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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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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第二章说过,阴阳家出于方士。《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六种术数

    第一种是天文。《汉书·艺文志》中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艺文志》中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艺文志》中说:“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的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筮用的。

    第五种是杂占,第六种是形法。后者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一致。

    周朝头几百年,封建制全盛的时期,每个贵族的室、家都有这些术数的世袭专家,以备有大事的时候顾问。可是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这些专家有许多人都失去了世袭职位,流散全国,在民众中继续操业。这时候他们就被称为“方士”。

    当然,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

    阴阳家对于中国思想的贡献就是如此。这个学派力求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做出积极的解释。所谓积极的,我是指实事求是的。

    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路线: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儒家的无名作者们所著的《易传》。这两条思想路线看来是彼此独立发展的。下面我们要讲的《洪范》和《月令》,强调五行而不提阴阳;《易传》却相反,阴阳讲了很多,五行则只字未提。可是到后来,这两条思想路线互相混合了。到司马谈的时代已经是如此,所以《史记》把他们合在一起称为阴阳家。

    《洪范》所讲的五行

    五行通常译为Five Elements(五种元素)。我们切不可将它们看做静态的,而应当看做五种动态的互相作用的力。汉语的“行”字,意指to act(行动),或to 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 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 Agents(五种动因)。五行又叫五德,意指Five Powers(五种能力)。

    “五行”一词曾出现于《书经》的《夏书·甘誓》,传统的说法说它是公元前20世纪的文献。但是《甘誓》是伪书,即使不是伪书,也不能肯定它所说的“五行”,与其他有确凿年代的书所说的“五行”,是不是一回事。五行最早的真正可靠的记载,见于《书经》的另一篇:《洪范》。照传统的说法,公元前12世纪末周武王克商以后,向商朝贵族箕子问治国的“大法”(《洪范》),箕子讲了这一番话,题为“洪范”。在这篇讲话里,箕子说他的思想本是由禹而来,禹是传说的夏朝的创建人,据说生活在公元前22世纪。作者提到这些传说,都是为了增加五行说的重要性。至于《洪范》的实际年代,现代学术界倾向于定在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内。

    《洪范》中列举了“九畴”:“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我们且跳到第八:“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所谓“庶征”就是各种象征。这些象征是:雨、阳光、热、寒、风。它们都必须及时。这五者如果按正常秩序来得很充足,各种植物就会长得茂盛而丰饶。其中任何一种,如果极多,或者极少,就会造成灾害。以下是吉庆的象征;君主的严肃,将随之以及时雨;君主有条理,将随之以及时的阳光;君主的明智,将随之以及时的热;君主的谋虑,将随之以及时的寒;君主的圣明,将随之以及时的风。以下是不吉的象征:君主的猖狂,将随之以连续的雨;君主的越礼,将随之以连续的阳光;君主的逸乐,将随之以连续的热;君主的急躁,将随之以连续的寒;君主的愚昧,将随之以连续的风。

    在《洪范》里,我们看到,五行的观念还是粗糙的。《洪范》的作者说到五行的时候,所想的仍然是实际的物,如水、火等,而不是以五者为名的抽象的力,如后人所讲的五行那样。作者还告诉我们,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互相关联的,君主方面的恶行就导致自然界异常现象的出现。这个学说,被后来的阴阳家大为发展了,叫做“天人感应论”。

    有两种学说进一步解释了这种感应的原因。一种是目的论的。它认为君主方面的恶行,使“天”发怒。这种怒造成异常的自然现象,代表着“天”给君主的警告。另一种是机械论的。它认为君主的恶行自动造成自然界的混乱,因而机械地产生异常现象。全宇宙是一个机械结构。它的一部分出了毛病,其他部分也必然机械地受到影响。这种学说代表了阴阳家的科学精神,而前一种学说则反映了阴阳家的术数根源。

    《月令》

    阴阳家第二篇重要文献是《月令》,最初见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吕氏春秋》,后来又载入《礼记》。《月令》的得名,是由于它是小型的历书,概括地告诉君民,他们应当按月做什么事,以便与自然力保持协调。在其中,宇宙的结构是按阴阳家的理论描述的。这个结构是时空的,就是说,它既是空间结构,又是时间结构。由于位于北半球,古代中国人十分自然地以为南方是热的方向,北方是冷的方向。于是阴阳家就把四季与四方配合起来。夏季配南方;冬季配北方;春季配东方,因为东方是日出的方向;秋季配西方,因为西方是日落的方向。阴阳家还认为,昼夜变化是四季变化的小型表现。从而,早晨是春季的小型表现,中午是夏季的小型表现,傍晚是秋季的小型表现,夜间是冬季的小型表现。

    南方和夏季都热,因为热在南方、在夏季“火德盛”。北方和冬季都冷,因为在北方、在冬季“水德盛”,冰、雪都与水相连,都是冷的。同样地,“木德盛”于东方和春季,因为春季万木生长,而东方与春季相配。“金德盛”于西方和秋季,因为金与秋季都有肃杀的性质,而西方与秋季相配。这样,五行(五德)有四样都说到了,只剩下土德还没有确定方位和季节。可是《月令》说了,土是五行的中心,所以在方位上居于四方的中央,在季节上居于夏秋之交。

    阴阳家试图用这样的宇宙论,既从时间又从空间解释自然现象,还进一步认为这些现象与人类行为密切联系。所以《月令》做出规定,天子应当按月做哪些事,才符合名义。

    《月令》告诉我们:“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人的行为必须与此协调一致,所以在此月,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禁止伐木,毋覆巢。……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如果天子在每月不按适合本月的方式行动,就要造成异常的自然现象。例如,“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均见《礼记·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