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章 捉拿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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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店老板问师太这外丹和捉拿那小鬼有什么关系呢？师太看了看师姐和布店老板，然后示意他们和她一起走进另一间屋子。
在这间屋子里，摆设极其简单，但是一进去后就有一种奇香飘来，这让师姐也很奇怪，因为这师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在这个地方也没闻到过这种香味啊，而且这味道让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师太指着屋子中间的一个炉子说，这里曾经就炼过丹，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原来多年前有一位年长的道长，不远千里来到香港，可是当时没有地方居住，于是就暂借此地留宿，这位道长在些待了七七四十九天，每天就在这屋子里炼丹，也没见他吃过东西。他呢，也好像有重要的事要做似的，急于炼成这丹丸，后来炼成了，他就要走，在临走前，送了三粒丹丸给师太，说这丹丸可以去邪避祟。一直以来，这三料丹丸就放在这屋里，师太取出一粒给了布店老板，她说：“你在明晚之前先服上一粒，然后拿着那佛牌去赌马场，我们会在那里等你，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法拿那小鬼。”
布店的生意在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是很吃得开的，很多女人喜欢去那里选择布匹做旗袍什么的，而有的女人也会来这里买布料给自己的先生做西装，可以说整个香港因为这时装也曾一时间走在了亚洲潮流的最前方。
这布店是依托着服装的，而向来中国人的服装就是一直在发展中的，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服饰变迁，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衣服就已经不仅仅是御寒蔽体的附物，而是具有高度发达人文思想的华夏民族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变迁史。
一直以为，服饰都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也是人类审美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从三皇五帝到清朝的几千年间，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商的服饰“威严庄重”，周的服装“华美天然”，战国以“清新”而著称，汉代以“凝重”以流传，魏晋的“宽衣洒脱”，唐的“丰满华丽”，宋的“拘谨规矩”，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简单”，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自己博大精深的独特的完备的服装体系。
服装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载体，中国人的祖先们追求自然之道，服饰也是一样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需求，远古时期，东、西方服饰形态在是相近的，一开始都是树叶、草皮裙围在腰间用以遮羞。后来西方就逐渐把衣服做成紧贴身体的形式，使西方服饰越来越体现出人体美，强化性别，凸显人体线条；而东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东方文化中的含蓄、朦胧美占了主导地位，在服饰中有意弱化人体，掩盖人体。保持东方服饰的宽松、飘逸、洒脱的风格。追求的是面料的质地、色彩与花纹。汉服的基本形制为东方服装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周边和东南亚很多民族的服装都受了汉服的影响，尤其是韩国的韩服和日本的和服更是直接由中国的“汉服”演变发展而来并保存完好的文化遗存，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把汉服这么精美的服装得以继承发展，这的确有些遗憾，这与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到民国的演变有着一定的关系的，虽然东、西服饰文化分道扬镳上千年。然而到民国后期在中国也出现了体现女性人体美的旗袍，还是有点殊途同归的意味，这种让全世界人民眼睛一亮的旗袍才使得中国人的服饰审美有了极大改观。
中国古代服制的建立始于秦代，早就有了“官衣”和“民服”“礼服”的区别了，对面过来一个人，看穿的衣服就知道是什么身份了，“官人”穿官服更便于工作。“礼服”是在大型活动或外交礼仪中的穿戴，这种传统对以后各个历史朝代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就是到了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也是这样。汉服是那时的中华礼服，中国的古人是很讲究的，早就有“上衣下裳”的区别，有“上衣下裳，宽衣博带”的讲究，一为了华美；二是宽衣厂袖穿在身上比较舒展。当然老百姓平日里还是以短衣收袖的便装为主的，这样方便人们日常的劳作和生活，更简洁实用。中国的服装“上衣下裳”，裳裙也，非裤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女子服饰以“深衣”为主。这里的“深”，不属颜色，而是样式，深衣是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上衣和下裳连在了一起，然后扎上腰带，其襟裾随身体缠绕称为“曲裾”，后来这种深衣也被叫做“曲裾式深衣”。再比如，中国汉服里还有一个“交领右衽”的说道，无论男女都是左襟压右襟，这也是中国人的最重要的服装特征；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所有服装都保留着这个讲究，这正是文化的传承在服饰中的体现。因为中国以“左为阳，右为阴”的说法，这里体现了“阳乘阴”的思想，而非阳高于阴之意。秦汉女子仍以深衣为尚，只是衣襟缠绕层数增加，衣摆宽度增加，穿此种深衣，腰身要裹得很紧，用带子束住。衣带的出现终于使中国的服装也体现出朦胧的人体美，系带可以起到扣子和装饰作用，柳永有一句著名的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的“带”就是国人的一种审美取向的变化的结果。古代的下衣除了裳之外还有“绔”。绔就是裤子，因常用细绢织成，故称“纨绔”，富家子弟多穿纨绔，才有“纨绔子弟”之名，现在已经演化为一个贬义词。过去中国人常常用穿衣服来说明一个人的身份，比如“布衣”是指贫民百姓，“白袍”是泛指未得功名的士人，“袍泽”一般是指将士、军人的代名词。“青衿”是周代读书人常穿的服装，泛指有学识的人。明清科举时代则专指秀才。“黄裳”：黄色表示尊贵，穿黄裳意味着贵居尊位，因而黄裳就成了皇帝的别称，我们最熟知的“巾帼”是指女英雄，青衣：是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的服装。婢女亦多穿青衣，后用为婢女的代称。“赭衣”，赤褐色。古时囚犯乃服赭衣，因以褚衣代称囚犯。还有很多关于服装为不同人的带名称，这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多样性。
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女子服饰大体上还是承袭秦汉的样式，以襦、衫、裙为主，也以大袖衫为时尚，流行上襦对襟（开衫），裙一般是裙腰高，上衣短，衣袖窄，下裙长。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由战乱到经济文化的昌盛，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样式，都出现出一派绚烂的服装样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是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依然带高系，普通都在腰部以上，有点像现在的韩服，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修长俏丽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开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的服饰最为开放自由，唐代女性的服饰华美艳丽。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服饰多样化，出现女着男装；以露为美的特点。表现出唐代女性雍容大气、崇武尚勇、追求平等、开放大胆的审美心态。这种审美心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的审美精神和宽容的文化胸怀。有一首著名的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说明唐代女子服饰的美好。宫廷里的美丽服饰逐渐流传到民间，如：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半袖露臂，袒露丰胸以成为时尚。在这段时期服饰的样子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唐代的女装主要是衫、裙和帔；帔就是披在肩上的长围巾。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是套穿在长衫外面的，我们在唐三彩中看到过这类人物形象。
宋、明以来由于朱程理学的主导，服装的等级分的比较严格，贵族妇女服饰都有具体规定，从皇后、皇妃到命妇皆有冠、服。“凤冠霞帔”是明代有社会地位的妇女礼服，是后妃在参与祭奠等重要仪式时运用的服饰。整个冠上缀着龙凤，搭配霞帔一同穿著。而明代日常女子服装以衫、裙、袄、褙子、比甲为主。褙子较流行，直领、对襟、小袖为平民之服。另外，一种对襟、无袖，左右两侧开衩的上衣“比甲”，在宋元之后渐流行，而在明代成为妇女日常之服。这种比甲从形式上看与隋唐的半臂有着渊源关系，清朝马甲也由此发展而来。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有着几千年的古代服饰文化，到了清朝时达到了顶峰，无论是织造技术，还是染色工艺均闻名世界，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在满人入主中原以后，一开始还是保留了大部分的汉代的服饰习惯。后来民间就开始模仿宫中人的服饰，乾隆朝制定了详细的冠服制度，并图示说明。清朝的皇亲贵族、士官达人与普通民众的服饰有着鲜明的特点，层次差距甚大，满人男装主要是长袍和马褂，袖端呈马蹄形是女真人的“崇尚犬马精神”在满族服饰里的最具体的体现。长袍造型简练，立领直身，偏大襟，前后衣身有接缝，下摆有两开衩，四开衩和无开衩几种类型更便于骑马射猎。皇室贵族为便于骑射，着四面开衩长袍，即衣前后中缝和左右两侧均有开衩的式样，平民则着左右两侧开衩或称“一裹圆”的不开衩长袍。满族妇女平时多穿长袍，下可掩足，右衽斜襟，袖口平而较大，袖端，衣襟，衣裾镶有彩色缘边，领有高有低，无领则以围巾绕领；用于保护颈部，她们穿的旗袍，早期是宽大直筒型的，后来才变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由于满人不缠足，她们的一种花盆式的高底鞋走起路来需要平稳中略带几分摇摆，主要突出了满人女性的端庄与洒脱。
民国时期是中国服装是从古代到现代的分水岭，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废除。当然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男人的长跑马褂逐渐到中山装、西服。女子的宽腰宽袖旗袍逐渐演化成束身旗袍，更加突出女性的身材美，终于成为代表中国女性优雅风范的服装样式。在民国时期，当时的政治主张和时代要求都会在服装中找到其想象的影子，比如“中山装”是综合西服和中国传统马褂的特点为革命党人设计的。中山装初始式样为前身9粒扣，后身贯通背缝，立领，前身有4个明袋。它虽不如西装潇洒，但朴实、庄重、大方，并且可以用国产布料加工，因此一问世，便在青年学生中时兴起来，并逐步推及一般成年男人。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予“革命”含义:定前身四只口袋，依据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前身改用五粒扣子是依据国民政府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原则；袖口定为三粒扣子是依据“三民主义”原则，把立衣领改为封闭式翻领，显示“三省吾身，严谨治国”的理念。此后，中山装不但成为政府公职人员的官服，更成为一般青年追求时尚的象征。可惜的是中山装没有保持下来，如果现在有人穿中山装在大街上走一圈，一定会被人认为是那个剧组的演员了。
到了民国后期还有大部分人在穿着长袍马褂，比如我们看到在老舍的《茶馆》中人们的服饰大抵如此，这都与清代的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时的服装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服饰层次的分化迅速拉大。这个时期的社会主流穿戴是：一般是商人是西装、知识分子穿长衫、政府官员中山装，女装是旗袍和上袄下裙最为流行。在民间男人则以对襟的唐装为主，女人会有带大襟在腋下系扣的衣服为主。
建国以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时期的衣着消费十分简易和单调。大致是“50年代列宁服、60年代中山装、70年代劳动服”，具体来说每个时期又稍有不同。在50年代，男人中流行灰蓝色的“干部服”，女子则以穿“列宁装”为时尚，而男女都穿同样的布鞋，并以朴素为美。在中苏友好的时期，苏联花布开始让生活绚丽多彩，服装又开始担当装饰自身的功能”。受苏联女专家的影响，不少中国女子也一度穿起了“布拉吉”。60年代由于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穿西装、长衫的几乎绝迹、高跟鞋更不见了。流行起毛边底的布鞋，以示“因陋就简，艰苦朴素”。不难发现，对朴素的极力提倡和赞扬，致使人们的思想感情真的开始以朴素为美，即使全社会认同的一种“审美观”。然而，“文革”开始后，穿衣因“革命”精神的泛化而变得越来越乏味。“文革”时期“绿、蓝、灰”颜色成了人们穿衣的主色调，军装成了时尚；款式是老式的中山装，一字领；面料是一水的棉布。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服饰思想指导下，举国时兴绿军装，戴红袖标，那是中国服装最为灰暗的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在衣着消费方面，自上而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对美的追求，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完全有权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得到美的享受。甚至中央有关领导也亲自出来为穿衣正名，服装业和思想应该解放些。要提倡服装多样化，把人们的衣着状况提高到文明水平标志的高度来认识，“衣着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美化生活要从美化服装做起”。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起了久违的西装。中央领导同志提倡美化服装，带头穿西服，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但是不同中似仍有相同，就是百姓的穿衣打扮，也与政治决策者的思想息息相关，其中穿西装，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一种象征，深含着某种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其实，这是政治伦理影响服饰的另一种表现，即开明的政治带来的开放的着装。谈美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正常和人们穿衣观念的变化，国人的衣着消费大致呈现出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的衣着消费趋势。与中国是文化大国的名头与之相匹配。
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和传承，这与文化、政治、经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衣着时刻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形象和举止，人们无论人是如何也离不开衣服来遮体的，研究这种文化的变迁，会使我们明白只有文化的基因才是服饰文化的最明显的特质。而且随着我们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的服装一定会更加绚丽多彩。
作为布店的老板对这服装的演变自然是心中有数，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连数月来，不但赌马输，连这布让的生意也越来越差，看来这小鬼在此对布店老板的影响是真的挺大啊，想到这里，布店老板又用手摸了摸前胸口袋里的那粒丹丸，心想，就只能靠师太来降伏这小鬼了，也好让我的生意再红火起来啊。
（未完待续）
布店老板问师太这外丹和捉拿那小鬼有什么关系呢？师太看了看师姐和布店老板，然后示意他们和她一起走进另一间屋子。
在这间屋子里，摆设极其简单，但是一进去后就有一种奇香飘来，这让师姐也很奇怪，因为这师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在这个地方也没闻到过这种香味啊，而且这味道让人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师太指着屋子中间的一个炉子说，这里曾经就炼过丹，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原来多年前有一位年长的道长，不远千里来到香港，可是当时没有地方居住，于是就暂借此地留宿，这位道长在些待了七七四十九天，每天就在这屋子里炼丹，也没见他吃过东西。他呢，也好像有重要的事要做似的，急于炼成这丹丸，后来炼成了，他就要走，在临走前，送了三粒丹丸给师太，说这丹丸可以去邪避祟。一直以来，这三料丹丸就放在这屋里，师太取出一粒给了布店老板，她说：“你在明晚之前先服上一粒，然后拿着那佛牌去赌马场，我们会在那里等你，晚上的时候，我们再做法拿那小鬼。”
布店的生意在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是很吃得开的，很多女人喜欢去那里选择布匹做旗袍什么的，而有的女人也会来这里买布料给自己的先生做西装，可以说整个香港因为这时装也曾一时间走在了亚洲潮流的最前方。
这布店是依托着服装的，而向来中国人的服装就是一直在发展中的，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服饰变迁，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衣服就已经不仅仅是御寒蔽体的附物，而是具有高度发达人文思想的华夏民族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变迁史。
一直以为，服饰都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也是人类审美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从三皇五帝到清朝的几千年间，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商的服饰“威严庄重”，周的服装“华美天然”，战国以“清新”而著称，汉代以“凝重”以流传，魏晋的“宽衣洒脱”，唐的“丰满华丽”，宋的“拘谨规矩”，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简单”，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中华民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服饰文化，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自己博大精深的独特的完备的服装体系。
服装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个载体，中国人的祖先们追求自然之道，服饰也是一样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心理需求，远古时期，东、西方服饰形态在是相近的，一开始都是树叶、草皮裙围在腰间用以遮羞。后来西方就逐渐把衣服做成紧贴身体的形式，使西方服饰越来越体现出人体美，强化性别，凸显人体线条；而东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东方文化中的含蓄、朦胧美占了主导地位，在服饰中有意弱化人体，掩盖人体。保持东方服饰的宽松、飘逸、洒脱的风格。追求的是面料的质地、色彩与花纹。汉服的基本形制为东方服装世界提供了标准，今天中国周边和东南亚很多民族的服装都受了汉服的影响，尤其是韩国的韩服和日本的和服更是直接由中国的“汉服”演变发展而来并保存完好的文化遗存，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把汉服这么精美的服装得以继承发展，这的确有些遗憾，这与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到民国的演变有着一定的关系的，虽然东、西服饰文化分道扬镳上千年。然而到民国后期在中国也出现了体现女性人体美的旗袍，还是有点殊途同归的意味，这种让全世界人民眼睛一亮的旗袍才使得中国人的服饰审美有了极大改观。
中国古代服制的建立始于秦代，早就有了“官衣”和“民服”“礼服”的区别了，对面过来一个人，看穿的衣服就知道是什么身份了，“官人”穿官服更便于工作。“礼服”是在大型活动或外交礼仪中的穿戴，这种传统对以后各个历史朝代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就是到了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也是这样。汉服是那时的中华礼服，中国的古人是很讲究的，早就有“上衣下裳”的区别，有“上衣下裳，宽衣博带”的讲究，一为了华美；二是宽衣厂袖穿在身上比较舒展。当然老百姓平日里还是以短衣收袖的便装为主的，这样方便人们日常的劳作和生活，更简洁实用。中国的服装“上衣下裳”，裳裙也，非裤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女子服饰以“深衣”为主。这里的“深”，不属颜色，而是样式，深衣是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上衣和下裳连在了一起，然后扎上腰带，其襟裾随身体缠绕称为“曲裾”，后来这种深衣也被叫做“曲裾式深衣”。再比如，中国汉服里还有一个“交领右衽”的说道，无论男女都是左襟压右襟，这也是中国人的最重要的服装特征；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所有服装都保留着这个讲究，这正是文化的传承在服饰中的体现。因为中国以“左为阳，右为阴”的说法，这里体现了“阳乘阴”的思想，而非阳高于阴之意。秦汉女子仍以深衣为尚，只是衣襟缠绕层数增加，衣摆宽度增加，穿此种深衣，腰身要裹得很紧，用带子束住。衣带的出现终于使中国的服装也体现出朦胧的人体美，系带可以起到扣子和装饰作用，柳永有一句著名的诗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的“带”就是国人的一种审美取向的变化的结果。古代的下衣除了裳之外还有“绔”。绔就是裤子，因常用细绢织成，故称“纨绔”，富家子弟多穿纨绔，才有“纨绔子弟”之名，现在已经演化为一个贬义词。过去中国人常常用穿衣服来说明一个人的身份，比如“布衣”是指贫民百姓，“白袍”是泛指未得功名的士人，“袍泽”一般是指将士、军人的代名词。“青衿”是周代读书人常穿的服装，泛指有学识的人。明清科举时代则专指秀才。“黄裳”：黄色表示尊贵，穿黄裳意味着贵居尊位，因而黄裳就成了皇帝的别称，我们最熟知的“巾帼”是指女英雄，青衣：是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的服装。婢女亦多穿青衣，后用为婢女的代称。“赭衣”，赤褐色。古时囚犯乃服赭衣，因以褚衣代称囚犯。还有很多关于服装为不同人的带名称，这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的多样性。
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女子服饰大体上还是承袭秦汉的样式，以襦、衫、裙为主，也以大袖衫为时尚，流行上襦对襟（开衫），裙一般是裙腰高，上衣短，衣袖窄，下裙长。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由战乱到经济文化的昌盛，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样式，都出现出一派绚烂的服装样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是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依然带高系，普通都在腰部以上，有点像现在的韩服，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修长俏丽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开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的服饰最为开放自由，唐代女性的服饰华美艳丽。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服饰多样化，出现女着男装；以露为美的特点。表现出唐代女性雍容大气、崇武尚勇、追求平等、开放大胆的审美心态。这种审美心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的审美精神和宽容的文化胸怀。有一首著名的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说明唐代女子服饰的美好。宫廷里的美丽服饰逐渐流传到民间，如：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半袖露臂，袒露丰胸以成为时尚。在这段时期服饰的样子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唐代的女装主要是衫、裙和帔；帔就是披在肩上的长围巾。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是套穿在长衫外面的，我们在唐三彩中看到过这类人物形象。
宋、明以来由于朱程理学的主导，服装的等级分的比较严格，贵族妇女服饰都有具体规定，从皇后、皇妃到命妇皆有冠、服。“凤冠霞帔”是明代有社会地位的妇女礼服，是后妃在参与祭奠等重要仪式时运用的服饰。整个冠上缀着龙凤，搭配霞帔一同穿著。而明代日常女子服装以衫、裙、袄、褙子、比甲为主。褙子较流行，直领、对襟、小袖为平民之服。另外，一种对襟、无袖，左右两侧开衩的上衣“比甲”，在宋元之后渐流行，而在明代成为妇女日常之服。这种比甲从形式上看与隋唐的半臂有着渊源关系，清朝马甲也由此发展而来。
清朝是我国服装史上改变最大的一个时代，有着几千年的古代服饰文化，到了清朝时达到了顶峰，无论是织造技术，还是染色工艺均闻名世界，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清代是个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尤其是服装文化在满人入主中原以后，一开始还是保留了大部分的汉代的服饰习惯。后来民间就开始模仿宫中人的服饰，乾隆朝制定了详细的冠服制度，并图示说明。清朝的皇亲贵族、士官达人与普通民众的服饰有着鲜明的特点，层次差距甚大，满人男装主要是长袍和马褂，袖端呈马蹄形是女真人的“崇尚犬马精神”在满族服饰里的最具体的体现。长袍造型简练，立领直身，偏大襟，前后衣身有接缝，下摆有两开衩，四开衩和无开衩几种类型更便于骑马射猎。皇室贵族为便于骑射，着四面开衩长袍，即衣前后中缝和左右两侧均有开衩的式样，平民则着左右两侧开衩或称“一裹圆”的不开衩长袍。满族妇女平时多穿长袍，下可掩足，右衽斜襟，袖口平而较大，袖端，衣襟，衣裾镶有彩色缘边，领有高有低，无领则以围巾绕领；用于保护颈部，她们穿的旗袍，早期是宽大直筒型的，后来才变成了有腰身，在旗袍外面再加上一件“坎肩”。由于满人不缠足，她们的一种花盆式的高底鞋走起路来需要平稳中略带几分摇摆，主要突出了满人女性的端庄与洒脱。
民国时期是中国服装是从古代到现代的分水岭，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废除。当然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男人的长跑马褂逐渐到中山装、西服。女子的宽腰宽袖旗袍逐渐演化成束身旗袍，更加突出女性的身材美，终于成为代表中国女性优雅风范的服装样式。在民国时期，当时的政治主张和时代要求都会在服装中找到其想象的影子，比如“中山装”是综合西服和中国传统马褂的特点为革命党人设计的。中山装初始式样为前身9粒扣，后身贯通背缝，立领，前身有4个明袋。它虽不如西装潇洒，但朴实、庄重、大方，并且可以用国产布料加工，因此一问世，便在青年学生中时兴起来，并逐步推及一般成年男人。1929年国民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予“革命”含义:定前身四只口袋，依据立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形，寓为“以文治国”；前身改用五粒扣子是依据国民政府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原则；袖口定为三粒扣子是依据“三民主义”原则，把立衣领改为封闭式翻领，显示“三省吾身，严谨治国”的理念。此后，中山装不但成为政府公职人员的官服，更成为一般青年追求时尚的象征。可惜的是中山装没有保持下来，如果现在有人穿中山装在大街上走一圈，一定会被人认为是那个剧组的演员了。
到了民国后期还有大部分人在穿着长袍马褂，比如我们看到在老舍的《茶馆》中人们的服饰大抵如此，这都与清代的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时的服装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服饰层次的分化迅速拉大。这个时期的社会主流穿戴是：一般是商人是西装、知识分子穿长衫、政府官员中山装，女装是旗袍和上袄下裙最为流行。在民间男人则以对襟的唐装为主，女人会有带大襟在腋下系扣的衣服为主。
建国以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时期的衣着消费十分简易和单调。大致是“50年代列宁服、60年代中山装、70年代劳动服”，具体来说每个时期又稍有不同。在50年代，男人中流行灰蓝色的“干部服”，女子则以穿“列宁装”为时尚，而男女都穿同样的布鞋，并以朴素为美。在中苏友好的时期，苏联花布开始让生活绚丽多彩，服装又开始担当装饰自身的功能”。受苏联女专家的影响，不少中国女子也一度穿起了“布拉吉”。60年代由于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穿西装、长衫的几乎绝迹、高跟鞋更不见了。流行起毛边底的布鞋，以示“因陋就简，艰苦朴素”。不难发现，对朴素的极力提倡和赞扬，致使人们的思想感情真的开始以朴素为美，即使全社会认同的一种“审美观”。然而，“文革”开始后，穿衣因“革命”精神的泛化而变得越来越乏味。“文革”时期“绿、蓝、灰”颜色成了人们穿衣的主色调，军装成了时尚；款式是老式的中山装，一字领；面料是一水的棉布。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服饰思想指导下，举国时兴绿军装，戴红袖标，那是中国服装最为灰暗的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在衣着消费方面，自上而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对美的追求，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完全有权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得到美的享受。甚至中央有关领导也亲自出来为穿衣正名，服装业和思想应该解放些。要提倡服装多样化，把人们的衣着状况提高到文明水平标志的高度来认识，“衣着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美化生活要从美化服装做起”。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起了久违的西装。中央领导同志提倡美化服装，带头穿西服，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但是不同中似仍有相同，就是百姓的穿衣打扮，也与政治决策者的思想息息相关，其中穿西装，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一种象征，深含着某种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其实，这是政治伦理影响服饰的另一种表现，即开明的政治带来的开放的着装。谈美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正常和人们穿衣观念的变化，国人的衣着消费大致呈现出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的衣着消费趋势。与中国是文化大国的名头与之相匹配。
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和传承，这与文化、政治、经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衣着时刻提醒人们注意自己形象和举止，人们无论人是如何也离不开衣服来遮体的，研究这种文化的变迁，会使我们明白只有文化的基因才是服饰文化的最明显的特质。而且随着我们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的服装一定会更加绚丽多彩。
作为布店的老板对这服装的演变自然是心中有数，而且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连数月来，不但赌马输，连这布让的生意也越来越差，看来这小鬼在此对布店老板的影响是真的挺大啊，想到这里，布店老板又用手摸了摸前胸口袋里的那粒丹丸，心想，就只能靠师太来降伏这小鬼了，也好让我的生意再红火起来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