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智斗国会山（19）—— 三叶草夫人的秘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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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12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星期五，雪
我的名字叫玛丽安·胡珀·亚当斯。
我是谁？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然，我是罗伯特·威廉姆·胡珀和艾伦·斯特吉斯·胡珀的女儿。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妻子。
报纸称我为“社会名媛”。
家人和朋友们叫我“三叶草”。
其实很奇怪，我们三兄妹明明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它们似乎总被人遗忘，大家都喜欢叫我们的外号。我的哥哥爱德华·威廉·胡珀，外号“奈德”，我的姐姐艾伦·斯特吉斯·胡珀，外号“奈拉”，而我却叫“三叶草”。
可是，我指的不是名字、家世，头衔这些，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于社会上的身份认知。
在自己举办的沙龙里，我曾听到有其他女人们私下议论我，说亨利惯坏了我，不该让我总是抛头露面主持沙龙；还说我太不知足，明明已经嫁给了如此出色的丈夫，而他的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家族——是啊，试问哪个家庭能出来两届总统？
也许是我太贪心了，不愿安分守己？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父亲对我说，母亲嘱咐我要独立，要为自我而活；父亲也说，去做你喜欢的任何事，他永远的支持我。
哥哥和姐姐从小就很宠我，他们对我说“当三叶草找到第四片叶子时，就是人生最幸运的时刻。”
我曾认为亨利就是我的第四片叶子。
我爱他，甚至如初见时那般深深爱着他。
但十年过去了，我却知道，自己并没有找到幸运草。
感谢上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是我和亨利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他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叫做“侯爵”的小狗，它让我想起了老“公爵”，它们长得很像，但性格却十分不同。我喜欢小狗，但我更喜欢奈德和奈拉一起送我的一件礼物——一台照相机！
这台神奇的机器让我痴迷。我觉得图像比起文字更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镜头记录下的一瞬间，不只是原样复制，在照片里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就好像印刻在了照片里。
亨利很支持我学摄影，为我改建了三楼的房间，我不但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还有暗房。
尽管我拍出来的作品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称赞，但我自己却并不满足，我总觉得相片中好像缺少了什么。我想要的不是虚伪的赞扬，而是真正的帮助。
现在是半夜，屋里很安静，唯一的光亮是来自桌子上台灯，亮度柔和。
外面飘着雪花，而侯爵就趴在我的脚下，暖融融的，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浮在半空中。我平常极少让它进我的工作室，说实话我不希望这个房间里有狗毛。
只要门开着，侯爵都会乖乖的趴在门口的地毯上，绝不会进来。一旦门关上了，它反而会闹，一边抓门，一边叫唤，往往会吵到亨利，他就会从楼下走上来，看是怎么回事。
今晚，我已经关上了门，而且放侯爵进来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这本日记。
这件事要瞒着亨利，我自己都有些不自在。甚至能听见我丈夫在楼下书房里——他看书时偶尔前倾或者他站起来时椅子发出的声响，偶尔的咳嗽声都会让我犹如惊弓之鸟——如果听见他走上楼来的脚步声，我会赶紧合上这本东西，把它藏起来。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在上面写的东西，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日记。
我看了眼桌上摆的座钟。快要十一点了，我必须快点写。
因为很快整座房子就会彻底安静下来，亨利会踩的楼梯吱吱作响，手里会捧着一杯热牛奶，来到三楼接我。这是他习惯，等我喝了牛奶，我们会一起去卧房，准时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
十一月三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四周年忌辰。我和亨利自从搬到华府，已经有四年没回去祭奠了，于是今年他带着我回到了波士顿。忌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母亲坟前祭奠，完了之后，晚上有个小型的聚会，来的都是亲属，或者父亲和母亲以前的朋友。
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我上学时女子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
女子学校是她和丈夫路易斯·阿加西斯④建立的。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入学式上。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他，说实话阿加西斯先生在帕克小屋里每月举行的“周六俱乐部”聚会，在波士顿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入学典礼上，在场的学生都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而我大着胆子问，女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周六俱乐部”，引得他发出了大笑。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佩，他说：“只要解开那个谜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男女老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
“周六俱乐部（the-Saturday-Club）”的成员称自己为“科学流浪者”——那不过是他们自我嘲弄的方式，这群头脑顶呱呱的科学先锋们，竟将自己比作乞丐和那不勒斯的流浪者，每每想到这个称呼，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群科学流浪者在聚会时，为我们的国家勾勒出了一所科学研究院的结构草图。内战爆发时，我作为一名美国卫生会志愿者参战，那时候有许多市民都想为战争尽一份力，他们积极提交个人发明。北军的将军们才发现，这些发明对作战有巨大的帮助。二月，阿加西斯先生得到了马赛诸塞州议员亨利·威尔森的支持。在威尔森的帮助下，他们重新拟定了一个议案。这份议案很快被递到了议会，三月三日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份国会法令——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⑤。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内战结束后。他为我颁发了“女子学院代表人物奖”，并称赞了我，他说为我感到很自豪，那天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之后他们夫妻两人前往巴西进行了两次探险。很可惜，我婚后一年，听说他过世了。
再次见到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她并不像是我在学校上学时那么严肃，而且我们又都喝了点鸡尾酒，当时气氛很轻松——丽兹，她让我这么亲切的叫她，我们谈了许多。
她说，孩子，自从上次一别，许多年过去了。再次见到你，看到你的左手上多了一枚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我本应为你高兴。可是我发现，尽管你一直在笑，但看上去并不开心。
我从没想到有人会这么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体会到我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沉默了片刻，对她说出了心里话。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特别是我并不愿意从波士顿搬去华盛顿特区这件事全部倾诉了出来。我不喜欢那边的氛围，尽管我的生活表面上变得显贵了许多，却如空中楼阁般的空虚。我第一次告诉别人，我想当一名职业的摄像师，将来开一家店，专门为人们照相，这就是我想追求的梦想。
我说起了母亲对我的要求——“追求自我，实现梦想”——可我现在一定很让她失望。
丽兹微笑的说，她与我母亲是旧相识，而且从我祖母那辈开始，我们家的女子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典范。她偷偷的告诉我，当年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曾有人表示这桩婚事是“香水洒在了沙漠的风里”——说俗点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瞪大眼睛，有点难以置信。我父亲可是波士顿地区的名医，怎么也不至于被他们说的如此不堪吧！
丽兹知道我与父亲关系非同一般，很亲密，理解我听了这话会不高兴。她摇摇头说，看来我并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在我还想与她辩驳一番时，丽兹却换了个话题。她突然提起了摄影，说她认识一个摄影技术很高的人，他也许能帮到我，而且这个人我也不陌生。
这我就纳闷了，到底是谁。
可是她却神秘兮兮地不肯告诉我，让我周六去帕克小屋，但是一切要在秘密中进行，见面的事情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告诉我的父亲、兄弟姐妹，更不能告诉我的丈夫。
帕克小屋！周六？难道是周六俱乐部的秘密测试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
丽兹见我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她又说了一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她问我是否知道“美国哲学学会⑥”？
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先于“美国国家科学院”一百二十年成立的学术团体，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统亲自设立的国家级学会。
我用力的点点头。
她说自己已经在十三年前的十月十五日，正式成为了美国哲学学会的第一批女性成员之一。她坚定告诉我，女性的地位一直在随着这个世界在进步，亲爱的不要固步自封，走出圈住自己的条条框框，那才是你受教育的初衷。
当晚，我躺在父亲为我们准备的客房里，望着亨利的背影，久久不能入睡。
等早上起来，我以为我还会觉得犹豫不决。但我错了，我早已做出了选择，在听到“帕克小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过了。
好在父亲邀请亨利和奈德他们一起去贝弗利农场打猎。我找了个借口说，跟女同学叙旧，品下午茶，会有人来接我去，不用给我安排车。
其实原本就有一个类似的小型聚会，但是我嫌麻烦，推掉了，现在正好用来当借口。
等亨利他们走后，我照常度过了悠闲的早上。
吃过午饭，我打发走了仆人，开始作准备。
我换了一套更为正式的衣裙，我既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庸俗的沙龙会的女主人，也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古板的女学究。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额头上的皱纹，还有眼角一条条已经露出踪迹的鱼尾纹，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尽管青春不再，却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些。我拿出了化妆品，画了个淡妆，稍微上了粉，刷了刷。又在镜子中仔细看了看，我告诉自己，今天是“战斗妆”，不能太过娇艳，我用纸巾擦去了多余的口红，显得淡了许多。
我打了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驶往城区，直奔目的地。
我抽了口气。呆呆的看着窗外黑色，那一天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从那个周六过后，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都会觉得世界仿佛看起来不一样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日记本。笔已经从我的手指滑脱了出去，在纸面上划出了一道细细的蓝线。丽兹说的对，我对我的母亲并不了解。但最近，我已经想起了一些事情，关于我母亲的事情。
“妈咪，妈咪。”
“亲爱的，出去！别看，赶紧出去，快！”父亲对我大喊。
房间里满地是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我还是个小姑娘，吓坏了，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记不清了。
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
当我闭上眼睛试着再次回忆那天的画面，我知道没有忘掉。现在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记得那种感觉，而我知道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它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被放在了记忆的角落里，而如今正在慢慢苏醒。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有事瞒着亨利。两年前，我匿名出版了我的作品，书名叫做《民主：一本美国小说》，出版社的主编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恳请主编对外宣布作者是男性的身份，而且一定不要把真相透露给任何人。
而这一次，秘密似乎越积越多，要我对他隐瞒一切，我很紧张。
但我必须按照要求做，必须秘密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
我要在这里停笔。因为，我听见三楼走廊里的摆钟鸣响报时。
午夜了。
亨利正在上楼梯，我要赶紧合上日记。
明天，我会继续记录下那个周六发生的事情，我想搞清楚，这整件事是一次巧合，还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命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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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12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星期五，雪
我的名字叫玛丽安·胡珀·亚当斯。
我是谁？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当然，我是罗伯特·威廉姆·胡珀和艾伦·斯特吉斯·胡珀的女儿。
亨利·布鲁克斯·亚当斯的妻子。
报纸称我为“社会名媛”。
家人和朋友们叫我“三叶草”。
其实很奇怪，我们三兄妹明明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它们似乎总被人遗忘，大家都喜欢叫我们的外号。我的哥哥爱德华·威廉·胡珀，外号“奈德”，我的姐姐艾伦·斯特吉斯·胡珀，外号“奈拉”，而我却叫“三叶草”。
可是，我指的不是名字、家世，头衔这些，而是作为一个个体独立于社会上的身份认知。
在自己举办的沙龙里，我曾听到有其他女人们私下议论我，说亨利惯坏了我，不该让我总是抛头露面主持沙龙；还说我太不知足，明明已经嫁给了如此出色的丈夫，而他的家庭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家族——是啊，试问哪个家庭能出来两届总统？
也许是我太贪心了，不愿安分守己？
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父亲对我说，母亲嘱咐我要独立，要为自我而活；父亲也说，去做你喜欢的任何事，他永远的支持我。
哥哥和姐姐从小就很宠我，他们对我说“当三叶草找到第四片叶子时，就是人生最幸运的时刻。”
我曾认为亨利就是我的第四片叶子。
我爱他，甚至如初见时那般深深爱着他。
但十年过去了，我却知道，自己并没有找到幸运草。
感谢上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六月二十七日，是我和亨利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他送我的礼物是一只叫做“侯爵”的小狗，它让我想起了老“公爵”，它们长得很像，但性格却十分不同。我喜欢小狗，但我更喜欢奈德和奈拉一起送我的一件礼物——一台照相机！
这台神奇的机器让我痴迷。我觉得图像比起文字更能让我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镜头记录下的一瞬间，不只是原样复制，在照片里你会发现——你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就好像印刻在了照片里。
亨利很支持我学摄影，为我改建了三楼的房间，我不但有了自己独立的工作室，还有暗房。
尽管我拍出来的作品受到老师和朋友们的称赞，但我自己却并不满足，我总觉得相片中好像缺少了什么。我想要的不是虚伪的赞扬，而是真正的帮助。
现在是半夜，屋里很安静，唯一的光亮是来自桌子上台灯，亮度柔和。
外面飘着雪花，而侯爵就趴在我的脚下，暖融融的，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浮在半空中。我平常极少让它进我的工作室，说实话我不希望这个房间里有狗毛。
只要门开着，侯爵都会乖乖的趴在门口的地毯上，绝不会进来。一旦门关上了，它反而会闹，一边抓门，一边叫唤，往往会吵到亨利，他就会从楼下走上来，看是怎么回事。
今晚，我已经关上了门，而且放侯爵进来了，并偷偷摸摸地开始写这本日记。
这件事要瞒着亨利，我自己都有些不自在。甚至能听见我丈夫在楼下书房里——他看书时偶尔前倾或者他站起来时椅子发出的声响，偶尔的咳嗽声都会让我犹如惊弓之鸟——如果听见他走上楼来的脚步声，我会赶紧合上这本东西，把它藏起来。
我不能让他看见我在上面写的东西，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日记。
我看了眼桌上摆的座钟。快要十一点了，我必须快点写。
因为很快整座房子就会彻底安静下来，亨利会踩的楼梯吱吱作响，手里会捧着一杯热牛奶，来到三楼接我。这是他习惯，等我喝了牛奶，我们会一起去卧房，准时十二点上床睡觉。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
事情还要追溯到一个月以前。
十一月三日是母亲去世三十四周年忌辰。我和亨利自从搬到华府，已经有四年没回去祭奠了，于是今年他带着我回到了波士顿。忌日那天，我们一家人去母亲坟前祭奠，完了之后，晚上有个小型的聚会，来的都是亲属，或者父亲和母亲以前的朋友。
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熟人——我上学时女子学校的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
女子学校是她和丈夫路易斯·阿加西斯④建立的。我第一次见到路易斯·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入学式上。我很早就从父亲口中听说过他，说实话阿加西斯先生在帕克小屋里每月举行的“周六俱乐部”聚会，在波士顿学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入学典礼上，在场的学生都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而我大着胆子问，女子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周六俱乐部”，引得他发出了大笑。他的回答让我心生敬佩，他说：“只要解开那个谜题，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无论男女老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加入。”
“周六俱乐部（the-Saturday-Club）”的成员称自己为“科学流浪者”——那不过是他们自我嘲弄的方式，这群头脑顶呱呱的科学先锋们，竟将自己比作乞丐和那不勒斯的流浪者，每每想到这个称呼，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群科学流浪者在聚会时，为我们的国家勾勒出了一所科学研究院的结构草图。内战爆发时，我作为一名美国卫生会志愿者参战，那时候有许多市民都想为战争尽一份力，他们积极提交个人发明。北军的将军们才发现，这些发明对作战有巨大的帮助。二月，阿加西斯先生得到了马赛诸塞州议员亨利·威尔森的支持。在威尔森的帮助下，他们重新拟定了一个议案。这份议案很快被递到了议会，三月三日林肯总统签署了一份国会法令——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⑤。
我最后一次见到阿加西斯先生，是在内战结束后。他为我颁发了“女子学院代表人物奖”，并称赞了我，他说为我感到很自豪，那天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之后他们夫妻两人前往巴西进行了两次探险。很可惜，我婚后一年，听说他过世了。
再次见到校长伊丽莎白·阿加西斯夫人。她并不像是我在学校上学时那么严肃，而且我们又都喝了点鸡尾酒，当时气氛很轻松——丽兹，她让我这么亲切的叫她，我们谈了许多。
她说，孩子，自从上次一别，许多年过去了。再次见到你，看到你的左手上多了一枚闪闪发亮的结婚戒指，我本应为你高兴。可是我发现，尽管你一直在笑，但看上去并不开心。
我从没想到有人会这么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体会到我内心深处的感受。
我沉默了片刻，对她说出了心里话。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满，特别是我并不愿意从波士顿搬去华盛顿特区这件事全部倾诉了出来。我不喜欢那边的氛围，尽管我的生活表面上变得显贵了许多，却如空中楼阁般的空虚。我第一次告诉别人，我想当一名职业的摄像师，将来开一家店，专门为人们照相，这就是我想追求的梦想。
我说起了母亲对我的要求——“追求自我，实现梦想”——可我现在一定很让她失望。
丽兹微笑的说，她与我母亲是旧相识，而且从我祖母那辈开始，我们家的女子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典范。她偷偷的告诉我，当年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曾有人表示这桩婚事是“香水洒在了沙漠的风里”——说俗点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我瞪大眼睛，有点难以置信。我父亲可是波士顿地区的名医，怎么也不至于被他们说的如此不堪吧！
丽兹知道我与父亲关系非同一般，很亲密，理解我听了这话会不高兴。她摇摇头说，看来我并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在我还想与她辩驳一番时，丽兹却换了个话题。她突然提起了摄影，说她认识一个摄影技术很高的人，他也许能帮到我，而且这个人我也不陌生。
这我就纳闷了，到底是谁。
可是她却神秘兮兮地不肯告诉我，让我周六去帕克小屋，但是一切要在秘密中进行，见面的事情要绝对保密，甚至不能告诉我的父亲、兄弟姐妹，更不能告诉我的丈夫。
帕克小屋！周六？难道是周六俱乐部的秘密测试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耳朵。
丽兹见我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她又说了一件发生在她身上的事。
她问我是否知道“美国哲学学会⑥”？
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先于“美国国家科学院”一百二十年成立的学术团体，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统亲自设立的国家级学会。
我用力的点点头。
她说自己已经在十三年前的十月十五日，正式成为了美国哲学学会的第一批女性成员之一。她坚定告诉我，女性的地位一直在随着这个世界在进步，亲爱的不要固步自封，走出圈住自己的条条框框，那才是你受教育的初衷。
当晚，我躺在父亲为我们准备的客房里，望着亨利的背影，久久不能入睡。
等早上起来，我以为我还会觉得犹豫不决。但我错了，我早已做出了选择，在听到“帕克小屋”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过了。
好在父亲邀请亨利和奈德他们一起去贝弗利农场打猎。我找了个借口说，跟女同学叙旧，品下午茶，会有人来接我去，不用给我安排车。
其实原本就有一个类似的小型聚会，但是我嫌麻烦，推掉了，现在正好用来当借口。
等亨利他们走后，我照常度过了悠闲的早上。
吃过午饭，我打发走了仆人，开始作准备。
我换了一套更为正式的衣裙，我既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庸俗的沙龙会的女主人，也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古板的女学究。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额头上的皱纹，还有眼角一条条已经露出踪迹的鱼尾纹，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尽管青春不再，却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些。我拿出了化妆品，画了个淡妆，稍微上了粉，刷了刷。又在镜子中仔细看了看，我告诉自己，今天是“战斗妆”，不能太过娇艳，我用纸巾擦去了多余的口红，显得淡了许多。
我打了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驶往城区，直奔目的地。
我抽了口气。呆呆的看着窗外黑色，那一天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眼前。从那个周六过后，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都会觉得世界仿佛看起来不一样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日记本。笔已经从我的手指滑脱了出去，在纸面上划出了一道细细的蓝线。丽兹说的对，我对我的母亲并不了解。但最近，我已经想起了一些事情，关于我母亲的事情。
“妈咪，妈咪。”
“亲爱的，出去！别看，赶紧出去，快！”父亲对我大喊。
房间里满地是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我还是个小姑娘，吓坏了，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记不清了。
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想。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
当我闭上眼睛试着再次回忆那天的画面，我知道没有忘掉。现在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记得那种感觉，而我知道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它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被放在了记忆的角落里，而如今正在慢慢苏醒。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有事瞒着亨利。两年前，我匿名出版了我的作品，书名叫做《民主：一本美国小说》，出版社的主编是我的一位朋友，我恳请主编对外宣布作者是男性的身份，而且一定不要把真相透露给任何人。
而这一次，秘密似乎越积越多，要我对他隐瞒一切，我很紧张。
但我必须按照要求做，必须秘密记下每天发生的事情。
我要在这里停笔。因为，我听见三楼走廊里的摆钟鸣响报时。
午夜了。
亨利正在上楼梯，我要赶紧合上日记。
明天，我会继续记录下那个周六发生的事情，我想搞清楚，这整件事是一次巧合，还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命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