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四章 保护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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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仁宫到伊阙不足六十里,双方防线最近处甚至不足四十里,李浑一声令下,卫府军全线进攻,联盟军全线收缩,最后双方就在伊阙口和鹿蹄山展开了激烈厮杀,不过卫府军是攻坚,联盟军是据险而守,占据了有利地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斗力的不足,再加上伊水东岸还有源源不断的支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
就在右骁卫将军李浑挥军猛攻伊阙,京畿南线战事全面铺开之际,武贲郎将费曜率军正在通向虎牢关的驰道上急速行军,而这两个好消息让东都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很快,樊子盖和崔赜就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搞得焦头烂额。
河南诸郡继续告急求援,东郡首府白马城在叛军的围攻下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一河之隔的黎阳亦是频频告急,虽然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军队正在火速赶往黎阳支援,但白发贼的大军就在大河对岸,近在咫尺,而更严重的是,白发贼的大军在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舟船后,开始渡河了。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警告东都,一旦叛军威胁到了黎阳仓和永济渠的安全,甚至导致粮道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建议东都,全力敦促荥阳诸鹰扬马上进入河南诸郡剿贼,并要求河阳都尉府马上出兵卫戍永济渠上游之安全,以缓解黎阳镇戍之重压。
面对杨玄感的愤怒,以及运河万一中断后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樊子盖和崔赜不得不重视,不得不想办法解决,但费曜已经率军离开荥阳,荥阳镇戍力量已经不足,郇王杨庆和荥阳都尉崔宝德既要镇戍天堑防线,确保京畿安全,又要卫戍通济渠,确保渠道畅通,已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根本不可能进入河南剿贼,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河阳都尉府了。
樊子盖为此向崔赜提出建议,以越王的名义向河阳都尉秦王杨浩施压,逼迫秦王杨浩马上率军进入永济渠一线卫戍。秦王杨浩地位尊崇,一举一动备受瞩目,在今日风暴即将来临之际,秦王杨浩实际上不易妄动,以免给他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但樊子盖固执己见,坚持要调用河阳都尉府的力量以帮助黎阳杨玄感卫戍永济渠上游水道,这让崔赜不得不以恶意去揣测樊子盖的用心。
樊子盖当真不知道黎阳的秘密？之前崔处直就有过怀疑,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源自圣主的谋划,否则实在说不通圣主为什么要把政治上持保守立场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放在黎阳督办东征粮草,这不纯粹是诱人犯罪吗？按理说黎阳位于南北动脉的中心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当真要派人坐镇黎阳督办粮草,圣主可选择和可信任的对象很多,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礼部尚书杨玄感,除非圣主被杨玄感的“忠诚”所蒙蔽,但问题是,以圣主的智慧,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圣主在重要的位置上肯定要用自己绝对信得过的人,但杨玄感肯定不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主为何还要委其以重任？
仔细想一想,崔处直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以圣主的性格,的确有可能设计一个在中外两个战场上都获得胜利的谋划,而前提是,他必须在东征战场上势如破竹,必须在辽东雨季过后,也就是七月打到平壤,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平壤,这样就算杨玄感在七月前后举兵造反,就算两京有众多政治势力支持杨玄感,圣主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闪转腾挪”,待其率数十万远征军将士挟东征大捷之威,水陆两路夹击东都,则东都在绝对实力面前必定不堪一击。
然而,现在东征战况如何？据崔赜所知,圣主吸取了第一次东征战败的教训丨在段文振所献遗策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四月二十七日远征军渡过辽水后,遂兵分三路,一路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为统帅,太仆卿杨义臣为副帅,率远征精锐选锋轻车简从,跋涉千里,直杀平壤;一路由武贲郎将王仁恭统率偏师北上扶余道,从小辽水方向攻打高句丽人设在辽水一线的第二座重镇武厉逻,以牵制高句丽人部署在扶余道的防守兵力,策应宇文述和杨义臣东渡鸭绿水;第三路则由圣主亲自统率,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指挥,向高句丽人的西部第一重镇辽东城发起攻击。
高句丽人的辽东城坚不可摧,去年东征大败就败在了辽东城下,假如去年东征采取了段文振所献遗策,集中优势兵力直杀平壤,对辽东、乌骨诸镇围而不攻,则必能打高句丽人一个措手不及,或许东征就打赢了,但世上没有“假如”,时间不会倒流,辽东城就此成为圣主的“梦魇”。二次东征,二次渡过辽水,二次杀到辽东城下,圣主决心摧毁自己的“梦魇”,于是他以精锐之师远征平壤,以偏师牵制扶余道敌军,然后集结了全部军力,亲自指挥,向辽东城发起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不拿下辽东城,誓不罢休。
一个月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崔赜还没有接到圣主攻陷辽东城的捷报,反倒是偏师主帅王仁恭在小辽水屡战屡捷,成功把高句丽人部署在扶余道的兵力困在了武厉逻城内,宇文述和杨义臣亦已率军包围了鸭绿水西岸重镇乌骨城,并成功渡河,在鸭绿水上架起了浮桥,做好了渡河准备,就等着圣主攻克辽东城,移师乌骨,把粮道拓展到鸭绿水西岸,以确保远征平壤的粮草供给,确保远征军在攻打平壤的过程中始终能够得到大本营的有力支援,以免重蹈去年远征军孤军深入、孤立无援之覆辙。
据崔赜得到的中枢机密,圣主此次攻打辽东城,给了他自己半个月时间,但事实很残酷,圣主再遭无情打击,颜面的损失是次要的,重要的既定攻击进程因此而延误,宇文述和杨义臣不得不在鸭绿水畔停下远征脚步。
如果圣主有在中外两线作战,在中外两个战场都取胜的谋划,那么东征受挫,必将影响到他的这一谋划,接下来杨玄感提前举兵,在六月发动兵变,又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如此一来,他的一箭双雕之策宣告失败,迫于现实,圣主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东征,还是回京平叛,结果显而易见,圣主只有放弃东征,回京平叛,不得不去面对越来越糟糕的国内政局和越来越恶劣的南北关系。
从樊子盖的立场来说,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二次东征的失败,所以他要竭尽全力帮助圣主实现一箭双雕之策,也就是说,他要想方设法延缓黎阳举兵的时间,而目前局势下,他已有把握坚守东都,有了这个底气,他也就能控制东都局势,就能把西京对这场危机的“推波助澜”限制在可控范围内,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加强大河天险的防守,以增加杨玄感攻打东都的难度,迫使杨玄感不得不延缓举兵时间,而眼前他能动用的力量只有秦王杨浩的河阳都尉府了,只要秦王杨浩把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紧紧抓在手上,就必然能给黎阳的杨玄感以严重威胁。
崔赜突然意识到,樊子盖“坚守东都”的策略已经改变,不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是利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都投到京畿防线,比如利用韩相国的叛军把右骁卫将军李浑推到了京畿南线;利用军政两界的激烈冲突,把河南赞务裴弘策推到了京畿东线;利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迫使崔氏以交出越王府来换取鲜卑人的支持;现在又利用黎阳的威胁,胁迫崔氏把秦王杨浩推到这场危机的最前线。
樊子盖的“积极防御”看上去很不错,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借力打力的政治手段,但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他在利用对手,对手何尝不是在利用他？只待局势突变,“积极防御”就有可能演变为全线溃败,到那时就悔之莫及了。不过崔赜为了控制东都局势,目前必须维持与樊子盖的合作,否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旦让元文都和八姓勋贵控制了东都局势,那风险就大了,谁也不敢保证鲜卑人在关键时刻不会临阵倒戈。
崔赜仔细权衡后,断然做出决策。
崔赜把当前东都政局向越王杨侗做了详尽分析,各大势力都在“各显神通”,就连越王府都“三足鼎立”,目前他已经失去了对越王府的控制,对东都局势的控制,所以越王杨侗必须加强自身力量,必须联合宗室力量以维护自己在东都的至高地位和绝对权力,否则控制不了局势,东都更有覆灭之危。
越王杨侗接受了崔赜的建议,“孤向哪位宗室求援？”
崔赜举荐了两位宗室大臣,这两位宗室大臣都是越王杨侗的皇叔,一个是吏部侍郎、观国公杨恭仁;一个就是河阳都尉、秦王杨浩。
杨恭仁是观王杨雄的儿子,因父亲病逝,“丁忧”在家,为父守孝,依律依礼都不能在守孝期间复出,当然若圣主下旨夺情起复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就是危难之刻必须挺身而出甚至舍生取义,这是大义,安身立命之本,无可指责。此时东都危机,国祚有难,做为皇族世子,宗室大臣,以丁忧为名躲在家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不对了,所以只要越王杨侗登门相请,做为当今宗室中坚力量,在军政两界都享有盛誉的杨恭仁,必然挺身而出,责无旁贷。
至于秦王杨浩,因为身份过于敏感,又曾被变相囚禁多年,在军政两界毫无建树,无论是功勋还是威望,都无法与杨恭仁相提并论,关键时刻他根本给不了越王杨侗任何帮助,所以此刻崔赜的极力举荐,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越王杨侗虽然年少,但毕竟在禁中长大,耳濡目染都是政治博弈,再加上对宗室的了解,所以他马上领悟了崔赜的用意。崔赜名义上是让越王联合宗室力量以自保,实则是为了保护秦王杨浩,保护他崔氏的政治利益。
越王杨侗能够理解崔赜的良苦用心,而且他也很同情叔父杨浩的悲惨遭遇。杨浩年少时父母双亡,在囚禁中长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这哪里是风光无限的皇世子,根本就是刑徒中的刑徒,生不如死,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处心积虑利用他,要榨于他最后一滴血液,要踩着他的尸体攫取最大利益。
“樊留守要请调河阳都尉府卫戍永济渠。”越王杨侗善意提醒崔赜,“秦王来京,河阳都尉府由谁代领？”
崔赜深深一躬,对越王杨侗感激涕零。杨侗不但答应把秦王杨浩请回京城保护起来,还允许崔氏继续控制河阳都尉府,这份恩情对崔氏来说欠大了。
“武贲郎将、高都郡公李公挺。”
越王杨侗稍事沉吟后,接受了崔氏的“回报”,微微一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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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仁宫到伊阙不足六十里,双方防线最近处甚至不足四十里,李浑一声令下,卫府军全线进攻,联盟军全线收缩,最后双方就在伊阙口和鹿蹄山展开了激烈厮杀,不过卫府军是攻坚,联盟军是据险而守,占据了有利地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斗力的不足,再加上伊水东岸还有源源不断的支援,双方打了个旗鼓相当。
就在右骁卫将军李浑挥军猛攻伊阙,京畿南线战事全面铺开之际,武贲郎将费曜率军正在通向虎牢关的驰道上急速行军,而这两个好消息让东都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很快,樊子盖和崔赜就被接踵而至的坏消息搞得焦头烂额。
河南诸郡继续告急求援,东郡首府白马城在叛军的围攻下已摇摇欲坠,岌岌可危,而一河之隔的黎阳亦是频频告急,虽然汲郡及其周边郡县的军队正在火速赶往黎阳支援,但白发贼的大军就在大河对岸,近在咫尺,而更严重的是,白发贼的大军在搜集了一定数量的舟船后,开始渡河了。坐镇黎阳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警告东都,一旦叛军威胁到了黎阳仓和永济渠的安全,甚至导致粮道中断,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建议东都,全力敦促荥阳诸鹰扬马上进入河南诸郡剿贼,并要求河阳都尉府马上出兵卫戍永济渠上游之安全,以缓解黎阳镇戍之重压。
面对杨玄感的愤怒,以及运河万一中断后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樊子盖和崔赜不得不重视,不得不想办法解决,但费曜已经率军离开荥阳,荥阳镇戍力量已经不足,郇王杨庆和荥阳都尉崔宝德既要镇戍天堑防线,确保京畿安全,又要卫戍通济渠,确保渠道畅通,已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根本不可能进入河南剿贼,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河阳都尉府了。
樊子盖为此向崔赜提出建议,以越王的名义向河阳都尉秦王杨浩施压,逼迫秦王杨浩马上率军进入永济渠一线卫戍。秦王杨浩地位尊崇,一举一动备受瞩目,在今日风暴即将来临之际,秦王杨浩实际上不易妄动,以免给他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麻烦,但樊子盖固执己见,坚持要调用河阳都尉府的力量以帮助黎阳杨玄感卫戍永济渠上游水道,这让崔赜不得不以恶意去揣测樊子盖的用心。
樊子盖当真不知道黎阳的秘密？之前崔处直就有过怀疑,甚至怀疑这一切都源自圣主的谋划,否则实在说不通圣主为什么要把政治上持保守立场的礼部尚书杨玄感放在黎阳督办东征粮草,这不纯粹是诱人犯罪吗？按理说黎阳位于南北动脉的中心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当真要派人坐镇黎阳督办粮草,圣主可选择和可信任的对象很多,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礼部尚书杨玄感,除非圣主被杨玄感的“忠诚”所蒙蔽,但问题是,以圣主的智慧,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下如此低级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圣主在重要的位置上肯定要用自己绝对信得过的人,但杨玄感肯定不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主为何还要委其以重任？
仔细想一想,崔处直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以圣主的性格,的确有可能设计一个在中外两个战场上都获得胜利的谋划,而前提是,他必须在东征战场上势如破竹,必须在辽东雨季过后,也就是七月打到平壤,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平壤,这样就算杨玄感在七月前后举兵造反,就算两京有众多政治势力支持杨玄感,圣主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闪转腾挪”,待其率数十万远征军将士挟东征大捷之威,水陆两路夹击东都,则东都在绝对实力面前必定不堪一击。
然而,现在东征战况如何？据崔赜所知,圣主吸取了第一次东征战败的教训丨在段文振所献遗策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四月二十七日远征军渡过辽水后,遂兵分三路,一路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为统帅,太仆卿杨义臣为副帅,率远征精锐选锋轻车简从,跋涉千里,直杀平壤;一路由武贲郎将王仁恭统率偏师北上扶余道,从小辽水方向攻打高句丽人设在辽水一线的第二座重镇武厉逻,以牵制高句丽人部署在扶余道的防守兵力,策应宇文述和杨义臣东渡鸭绿水;第三路则由圣主亲自统率,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指挥,向高句丽人的西部第一重镇辽东城发起攻击。
高句丽人的辽东城坚不可摧,去年东征大败就败在了辽东城下,假如去年东征采取了段文振所献遗策,集中优势兵力直杀平壤,对辽东、乌骨诸镇围而不攻,则必能打高句丽人一个措手不及,或许东征就打赢了,但世上没有“假如”,时间不会倒流,辽东城就此成为圣主的“梦魇”。二次东征,二次渡过辽水,二次杀到辽东城下,圣主决心摧毁自己的“梦魇”,于是他以精锐之师远征平壤,以偏师牵制扶余道敌军,然后集结了全部军力,亲自指挥,向辽东城发起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不拿下辽东城,誓不罢休。
一个月过去了,到目前为止,崔赜还没有接到圣主攻陷辽东城的捷报,反倒是偏师主帅王仁恭在小辽水屡战屡捷,成功把高句丽人部署在扶余道的兵力困在了武厉逻城内,宇文述和杨义臣亦已率军包围了鸭绿水西岸重镇乌骨城,并成功渡河,在鸭绿水上架起了浮桥,做好了渡河准备,就等着圣主攻克辽东城,移师乌骨,把粮道拓展到鸭绿水西岸,以确保远征平壤的粮草供给,确保远征军在攻打平壤的过程中始终能够得到大本营的有力支援,以免重蹈去年远征军孤军深入、孤立无援之覆辙。
据崔赜得到的中枢机密,圣主此次攻打辽东城,给了他自己半个月时间,但事实很残酷,圣主再遭无情打击,颜面的损失是次要的,重要的既定攻击进程因此而延误,宇文述和杨义臣不得不在鸭绿水畔停下远征脚步。
如果圣主有在中外两线作战,在中外两个战场都取胜的谋划,那么东征受挫,必将影响到他的这一谋划,接下来杨玄感提前举兵,在六月发动兵变,又会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如此一来,他的一箭双雕之策宣告失败,迫于现实,圣主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东征,还是回京平叛,结果显而易见,圣主只有放弃东征,回京平叛,不得不去面对越来越糟糕的国内政局和越来越恶劣的南北关系。
从樊子盖的立场来说,他当然不愿意看到二次东征的失败,所以他要竭尽全力帮助圣主实现一箭双雕之策,也就是说,他要想方设法延缓黎阳举兵的时间,而目前局势下,他已有把握坚守东都,有了这个底气,他也就能控制东都局势,就能把西京对这场危机的“推波助澜”限制在可控范围内,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加强大河天险的防守,以增加杨玄感攻打东都的难度,迫使杨玄感不得不延缓举兵时间,而眼前他能动用的力量只有秦王杨浩的河阳都尉府了,只要秦王杨浩把河内诸鹰扬和地方武装紧紧抓在手上,就必然能给黎阳的杨玄感以严重威胁。
崔赜突然意识到,樊子盖“坚守东都”的策略已经改变,不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是利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都投到京畿防线,比如利用韩相国的叛军把右骁卫将军李浑推到了京畿南线;利用军政两界的激烈冲突,把河南赞务裴弘策推到了京畿东线;利用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迫使崔氏以交出越王府来换取鲜卑人的支持;现在又利用黎阳的威胁,胁迫崔氏把秦王杨浩推到这场危机的最前线。
樊子盖的“积极防御”看上去很不错,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借力打力的政治手段,但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他在利用对手,对手何尝不是在利用他？只待局势突变,“积极防御”就有可能演变为全线溃败,到那时就悔之莫及了。不过崔赜为了控制东都局势,目前必须维持与樊子盖的合作,否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旦让元文都和八姓勋贵控制了东都局势,那风险就大了,谁也不敢保证鲜卑人在关键时刻不会临阵倒戈。
崔赜仔细权衡后,断然做出决策。
崔赜把当前东都政局向越王杨侗做了详尽分析,各大势力都在“各显神通”,就连越王府都“三足鼎立”,目前他已经失去了对越王府的控制,对东都局势的控制,所以越王杨侗必须加强自身力量,必须联合宗室力量以维护自己在东都的至高地位和绝对权力,否则控制不了局势,东都更有覆灭之危。
越王杨侗接受了崔赜的建议,“孤向哪位宗室求援？”
崔赜举荐了两位宗室大臣,这两位宗室大臣都是越王杨侗的皇叔,一个是吏部侍郎、观国公杨恭仁;一个就是河阳都尉、秦王杨浩。
杨恭仁是观王杨雄的儿子,因父亲病逝,“丁忧”在家,为父守孝,依律依礼都不能在守孝期间复出,当然若圣主下旨夺情起复那就另当别论了,还有就是危难之刻必须挺身而出甚至舍生取义,这是大义,安身立命之本,无可指责。此时东都危机,国祚有难,做为皇族世子,宗室大臣,以丁忧为名躲在家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就不对了,所以只要越王杨侗登门相请,做为当今宗室中坚力量,在军政两界都享有盛誉的杨恭仁,必然挺身而出,责无旁贷。
至于秦王杨浩,因为身份过于敏感,又曾被变相囚禁多年,在军政两界毫无建树,无论是功勋还是威望,都无法与杨恭仁相提并论,关键时刻他根本给不了越王杨侗任何帮助,所以此刻崔赜的极力举荐,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越王杨侗虽然年少,但毕竟在禁中长大,耳濡目染都是政治博弈,再加上对宗室的了解,所以他马上领悟了崔赜的用意。崔赜名义上是让越王联合宗室力量以自保,实则是为了保护秦王杨浩,保护他崔氏的政治利益。
越王杨侗能够理解崔赜的良苦用心,而且他也很同情叔父杨浩的悲惨遭遇。杨浩年少时父母双亡,在囚禁中长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这哪里是风光无限的皇世子,根本就是刑徒中的刑徒,生不如死,但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处心积虑利用他,要榨于他最后一滴血液,要踩着他的尸体攫取最大利益。
“樊留守要请调河阳都尉府卫戍永济渠。”越王杨侗善意提醒崔赜,“秦王来京,河阳都尉府由谁代领？”
崔赜深深一躬,对越王杨侗感激涕零。杨侗不但答应把秦王杨浩请回京城保护起来,还允许崔氏继续控制河阳都尉府,这份恩情对崔氏来说欠大了。
“武贲郎将、高都郡公李公挺。”
越王杨侗稍事沉吟后,接受了崔氏的“回报”,微微一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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