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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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中一百个人里至少八十个跟保尔相识，因此，脸色苍白的保尔走到台上的脚灯旁，还未开口，会场里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暴风雨一样的掌声。
“同志们！”保尔沉静的声音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亲爱的朋友们，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了，我又见到了这么多朋友。
我感到无比幸福。通过在奥库涅夫那儿看的资料，我知道咱们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再也没有人在铁路工厂和机车库里为自己偷偷地做打火机了，一些报废机车也送去大修了。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祖国正在慢慢地复苏和繁荣。只要活着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这个时候我哪能死去呢！”保尔的脸在月光中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保尔在欢呼声中走下讲台。他走向安娜和塔莉娅坐的位置，一路上大家纷纷伸过手来，保尔快乐地跟他们握手。几个朋友挤了挤为他腾出位子。保尔坐了下来，塔莉娅激动地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安娜瞪大眼睛欢喜而敬佩地望着保尔，连眼睫毛都在微微颤动。
时光飞逝，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不寻常。保尔一大早就安排好一天的事，却总因时间不够而懊恼不己，计划好的事情总是完成不了。
保尔在铁路工厂做电工助手。住则住在奥库涅夫那里。
保尔费了好一番唇舌才使奥库涅夫同意让他暂时不参加领导工作。
“正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你却躲在车间里享清闲。休想拿大病未愈身体还弱来敷衍我，我也得过伤寒病，可我还是坚持拄着棍子去区委员会上班，有一个月哪！我太了解你了，保夫卡！病不是问题。你快把真正原因给我说出来。”奥库涅夫刨根问底道。
“因为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激动不已。
“噢！……原来如此！你以为只有你想学习，我就不想了吗？老兄，你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时你却在一边学习，那可不成，明天你就得来组织指导处上班。”
不过争论好久之后，奥库涅夫还是让了步。
“我给你两个月，这是照顾你。但你肯定跟茨韦塔耶夫合不来。他骄傲得不得了。”
的确，茨韦塔耶夫对保尔回来这件事始终是心怀戒备的。他以为保尔是来跟他争当领导的，因此这位自命不凡的人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反击准备。然而几天后他发现自己错了。保尔一得知团委想要他参加团委会工作，就跑到书记办公室说明自己早跟奥库涅夫达成了共识，要求撤消这项议题。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没担任什么职务，只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尽管如此，保尔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还有好几次善意地伸出援助之手，帮茨韦塔耶夫脱离困境。
有一次，当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时，惊奇地发现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多个青年正在大搞清洁工作，刮洗掉窗子和机器上沉积多年的污垢，运出垃圾和废铜烂铁。保尔正用拖把使劲地擦洗着水泥地面上的油污。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茨韦塔耶夫迷惑不解地问保尔。
“我们不想在这么脏的环境里干活儿。我们要在一周内让这二十年没打扫过的车间面貌一新。”保尔回答。
茨韦塔耶夫耸耸肩，走了。
电气工人们一干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又清理院子。打从很久以前这院子就成了垃圾场，什么东西都有：几百副轮轴，无法计数的钢轴、缓冲器、轴箱和废铁。总之，几千吨钢铁被扔在这里任其生锈、腐烂。不过，他们这项行动被厂领导劝阻了：
“重要的任务多得是，清理院子可以先往后排排。”
于是他们在车间门口铺砌了一小块砖地，安装上铁丝网挫用来避免鞋被扎乱，才将车间之外的工作放下。车间内部的扫除则仍在每晚下班后继续进行着。一星期后，总工程师斯特里发现这个车间变得宽敞明亮。装有铁制护栏的大玻璃上多年的污渍消失不见了，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进机房，使柴油机上那些擦净的铜质部件闪闪发光。机器的大部件漆成了绿色，轮轴上还被人细心地画上黄色箭头。
“哦，好呀……”总工程师颇为意外。
有几个人正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做着扫屋工作。斯特里日朝他们走过去。保尔正提着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迎面而来。
“亲爱的小伙子，稍停一下。”总工程师叫住他，“我很欣赏的你们作法。不过是谁给的你们油漆。没有我的批准油漆是不能动用的，这是紧缺物资。油漆机车部件要比你们手里的活儿更重要。
“可这是从废弃的油漆桶里刮来的，两天里大概刮到二十五磅。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制度。”
总工程师有些不好意思，他又“哦”了一声。
“那么，你们尽管干就是了，嗯……挺好的……我不知该怎么说……你们这种，这种主动做好车间清洁工作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啊？你们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吧？”
保尔察觉出总工程师确实不太理解。
“当然。斯特里日同志，您看吧，我们还要扩大工作范围呢。到时您会更吃惊。”
保尔·柯察金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以免总工程师沾到油漆，然后朝门口走去。
保尔每天都会在公共图书馆待到深夜，三个月后图书馆管理员都很熟悉他了，他就施展攻势，终于获准能随便翻阅图书馆的书籍。他在高大的书橱上竖把梯子，经常一呆好几小时，一本接一本地看，搜寻有趣的、有用的书。大部分书是旧书，只有一个小书柜里有不多的一批新书，和一些偶然购进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保尔在旧书堆里找到意大利作家乔瓦尼约利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这本书花了他两夜时间。后来这本书被他放进另一个书橱，在高尔基的一部分著作旁边。他喜欢把最有意义且性质类似的书放在一起。
三个管理员不干涉他的这些调整，因为她们觉得这无所谓。
一件乍看似乎无关痛痒的事骤然间打破了团组织里的单调和和平。菲余，一个翅鼻头、一脸雀斑、反应迟钝的小伙子，是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他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枚昂贵的美国钻头，这是由于他的极不负责造成的，也许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早晨。中修车间的工长霍多罗夫要菲余在铁板上钻几个洞，被他回绝了。后来在工长的强制下他才开始钻。车间里有些人对霍多罗夫的过分要求深感头痛。他曾是孟什维克，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看不顺眼一些团员。不过他精通业务，对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余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起来，便马上跑过来关掉了钻床。
“你在干什么，眼睛长哪儿了，还是昨天才来？！”他冲菲余大喊，因为这么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谁知道菲余开口就骂，还又开了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菲余没关钻床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来之前掩盖好一切，但等他回来时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开除菲余。团支部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而车间领导则坚持开除菲余。于是这件事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也就引起了团委会的内部纷争。
五个团委委员中有三个主张警告处分菲余，并将他调至他处，茨韦塔耶夫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认为菲余没错。
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屋里召开的。这里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和几把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做的长凳和小方凳。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占了桌子后边的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位“脱产”干部，原本是锻工，因近四个月表现出色被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还当上了团区委和团省委的委员，他以前在机械厂做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一上任他就独掌大权，自以为是，什么都办又什么都办不了，而后又迁怒于其他领导人员，指责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就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好的。
这时他正在主持这场内部会议，他仰靠在那惟一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说话，外边有人敲了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敲门声再度响起时油漆工卡秋莎打开了门，见是保尔，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
“保尔，这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红了，他慢慢转向桌子。
“我知道。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此外我还有个相关的新问题。你还反对我参加吗？”
“不反对。不过你该明白，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起来就困难了。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先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种羞辱，他的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讲究形式呢？……”霍穆托夫提出反对意见。但保尔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再说了，自己坐在一只方凳上。
“对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说。”霍穆托夫又说，“的确，霍多罗夫不太合群。但咱们的劳动纪律确实存在漏洞。如果团员都这样随便弄坏钻头，咱们的干活儿工具就没了，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该给菲余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未落，茨韦塔耶夫即提出异议。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了解了团委会的态度，快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对此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料的要严肃多了。
“菲余事件是个讯号，主要问题不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我昨天搜集到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这是从考勤员那里得来的。请大家注意：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司空见惯。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早见多不怪了。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团外青年旷工。数字可比鞭子更厉害。我还有另外一些数字：每月旷工一天的，或是迟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百分之十一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有迟到现象。损坏工具的人里青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七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由此可见，咱们的团员比起党员和成年工人，差远了。不过情况不是处处相同，锻工车间和电工车间都不错，其他车间就大致相同了。我觉得霍穆托夫关于纪律问题只谈了四分之一。当前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空谈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抨击不负责任、违反纪律的现象。老工人说得很明白，以前替资本家老板干活儿能干得更好更认真。如今我们自己做主人就该好好干。说起过错不在菲余或其他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找借口袒护菲余那一类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余是自己人，‘可以相信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会工作。弄坏钻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则不是……可是有谁去做过霍多罗夫的工作？对，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的工龄有三十年！不管他有何政治立场，这档子事他就是做得对。他这样的人在维护国家财产，我们自己人却在任意毁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该如何解释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我认为该从这里突破，发起进攻。
“因此我建议开除菲余的团籍，理由是不负责任、破坏生产、违反纪律。还要把他的情况写成文章登在墙报上。刚才的数字也要写进评论去，并公开张贴。不必怕什么议论，咱们有力量，会得到支持的。那些优秀工人是共青团的基本群众，他们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一所最好的学校。有了他们的参加和帮助，我们肯定能让后进变成先进。但首先，你们现在对此事的态度必须完全、彻底改变。”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保尔，此刻慷慨激昂、口气尖锐地说出这番话语，令茨韦塔耶夫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领。他明白保尔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保尔犀利批判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
，于是他决定反击。他指责保尔的头一条就是袒护霍多罗夫这个孟什维克。
整整三个小时，直到天色都很晚了，这场激烈的辩论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败在了大量确凿可靠的事实下，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最不应该做的是又做出错误的举动——压制民主——他在最后表决前要求保尔离开会场。
“行，茨韦塔耶夫，我这就走。不过这并不能让你好过多少。我要提醒你，要是你继续固执下去，我明天会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大错特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提议你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这是你的责任。”
茨韦塔耶夫恼羞成怒，斥责道：
“你凭什么威胁我？我知道该怎么走，用不着你来做向导。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呢？你既然自己不工作，就请离开，不要妨碍他人。”
保尔关上门，用手擦擦因激动而发热的额头，穿过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
走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点着一支烟，他走向托卡列夫那位于巴特耶夫山上的小屋。
会场中一百个人里至少八十个跟保尔相识，因此，脸色苍白的保尔走到台上的脚灯旁，还未开口，会场里先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暴风雨一样的掌声。
“同志们！”保尔沉静的声音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亲爱的朋友们，我又和你们在一起了，我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了，我又见到了这么多朋友。
我感到无比幸福。通过在奥库涅夫那儿看的资料，我知道咱们区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团员，再也没有人在铁路工厂和机车库里为自己偷偷地做打火机了，一些报废机车也送去大修了。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祖国正在慢慢地复苏和繁荣。只要活着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这个时候我哪能死去呢！”保尔的脸在月光中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保尔在欢呼声中走下讲台。他走向安娜和塔莉娅坐的位置，一路上大家纷纷伸过手来，保尔快乐地跟他们握手。几个朋友挤了挤为他腾出位子。保尔坐了下来，塔莉娅激动地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安娜瞪大眼睛欢喜而敬佩地望着保尔，连眼睫毛都在微微颤动。
时光飞逝，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不寻常。保尔一大早就安排好一天的事，却总因时间不够而懊恼不己，计划好的事情总是完成不了。
保尔在铁路工厂做电工助手。住则住在奥库涅夫那里。
保尔费了好一番唇舌才使奥库涅夫同意让他暂时不参加领导工作。
“正是人手不够的时候你却躲在车间里享清闲。休想拿大病未愈身体还弱来敷衍我，我也得过伤寒病，可我还是坚持拄着棍子去区委员会上班，有一个月哪！我太了解你了，保夫卡！病不是问题。你快把真正原因给我说出来。”奥库涅夫刨根问底道。
“因为我想学习。”
奥库涅夫激动不已。
“噢！……原来如此！你以为只有你想学习，我就不想了吗？老兄，你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时你却在一边学习，那可不成，明天你就得来组织指导处上班。”
不过争论好久之后，奥库涅夫还是让了步。
“我给你两个月，这是照顾你。但你肯定跟茨韦塔耶夫合不来。他骄傲得不得了。”
的确，茨韦塔耶夫对保尔回来这件事始终是心怀戒备的。他以为保尔是来跟他争当领导的，因此这位自命不凡的人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反击准备。然而几天后他发现自己错了。保尔一得知团委想要他参加团委会工作，就跑到书记办公室说明自己早跟奥库涅夫达成了共识，要求撤消这项议题。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没担任什么职务，只负责一个政治学习小组。尽管如此，保尔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他还有好几次善意地伸出援助之手，帮茨韦塔耶夫脱离困境。
有一次，当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时，惊奇地发现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多个青年正在大搞清洁工作，刮洗掉窗子和机器上沉积多年的污垢，运出垃圾和废铜烂铁。保尔正用拖把使劲地擦洗着水泥地面上的油污。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茨韦塔耶夫迷惑不解地问保尔。
“我们不想在这么脏的环境里干活儿。我们要在一周内让这二十年没打扫过的车间面貌一新。”保尔回答。
茨韦塔耶夫耸耸肩，走了。
电气工人们一干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接着又清理院子。打从很久以前这院子就成了垃圾场，什么东西都有：几百副轮轴，无法计数的钢轴、缓冲器、轴箱和废铁。总之，几千吨钢铁被扔在这里任其生锈、腐烂。不过，他们这项行动被厂领导劝阻了：
“重要的任务多得是，清理院子可以先往后排排。”
于是他们在车间门口铺砌了一小块砖地，安装上铁丝网挫用来避免鞋被扎乱，才将车间之外的工作放下。车间内部的扫除则仍在每晚下班后继续进行着。一星期后，总工程师斯特里发现这个车间变得宽敞明亮。装有铁制护栏的大玻璃上多年的污渍消失不见了，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射进机房，使柴油机上那些擦净的铜质部件闪闪发光。机器的大部件漆成了绿色，轮轴上还被人细心地画上黄色箭头。
“哦，好呀……”总工程师颇为意外。
有几个人正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做着扫屋工作。斯特里日朝他们走过去。保尔正提着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迎面而来。
“亲爱的小伙子，稍停一下。”总工程师叫住他，“我很欣赏的你们作法。不过是谁给的你们油漆。没有我的批准油漆是不能动用的，这是紧缺物资。油漆机车部件要比你们手里的活儿更重要。
“可这是从废弃的油漆桶里刮来的，两天里大概刮到二十五磅。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制度。”
总工程师有些不好意思，他又“哦”了一声。
“那么，你们尽管干就是了，嗯……挺好的……我不知该怎么说……你们这种，这种主动做好车间清洁工作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啊？你们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吧？”
保尔察觉出总工程师确实不太理解。
“当然。斯特里日同志，您看吧，我们还要扩大工作范围呢。到时您会更吃惊。”
保尔·柯察金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以免总工程师沾到油漆，然后朝门口走去。
保尔每天都会在公共图书馆待到深夜，三个月后图书馆管理员都很熟悉他了，他就施展攻势，终于获准能随便翻阅图书馆的书籍。他在高大的书橱上竖把梯子，经常一呆好几小时，一本接一本地看，搜寻有趣的、有用的书。大部分书是旧书，只有一个小书柜里有不多的一批新书，和一些偶然购进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保尔在旧书堆里找到意大利作家乔瓦尼约利的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思》，这本书花了他两夜时间。后来这本书被他放进另一个书橱，在高尔基的一部分著作旁边。他喜欢把最有意义且性质类似的书放在一起。
三个管理员不干涉他的这些调整，因为她们觉得这无所谓。
一件乍看似乎无关痛痒的事骤然间打破了团组织里的单调和和平。菲余，一个翅鼻头、一脸雀斑、反应迟钝的小伙子，是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他在铁板上钻孔时弄坏了一枚昂贵的美国钻头，这是由于他的极不负责造成的，也许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早晨。中修车间的工长霍多罗夫要菲余在铁板上钻几个洞，被他回绝了。后来在工长的强制下他才开始钻。车间里有些人对霍多罗夫的过分要求深感头痛。他曾是孟什维克，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也看不顺眼一些团员。不过他精通业务，对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余没往钻头上注油就干钻起来，便马上跑过来关掉了钻床。
“你在干什么，眼睛长哪儿了，还是昨天才来？！”他冲菲余大喊，因为这么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谁知道菲余开口就骂，还又开了钻床。霍多罗夫去找车间主任，菲余没关钻床就跑去找注油器，想赶在领导来之前掩盖好一切，但等他回来时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报告要开除菲余。团支部指责工长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而车间领导则坚持开除菲余。于是这件事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也就引起了团委会的内部纷争。
五个团委委员中有三个主张警告处分菲余，并将他调至他处，茨韦塔耶夫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认为菲余没错。
会议是在茨韦塔耶夫屋里召开的。这里有一张铺着红布的大桌子，和几把木工车间的小伙子自己做的长凳和小方凳。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团旗占了桌子后边的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位“脱产”干部，原本是锻工，因近四个月表现出色被提拔担任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还当上了团区委和团省委的委员，他以前在机械厂做锻工活儿，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一上任他就独掌大权，自以为是，什么都办又什么都办不了，而后又迁怒于其他领导人员，指责他们袖手旁观。
这间屋子就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好的。
这时他正在主持这场内部会议，他仰靠在那惟一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说话，外边有人敲了敲门。茨韦塔耶夫皱起眉头。敲门声再度响起时油漆工卡秋莎打开了门，见是保尔，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却叫住他：
“保尔，这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红了，他慢慢转向桌子。
“我知道。但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意见。此外我还有个相关的新问题。你还反对我参加吗？”
“不反对。不过你该明白，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员才能参加，人多嘴杂讨论起来就困难了。不过既然来了，你就先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种羞辱，他的双眉之间出现了一道皱纹。
“何必讲究形式呢？……”霍穆托夫提出反对意见。但保尔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别再说了，自己坐在一只方凳上。
“对这件事我有几句话要说。”霍穆托夫又说，“的确，霍多罗夫不太合群。但咱们的劳动纪律确实存在漏洞。如果团员都这样随便弄坏钻头，咱们的干活儿工具就没了，这对团外青年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该给菲余一个警告处分。”
他话音未落，茨韦塔耶夫即提出异议。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了解了团委会的态度，快表决时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住自己的不满，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对此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保尔的口气比他预料的要严肃多了。
“菲余事件是个讯号，主要问题不只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我昨天搜集到一些数字。”保尔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这是从考勤员那里得来的。请大家注意：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到十五分钟。这已司空见惯。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这也早见多不怪了。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团外青年旷工。数字可比鞭子更厉害。我还有另外一些数字：每月旷工一天的，或是迟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百分之十一每月旷工一天，百分之十三有迟到现象。损坏工具的人里青年占了百分之九十，其中百分之七是参加工作不久的。由此可见，咱们的团员比起党员和成年工人，差远了。不过情况不是处处相同，锻工车间和电工车间都不错，其他车间就大致相同了。我觉得霍穆托夫关于纪律问题只谈了四分之一。当前我们要做的是找出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空谈什么，不过我们必须抨击不负责任、违反纪律的现象。老工人说得很明白，以前替资本家老板干活儿能干得更好更认真。如今我们自己做主人就该好好干。说起过错不在菲余或其他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斗争，而是一味找借口袒护菲余那一类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说菲余是自己人，‘可以相信的人’。他是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会工作。弄坏钻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遇上过这种情况？反正小伙子是自己人，霍多罗夫则不是……可是有谁去做过霍多罗夫的工作？对，这位工长爱挑刺儿，可他的工龄有三十年！不管他有何政治立场，这档子事他就是做得对。他这样的人在维护国家财产，我们自己人却在任意毁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该如何解释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我认为该从这里突破，发起进攻。
“因此我建议开除菲余的团籍，理由是不负责任、破坏生产、违反纪律。还要把他的情况写成文章登在墙报上。刚才的数字也要写进评论去，并公开张贴。不必怕什么议论，咱们有力量，会得到支持的。那些优秀工人是共青团的基本群众，他们中有六十个人去过博亚尔卡筑路工地——一所最好的学校。有了他们的参加和帮助，我们肯定能让后进变成先进。但首先，你们现在对此事的态度必须完全、彻底改变。”
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保尔，此刻慷慨激昂、口气尖锐地说出这番话语，令茨韦塔耶夫第一次见识到这个电工的本领。他明白保尔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戒备心理作怪，他不肯承认这一点。他认为保尔犀利批判的矛头是指向整个团的工作，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
，于是他决定反击。他指责保尔的头一条就是袒护霍多罗夫这个孟什维克。
整整三个小时，直到天色都很晚了，这场激烈的辩论才有了结果：茨韦塔耶夫败在了大量确凿可靠的事实下，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最不应该做的是又做出错误的举动——压制民主——他在最后表决前要求保尔离开会场。
“行，茨韦塔耶夫，我这就走。不过这并不能让你好过多少。我要提醒你，要是你继续固执下去，我明天会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而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大错特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提议你在全体团员大会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这是你的责任。”
茨韦塔耶夫恼羞成怒，斥责道：
“你凭什么威胁我？我知道该怎么走，用不着你来做向导。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问题呢？你既然自己不工作，就请离开，不要妨碍他人。”
保尔关上门，用手擦擦因激动而发热的额头，穿过空荡荡没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
走在大街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点着一支烟，他走向托卡列夫那位于巴特耶夫山上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