国试图挑起全面抗战。如果有西方舆论，特别是对中国友好舆论对战争情况作出了详细报道，那么感觉“大失面子”的日本方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事势必要拖延；反过来说，战事地进程对国内也是严格保密的，如果消息走漏，让国人明白了山东战场的大胜，民族主义情绪将会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这对于政治家在外交场合进行和谈努力是有害的，必将大大增加相互妥协的难度。对于秦时竹严格保密的用意，一干军国要人都举双手赞同，国防部长陆尚荣、次长萨镇冰都表态：“战事如何，咱们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就行了。用不着在外面大声吹嘘。”
“另外，根据军情处的分析和我对日本政界地了解，这一次增援行动，是军部方面以牺牲造舰费用和新设师团扩充费为代价进行的，没有进一步动员。山本内阁也是相当无奈和骑虎难下，如果我们将其逼急了，很可能引起海军主导型内阁的倒台。由于日本民主派并不具有优势，重新组阁的必然代表陆军派和大佬的意思。为了树立新内阁的威望，很有可能干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来――一个不死不休的局面，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仗打到现在，我们占了上风，甚至是占了大便宜，见好就收并不丢人反而是明智地举措。
就如总统所言，战争，终究是7分政治。3分军事的过程。仗打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谈谈如何善后。我也赞同提前发起总攻，虽然付出的牺牲有可能加大，但从大局着眼，还是值得的。”
“终究还是要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山东前线和战如何，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东北战场的进程。如果不快速解决神尾师团，我们在战略方向上便面临着两个进攻方面，应付和协调较难；如果快速解决了神尾师团。又会给东北方面造成压力和示范效应，怕再施旧计，困住日军的道路就走不通了。我个人以为，山东之战，可以说是一个两难，也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因素，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看待。”副总参谋长陈宦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无论是山东地战事还是东北的战事，海军方面暂时插不上手。不过目前我们担心，日军可能凭藉其海军优势对我们采取灵活作战的方式。比如，用优势舰队掩护海军陆战队在黄河以南、甚至是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登陆骚扰。一则，我们海军机动舰队力量不足，无法打破敌人的制海权优势；二则，我们也没有充分地能力和部队来看守海岸线每一处地方。一旦那样，我们将疲于奔命。虽然日军对南方地区的用兵还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但总的说来还是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为佳。日海军主力如果云集东北方面。一方面固然将大大增加对我海军主力地压力。另一方面却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东南沿海地区的危险。”萨镇冰不无担心地说道，“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海军作壁上观的可能性更大，要想出海捞一把，甚至是再次取得前次突袭日军第二舰队那样的成果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希望各位长官能够谅解。”
众人议论开来，如果日军大胆突进，抛开一切顾虑和束缚，直接在渤海湾登陆，国防军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讨论了一阵，似乎也没有更为妥当的办法。
会议气氛很热烈，但压在每人心头的疑问却是沉甸甸地。怎么样趋利避害、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一个非常难以取舍和判断地话题。
会议整整持续了6个钟头，各方反复推演、激烈争论、深入权衡利弊，最后下定决心——先吃掉山东之敌，其余再做打算不迟。同时，电令东北军区进入临战状态，可以有意识、有区别地放弃某些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创造机会。
残阳如血，在猛烈的徐进弹幕和昂扬的冲锋号中，对神尾师团的总攻开始了。
自从明确国内的增援消息后，包围圈内的神尾师团官兵就犹如落水的溺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开始苟延残喘起来，一干将佐虽然对大本营仅仅派遣一个师团用于解围地力度不满，但毕竟有了盼头，对于突围这样地举动就不那么热衷了。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自从被围这几天后发动地数十次大大小小的突围行动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除了成就对方的杀戮和本方的惨重代价外，什么积极性的效果都没有收到。更要命的是，突围行动还消耗了神尾师团所剩无几的补给品——毕竟进攻部队总不能饿肚皮打仗，满足了进攻部队的需要就不得不通过克扣非进攻部队的补给品来实现。虽然日军还没有窘迫到以青草、树皮为食，但一些出身贫苦农家、自幼饥寒交迫的中下层官兵已自发地收割野菜了——秋高气爽的山东大地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肚子的饥饿感虽然好转了一些，但脸上的菜色却无论如何也挥斥不去的。
比饥饿更为可怕的是疾病。科学证明，一旦人类无法摄取足够的食物，其免疫力和抵抗力将呈现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如果同时还伴随有沮丧、悲哀、压抑等情绪的话，将具有更为恶劣的反映。这种科学结论在日军身上验证的再明确不过了。很多原本健康的士兵，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外加被包围后不可避免的士气低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毛病。有上吐下泻的，有头晕眼花的，也有腰酸背痛的……这些毛病，除了极小部分非器质性病变外，或多或少都与士兵们不够理想的健康状态相关。
没有受伤的士兵如此，受了伤的士兵处境则更为艰难。神尾师团虽然伴随有较为齐备的医疗力量，但不幸的是，这部分辅助力量大部分位于包围圈外的后续部队中，在包围圈中的部队只能得到寥寥无几的卫生兵的救治。这些卫生兵原本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在战斗打响后执行紧急的、必要的战地救治任务，大部分医疗任务还是要依靠战地医院的医生来解决。可惜的是，严密的包围圈使得这种愿望成为奢望，大量急需救治的伤兵只能得到有限的几个卫生兵的照看，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足够的药物，甚至于没有足够的担架。卫生兵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很快就用完了，一大批在战斗中负伤而且非致命伤的士兵只能完全听天由命。或许是因为大出血而失去，或者是仅仅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被感染而丧命。不要说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能够立竿见影消除感染的抗生素，就是有，也用不到这些伤病员手中，仅有的、寥寥无几的一点西药用于救治高级军官都不够。于是乎，原本能够顺利康复的士兵因为缺医少药而陷入困境，小伤口发展成为巨大的感染口，然后再流脓出疽，再后来就是进入昏迷状态；原本能够通过截肢、手术而保住性命的士兵因为缺乏医疗力量而迅速爆发各种并发症，在痛苦的挣扎中无奈的死去。
第127章 苟延残喘
“困敌9天，我军从容调动，有序应对，敌军狼狈不堪，场面凄惨；在力量对比上，我军完全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政治斗争上，我们扛住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有力地回击了敌人的讹诈，通过争取国际舆论同情、争得国内民众支持的途径，有效团结了最广泛的力量，牢牢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从原则上说，我并不反对将山东战事拖延下去。一来，可以彻底揭露日本方面对我国领土主权的野心，容易引起民众与友好国家的注意；二来，我国防军可以用相对较小的代价拖住敌军、拖垮敌军而不必冒太大的险；三来，能够加剧日本内部的争论、斗争乃至倾轧，迫使各种政治势力重新排列组合，虽然不能奢望会有主张对华友好的势力，但终究存在着变数和可能，起码有不同的回旋余地……”
“但是……”说话者口风一变，神情愈加严肃，“形势变化很快，日本国内已在争吵的基础上达成了初步一致，决心不放弃对华侵略企图，加派三个师团到中国参战。前两个已在朝鲜登陆，正陆续开往中朝边境，第三个据悉今天傍晚要开始装船，最快明日下午5时，最迟明日午夜将会抵达山东沿岸。这就使我们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我们的战略决策面临一个方向性的转变，诸位有何见地？”
说话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除他以外，汇聚在西山大本营的还有一干国防军最高领导。对日交涉，大本营和内阁一开始有不同意见，后来战端一开，双方交手后，大本营的态度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在前方战事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保住胜利果实、体面结束战争，给国家保留元气”又成为内阁较为主流的意见，在大本营内部，大家也有不同的考虑。
“从态势上，基本可以说诱敌、困敌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即便日本方面没有采取相应的举措(当然，这是不可能地)我们也应该思考下一步动作；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自然是把敌人完全拖死、拖垮最为合算。但方才总统也说了，形势有变，继续再拖下去恐怕不适合；东北方面、中朝边境方面，日军在得到2个师团增援后，将具有4个师团的野战作战力量，虽然总参谋部估计敌军不会将所有力量都投入使用，但起码给东北军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目前，我国防军主力云集山东。东北境内只有两个主力师，即使算上蒙古方面马占山的骑兵师驰援，兵力也略显单薄，扼守战略要地是足够了，但要保证东北全境不受日军侵扰是不可能的；山东方面。敌人的援军虽然只有1个师团，但由于敌人掌握了制海权，可以随时在合适的地方登陆后再给予我军打击，为了保证包围圈里的猎物不要逃掉。有必要采取更为积极果断地措施……我提议，山东方向的总攻，应该提前24小时发起，夏司令长官和山东前指也是这个意思。虽然提前发起总攻有可能增添进攻的难度，加大我们的损失，但现状迫使我们不得不如此。”总参谋长张绍曾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报告大总统、诸位长官，总后已按照山东前指的要求，将战事第二阶段所需要的物资、弹药补充完毕并加快分发。从后勤保障的角度来说，已具备了提前发起总攻地条件。”总后勤部部长宁武汇报道，“目前，总后的重点是抓好紧急状态下的后续生产能力与快速调配能力保障，确保前线在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时能够得到追加补充；但总后也提请诸位注意，受生产能力限制，当前物资供应能力和运输能力已达到了最高峰，差不多是满负荷连轴运作。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设备需要检修、加班加点的工人需要休息。顶多再维持7天，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就要开始下滑。视情况不同在10％～30％之间。特别是在战前储备地金属原料，如铜、铅、钨等将可能出现缺口。”
四总部中，总后的工作是最为忙碌的，十多万大军的一丝一毫都要妥善应对，否则这部战争机器就可能运转不正常。
总政治部主任蒋方震补充道：“到目前为止，山东前线地战事我们依然维持着高度保密的原则。无论是规模、战果还是有关动向都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公开……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了。在上海和北京的各国记者已蜂拥而至国防部要求采访，虽然我们予以了婉言谢绝，但他们还是不依不饶；我们担心，即便我们下达最严格的封锁令，还会有胆大包天的记者会亲赴现场考察，一旦消息流传开来对我们下一步的举动是不利的。”
蒋方震地话蕴含深意。从本质上讲，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中方还是居于较大劣势，山东前线的成功只不过利用了日军的骄横心理和狂妄战术来了一个针锋相对，以有心算无心自然具有较大把握。但局部战场的压倒性优势并不等于整体对抗上的胜势或优势，一旦战事延长或者战场范围铺开，开展一场全面对抗就显得颇为吃力也完全没有必要。毕竟，山东前线的战事只是为了挫败敌人对山东的觊觎和对华侵略地主张而进行地，并不标志着中国试图挑起全面抗战。如果有西方舆论，特别是对中国友好舆论对战争情况作出了详细报道，那么感觉“大失面子”的日本方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战事势必要拖延；反过来说，战事地进程对国内也是严格保密的，如果消息走漏，让国人明白了山东战场的大胜，民族主义情绪将会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这对于政治家在外交场合进行和谈努力是有害的，必将大大增加相互妥协的难度。对于秦时竹严格保密的用意，一干军国要人都举双手赞同，国防部长陆尚荣、次长萨镇冰都表态：“战事如何，咱们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就行了。用不着在外面大声吹嘘。”
“另外，根据军情处的分析和我对日本政界地了解，这一次增援行动，是军部方面以牺牲造舰费用和新设师团扩充费为代价进行的，没有进一步动员。山本内阁也是相当无奈和骑虎难下，如果我们将其逼急了，很可能引起海军主导型内阁的倒台。由于日本民主派并不具有优势，重新组阁的必然代表陆军派和大佬的意思。为了树立新内阁的威望，很有可能干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来――一个不死不休的局面，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仗打到现在，我们占了上风，甚至是占了大便宜，见好就收并不丢人反而是明智地举措。
就如总统所言，战争，终究是7分政治。3分军事的过程。仗打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该谈谈如何善后。我也赞同提前发起总攻，虽然付出的牺牲有可能加大，但从大局着眼，还是值得的。”
“终究还是要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山东前线和战如何，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东北战场的进程。如果不快速解决神尾师团，我们在战略方向上便面临着两个进攻方面，应付和协调较难；如果快速解决了神尾师团。又会给东北方面造成压力和示范效应，怕再施旧计，困住日军的道路就走不通了。我个人以为，山东之战，可以说是一个两难，也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因素，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看待。”副总参谋长陈宦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无论是山东地战事还是东北的战事，海军方面暂时插不上手。不过目前我们担心，日军可能凭藉其海军优势对我们采取灵活作战的方式。比如，用优势舰队掩护海军陆战队在黄河以南、甚至是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登陆骚扰。一则，我们海军机动舰队力量不足，无法打破敌人的制海权优势；二则，我们也没有充分地能力和部队来看守海岸线每一处地方。一旦那样，我们将疲于奔命。虽然日军对南方地区的用兵还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但总的说来还是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为佳。日海军主力如果云集东北方面。一方面固然将大大增加对我海军主力地压力。另一方面却也能最大限度地减轻东南沿海地区的危险。”萨镇冰不无担心地说道，“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海军作壁上观的可能性更大，要想出海捞一把，甚至是再次取得前次突袭日军第二舰队那样的成果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希望各位长官能够谅解。”
众人议论开来，如果日军大胆突进，抛开一切顾虑和束缚，直接在渤海湾登陆，国防军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讨论了一阵，似乎也没有更为妥当的办法。
会议气氛很热烈，但压在每人心头的疑问却是沉甸甸地。怎么样趋利避害、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一个非常难以取舍和判断地话题。
会议整整持续了6个钟头，各方反复推演、激烈争论、深入权衡利弊，最后下定决心——先吃掉山东之敌，其余再做打算不迟。同时，电令东北军区进入临战状态，可以有意识、有区别地放弃某些地方，集中优势兵力创造机会。
残阳如血，在猛烈的徐进弹幕和昂扬的冲锋号中，对神尾师团的总攻开始了。
自从明确国内的增援消息后，包围圈内的神尾师团官兵就犹如落水的溺者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开始苟延残喘起来，一干将佐虽然对大本营仅仅派遣一个师团用于解围地力度不满，但毕竟有了盼头，对于突围这样地举动就不那么热衷了。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自从被围这几天后发动地数十次大大小小的突围行动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除了成就对方的杀戮和本方的惨重代价外，什么积极性的效果都没有收到。更要命的是，突围行动还消耗了神尾师团所剩无几的补给品——毕竟进攻部队总不能饿肚皮打仗，满足了进攻部队的需要就不得不通过克扣非进攻部队的补给品来实现。虽然日军还没有窘迫到以青草、树皮为食，但一些出身贫苦农家、自幼饥寒交迫的中下层官兵已自发地收割野菜了——秋高气爽的山东大地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肚子的饥饿感虽然好转了一些，但脸上的菜色却无论如何也挥斥不去的。
比饥饿更为可怕的是疾病。科学证明，一旦人类无法摄取足够的食物，其免疫力和抵抗力将呈现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如果同时还伴随有沮丧、悲哀、压抑等情绪的话，将具有更为恶劣的反映。这种科学结论在日军身上验证的再明确不过了。很多原本健康的士兵，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外加被包围后不可避免的士气低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毛病。有上吐下泻的，有头晕眼花的，也有腰酸背痛的……这些毛病，除了极小部分非器质性病变外，或多或少都与士兵们不够理想的健康状态相关。
没有受伤的士兵如此，受了伤的士兵处境则更为艰难。神尾师团虽然伴随有较为齐备的医疗力量，但不幸的是，这部分辅助力量大部分位于包围圈外的后续部队中，在包围圈中的部队只能得到寥寥无几的卫生兵的救治。这些卫生兵原本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在战斗打响后执行紧急的、必要的战地救治任务，大部分医疗任务还是要依靠战地医院的医生来解决。可惜的是，严密的包围圈使得这种愿望成为奢望，大量急需救治的伤兵只能得到有限的几个卫生兵的照看，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足够的药物，甚至于没有足够的担架。卫生兵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很快就用完了，一大批在战斗中负伤而且非致命伤的士兵只能完全听天由命。或许是因为大出血而失去，或者是仅仅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小伤口被感染而丧命。不要说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能够立竿见影消除感染的抗生素，就是有，也用不到这些伤病员手中，仅有的、寥寥无几的一点西药用于救治高级军官都不够。于是乎，原本能够顺利康复的士兵因为缺医少药而陷入困境，小伤口发展成为巨大的感染口，然后再流脓出疽，再后来就是进入昏迷状态；原本能够通过截肢、手术而保住性命的士兵因为缺乏医疗力量而迅速爆发各种并发症，在痛苦的挣扎中无奈的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