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站台碎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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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站台碎尸
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残忍的。他们是唯一将快乐建立在制造痛苦之上的动物。
——马克.吐温
1
春运期间上哪儿都拥堵异常，尤其各地的火车站，更是人山人海，真是一个非常令人不爽的“中国特色”。
每年的春节前夕，也是我们这些“被犯罪分子牵着鼻子走”的人最为焦虑的时刻，害怕这一年一次可以和家人团聚的节日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轻易毁掉。
两个小时之前，我接到了师父的电话，让我去森原市出勘一起现场，因为当地公安部门在电话中没有说清楚案情，所以我满怀疑惑地坐上了赶往森原的车。
好在现在离春节还有两个多礼拜，只要不是过于复杂的大案，我坚信用两个礼拜的时间肯定能把这个意图扰乱我们春节假期安排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临走前我让铃铛不要担心，不会耽误过年。我也理解她的心情，毕竟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森原市是我们省最西北的县级市，处于四省交界的位置。一般来说，多省交界地都是不安定的代名词，但是森原市是个大大的例外。近十年来，森原市就没有发生过几起正规意义上的命案，各类犯罪发案数量在全省最低。凭着几个电子工业厂商的发展壮大，森原市居民过着富裕而稳定的生活。
可能是遇见了十年不见的大案，当地公安机关有些乱了阵脚，连向师父汇报案件的电话都说得不清不楚的。
森原市虽然是个县级市，却是这一片区域的铁路交通枢纽。森原市火车站每年春运期间发送旅客数达一百多万人次，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这实在是个很沉重的压力，但也无形中带动了森原市的经济发展。
原来只是听说，当我第一次到达森原市火车站的时候，就切切实实地相信了。
GPS显示森原市火车站还有两公里，我们的车越开越慢，已经无法换上三挡了。我没有拉响警笛，因为除了多招来一些白眼，警笛也帮不上什么忙。
作为一个急性子，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开车。我又忍不住回头对坐在后排的刚刚醒来还惺忪着双眼的大宝和林涛说：“上次让你们去考驾照的建议，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嗯？到了吗？怎么看上去像是到上海了？”林涛答非所问。
我无奈地回过头，继续切换着空挡、一挡和二挡。
又挪过了一公里，我发现了堵车的原因。在路的前方，停着几辆警车，幽幽地闪着警灯。警车之间拉起了警戒带，警戒带外站满了缩着脖子、跺着脚的围观群众。
“这些人背着这么多东西，还在这儿受冻围观，精神真是可嘉。”大宝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围观的人足足站了几圈，占据了半幅路面和全幅自行车道。自行车走上了人行道，汽车挤上了另半幅路面。十几名民警在人群中穿梭，既得疏导交通，还得劝散人群。可是，显然两者效果都不甚理想。
我们的车距离现场还有两百米，可是偏偏这时候堵着不动了，又不能弃车，那只会让这一段更堵。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后面的两个人倒是悠闲。
林涛说：“你看，这个围观人群像个圆，圆心就应该是中心现场。”
大宝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心现场应该是一个公交站牌？”
“公交站牌那儿能出什么命案？”林涛说，“众目睽睽的，不会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吧？那让我们来做什么？多没成就感？”
车辆行驶到离现场三十米左右的时候，负责保护现场的民警终于看见了我们的警车，赶紧疏导人群，开辟了一条狭小的通道。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紧紧地夹在通道两旁，让我把车开得如履薄冰。
“省厅警车在人群中飙车，导致×死×伤。”想到这些标题党的恶劣行径，我下意识地又点刹了几下。
出乎意料，现场没有尸体，甚至连血迹都没有，只有站牌一角堆放着几双橡胶手套。
我把刚刚拿出来的手套又重新放回勘查箱里，知道用不上了。我转头问身边的民警：“这是个什么情况？法医呢？”
“尸体运走了，法医去殡仪馆了。”
“几点钟报案的？”
“九点半接警的。”民警朝一旁的警车里努努嘴，“报案人还在警车里，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同事正在慢慢问。”
我抬腕看看表：“现在十一点半，两个小时现场就扫尾了？你们动作不慢呀。”
“这个我不懂，但貌似现场没啥东西。”民警挠挠头。
“现场没啥东西？那让我来做什么？”林涛说，“你们法医来不就好了？”
“走，去问问报案人什么情况，然后陪哥一起去殡仪馆。”我拍拍林涛的肩膀，拉着他钻进停在一旁的警用面包车。
警车里，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正在瑟瑟发抖，她满面泪痕，身边还放着一个大的旅行包。
小姑娘的身旁坐着一名身材高挑儿、长相清秀的年轻女警，正在拿着笔录纸书写。
见我们进来，女警开始介绍前期问询到的情况：“这个小姑娘是我们市农林学院的学生，今天准备坐火车回家的。刑警队太远，为了不耽误她的火车，我们就没带她回去了，就在这里现场询问。”
“她是报案人吗？”我问。
女警点点头。
“怪我手贱，不该看的。”小姑娘显然已经缓过了劲儿来，“我昨天来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包放在站台的一角。今天来坐火车，看见那包还在那里，以为是谁不小心丢了包。开始我只是隔着包按了按，觉得很软，心想肯定是被子之类的东西，不打紧。拎了一下又非常重，拎不动。都怪我好奇，顺手就拉开拉链看了看。”
小姑娘打了个冷战，眼眶里又浸满了泪水。
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
“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我问。
“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小姑娘说，“很普通的那种，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
说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见了？”我问。
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据我们前期调查，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包了，只不过当时没在意。”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我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中间夹着死人。”小姑娘低头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
“废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嗯，”女警顿了一下，说，“准确说不是尸体，是尸块。”
“我说嘛，”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一边比画，一边说，“我还在想，这么小一个袋子，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没有腿。”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垃圾桶、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这些指纹和鞋印中，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则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仪馆前，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女警说，“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下发了这起案件，不信他们还不重视！”
“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我问。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她说，“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没人修。”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我一脸无奈。
“有也没用。”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即便有监控，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
“就是，”林涛说，“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笑而不语。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不容耽搁了，去殡仪馆吧。”
走出车门，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那个，”大宝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些人看什么呢？能看得到什么呢？尸体都运走了。”
“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所以才看嘛。”林涛说，“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
还是在一挡二挡中不停地变换，花了十分钟，才终于开出了人群。我抹了抹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如释重负。
“你说，”林涛问，“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还是跨地域抛尸？”
“我只能说，”我说，“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还就真的不太好查了。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去哪里查？”
“我觉得是就近抛尸。”大宝说，“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
“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我说，“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
“嗯，”林涛点头赞同，“我也觉得是从外地丢过来的，所以凶手要用这么一个普通的蛇皮袋来打掩护。”
“照你们这么说，这可是个四省交界的地方呀，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那咱们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汤喽。”
我皱着眉头说：“咱们得有点儿自信，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转眼间，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市郊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
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估计这些市领导，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吧。
开进这个夸张、气派的殡仪馆，我们很快看见了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森原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
第十章 站台碎尸
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是残忍的。他们是唯一将快乐建立在制造痛苦之上的动物。
——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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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上哪儿都拥堵异常，尤其各地的火车站，更是人山人海，真是一个非常令人不爽的“中国特色”。
每年的春节前夕，也是我们这些“被犯罪分子牵着鼻子走”的人最为焦虑的时刻，害怕这一年一次可以和家人团聚的节日会被突如其来的电话轻易毁掉。
两个小时之前，我接到了师父的电话，让我去森原市出勘一起现场，因为当地公安部门在电话中没有说清楚案情，所以我满怀疑惑地坐上了赶往森原的车。
好在现在离春节还有两个多礼拜，只要不是过于复杂的大案，我坚信用两个礼拜的时间肯定能把这个意图扰乱我们春节假期安排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临走前我让铃铛不要担心，不会耽误过年。我也理解她的心情，毕竟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
森原市是我们省最西北的县级市，处于四省交界的位置。一般来说，多省交界地都是不安定的代名词，但是森原市是个大大的例外。近十年来，森原市就没有发生过几起正规意义上的命案，各类犯罪发案数量在全省最低。凭着几个电子工业厂商的发展壮大，森原市居民过着富裕而稳定的生活。
可能是遇见了十年不见的大案，当地公安机关有些乱了阵脚，连向师父汇报案件的电话都说得不清不楚的。
森原市虽然是个县级市，却是这一片区域的铁路交通枢纽。森原市火车站每年春运期间发送旅客数达一百多万人次，对于一个县级市来说，这实在是个很沉重的压力，但也无形中带动了森原市的经济发展。
原来只是听说，当我第一次到达森原市火车站的时候，就切切实实地相信了。
GPS显示森原市火车站还有两公里，我们的车越开越慢，已经无法换上三挡了。我没有拉响警笛，因为除了多招来一些白眼，警笛也帮不上什么忙。
作为一个急性子，我最怕的事情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开车。我又忍不住回头对坐在后排的刚刚醒来还惺忪着双眼的大宝和林涛说：“上次让你们去考驾照的建议，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嗯？到了吗？怎么看上去像是到上海了？”林涛答非所问。
我无奈地回过头，继续切换着空挡、一挡和二挡。
又挪过了一公里，我发现了堵车的原因。在路的前方，停着几辆警车，幽幽地闪着警灯。警车之间拉起了警戒带，警戒带外站满了缩着脖子、跺着脚的围观群众。
“这些人背着这么多东西，还在这儿受冻围观，精神真是可嘉。”大宝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
围观的人足足站了几圈，占据了半幅路面和全幅自行车道。自行车走上了人行道，汽车挤上了另半幅路面。十几名民警在人群中穿梭，既得疏导交通，还得劝散人群。可是，显然两者效果都不甚理想。
我们的车距离现场还有两百米，可是偏偏这时候堵着不动了，又不能弃车，那只会让这一段更堵。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后面的两个人倒是悠闲。
林涛说：“你看，这个围观人群像个圆，圆心就应该是中心现场。”
大宝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中心现场应该是一个公交站牌？”
“公交站牌那儿能出什么命案？”林涛说，“众目睽睽的，不会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吧？那让我们来做什么？多没成就感？”
车辆行驶到离现场三十米左右的时候，负责保护现场的民警终于看见了我们的警车，赶紧疏导人群，开辟了一条狭小的通道。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紧紧地夹在通道两旁，让我把车开得如履薄冰。
“省厅警车在人群中飙车，导致×死×伤。”想到这些标题党的恶劣行径，我下意识地又点刹了几下。
出乎意料，现场没有尸体，甚至连血迹都没有，只有站牌一角堆放着几双橡胶手套。
我把刚刚拿出来的手套又重新放回勘查箱里，知道用不上了。我转头问身边的民警：“这是个什么情况？法医呢？”
“尸体运走了，法医去殡仪馆了。”
“几点钟报案的？”
“九点半接警的。”民警朝一旁的警车里努努嘴，“报案人还在警车里，情绪不太稳定，我们同事正在慢慢问。”
我抬腕看看表：“现在十一点半，两个小时现场就扫尾了？你们动作不慢呀。”
“这个我不懂，但貌似现场没啥东西。”民警挠挠头。
“现场没啥东西？那让我来做什么？”林涛说，“你们法医来不就好了？”
“走，去问问报案人什么情况，然后陪哥一起去殡仪馆。”我拍拍林涛的肩膀，拉着他钻进停在一旁的警用面包车。
警车里，一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正在瑟瑟发抖，她满面泪痕，身边还放着一个大的旅行包。
小姑娘的身旁坐着一名身材高挑儿、长相清秀的年轻女警，正在拿着笔录纸书写。
见我们进来，女警开始介绍前期问询到的情况：“这个小姑娘是我们市农林学院的学生，今天准备坐火车回家的。刑警队太远，为了不耽误她的火车，我们就没带她回去了，就在这里现场询问。”
“她是报案人吗？”我问。
女警点点头。
“怪我手贱，不该看的。”小姑娘显然已经缓过了劲儿来，“我昨天来火车站买票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包放在站台的一角。今天来坐火车，看见那包还在那里，以为是谁不小心丢了包。开始我只是隔着包按了按，觉得很软，心想肯定是被子之类的东西，不打紧。拎了一下又非常重，拎不动。都怪我好奇，顺手就拉开拉链看了看。”
小姑娘打了个冷战，眼眶里又浸满了泪水。
看来这个小姑娘本该快乐的寒假算是泡汤了。
“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包？”我问。
“就是那种红白蓝相间的蛇皮袋。”小姑娘说，“很普通的那种，街上的民工返乡都背那种袋子。”
说完，小姑娘用手比画了一下大小。大概是边长八十厘米的那种中号蛇皮袋。
“你昨天就看见了？”我问。
身边的侦查员插话道：“据我们前期调查，最早对这个袋子有印象的是一个老婆婆，她住在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区，每天买菜都会经过这个公交站牌。昨天早上她经过站牌的时候没有这个包，大约中午十一点钟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包了，只不过当时没在意。”
“我是昨天下午一点来火车站买票的，”小姑娘使劲儿点点头，“那时候包就摆在那里。”
“一个普通的蛇皮袋，大家确实不会太在意。”我若有所思地说。
“那你看见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大宝见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些急了。
“是一床叠好的棉花絮，中间夹着死人。”小姑娘低头抽泣，身旁的女警替她说道。
“废话，”我点了一下大宝的脑袋，“不是尸体，让我们来做什么？”
“嗯，”女警顿了一下，说，“准确说不是尸体，是尸块。”
“我说嘛，”林涛在一旁恍然大悟，一边比画，一边说，“我还在想，这么小一个袋子，怎么装得下一具尸体加一床棉被？除非是婴儿尸体。”
女警看了眼林涛，掩嘴笑了笑。
“不是不是，”小姑娘使劲儿摇了摇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下身，没有腿。”
因为现场是个公共场所，现场勘查员们在蛇皮袋周围的站牌、垃圾桶、隔离带铁栏杆和地面进行了勘查，结果找到了数百枚指纹和十几个鞋印。这些指纹和鞋印中，到底哪个是犯罪分子的，则不得而知了。换句话说，这起案件的现场，没有任何价值。
唯一能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就是那个蛇皮袋和里面的棉花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具女性尸块。
临去殡仪馆前，我还是不放心地问身边的女警：“你们确定这个公交站牌附近没有摄像头？”
“确定。”女警说，“我们在办理一些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公交站牌是个监控死角，前后左右五百米内没有任何监控能够拍摄到。我们早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可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这下发了这起案件，不信他们还不重视！”
“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公交站牌是监控死角？”我问。
“你是怀疑了解这一带的监控情况的人作案吗？”看来这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女刑警，她说，“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不认为是熟悉的人作案，因为我们市有很多更加隐蔽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道理选择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抛尸。凭着这些年的办案经验，我敢肯定这次是凶手走了好运，碰巧来到了这么个监控死角。”
我点头赞同女刑警的说法：“那你的意思，可能是住在附近或者刚从火车站里出来的人抛尸？出站口有监控吗？”
女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有倒是有，但是已经坏了大半年了，没人修。”
“也就是说，现场附近是不可能通过监控来发现嫌疑人了？”我一脸无奈。
“有也没用。”女刑警用手指着车外的围观群众，“你看外面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背着类似的蛇皮袋，即便有监控，你能分辨出哪个蛇皮袋才是现场的蛇皮袋吗？”
“就是，”林涛说，“这样的蛇皮袋是流行款，LV都出了款一样的。”
女警又偷看了林涛一眼，笑而不语。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不容耽搁了，去殡仪馆吧。”
走出车门，艰难地挪到我们的车旁，围观群众丝毫没有散开的意思。
“那个，”大宝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些人看什么呢？能看得到什么呢？尸体都运走了。”
“就是因为啥都看不到，所以才看嘛。”林涛说，“只能说明太多人太闲了，剩余劳动力比较充足。”
还是在一挡二挡中不停地变换，花了十分钟，才终于开出了人群。我抹了抹额头上急出来的汗珠，如释重负。
“你说，”林涛问，“是住在附近的人抛尸，还是跨地域抛尸？”
“我只能说，”我说，“如果是跨地域抛尸的话，还就真的不太好查了。这里几乎每十分钟都有停靠的火车，乘客来自祖国大江南北，我们去哪里查？”
“我觉得是就近抛尸。”大宝说，“如果是坐火车的话，为什么不干脆把蛇皮袋丢在火车上算了？”
“如果凶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呢？”我说，“如果把尸体丢在火车上，我们就可以沿着火车经过的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但如果抛在这个交通枢纽的话，我们还真是束手无策。”
“嗯，”林涛点头赞同，“我也觉得是从外地丢过来的，所以凶手要用这么一个普通的蛇皮袋来打掩护。”
“照你们这么说，这可是个四省交界的地方呀，一个一个查下去的话，”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那咱们今年的春节假期就泡汤喽。”
我皱着眉头说：“咱们得有点儿自信，说不准尸体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转眼间，我们就抵达了位于市郊一个小荒山脚下的殡仪馆。
森原市的财政状况非常不错，虽然没有人重视城市监控的发展，但是显然很重视殡仪馆的建设。估计这些市领导，都在为自己的身后事考虑吧。
开进这个夸张、气派的殡仪馆，我们很快看见了位于殡仪馆东南角的一块指示牌：森原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