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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攻守异议久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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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人长于奔击,不善攻坚,引诱北屈城中的守卒野战没有奏效,徒劳无功,人马的士气也稍稍沮丧,没有再选择攻城。

    另一方面,为了掠夺更多的粮草物资,匈奴人也不会选择顿兵城下,而是选择了绕过防备森明的北屈城,继续侵入到河东的皮氏等地去。

    在这个时候,谨慎守城的卫觊和牛嵩对城外的匈奴人马发动了攻击。

    因为诱敌在先,加上固守为上的城中士卒一直没有出战的意思,所以匈奴人的营地距离城墙倒是不会是远距离的。

    前几次,卫觊带着步卒,以及这些天临时征集、训练的丁壮,大张旗鼓,意图从正面对匈奴人进行攻击,将匈奴人的骑兵注意力尽数往卫觊方向吸引过来。

    可是在剑拔弩张的关头,城中守卒宁愿损失一些体力、箭矢,也要突然退兵,撤回到了城中去。

    如此反复数次,城中的守卒体力消耗不少,匈奴人对这些城中的守卒的警惕性也慢慢放了下来。

    城中的守卒就是要让他们人马疲劳不堪,所以匈奴人不能够让他们如愿。

    他们对于主动进攻、主动撤退的城中人马不再如临大敌,而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看着他们偶尔是白天、偶尔是傍晚从城中突然冲了出来,然后又匆匆忙忙地退了回去。

    直到了卫觊突然真正发动攻击的那一天,散漫松懈下来的杂胡人马眼见着鼓噪而上的城中守卒,这才手忙脚乱地开始拿起兵器,被动聚集,慌张防御起城中守卒的进攻来。

    原本解鞍歇马、卸甲休息的匈奴人也来不及披甲系鞍,就急匆匆地骑着无鞍马,手持弓箭,快速地奔驰起来,想要绕到卫觊进攻队伍的两侧,延滞、夹击卫觊的兵马。

    就在双方纠缠战斗的时候,牛嵩趁势带着精锐歩骑两百,从另外一面城门杀出,迂回地向匈奴人的背后冲杀而来。

    还在缠斗的匈奴骑兵,看着城中的骑兵从另一侧渐渐逼近,不得不舍弃了面前的敌人,还有身后的营地,调转马头、快马加鞭,迅速脱离了战场,以求摆脱敌人的追击。

    牛嵩只分出少量兵马去追击远逃的匈奴骑兵,自己则带着其他人马和卫觊合力,迎风纵火,共同击破了匈奴人几乎没有成型防御工事的营地,大败了仓促聚集抵抗的杂胡人马。

    卫觊、牛嵩携大胜之威,又追击了匈奴人几里地,这才勒令收军,简单打扫战场后,又迅速返回城中。

    此战,卫觊、牛嵩击破匈奴人营地,斩首一百二十几级,杀伤匈奴人马超过两三百,虽然其中被斩首的多是无马徒步的杂胡附从,但也大大挫败了匈奴人的嚣张气焰,并成功解开了一部匈奴人对北屈城的包围。

    匈奴人除了一部兵马在北屈城下受挫之外,入侵到皮氏的人马很快也遭到了河东士卒的迎头痛击,于是见势不妙的匈奴人毫无包袱地选择了掉头撤退,他们驱赶着先前在蒲子、北屈两地掳掠来的牲畜辎重,携带着大袋小袋、成束成堆的五谷刍藁,全部退出河东郡境内,往西河郡转移撤退。

    等到奉命驰援的甘陵、孟突等将,带着歩骑和曹鸢派来的士卒会合,然后进驻北屈、蒲子后,匈奴人的兵马已经离开河东郡,逃入到了西河郡了。

    坚守北屈城的卫觊、牛嵩因为只有一曲士卒,在面对匈奴人大队人马撤退时,也不敢冒然出城邀击拦截,只能够小规模出城骚扰了匈奴人一阵后,就眼睁睁看着匈奴人的骑兵远飚而去。

    甘陵、孟突、卫觊、牛嵩等文武不得不在这个冬季,留在了北屈、蒲子两地,一面修缮城墙、建造烽燧,驻兵加强与匈奴人临界城邑的防务,一面赈济救助遭难幸存下来的民众,招抚逃散入山林的黔首重新返回定居。

    这些河东西北边境的军政要务,都被制成文书,快马送到了安邑郡府,面呈太守阎行等待批示。

    而对于这些在岁末入侵的不速之客,郡府之中也是意见不一,还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

    此次匈奴人能够入侵河东,主要是因为之前河东郡的主要敌人都分布东、西、南三个方向,西北面的西河郡中,虽然已经被汉廷废置,但境内的匈奴、羌胡群龙无首、自相攻伐,虽然偶尔也有少量游骑入侵剽掠,但这只是疥癣之疾,远远谈不上能够对河东郡构成威胁。

    因此,阎行并没有在西北边界城邑布置重兵,之后更是因为张济的弘农大军入侵,河东郡在东面、南面同时作战,又调集舟师顺流而下,在郡中各县抽调走了大部分兵马,使得西北边界城邑的防务更加空虚。

    这才给了匈奴人趁虚入侵的机会。

    严授、贾逵、裴徽、乐详等府中大吏、掾史,在商议过后,都认为应该增加驻兵,加强西北边境的城邑防务,一面加固城墙、修建烽燧,一面远派斥候、训练民众,以防范西河郡境内的匈奴人对河东郡的入侵抄掠。

    徐琨、杨丰、阎兴等武将,则认为于夫罗这伙匈奴从太原进入西河,人马疲困、粮草不济,又轻启边衅,应该予以重惩,提出踊跃用兵、御敌于外的策略,想要发动大军,消灭于夫罗这一伙流亡在外的匈奴人马。

    于是,在郡府大堂上,“慎战派”的文吏与“勇战派”将校就多了一场激烈地辩论。

    严授认为河东今岁的用兵数量、规模已经超过原本的预计,在河内、河南、河东、弘农多地的鏖战,以及战后的抚恤赈济,所关涉到的各项粮谷财帛的支出,已经使得河东的府库入不敷出,需得损来岁之有余,补今岁之不足,才能够勉强补上这几场战役带来的巨大物资、人力消耗。

    这还是建立在来岁不会再出现今岁这般大灾年的条件下。

    而劳军远征,进入西河郡内,去消灭于夫罗这一支匈奴人对于眼下的河东郡而言,毫无益处。

    在人口上,如狼如豺的匈奴人不能够为自己所用,想要诛灭则会耗费粮秣辎重,折损人马,任由逃窜则难免会被其卷土重来、试图报复。

    在土地上,废弃的西河等郡,就算短时内收复了,可没有后续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也无法长远守住。

    至于巩固领地的措施,如果只在距离河东腹地遥远的边地上,屯驻兵马,而不迁徙民众大规模屯田聚谷、筑城掘井,那这种长途粮草转运,绝不是三河之地的仓禀、民役可以承担的。

    如果是实行筑城屯田、徙民实边的策略,那都是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够办到的事情。以目前河东以及不久前取得的河内、河南地的处境,吸纳流民、充实人口还唯恐不够,又哪里有多余的人力物力去收复失土、开垦河套。

    更何况,劳师远征的结果,更多的是无功而返,亦或是大败而归,匈奴人虽然虚弱,但也不是愚昧木讷、任由河东兵马屠杀的草人,他们也会战斗、也会远遁,如果不能够一举击破匈奴人,那么这一遭的远征,不仅是徒劳无功,还会严重影响到了河东边境的安全和后续的军政。

    所以按照量入计出、宽政料民的原则,严授希望阎行能够量力而行,选择稳妥实际的增兵驻防,而不是冒险地劳师远征,那对于河东而言,并非稳妥上佳之策。

    相比起严授等人的顾虑重重,将校们则没有诸多束手束脚的考虑。其中以徐琨最为激进,他坚持认为今岁大饥,匈奴人也遭受了严重的蝗灾、旱灾,已经是强弩之末,若是贪图一时的安逸稳妥,不抓住战机,趁机将他们一举平定,那么恢复过来元气的匈奴人就会不断入侵骚扰河东境内。

    匈奴人劲弓快马,奔击袭扰,到时候,河东的北境屡屡烽燧告急,得分出多少人力物力去防备这些趁虚而入的饿狼,又哪里还有心思精力去图谋西面的关中,经营东面的河内、河南地呢。

    当然,在徐琨的心中,也有着自己的一番私心。他投奔阎行之后,急于在河东军中站稳脚跟,尔后出掌兵马,因此一直踊跃用兵,可惜不管是还定河东、西河拒敌,还是在攻取河内、击败弘农的多场大战中,因为阎行麾下已经有了甘陵、徐晃、曹鸢、翟郝、魏铉等一众将领,故而徐琨远远还捞不到大功,距离出掌兵马的目标也还远着呢。

    眼下连赵鸿都能够担任盐铁都尉,协助郡丞严授掌控官营河东盐铁,还统率有五百盐铁吏卒,而自己一个奉义校尉,却只能够在临战时获得统兵之权,战后即如同白身一般,供列于幕府麾下,当一个有名无实的校尉而已。

    这种情况,徐琨如何能够忍受。因此他急于击败当下自己的这种处境。

    而远征匈奴人,则是自己最容易抓住的一个机会。

    故此,徐琨比起其他将校,还要更加积极踊跃三分。

    对于大堂上的文武异议,高踞上首的阎行倒是迟迟没有表态,而是暂时停止了这场争议,宣布此事容后再议。

    阎行隐晦不明的态度,让据理力谏的严授心中急躁,河东从最初的推行屯田、大兴水利,到了今下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都浸透了入河东以来宵衣旰食的严授一番心血。

    严授可不想河东的一番基业,因为这些将领的好战、危战而毁于一旦,他还想再行劝谏,可是阎行已经起身转入侧室,这让他无言倾诉,只能够气愤地当先走出了大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