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扯《水浒》——草莽治国与黑社会的蓬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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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草莽之国。一帮草寇、无赖、武侠常常叱咤风云，占领半壁河山，甚至窃取整个中华，把个神州变成帮会之国、流氓之国、乱世英豪之国、无法无天之国。
草莽之徒结社聚义，打打杀杀，或啸聚山头，或改朝换代。于是，先秦有盗趾，秦末有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西汉末年有赤眉绿林，东汉末年有黄巾军，隋末有窦建德，唐末有黄巢，宋代有梁山好汉，有王小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明末有李自成，清代有洪秀全、杨秀清，有白莲教、捻军、义和团等。其中，无赖出身的刘邦、丐僧出身的朱元璋杀取天下后，以“杀”治国，让天下血流成河；而天下人仰慕其威势，敬佩其武功，歌颂其善杀的“圣德”，恭奉起大汉大明之“盛世”来。
古代中国的“天下”是草莽们“打”下来的、“杀”出来的，因此，国民们承认天下归草莽私有，人皆为其奴隶。在旧中国，唯有“打”与“杀”才具力量。
草莽皇帝朱元璋打下天下后，嗜杀成性，滥杀功臣，将文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总掌大军的蓝玉，宰相胡惟庸、杨宪、汪广洋等处死。其中蓝玉案、胡惟庸案以及户部案共连坐致死10万人以上。朱元璋还运用廷杖，“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之报复狂、虐待狂的残忍的性格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子孙皇帝们则继承衣钵，将光辉“文明”传统发扬光大，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十四年对146人实施廷杖，打死15人；世宗于嘉靖四年，一次对134人实施廷杖，打死16人。中国文明是砍脑袋、打屁股的文明。鲁迅先生说：“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
朱元璋在古代皇帝中“出身”最好，幼年受尽欺辱、虐待，由此也心灵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明代的皇帝们于是承继祖先的基因，大多残忍、暴虐，没有人性。成祖朱棣诛不肯投降的方孝孺亲戚朋友共“十族”；将景清剥皮诛族，罪及出生的村民，数万人被杀；武宗设内行厂，滥杀无辜，几年内，几千人被处死。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皆为暴君昏主。
古代中国人从来不享有结社自由，所以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秘密结社，落草为寇。（旧）中国于是成为黑社会草莽之国。
最早的有组织的民间结社大概始于战国时的墨翟。墨子组成侠客团体，自任“钜子”。到隋朝时有“黑社”、“白社”等秘密组织，宋时有“没命社”、“亡命社”、“霸王社”等，清时秘密会门则有三四百种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义和拳，以及罗教、八卦教、混元教等。至民国时有青帮、红帮等黑社会组织。
白莲教起于南宋时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白莲宗融合天台宗的识法和净土宗的弥勒佛信仰，提倡禅净合一，弥勒即为本性，净土即为我心，因此即使不了家缘，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只要念佛信佛，即可超度到净土。元代时，白莲宗吸取弥勒教的教义，从俗世信佛变为追随降生于俗世的弥勒。元末，韩山童发动红巾起义，自任白莲教教主。到了明清，白莲教成为聚合贫苦百姓、对抗**集团的强大精神武器，白莲教起义波澜壮阔，几度波及数省。
天地会，取意于“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创始人为康熙时陈近南。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内称洪门，入会者歃血盟誓，皆以兄弟互称，以帮规相约束，纯属黑社会组织；哥老会、小刀会、红钱会等为其支派。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后也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
秘密会门为什么会在中国如此盛行？在**制度的严酷压迫下，中国人或者苟且偷生，逆来顺受，甘作奴才，过着非人的生活，或者挺而走险，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秘密结社，落草为寇，漂泊江湖，这样，各种帮会、教门以及侠客、好汉、“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中华传统文化中没有平等、人权的观念，没有言论、结社的自由，只有做官、做“人上人”、作威作福、暴官欺民的制度，只有权力、杀戮、草民、报仇的信仰。于是，杀官杀人的好汉们为世人所敬佩。
中国人有一种“谁来主持正义”的期待心理，我们不是自己主宰命运，不是人民团结起来制御暴行，而是对清官明君的出现翘首以待，或者寄希望于除暴安良的侠客从天而降。因此，除了清官青天文化之外，中国的草莽文化、侠客文化繁荣昌盛起来，以满足百姓舒解心理压抑的渴望和需求。
于是，各种民间故事、传说、曲艺、通俗小说演绎着侠士春秋。最早的侠客小说是无名氏的《燕丹子》，宋人有《太平广记》、《夷坚志》、《江淮异人录》等，元代杂剧盛行，关于李逵的剧目就有《李逵负荆》、《黑旋风大闹牡丹国》、《黑旋风斗鸡会》等数种，明清时则有《宝剑记》、《义侠记》、《英雄成败》、《麒麟阁》、《说唐》、《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济公传》、《水浒传》等。至当代，金庸、古龙等作家的草莽小说更是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观。
草莽文化与中国的宗法文化密切相关。它表面上与宗法制度、家长制相对立，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草莽中渗透着宗法、封建秩序，如歃血盟誓、拜把子、尊卑等级、忠义观念等。
可以说，中国人有三大崇拜，一是祖先崇拜，二是皇帝崇拜或大官崇拜，三是英雄崇拜或武侠崇拜。祖先崇拜源于宗法氏族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世代相袭性。皇帝崇拜、大官崇拜源于官本位制度、**制度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官发财的意识；英雄崇拜、武侠崇拜则源于强烈的权力意识、同情弱者的心理以及对官府重压、恶霸欺凌、社会不公、民族压迫等的仇恨，反映了人们对铲除邪恶、匡扶正义，以及公正和平等的渴望，对横刀立马、纵横天下、铤而走险、打打杀杀的勇气和力量的由衷钦佩，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坐等坏人遭报应的乐观主义集体无意识。
对草莽来说，人的脑袋是不值钱的。“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水浒传》中的李逵便是典型。他将黄文柄凌迟，炙肉而食；他杀死曹太公及32个士兵等，杀死韩伯龙、殷天赐、罗真人、小衙内……。无论是“好人”、“坏人”，一些中国人的人性都是相当残忍的。
中国是个草莽之国。一帮草寇、无赖、武侠常常叱咤风云，占领半壁河山，甚至窃取整个中华，把个神州变成帮会之国、流氓之国、乱世英豪之国、无法无天之国。
草莽之徒结社聚义，打打杀杀，或啸聚山头，或改朝换代。于是，先秦有盗趾，秦末有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西汉末年有赤眉绿林，东汉末年有黄巾军，隋末有窦建德，唐末有黄巢，宋代有梁山好汉，有王小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明末有李自成，清代有洪秀全、杨秀清，有白莲教、捻军、义和团等。其中，无赖出身的刘邦、丐僧出身的朱元璋杀取天下后，以“杀”治国，让天下血流成河；而天下人仰慕其威势，敬佩其武功，歌颂其善杀的“圣德”，恭奉起大汉大明之“盛世”来。
古代中国的“天下”是草莽们“打”下来的、“杀”出来的，因此，国民们承认天下归草莽私有，人皆为其奴隶。在旧中国，唯有“打”与“杀”才具力量。
草莽皇帝朱元璋打下天下后，嗜杀成性，滥杀功臣，将文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总掌大军的蓝玉，宰相胡惟庸、杨宪、汪广洋等处死。其中蓝玉案、胡惟庸案以及户部案共连坐致死10万人以上。朱元璋还运用廷杖，“威吓镇压，折辱士气，剥丧廉耻。使当时士大夫们在这血肉淋漓之中，一个个俯首帖耳如犬马牛羊，他这才满足。”草莽之报复狂、虐待狂的残忍的性格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子孙皇帝们则继承衣钵，将光辉“文明”传统发扬光大，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十四年对146人实施廷杖，打死15人；世宗于嘉靖四年，一次对134人实施廷杖，打死16人。中国文明是砍脑袋、打屁股的文明。鲁迅先生说：“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砍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
朱元璋在古代皇帝中“出身”最好，幼年受尽欺辱、虐待，由此也心灵扭曲变态，总怕别人瞧不起他。明代的皇帝们于是承继祖先的基因，大多残忍、暴虐，没有人性。成祖朱棣诛不肯投降的方孝孺亲戚朋友共“十族”；将景清剥皮诛族，罪及出生的村民，数万人被杀；武宗设内行厂，滥杀无辜，几年内，几千人被处死。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皆为暴君昏主。
古代中国人从来不享有结社自由，所以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们只好秘密结社，落草为寇。（旧）中国于是成为黑社会草莽之国。
最早的有组织的民间结社大概始于战国时的墨翟。墨子组成侠客团体，自任“钜子”。到隋朝时有“黑社”、“白社”等秘密组织，宋时有“没命社”、“亡命社”、“霸王社”等，清时秘密会门则有三四百种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义和拳，以及罗教、八卦教、混元教等。至民国时有青帮、红帮等黑社会组织。
白莲教起于南宋时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白莲宗融合天台宗的识法和净土宗的弥勒佛信仰，提倡禅净合一，弥勒即为本性，净土即为我心，因此即使不了家缘，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只要念佛信佛，即可超度到净土。元代时，白莲宗吸取弥勒教的教义，从俗世信佛变为追随降生于俗世的弥勒。元末，韩山童发动红巾起义，自任白莲教教主。到了明清，白莲教成为聚合贫苦百姓、对抗**集团的强大精神武器，白莲教起义波澜壮阔，几度波及数省。
天地会，取意于“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创始人为康熙时陈近南。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内称洪门，入会者歃血盟誓，皆以兄弟互称，以帮规相约束，纯属黑社会组织；哥老会、小刀会、红钱会等为其支派。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后也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
秘密会门为什么会在中国如此盛行？在**制度的严酷压迫下，中国人或者苟且偷生，逆来顺受，甘作奴才，过着非人的生活，或者挺而走险，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秘密结社，落草为寇，漂泊江湖，这样，各种帮会、教门以及侠客、好汉、“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中华传统文化中没有平等、人权的观念，没有言论、结社的自由，只有做官、做“人上人”、作威作福、暴官欺民的制度，只有权力、杀戮、草民、报仇的信仰。于是，杀官杀人的好汉们为世人所敬佩。
中国人有一种“谁来主持正义”的期待心理，我们不是自己主宰命运，不是人民团结起来制御暴行，而是对清官明君的出现翘首以待，或者寄希望于除暴安良的侠客从天而降。因此，除了清官青天文化之外，中国的草莽文化、侠客文化繁荣昌盛起来，以满足百姓舒解心理压抑的渴望和需求。
于是，各种民间故事、传说、曲艺、通俗小说演绎着侠士春秋。最早的侠客小说是无名氏的《燕丹子》，宋人有《太平广记》、《夷坚志》、《江淮异人录》等，元代杂剧盛行，关于李逵的剧目就有《李逵负荆》、《黑旋风大闹牡丹国》、《黑旋风斗鸡会》等数种，明清时则有《宝剑记》、《义侠记》、《英雄成败》、《麒麟阁》、《说唐》、《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济公传》、《水浒传》等。至当代，金庸、古龙等作家的草莽小说更是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的奇观。
草莽文化与中国的宗法文化密切相关。它表面上与宗法制度、家长制相对立，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平等”，但实际上草莽中渗透着宗法、封建秩序，如歃血盟誓、拜把子、尊卑等级、忠义观念等。
可以说，中国人有三大崇拜，一是祖先崇拜，二是皇帝崇拜或大官崇拜，三是英雄崇拜或武侠崇拜。祖先崇拜源于宗法氏族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世代相袭性。皇帝崇拜、大官崇拜源于官本位制度、**制度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官发财的意识；英雄崇拜、武侠崇拜则源于强烈的权力意识、同情弱者的心理以及对官府重压、恶霸欺凌、社会不公、民族压迫等的仇恨，反映了人们对铲除邪恶、匡扶正义，以及公正和平等的渴望，对横刀立马、纵横天下、铤而走险、打打杀杀的勇气和力量的由衷钦佩，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坐等坏人遭报应的乐观主义集体无意识。
对草莽来说，人的脑袋是不值钱的。“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水浒传》中的李逵便是典型。他将黄文柄凌迟，炙肉而食；他杀死曹太公及32个士兵等，杀死韩伯龙、殷天赐、罗真人、小衙内……。无论是“好人”、“坏人”，一些中国人的人性都是相当残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