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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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王氏回到家里，张昭华刚好把小宝的课业教完了。王氏洗了手就坐在织机旁边，唤来张昭华一同织。
张昭华要先把搅车拉上去，搅车也就是轧棉机。这个搅车的结构就是有一对碾轴，一根直径较大的，一根较小的；使用的时候是两个人摇轴，张昭华同时还要讲棉花放在两轴之间，利用的就是这两个轴回转方向相反的这个原理，让棉籽核和棉纤维分离，轧出好棉花来。
前后轧了有一箩筐的生棉花，王氏就喊了停，和之前剩下的棉花放在竹弓上弹起来，小宝刚走过来就被呛了一溜跟斗，打了四五个喷嚏之后从鼻子里喷出一丝棉絮来。
王氏如今需要大量的棉花试验一种新布，这种布叫“斜纹布”，是她们在永城县城的缎子店里看到的，是从开封城里传过来的，据说开封的汗巾铺、成衣铺、估衣铺和大缎铺都有卖，是苏州嘉定那里织出来的，王氏一见就惊道，少时见过那个松江的老妈子织过，也教过她——和标布有一些相似，回到家里之后王氏就潜心回忆和试验，想要把这种斜纹布织出来。
毕竟这种布价格昂贵，匀细坚洁，摸上去像绒布一样，每一匹能卖半两银子；如果能织出“水胜浪子”的式样，一匹甚至能值银一两。
如今家里虽然在银钱上宽裕了很多，但是面对织出一两银子一匹布的诱惑，还是禁不住的。尤其是王氏现在特别上心张昭华的嫁妆，根据永城县城那个缎子店的老板说，现在虽然在服制上很严格，大家都穿着白袍青履、绸布土缣罢了；但是有好料子是可以压箱底的，有妆花织金绸缎一匹，在任何绸缎铺子里都能卖得上好价钱。
开封的布料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布料，罗有刀罗、河西罗、花罗；纱有银条纱、夹织纱、包头纱；绢有罗底绢、云绢、素绢；锦有紫白、五彩之分；绸有绫机绸、瑞兽绸；缎有金缕、彩妆等等，五彩斑斓，据说还和从事金箔、销金行业的工匠有关联，这些工匠专门给绸缎上织金。
这些绸缎当然是不禁止制造的，只是禁止不符合身份的人穿戴出来。平民百姓有钱也可以买，留着压箱底就是一种选择，可以给家里的姑娘做陪嫁。
在衣铺老板的忽悠下，王氏卯足了劲儿要给她的囡囡备下几匹上好的绸缎来——当然在张昭华看来这没什么必要，完全不如现银实在，但是等郑氏取出她的陪嫁里的绸缎来给她看的时候，她觉得有这么几匹布确实是很好的装点。
当然一匹织金绸缎的价格是令人咋舌的，张昭华仔细掂量过一匹缎子上面金线的重量，约摸用了不足一两黄金，这些工匠实在是太讨巧，能把金线捻地细如牛毛一般，一朵牡丹只是勾勒其边，但是愣是有金光灿灿富丽无边的感觉。
这样一匹绸缎市价二十七两，按此时金银兑换比约是一比五来看，实际上这一匹织金缎子上的金子值五两左右，剩下的缎子本身加上绣工合起来最多算上五两，衣店要净赚十七两纯利润。而像这样的缎子，还经常供不应求。
想到这里张昭华就十分郁闷了——即便是百废待兴的明初，商人的利润都是无法匹敌的。即便皇帝再注重男耕女织，这种小民经济能创造的仅是糊口罢了，依然敌不过商人阶级能创造的利益。
其实早在朱元璋称吴王前，是收官店钱的，甚至后来也有宣课司、通课司。到洪武初年，个别府县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都被皇帝下令禁止了，洪武十三年，又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勿征其税。
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处。这种商税，可谓是历朝以来最低。
不知道朱皇帝对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样把商人放到农民的对立面去，对这些人课以重税；反而在切切实实维护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认为他将商税都收齐了，‘能恢办商税’，褒其进京觐见，然遭皇帝批驳，说税有定额，若能恢办，不是这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剥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也有一个例子，有南雄来的商人入京贩卖货，至长淮关，小吏让他交税。这个商人不愿意交，双方扯皮，拖得时间长了，这个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这个案子，反而认为“执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这个执法的小吏有罪，不仅杖责，而且还把这个小吏的俸禄偿给这个商人。
朱皇帝认为征税，尤其是征商税，是在“扰害百姓”，起先张昭华认为这是对前朝灭亡的反思，毕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起义，可谓是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她观察地越多，就会得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想法来。
这种政策不是来源于反思，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没有把商人算进国家的主体部分的。
难怪她前世曾经听过有分析明朝经济的，说这个朝代的税收，是史上最荒唐的税收，竟然只向穷苦百姓收税，却把占社会财富总量七成以上的富商大户抛在一边。
本朝的朱皇帝称雄一世，自认为天下没什么不能掌控的，他要百姓永远生活在‘其民淳淳’的小农经济中，他也要所有的官吏都行“其政闷闷”。
但是后一条已经让他失意了，因为不管杀掉多少官吏，永远都有腐化贪污的；前一条现在还看不出弊端来，他就以为这一条是万世不灭的了，殊不知明亡就亡在他亲自定的这三十税一的根子上。
连三十税一，都有十之八九的商人在逃税，问题是朱元璋还堂而皇之的庇护了这群不交税的商人。她将这个问题问了粮长，令她惊讶的是，粮长认为不课重税就是护民。
商人没有户籍，行商的人都是军籍、民籍，朱皇帝为各行各业编户，连**都有乐籍，唯独把商人排除在外，不承认有这种职业存在，自然也无商税可言。
小农经济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在天灾人祸没来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很好的。但是天灾人祸来了，小农经济最先垮掉，因为不收商税的国家的税收单一的可怜，也少的可怜，没有办法进行宏观调控，下一个垮掉的就是依托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大资本家。这就和后世历史书上画的形容18世纪法国情势的漫画是差不离的，贵族资本家骑在农民的身上，农民虽然辛勤劳作，但是已经不堪重负，矛盾一触即发。所以明朝真的不是亡在外部，确确实实亡在了内部。
但是张昭华只能将这种从后世教训中得来的先见掩藏在心底了，她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只能先享受这种商税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张升行商的时候，能获得不小的利润。
张升近十年来发展地很好，是商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事了，手底下有十二三个人的队伍，最远走到了江浙和陕西去，一来一回交易了数千两白银，分下来净赚五百两，这是他赚的最大的一笔了，其他都是小零头，所以今年他又走了一趟陕西，不顾王氏的阻拦。
王氏拦着他当然是有原因的，他都二十岁了，总该要娶媳妇了吧。
等王氏回到家里，张昭华刚好把小宝的课业教完了。王氏洗了手就坐在织机旁边，唤来张昭华一同织。
张昭华要先把搅车拉上去，搅车也就是轧棉机。这个搅车的结构就是有一对碾轴，一根直径较大的，一根较小的；使用的时候是两个人摇轴，张昭华同时还要讲棉花放在两轴之间，利用的就是这两个轴回转方向相反的这个原理，让棉籽核和棉纤维分离，轧出好棉花来。
前后轧了有一箩筐的生棉花，王氏就喊了停，和之前剩下的棉花放在竹弓上弹起来，小宝刚走过来就被呛了一溜跟斗，打了四五个喷嚏之后从鼻子里喷出一丝棉絮来。
王氏如今需要大量的棉花试验一种新布，这种布叫“斜纹布”，是她们在永城县城的缎子店里看到的，是从开封城里传过来的，据说开封的汗巾铺、成衣铺、估衣铺和大缎铺都有卖，是苏州嘉定那里织出来的，王氏一见就惊道，少时见过那个松江的老妈子织过，也教过她——和标布有一些相似，回到家里之后王氏就潜心回忆和试验，想要把这种斜纹布织出来。
毕竟这种布价格昂贵，匀细坚洁，摸上去像绒布一样，每一匹能卖半两银子；如果能织出“水胜浪子”的式样，一匹甚至能值银一两。
如今家里虽然在银钱上宽裕了很多，但是面对织出一两银子一匹布的诱惑，还是禁不住的。尤其是王氏现在特别上心张昭华的嫁妆，根据永城县城那个缎子店的老板说，现在虽然在服制上很严格，大家都穿着白袍青履、绸布土缣罢了；但是有好料子是可以压箱底的，有妆花织金绸缎一匹，在任何绸缎铺子里都能卖得上好价钱。
开封的布料店里有各种各样的布料，罗有刀罗、河西罗、花罗；纱有银条纱、夹织纱、包头纱；绢有罗底绢、云绢、素绢；锦有紫白、五彩之分；绸有绫机绸、瑞兽绸；缎有金缕、彩妆等等，五彩斑斓，据说还和从事金箔、销金行业的工匠有关联，这些工匠专门给绸缎上织金。
这些绸缎当然是不禁止制造的，只是禁止不符合身份的人穿戴出来。平民百姓有钱也可以买，留着压箱底就是一种选择，可以给家里的姑娘做陪嫁。
在衣铺老板的忽悠下，王氏卯足了劲儿要给她的囡囡备下几匹上好的绸缎来——当然在张昭华看来这没什么必要，完全不如现银实在，但是等郑氏取出她的陪嫁里的绸缎来给她看的时候，她觉得有这么几匹布确实是很好的装点。
当然一匹织金绸缎的价格是令人咋舌的，张昭华仔细掂量过一匹缎子上面金线的重量，约摸用了不足一两黄金，这些工匠实在是太讨巧，能把金线捻地细如牛毛一般，一朵牡丹只是勾勒其边，但是愣是有金光灿灿富丽无边的感觉。
这样一匹绸缎市价二十七两，按此时金银兑换比约是一比五来看，实际上这一匹织金缎子上的金子值五两左右，剩下的缎子本身加上绣工合起来最多算上五两，衣店要净赚十七两纯利润。而像这样的缎子，还经常供不应求。
想到这里张昭华就十分郁闷了——即便是百废待兴的明初，商人的利润都是无法匹敌的。即便皇帝再注重男耕女织，这种小民经济能创造的仅是糊口罢了，依然敌不过商人阶级能创造的利益。
其实早在朱元璋称吴王前，是收官店钱的，甚至后来也有宣课司、通课司。到洪武初年，个别府县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都被皇帝下令禁止了，洪武十三年，又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勿征其税。
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处。这种商税，可谓是历朝以来最低。
不知道朱皇帝对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样把商人放到农民的对立面去，对这些人课以重税；反而在切切实实维护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认为他将商税都收齐了，‘能恢办商税’，褒其进京觐见，然遭皇帝批驳，说税有定额，若能恢办，不是这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剥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也有一个例子，有南雄来的商人入京贩卖货，至长淮关，小吏让他交税。这个商人不愿意交，双方扯皮，拖得时间长了，这个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这个案子，反而认为“执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这个执法的小吏有罪，不仅杖责，而且还把这个小吏的俸禄偿给这个商人。
朱皇帝认为征税，尤其是征商税，是在“扰害百姓”，起先张昭华认为这是对前朝灭亡的反思，毕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起义，可谓是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她观察地越多，就会得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想法来。
这种政策不是来源于反思，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没有把商人算进国家的主体部分的。
难怪她前世曾经听过有分析明朝经济的，说这个朝代的税收，是史上最荒唐的税收，竟然只向穷苦百姓收税，却把占社会财富总量七成以上的富商大户抛在一边。
本朝的朱皇帝称雄一世，自认为天下没什么不能掌控的，他要百姓永远生活在‘其民淳淳’的小农经济中，他也要所有的官吏都行“其政闷闷”。
但是后一条已经让他失意了，因为不管杀掉多少官吏，永远都有腐化贪污的；前一条现在还看不出弊端来，他就以为这一条是万世不灭的了，殊不知明亡就亡在他亲自定的这三十税一的根子上。
连三十税一，都有十之八九的商人在逃税，问题是朱元璋还堂而皇之的庇护了这群不交税的商人。她将这个问题问了粮长，令她惊讶的是，粮长认为不课重税就是护民。
商人没有户籍，行商的人都是军籍、民籍，朱皇帝为各行各业编户，连**都有乐籍，唯独把商人排除在外，不承认有这种职业存在，自然也无商税可言。
小农经济是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的，在天灾人祸没来之前，大家都觉得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很好的。但是天灾人祸来了，小农经济最先垮掉，因为不收商税的国家的税收单一的可怜，也少的可怜，没有办法进行宏观调控，下一个垮掉的就是依托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大资本家。这就和后世历史书上画的形容18世纪法国情势的漫画是差不离的，贵族资本家骑在农民的身上，农民虽然辛勤劳作，但是已经不堪重负，矛盾一触即发。所以明朝真的不是亡在外部，确确实实亡在了内部。
但是张昭华只能将这种从后世教训中得来的先见掩藏在心底了，她现在没有任何办法改变，只能先享受这种商税带来的好处——那就是张升行商的时候，能获得不小的利润。
张升近十年来发展地很好，是商队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事了，手底下有十二三个人的队伍，最远走到了江浙和陕西去，一来一回交易了数千两白银，分下来净赚五百两，这是他赚的最大的一笔了，其他都是小零头，所以今年他又走了一趟陕西，不顾王氏的阻拦。
王氏拦着他当然是有原因的，他都二十岁了，总该要娶媳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