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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3章 为政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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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煜当了总管之后,财务的管理也落到了手中,他更加不遗余力的劝荣王变卖手中的田产,投资矿业,荣王一开始有些担心,但因为仙女的那一句提醒的话,加上秦煜操作得当,获利极大,是以渐渐的便放开了。

    荣王并没有想到,秦煜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他的性命。荣王府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一个人的眼中。

    “甜甜的眼光很厉害嘛,推荐的这个人办事很厉害,我想要荣王做的事,他竟然都达成了。”孙珲看着“全知之眼”传输给他的数据,笑着对肖甜甜说道。

    由于荣王这个大宋朝头号大地主带头抛售田产投资矿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现在很多官员和大地主已经开始跟风了,宋朝严重的土地兼并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贾似道推行《公田法》的阻力大大的减小,宋朝的经济状况也开始好转。

    “秦桧的后代嘛,看样子擅长阴谋诡计这一套是天生的。”肖甜甜笑道。

    “不过厉害的还是孙哥你,你怎么知道可以从荣王这里打开局面?”王琳琳看着孙珲,眼中闪过敬佩之色。

    “孙哥对历史有研究嘛。”肖甜甜答道,“咱们这块儿就不行了。”

    “光有研究还不行,还得能想出办法来才成。”孙珲感叹道,“现在才知道,贾似道这家伙为什么孤注一掷的跑到前线去打仗,其实就是他推行《公田法》得罪人太多了。现在才知道孟子说的那句‘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是什么意思。”

    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宋朝对军粮的需要量加大。但是由于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家无力筹集粮饷,造成了军粮的匮乏。为此,宰相贾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图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减少纸币的发行,平易物价,以挽救统治危机。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公田法》的推行在当时有其必要性,本意不能说不好。《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决军粮短缺、减少纸币发行等方面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可是,由于吏治腐败,特别是这项措施极大地损害了江南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疯狂反对和破坏,使《公田法》在执行过程产生了许多弊病,一般农民也多少受到损害。贾似道的名声因此大坏,一度成了天下公敌。

    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意为统治者要想稳定统治秩序,并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那么他们所推行的一切政策、措施都不能得罪于作为自己统治基础的公卿大臣和有力之家,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人心向背要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统治,还在于这些人手中握着笔,他们必然要按照自己和本阶级的好恶来记载历史,任情褒贬,既可以让某位统治者“流芳百世”,也可以使他“遗臭万年”。孙珲知道,历史事实也这样证实了,在封建社会中,凡是出自官僚、士大夫之手的国史、实录,或是野史、笔记之类,其所记内容一旦涉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很少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可言,对人物的评价更是如此。

    例如,奏始皇由于坑杀了主张实行分封制和在背后说他坏话的460名方士、儒生,结果留下了一个“暴君”的称号,至于他结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北防匈奴,南征百越,使广大人民群众免遭战乱之苦的历史功绩,在史籍中就根本不予承认。王莽掌权时,他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措施,深得士大夫的好评,至有“周公”之称,前后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四十余万人之众,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唯恐他不代汉称帝。可是一旦王莽正式登上帝位以后,为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而实行了“改制”,由于所推行的“王田”、“私属”制等政策,触犯了地主贵族、富商巨贾的利益,很快就被他们所抛弃,并在历史上最后落得一个“篡汉”的罪名。

    而贾似道在他上台执政之初,凭借其鄂州战功和以前在经济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著名学者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反映了当时土大夫们对贾似道钦备态度之一斑。惯于任情褒贬人物的太学生们,也争相称其为“师相”、“元老”和“周公”。可是当贾似道着手实施一些有利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眼前利益的政策时,就遭到了他们的猛烈反对。

    由于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使土地集中的现象非常严重,后期更甚于前期,到贾似道主政时,土地兼并已达到疯狂的程度。据官员孙梦观在奏疏中说:“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困仓星列,奚啻万斯。大则陵轹州县,小则武断闾阎。”这样不仅加剧了阶级矛盾,也使封建国家征发赋役产生了困难。

    宋朝后期和籴负担之重,不仅使一般自耕农苦不堪言,被迫起来举行反抗斗争,也使一些大户破产,和籴已严重动摇了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却是事实。由于和籴中弊端百出,如地方官借和籴之机,用市斗籴粮,加收耗米、斛面,以增加收入;胥吏则“百方乞觅,量米则有使用,请钱则有縻费”,更加重了民户的负担。至于和籴的摊派也很不合理,“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重担主要落在贫弱户和中、小地主的头上。

    由于宋、蒙战争全面展开,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财政危机空前严重。这时宋朝政府对和籴的依赖之深,已达到“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的程度。过重的和籴不仅仍然解决不了军饷问题,还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