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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 荆襄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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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章荆襄要地

    当然孟珙的话里,隐隐透露出会有各方势力参与进来,争夺对这些矿产资源的控制权。? ??

    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地方势力,谁能面对眼前的肥肉而无动于衷?不符合人性啊!

    要想控制资源,拥有开采权,就要在人事上布局。整个荆湖北路的府州军路,各级机构的人事大变动就在所难免。

    按照南宋小朝廷的尿性,以及赵家人的嘴脸,不弄个鸡飞狗跳是出不来结果的。

    即使鸡飞了狗跳了,结果未必会符合像孟珙这些人的意愿。似乎现阶段的史嵩之也会站在孟珙一边,支持孟珙。

    为何?史嵩之需要军功。

    南宋这个朝廷奇魄的地方实在太多。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重文抑武就成了两宋的国策,哪怕面临国破家亡,宗庙沦为异族的跑马场之后,依然顽固地抱着祖宗之法,不更易一字。

    丢失的土地,反而成为了朝廷内各派势力互相倾轧的筹码。收不收复燕云十六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否得到实惠。

    南渡之后,更是畏敌如虎。公输念槐来到这个时空时,南宋南渡已经过去了百年,除了南渡之初迸出来的一股血性之外,随着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绞杀在风波亭后,这股血色宛如泣血残阳,很快消失在苍茫的群山之中,再次恢复了苍白的大宋常色。

    二十年前,以韩侘胄为的北伐,赢得仓皇北顾。韩侘胄本人被史弥远击杀,脑袋送给了金人,又为南宋换取了十年的偏安。

    对待武人如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对待敌人如孝子事亲般体贴。为了苟安,敌国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抗战派的脑袋,二话不说,砍了腌好了送去。

    从宋辽时期的兄弟之邦,到了南宋,一变为叔侄关系,甚至南宋小朝廷的合法性都需要金人的策封才能得到认可。

    北伐从此成了以侄伐叔的不义之举。

    但毕竟北宋四京之地就摆在那里,南宋小朝廷可以偏安临安,可不敢从实质上否认北宋四京。

    你看,南宋把临安当行在,早已成了实质上的都城,却始终不敢坐实了,仍以临安之名掩人耳目,行掩耳盗铃之实。典型的一副婊子要当,牌坊也要立的嘴脸。

    于是要求进步的人,就可以以此作文章,获取上进的抓手,把收复四京作为进阶的阶梯筹码,既可以联络一帮人,也可以获取名声与人望。

    南宋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不仅很好地秉承了重文抑武的国策,而且还大大地进了一步。

    抑武中的武是武人,而不是武事。不让武人出头,一则不能让武人掌握更大的权力,二则就是把武人控制在文人手中。武人是工具,你可以去杀人去冲锋陷阵,但出命令的必须是文人。

    所以文人行武事,天经地义,武人行武事,就得防,防不胜防,就想办法**消灭。

    以此观之,文人防武人,无非还是利益。不是皇家利益,更不是百姓社稷利益,而是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的利益。

    北伐,文人可以提,而且必须提,这是他们操控朝政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北伐,武人不能提,谁提谁就有不忍言之心。

    岳飞的一句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话一出口,十二道金牌挟着金风卷过四京,一片萧杀。

    韩世忠,吴玠,张浚等人,老老实实地打仗,御敌于朝廷认可的区域之外,保得了一世富贵。

    而孟珙是武人,他可以想,但不能做。甚至只能想一想,不能宣之于口。

    公输念槐的开矿建作坊的主意肯定打动了孟珙。孟珙也清楚一旦开动起来,将会带来多大的收益,脚丫子随便一拔拉就能想明白。

    这是化肥啊,只要有庄稼的地方就有需求啊。一层庄稼一层肥,这得多大的需求量啊。

    但孟珙不能出头,也不敢出头,谁出头头就难保。因为一旦造肥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控制住了南宋的粮袋子。

    粮食,在任何朝代都属于战略性资源,必须掌握在朝廷手里。否则,就是要命的大事啊!

    人可以三天不玩珍玩奇宝,不能三天不吃饭。自古及今,打仗中最绝的计策就是绝敌人的粮草,不是老话说嘛,计狠莫过绝粮。当年曹操亲自带兵奔袭乌巢烧掉袁绍的粮草,这才为后来赢得官渡之战奠定了基础。

    史嵩之何许人也?当朝权相史弥远的侄子。权势熏天之辈。史嵩之嘉定十三年中进士后,就调任为光化军司户参军。

    不久,身为从叔的史弥远想给他换一个新的职位,问史嵩之想去哪里。史嵩之几乎不假思索地就选择了襄汉一带。

    襄阳地处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是扼守长江的屏障,其在南宋的地位至关重要,完全可以用咽喉来作比喻。

    史嵩之自然知道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所以当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时,史嵩之连思考都省略了,便马上作出去襄汉的肯定回答。

    的确南宋立足东南,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丢失荆襄而能保东南的,相比而言,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没有了湖北襄阳,那么南宋就无法立国了。在南宋与金对峙之际,站在南宋,从军事角上看,荆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过了两淮。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荆襄不仅在与金人抗衡上可以作为屏障,即使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每每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的比比皆是。可见荆襄既有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又有对下游的消极意义。这种双重特性都足以说明它在南宋政府中的权重。

    很快史弥远就遂了史嵩之的意愿,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

    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嵩之精明地意识到了荆襄的地位,他希望从基层立身,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这就足以证明他所具有的谋略与雄心了。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

    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虽然是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已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域性的意义。所以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域性的意义。

    就宋金对峙的现实看,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麼,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

    可见对襄阳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淳熙年,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洩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於中国矣。”

    陈亮还以为齐、秦二地犹如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然而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後,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後;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陈亮经营荆襄的建议,可谓独具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