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敌人的姑息，换不回我们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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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咱们在满蒙的那点旗兵，杀不光野鹿一样蹿过来的野毛子，要把这些野鹿屠光，就得发动满蒙老少爷们一起上。有那造一堆小船的银子，不如用来放猎头赏。”
元吉对沙俄并无恶感，减丁的提议不过是就事论事，为了维护满洲对盛京的统治，为了地广人稀的边疆区长治久安。
如果移民同化政策效果更好，即便他个人再痛恨沙俄，也一定会倾向怀柔，与斯拉夫兄弟手拉手，心连心，满俄一体，无分彼此。
可此时的大清国体，满洲族别文化与盛京地区的人口，都不具备迅速同化斯拉夫人的条件。
既然条件不成熟，斯拉夫人在盛京就没有生存的必要。即便他个人对斯拉夫人如何喜爱，也不会允许满蒙诸部对斯拉夫人在盛京的移民点，采取默许态度。
就是辽对金，金对蒙古的减丁政策，日益废弛，才造成了金与蒙古的崛起。明出墙烧荒减丁，犁庭扫穴政策的趋缓，同样造就了建州诸部的崛起。
如果罗马不姑息日耳曼野蛮人，如果西班牙不姑息英国，如果英国不姑息美国，如果当年北洋可以炮击长崎，何来覆灭于黄海？
敌人的姑息，换不回我们的怜悯。
怜悯，从来只有弱者才配享有。
对斯拉夫人怜悯，才是对沙俄的不尊重。
“等罗刹人被杀破了胆，咱倒是可以捕点野罗刹，编列些罗刹佐领，补充长江以南的驻防八旗。”
元吉平静的叙述道，“盛京，是不能让罗刹人定居的，那就会像一条搭在水盆上的毛巾，把西方的罗刹人源源不断的吸入盛京。
汉人，朝鲜人，同样暂不适合定居盛京，不在土地而在民风。汉风太软，一旦让汉俗与朝鲜习俗在盛京蔓延开，就会影响咱的兵源质量。
咱得让他们先忘了他们是什么人。”
清宁宫正殿内实际正在开的就是满洲议政王会议。
议政王会议的议员，不用是“王”，只要加个“与议政”，也就是后来的“南书房行走”，就是议政王会议的议员了。
议政王会议里不光有皇族宗室，八旗固山额真，副都统以上都有“与议政”衔。
六部满蒙尚书，即便皇帝身边的内大臣，侍卫，包括亲王，郡王，贝勒府中的长史等，这些人都位列满洲议政王大会。
汉臣中的范文程，宁完我，也有议政王大会议员资格。
议政王大会讨论军事为主，包括了对高级将佐官员案件的审理，陪审团制度，看集体意见，不看什么法律条款的。
宗室，满蒙汉勋贵子弟的袭爵，军务，边疆与外藩事务等，都在议政王大会处理范围。
入关的决策就是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列举了入关的政策与统治基本方针。
要满洲对汉人少杀的人，恰恰就是汉人嘴里的汉奸：范文程！
康熙方才说的范承谟，就是范文程的儿子，浙江巡抚，官声不错。原历史被耿精忠囚禁，宁死不降，慷慨就义。
对汉人少杀，尽量不屠城的方针，就是范文程建议的。一经被议政王大会采纳，这就是满洲八旗入关的军纪了。
军纪与是否劫掠，爱民无关，军纪是遵守条例，服从命令，即便命令是屠城，坑俘，执行命令就是守军纪。
满洲不是腐儒，沙场征战，各为其主，屠城灭国是武勋，夸功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太庙献俘才是武将荣耀，不会把荣耀看做丢人的。
“良知超越法律”的法学框架，要到纽伦堡审判才初现端倪，之后，西点军校才将“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纳入了其道德哲学的必修课。
那还是人类社会人权发展最前沿的少数几个国家，才能秉承的准则，在世界范围内且不具备通行意义，更遑论用现代人权准绳，衡量古代战争行为了。
少屠不等于不屠，扬州十日嘛，下令者为多铎，随后发布了“维扬可鉴”的公告，没有隐瞒，告诉你原因。
秦，汉，唐，蒙古，清，哪个屠的不是光明正大？白起，卫青，霍去病，成吉思汗等，没人会觉得屠敌有什么错的，陈汤一样会公示：“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为什么屠你，屠完会告诉你，光明正大！
就是因为有军纪约束，多铎才发布公告，把原因说一下。征蒙古，朝鲜，藏地，回部，杀戮比汉地大的多，就不用公告。
能把敌人屠城灭国，不是武功，难道还是丢脸的事？
被不负责任，付不起责任的士大夫，害的家破人亡，赞扬的是不负责，负不了责的士大夫，恨的是暴行？
战争不就是暴行与恐惧的总和么？
就许你出墙烧荒减丁，就不许我入关？就许你犁庭扫穴，不许我暴行？就许你把我当夷狄，不许我把你当下等人？
这不是输不起是什么？这不是弱者思维是什么？春秋秦汉唐的时候，有这个思维？
多铎是清军一方的统帅，对清军有责任，对汉人有什么义务？他吃的是“明”是“汉”的饭？
带领清军获取荣耀，获取利益，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多铎的责任，他履行了他的责任。
当清替代了明，前明的敌国百姓，就变成了大清的子民，这时候才从敌我关系，转变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拿权力义务时期的道德去评判敌我时期，就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儒癌。
明军的士大夫统帅，他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他带给明军士兵，带给扬州人的又是什么？
要让人强身健体，习弓马，练骑射，自强不息，奋勇杀敌，就应该敬佩，学习多铎。
学习这样负的了责，能打胜仗，对敌人毫不手软的人，鼓励大家做这样的人，为国征战，与国开疆。
要学仁义道德，浩然正气，那就敬佩，学习明军的士大夫统帅，鼓励文人领兵，输赢无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
路怎么选，自己挑喽。
即便不屑学敌人，自家的王坚，阎应元，如此英雄豪杰，又有几人知，几人学？
守钓鱼城的王坚，击毙过蒙古大汗，南宋灭亡之后，忽必烈亲自承诺不杀城中一人，方降。守城的三十二名将领，无一人乞求怜悯，全部拔剑自刎。
终元一朝，钓鱼城无人骚扰，蒙古人敬佩的不得了。即便在欧洲，阿拉伯都享有盛誉，被誉为“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
江阴一样，由于阎应元誓死抗击，满洲对江阴人敬佩的不得了，是乾隆亲自拜祭江阴之后，江阴人才重新出仕。
都是失败的抵抗，江阴同样被杀的血流成河，可江阴没有什么十日不十日，三屠不三屠的，那不叫被屠杀，那叫军民尽皆战死，忠烈千秋，可昭日月！
钓鱼城，江阴，才是光辉的图腾！把那些不负责，负不了责的当图腾？
弱者从来就是被屠杀，统治，奴役，征服的对象。
救济，关怀，同情，怜悯，慈善，都可以给予弱者，唯独尊重不行，那不是祈求来的东西。
我觉得你比我强，才有服气。我觉得你跟我像，才有惺惺相惜。
就是在满洲议政王大会上，分析了范文程所言的入关优劣，其发兵之请被八旗勋贵集体采纳，五日后，八旗正式提兵入关。
多铎欺负范文程，把范文程的老婆抢跑了，同样是在满洲议政王大会上，诸王贝勒陪审团，做出了让多铎把人老婆还回去，罚银一千两，剥夺15个牛录的惩处。
正蓝旗等下五旗，一个旗才20个牛录出头，多铎作为努尔哈赤最喜欢的孩子，一旗之主，加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十五个亲军牛录，一共才45个牛录。
多铎最精锐的十五个牛录，就是让满洲悍匪组成的陪审团，罚没了。
逮捕阿济格的决定，同样是满洲议政王大会做出的。
包括立皇太极为大汗，尊多尔衮为摄政王，立顺治，立康熙，都是议政王大会做出的决定。
这时候的满洲，还没有太子这种东西。
至于孝庄多牛逼，能立皇帝，与大清的大刀长矛一样，属于凭空想象。正如当面叫人孝庄的谥号，不太科学一样。
让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三兄弟的生母阿巴亥殉葬的决定，就是议政王大会作出的。
议政王大会就可以让孝庄殉葬，孝庄别说立皇帝，提名个议员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指婚，那是家事，不是政事。
因为后宫与太监，不得干政！
慈禧的聪明，就在于议政王大会废弃之后，又充了回议长，召集大伙开会。
光绪夺不回位，就是满蒙汉勋贵与各地督抚封疆，皆不愿皇权复位，就喜欢开会。
可慈善只是议长，会议召集人，只有决定发言程序与平衡的空间，自身财权，人事权，兵权皆无，空壳儿一个。
光绪的实质敌人，就是表面效忠光绪，实际喜欢开会分权的议员。一等光绪要复皇权，表面效忠光绪的议员，立马就会翻脸。
可慈禧也不能真的重组议政王大会，那她一个充秤的后宫太后，还有什么用？
后来议员们感觉洋人的议会，跟议政王大会的架构也差不多，那就换个壳儿呗，通个电的事，神州一日光复！
晚清表象纷纷扰扰，实际就是个平衡加内斗，乌烟瘴气，一群窝里横的猪狗，早就没了清初的锐气。
满清入关十岁到七十岁男丁加一起才五万多，怎么可能统治那么大的大清？几个县令是满洲人？垄断了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哪行是满洲行？
明是亡了，可统治大清的实际还是大明的统治阶级，换汤不换药，换旗不换人，替掉的仅是朱明宗室与平衡士大夫的勋贵阶层，士大夫都没变，前明进士剃个头的事，地主还是那些地主，衙役还是那些衙役。
对大明的统治阶级来讲，逼捐的闯王才是贼，满洲倒是可以当合伙人。
百分之一，只会和百分之一站在一起，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统治阶级，只会效忠自己的阶级，只会捍卫统治权。至于什么国仇家恨，异族，敌我，文化乱七八糟的，那是曰给被统治阶级听的，外面贼来了要挡啊，不能老爷上去顶啊，老爷的命金贵着呢。
清军之所以可以入关，纵横关内如入无人之境，那就是关内的大明统治阶级，早就预定好了大清统治阶级的股东位子不变，换股协议谈好之后，才有了大明退市的重大重组题材。
由于大明晋商八大家一类的商人，商帮，钱团，大胆的借助这次并购时机，逢低吸纳，一举脱去了大明商贱的不平等地位，变身为法人股股东，自此戴红顶，入新朝董事会，正式晋升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
不少人知道范文程是个汉奸，可知道范文程是干嘛的人很少，范文程就是议政王大会派出的并购谈判代表兼尽调顾问，就是负责跟关内的大明统治阶级，谈判并购与换股问题的代表之一。
谈好的条件，在议政王大会一过会，大明关内就又多一个地下党，再签署一份换股协议，就又多一个带路党。
满洲八旗战力只能作用于正面战场，真正把大明交出来，确保了大清统治权稳固的势力，就是大明的统治阶级。
满洲有议政王大会的时候，外交与谍报战线上进攻犀利，英雄辈出。那都不是了解敌人，是大规模的收买敌人，瓦解敌人。包括大明境内，蒙古诸部，藏地佛爷，都是如此。
秘密潜伏，情报侦知，内应扑城，收买策反，威逼利诱，合纵连横，从幕后为正面战场，立下了赫赫功勋。
清初谍报系统之精锐，精锐到世人只知大明锦衣卫，对满洲八旗这一地下系统，一无所知。直至雍正时期，江湖道门屡屡被叛徒出卖，才知清廷有粘杆处密探这回事。
实际上，雍正设的粘杆处，也就是“血滴子”的原型尚虞备用处，仅是一个风闻奏事的内务府机构，一群杂鱼包衣兼职的市井特务，是用来掩护真正的情报机关的。
由于满洲八旗的封闭性，大清真正的情报系统，正如皇太极的名字一样，大明也好，后世也罢，始终一无所知，倒是负责对明策反的李永芳，派出的潜伏京师七年的暗探与情报站，曾被大明东厂破获过。
这一情报系统，就直接隶属于议政王大会，是非常神奇的互联网分布式架构，无常设机构，无中央服务器，只予特定军政商民人等，以密信直奏之权。
议员有特定配额，但具体给谁互相不问。谁被赋予了这一权力，仅有双方当事人知道。
密信上来，送交的却不是当初授予这一权力的议员，而是宗人府的“公共信箱”，由议政王大会统一取件，在会上公开宣读。
当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的迷信被截获，就是通过这一渠道直送京师。
后来，康熙把这招学了过去，就有了给予特定地方官的“密折专奏”之权，只不过把寄送到“公共信箱”，公开拆。变成寄给他，他来拆了。
一文不花，网罗天下，怕被人贴大字报，又不知身边何人会告，那就只能自我督促，自我暗示，自我催眠，自己告诉自己：“我做的事，皇上都知道。”
那就奋勇杀敌，好好做官吧，不要造反哦，皇上都知道。
这招之高，就是康熙从议政王大会偷师来的。
议政王大会，就是满洲封建军事贵族集团，夺取天下的基础，实在是太聪明了，互联网架构都玩出来了。
此时连康熙的南书房都还没有呢，要等到康熙的南书房，雍正的军机处，再到乾隆持续削弱议政王大会的权利，议政王大会制度才最终在乾隆朝消亡。
八旗就是从那个时候，完犊子了！
愚昧的晚清，别说主动去了解敌人了，主战的都坚信洋人有绑腿，扑地则不起，连南怀仁怎么走路，华尔洋枪队是怎么打仗的都不打听打听，就敢战之必胜了。
无知者无畏！
满清这时候可不是大一统，更不是独裁统治，就是典型的军事贵族民主合议制。
与欧洲海盗秉承的“海盗法典”有异曲同工之处，皇帝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船上的人一投票，同样可以把皇帝流放了。
而且分配相对公平，赏罚分明。上升渠道是通畅的，有升降梯制度。
一个家奴包衣攻城只要第一个登城，立马就是半个前程，封爵，成为贵族。
同样，打仗敢跑，宗室照砍，失城者死。大清县令巡抚就最爱上吊，军人战死，家属同殉者比比皆是。
城丢了还敢嫌水太凉的，都是乾隆朝之后的事了。
此时的清，可不是晚清，儒癌晚期的清，才叫晚清！
“单靠咱们在满蒙的那点旗兵，杀不光野鹿一样蹿过来的野毛子，要把这些野鹿屠光，就得发动满蒙老少爷们一起上。有那造一堆小船的银子，不如用来放猎头赏。”
元吉对沙俄并无恶感，减丁的提议不过是就事论事，为了维护满洲对盛京的统治，为了地广人稀的边疆区长治久安。
如果移民同化政策效果更好，即便他个人再痛恨沙俄，也一定会倾向怀柔，与斯拉夫兄弟手拉手，心连心，满俄一体，无分彼此。
可此时的大清国体，满洲族别文化与盛京地区的人口，都不具备迅速同化斯拉夫人的条件。
既然条件不成熟，斯拉夫人在盛京就没有生存的必要。即便他个人对斯拉夫人如何喜爱，也不会允许满蒙诸部对斯拉夫人在盛京的移民点，采取默许态度。
就是辽对金，金对蒙古的减丁政策，日益废弛，才造成了金与蒙古的崛起。明出墙烧荒减丁，犁庭扫穴政策的趋缓，同样造就了建州诸部的崛起。
如果罗马不姑息日耳曼野蛮人，如果西班牙不姑息英国，如果英国不姑息美国，如果当年北洋可以炮击长崎，何来覆灭于黄海？
敌人的姑息，换不回我们的怜悯。
怜悯，从来只有弱者才配享有。
对斯拉夫人怜悯，才是对沙俄的不尊重。
“等罗刹人被杀破了胆，咱倒是可以捕点野罗刹，编列些罗刹佐领，补充长江以南的驻防八旗。”
元吉平静的叙述道，“盛京，是不能让罗刹人定居的，那就会像一条搭在水盆上的毛巾，把西方的罗刹人源源不断的吸入盛京。
汉人，朝鲜人，同样暂不适合定居盛京，不在土地而在民风。汉风太软，一旦让汉俗与朝鲜习俗在盛京蔓延开，就会影响咱的兵源质量。
咱得让他们先忘了他们是什么人。”
清宁宫正殿内实际正在开的就是满洲议政王会议。
议政王会议的议员，不用是“王”，只要加个“与议政”，也就是后来的“南书房行走”，就是议政王会议的议员了。
议政王会议里不光有皇族宗室，八旗固山额真，副都统以上都有“与议政”衔。
六部满蒙尚书，即便皇帝身边的内大臣，侍卫，包括亲王，郡王，贝勒府中的长史等，这些人都位列满洲议政王大会。
汉臣中的范文程，宁完我，也有议政王大会议员资格。
议政王大会讨论军事为主，包括了对高级将佐官员案件的审理，陪审团制度，看集体意见，不看什么法律条款的。
宗室，满蒙汉勋贵子弟的袭爵，军务，边疆与外藩事务等，都在议政王大会处理范围。
入关的决策就是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列举了入关的政策与统治基本方针。
要满洲对汉人少杀的人，恰恰就是汉人嘴里的汉奸：范文程！
康熙方才说的范承谟，就是范文程的儿子，浙江巡抚，官声不错。原历史被耿精忠囚禁，宁死不降，慷慨就义。
对汉人少杀，尽量不屠城的方针，就是范文程建议的。一经被议政王大会采纳，这就是满洲八旗入关的军纪了。
军纪与是否劫掠，爱民无关，军纪是遵守条例，服从命令，即便命令是屠城，坑俘，执行命令就是守军纪。
满洲不是腐儒，沙场征战，各为其主，屠城灭国是武勋，夸功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太庙献俘才是武将荣耀，不会把荣耀看做丢人的。
“良知超越法律”的法学框架，要到纽伦堡审判才初现端倪，之后，西点军校才将“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纳入了其道德哲学的必修课。
那还是人类社会人权发展最前沿的少数几个国家，才能秉承的准则，在世界范围内且不具备通行意义，更遑论用现代人权准绳，衡量古代战争行为了。
少屠不等于不屠，扬州十日嘛，下令者为多铎，随后发布了“维扬可鉴”的公告，没有隐瞒，告诉你原因。
秦，汉，唐，蒙古，清，哪个屠的不是光明正大？白起，卫青，霍去病，成吉思汗等，没人会觉得屠敌有什么错的，陈汤一样会公示：“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为什么屠你，屠完会告诉你，光明正大！
就是因为有军纪约束，多铎才发布公告，把原因说一下。征蒙古，朝鲜，藏地，回部，杀戮比汉地大的多，就不用公告。
能把敌人屠城灭国，不是武功，难道还是丢脸的事？
被不负责任，付不起责任的士大夫，害的家破人亡，赞扬的是不负责，负不了责的士大夫，恨的是暴行？
战争不就是暴行与恐惧的总和么？
就许你出墙烧荒减丁，就不许我入关？就许你犁庭扫穴，不许我暴行？就许你把我当夷狄，不许我把你当下等人？
这不是输不起是什么？这不是弱者思维是什么？春秋秦汉唐的时候，有这个思维？
多铎是清军一方的统帅，对清军有责任，对汉人有什么义务？他吃的是“明”是“汉”的饭？
带领清军获取荣耀，获取利益，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多铎的责任，他履行了他的责任。
当清替代了明，前明的敌国百姓，就变成了大清的子民，这时候才从敌我关系，转变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拿权力义务时期的道德去评判敌我时期，就是吃饱了撑的，就是儒癌。
明军的士大夫统帅，他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他带给明军士兵，带给扬州人的又是什么？
要让人强身健体，习弓马，练骑射，自强不息，奋勇杀敌，就应该敬佩，学习多铎。
学习这样负的了责，能打胜仗，对敌人毫不手软的人，鼓励大家做这样的人，为国征战，与国开疆。
要学仁义道德，浩然正气，那就敬佩，学习明军的士大夫统帅，鼓励文人领兵，输赢无所谓，留取丹心照汗青。
路怎么选，自己挑喽。
即便不屑学敌人，自家的王坚，阎应元，如此英雄豪杰，又有几人知，几人学？
守钓鱼城的王坚，击毙过蒙古大汗，南宋灭亡之后，忽必烈亲自承诺不杀城中一人，方降。守城的三十二名将领，无一人乞求怜悯，全部拔剑自刎。
终元一朝，钓鱼城无人骚扰，蒙古人敬佩的不得了。即便在欧洲，阿拉伯都享有盛誉，被誉为“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
江阴一样，由于阎应元誓死抗击，满洲对江阴人敬佩的不得了，是乾隆亲自拜祭江阴之后，江阴人才重新出仕。
都是失败的抵抗，江阴同样被杀的血流成河，可江阴没有什么十日不十日，三屠不三屠的，那不叫被屠杀，那叫军民尽皆战死，忠烈千秋，可昭日月！
钓鱼城，江阴，才是光辉的图腾！把那些不负责，负不了责的当图腾？
弱者从来就是被屠杀，统治，奴役，征服的对象。
救济，关怀，同情，怜悯，慈善，都可以给予弱者，唯独尊重不行，那不是祈求来的东西。
我觉得你比我强，才有服气。我觉得你跟我像，才有惺惺相惜。
就是在满洲议政王大会上，分析了范文程所言的入关优劣，其发兵之请被八旗勋贵集体采纳，五日后，八旗正式提兵入关。
多铎欺负范文程，把范文程的老婆抢跑了，同样是在满洲议政王大会上，诸王贝勒陪审团，做出了让多铎把人老婆还回去，罚银一千两，剥夺15个牛录的惩处。
正蓝旗等下五旗，一个旗才20个牛录出头，多铎作为努尔哈赤最喜欢的孩子，一旗之主，加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十五个亲军牛录，一共才45个牛录。
多铎最精锐的十五个牛录，就是让满洲悍匪组成的陪审团，罚没了。
逮捕阿济格的决定，同样是满洲议政王大会做出的。
包括立皇太极为大汗，尊多尔衮为摄政王，立顺治，立康熙，都是议政王大会做出的决定。
这时候的满洲，还没有太子这种东西。
至于孝庄多牛逼，能立皇帝，与大清的大刀长矛一样，属于凭空想象。正如当面叫人孝庄的谥号，不太科学一样。
让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三兄弟的生母阿巴亥殉葬的决定，就是议政王大会作出的。
议政王大会就可以让孝庄殉葬，孝庄别说立皇帝，提名个议员的权利都没有，只能指婚，那是家事，不是政事。
因为后宫与太监，不得干政！
慈禧的聪明，就在于议政王大会废弃之后，又充了回议长，召集大伙开会。
光绪夺不回位，就是满蒙汉勋贵与各地督抚封疆，皆不愿皇权复位，就喜欢开会。
可慈善只是议长，会议召集人，只有决定发言程序与平衡的空间，自身财权，人事权，兵权皆无，空壳儿一个。
光绪的实质敌人，就是表面效忠光绪，实际喜欢开会分权的议员。一等光绪要复皇权，表面效忠光绪的议员，立马就会翻脸。
可慈禧也不能真的重组议政王大会，那她一个充秤的后宫太后，还有什么用？
后来议员们感觉洋人的议会，跟议政王大会的架构也差不多，那就换个壳儿呗，通个电的事，神州一日光复！
晚清表象纷纷扰扰，实际就是个平衡加内斗，乌烟瘴气，一群窝里横的猪狗，早就没了清初的锐气。
满清入关十岁到七十岁男丁加一起才五万多，怎么可能统治那么大的大清？几个县令是满洲人？垄断了对外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哪行是满洲行？
明是亡了，可统治大清的实际还是大明的统治阶级，换汤不换药，换旗不换人，替掉的仅是朱明宗室与平衡士大夫的勋贵阶层，士大夫都没变，前明进士剃个头的事，地主还是那些地主，衙役还是那些衙役。
对大明的统治阶级来讲，逼捐的闯王才是贼，满洲倒是可以当合伙人。
百分之一，只会和百分之一站在一起，无论他们来自哪里。
统治阶级，只会效忠自己的阶级，只会捍卫统治权。至于什么国仇家恨，异族，敌我，文化乱七八糟的，那是曰给被统治阶级听的，外面贼来了要挡啊，不能老爷上去顶啊，老爷的命金贵着呢。
清军之所以可以入关，纵横关内如入无人之境，那就是关内的大明统治阶级，早就预定好了大清统治阶级的股东位子不变，换股协议谈好之后，才有了大明退市的重大重组题材。
由于大明晋商八大家一类的商人，商帮，钱团，大胆的借助这次并购时机，逢低吸纳，一举脱去了大明商贱的不平等地位，变身为法人股股东，自此戴红顶，入新朝董事会，正式晋升为统治阶级的一份子。
不少人知道范文程是个汉奸，可知道范文程是干嘛的人很少，范文程就是议政王大会派出的并购谈判代表兼尽调顾问，就是负责跟关内的大明统治阶级，谈判并购与换股问题的代表之一。
谈好的条件，在议政王大会一过会，大明关内就又多一个地下党，再签署一份换股协议，就又多一个带路党。
满洲八旗战力只能作用于正面战场，真正把大明交出来，确保了大清统治权稳固的势力，就是大明的统治阶级。
满洲有议政王大会的时候，外交与谍报战线上进攻犀利，英雄辈出。那都不是了解敌人，是大规模的收买敌人，瓦解敌人。包括大明境内，蒙古诸部，藏地佛爷，都是如此。
秘密潜伏，情报侦知，内应扑城，收买策反，威逼利诱，合纵连横，从幕后为正面战场，立下了赫赫功勋。
清初谍报系统之精锐，精锐到世人只知大明锦衣卫，对满洲八旗这一地下系统，一无所知。直至雍正时期，江湖道门屡屡被叛徒出卖，才知清廷有粘杆处密探这回事。
实际上，雍正设的粘杆处，也就是“血滴子”的原型尚虞备用处，仅是一个风闻奏事的内务府机构，一群杂鱼包衣兼职的市井特务，是用来掩护真正的情报机关的。
由于满洲八旗的封闭性，大清真正的情报系统，正如皇太极的名字一样，大明也好，后世也罢，始终一无所知，倒是负责对明策反的李永芳，派出的潜伏京师七年的暗探与情报站，曾被大明东厂破获过。
这一情报系统，就直接隶属于议政王大会，是非常神奇的互联网分布式架构，无常设机构，无中央服务器，只予特定军政商民人等，以密信直奏之权。
议员有特定配额，但具体给谁互相不问。谁被赋予了这一权力，仅有双方当事人知道。
密信上来，送交的却不是当初授予这一权力的议员，而是宗人府的“公共信箱”，由议政王大会统一取件，在会上公开宣读。
当年郑芝龙与郑成功的迷信被截获，就是通过这一渠道直送京师。
后来，康熙把这招学了过去，就有了给予特定地方官的“密折专奏”之权，只不过把寄送到“公共信箱”，公开拆。变成寄给他，他来拆了。
一文不花，网罗天下，怕被人贴大字报，又不知身边何人会告，那就只能自我督促，自我暗示，自我催眠，自己告诉自己：“我做的事，皇上都知道。”
那就奋勇杀敌，好好做官吧，不要造反哦，皇上都知道。
这招之高，就是康熙从议政王大会偷师来的。
议政王大会，就是满洲封建军事贵族集团，夺取天下的基础，实在是太聪明了，互联网架构都玩出来了。
此时连康熙的南书房都还没有呢，要等到康熙的南书房，雍正的军机处，再到乾隆持续削弱议政王大会的权利，议政王大会制度才最终在乾隆朝消亡。
八旗就是从那个时候，完犊子了！
愚昧的晚清，别说主动去了解敌人了，主战的都坚信洋人有绑腿，扑地则不起，连南怀仁怎么走路，华尔洋枪队是怎么打仗的都不打听打听，就敢战之必胜了。
无知者无畏！
满清这时候可不是大一统，更不是独裁统治，就是典型的军事贵族民主合议制。
与欧洲海盗秉承的“海盗法典”有异曲同工之处，皇帝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船上的人一投票，同样可以把皇帝流放了。
而且分配相对公平，赏罚分明。上升渠道是通畅的，有升降梯制度。
一个家奴包衣攻城只要第一个登城，立马就是半个前程，封爵，成为贵族。
同样，打仗敢跑，宗室照砍，失城者死。大清县令巡抚就最爱上吊，军人战死，家属同殉者比比皆是。
城丢了还敢嫌水太凉的，都是乾隆朝之后的事了。
此时的清，可不是晚清，儒癌晚期的清，才叫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