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7章 不做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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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一派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等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苏轼这样一个人，可以忘了他的官场经历，不能忘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自宋以后，华夏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
苏轼之才，可以说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的气息。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赵珩知道，孙珲希望自己无论是做皇帝，还是普通人，都能象苏轼那样，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贾似道不是王安石，不想也不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他赵珩，却也不做“我好孤寒！”的神宗皇帝！
以元丰四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前，神宗皇帝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但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皇帝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皇帝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皇帝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
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消息，西夏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皇帝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
可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神宗皇帝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
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为什么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为什么也一件不提？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他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差点灭亡了，差点被外族所消灭了，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神宗皇帝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苏轼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一派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等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苏轼这样一个人，可以忘了他的官场经历，不能忘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自宋以后，华夏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
苏轼之才，可以说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的气息。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赵珩知道，孙珲希望自己无论是做皇帝，还是普通人，都能象苏轼那样，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贾似道不是王安石，不想也不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他赵珩，却也不做“我好孤寒！”的神宗皇帝！
以元丰四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前，神宗皇帝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但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皇帝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皇帝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皇帝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
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消息，西夏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皇帝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
可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神宗皇帝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
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为什么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为什么也一件不提？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他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差点灭亡了，差点被外族所消灭了，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神宗皇帝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