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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六章 心理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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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与数学结合后,用一个事物的极限,来计算其边界。比如税收的顶点和底线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限问题,如果按数学方法来算的话,税收的底线可以先设置为0%,顶点可以先设置为100%。

    比如如果税收趋近于0%时,等于所有公共产品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法律不存在,就可以反推出现代市场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税收趋近于100%时,商业活动全部亏本,市场活动不赚钱,生产停滞,市场死亡,也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理论上的初步设计,然后进行计算。计算很简单,现实条件中来,从历史数据中来,甚至可以简单统计历史及今天各国的税收税率后,得出最高值和最低值就行。拉弗曲线也是沿习统计数据加计算的方法,得出了结论。

    当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明君都是轻瑶薄赋、藏富于民的说法,并把文景之治拿来举例讴歌。这其实是不讲科学的说法。南宋时期也受其害,经济那么发达的国家,政权不稳定,对地方势力控制不力,军队建设不力,对付北方侵略更是不行。税赋过于轻,不利于国家政权建设,更不利于抵御外敌。

    要知道,文景之治时,虽然税率低,讲究休养生息的国策,那是在恢复生产力时提出的,因为当时人民太穷了,经不起重税。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匈奴的投降政策,让太后自贬身份讨好匈奴狼主,这样的投降信,让汉武帝看到了,都觉得是奇耻大辱。

    当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需要轻税赋;当要强大国家机器准备战争时,税赋必须高。这才是规律。当然高也有顶点,如果综合税赋超过50%后,社会生产积极性就被抑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就会下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

    在中国古代社会,税赋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利润率是劳动力换来的,尽管中国古代的农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但它的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如此,它的税收边界是几乎一个恒定的值。比如古代有什一税,也就是税率为十分之一。比如周朝的井田制,九块一样大小的田,正中间一块是公田,也相当于税收,相当于九分之一。

    如果税收远远超过这个边界,借用需求价格曲线的一个术语,就是超过生产率的弹性系数,这社会崩溃。

    要富国强后,就得增加税收;税收的过度增加,又会变为民贫国弱,历史就在这个弹性系数中拉锯。

    最有意思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孔子试图恢复周王朝早期礼乐制度时,他忽视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那就是轻赋税的不可能。君臣和睦,百姓安康,这当然是一个好理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强盛与百姓安康,往往是矛盾的。所以,孔子的理论行不通,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困于陈蔡。

    在那个时代,民富与国强不可兼得。周朝的时候,天下还有大量没有开垦的荒地,人口也不太多,发现生产可以摊大饼,鼓励生产积极性,可以在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和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国家在不提高税率的基础上,由于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递增,国家财政的收入也在增强。这种生产要素扩张的条件下,是可以实现国富与民强的双赢的。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可供开垦的农地,潜力很小。也就是说土地面积无法成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劳动技能,或者说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也不能为提高粮食单产带来巨大效益。而且,人口剧增,同样的土地养育更多的人口,矛盾就产生了。

    单产上升不了,就得扩张土地,用多余的劳动力组建军队,抢夺别国的土地,就成了各国现实的需求。春秋无义战,都是为利益。

    为抢夺为自保,就得有大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赋税增加就成了不得不干的一件事。但是,农业的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税收是有边界的,政府就是想强征高额税收,也往往行不通,导致各国的税率大致都在那个边界的平衡点上。至此,各国的实力,也保持了大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几百年的平衡。要么有新的制度改变税收格局,要么有新的技术改变农业产出,这种均势是不好轻易打破的。

    技术上,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这在各国几乎在时间和规模上相似,各国也没有比较优势。也产生了鲁班、墨家等科研人员和团体,但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也不是很大。因为当时各国的威胁太直接,最聪明的人,往往把最新技术,运用于战争了。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农业发展的模式,从那时起直到一两千年后,都没什么革命性的进步。不是说我们后来的人笨,而是说古代的祖先太聪明,他们发明的技术,可以保持两千年不落伍。

    关于战争的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进步。比如越国的铸剑冶炼技术,在今天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仍然令人敬畏。也产生了巨大的技术工程,比如郑国渠,比如都江堰。

    变化是从商殃开始的。如何富国呢?在土地面积相对恒定、生产率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受税收边界的约束,不能扩大税率,如何提高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建立军队时才能有与他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他从制度上做文章。

    郡县制,法家思想,编制出全国统一的管理机制。直到今天,郡县制也是中国政府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全国政权高度统一后,虽然没有提高税率,但提高了征收效率。

    当其它国家有巨富偷税时,有诸侯免税时,有地主瞒报收入和土地面积时,等于流失了国家大量的税收,让豪强更强,人民更穷,国家更弱。郡县制克服了这一点,打击豪强,提高税收征收效率,极大地充盈了国库,为建立强大军队奠定了物质基础。

    提高征收效率,也就增大了中央集权,与传统豪强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商殃被车裂之日。

    人类的历史基础,从来就是经济基础,从来就是物质的。我们的艺术作品歌颂英雄,我们的文学历史夸大某个人的精神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经济,自己擅长什么就吆喝什么,所以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局面:有人认为某个历史的走向,是某人意气用事的结果。就某件具体的事来说,是有的。但对历史的大趋势来说,经济方式和技术能力,物质因素,总是决定性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刘邦的历史时,赞扬韩信的多,赞扬萧何的少,这是不对的。照我看来,一个萧何,至少可以比得上两个韩信。

    我把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到看二十四史的体会之中,得出很多与前人评论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我的东西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意思。

    弹性,这个词,原来是物理学的,后来进入经济学,但最近,我发现也可以借鉴这个词,来解释心理现象。

    弹性,是指顶点与底线之间的距离和伸缩空间。但在心理上,有人被压缩了,却弹不起来,那是因为压缩力度过大,超过了他心理的承受能力,弹性失效,心理失去平衡。这就是底线。一个人在心理无限膨胀时,会踢到社会的铁板,被社会绞灭,或者自我疯狂,被自己冒顶,进入狂躁之中,这也许就是顶点吧。

    我凶起来,连我自己都砍,你怕不怕?我自己都怕我自己。

    当超越弹性范围,心理就超过边界了。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如何设定这个理论上的底线和顶点呢?有一个工具可以借鉴一下,就是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最底层是关于肉体生存的,比如食物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最顶层是关于精神需求的,比如尊严的需求,自我的实现。

    心理弹性的理论分析结构出来了,我们就得考察具体的心理现象。

    用一个心理学家常用的极端测试法,我们分析一个人在事情最顺利时的心理状态,或者一个人在遭遇最困难时的心理状态。

    由于心理状态是内心活动,我们不好精确判断,但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及行为,大致推断。

    我想起当年在部队,一次指导员在跟骨干开会时,我作记录。指导员在培训班长们的管理能力,在讲到事故处理的部分时,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当事故和灾难发生后,指挥员的第一反应,不是追究这是谁的责任,而是如何解决问题。面对和解决问题永远是指挥员第一考虑的,追究责任最多排到第二位。”

    但我们平时发现,任何问题出来,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班上,有人钱包不见了,战友的反应可能有五种情况1、这是谁偷的?2、也许丢在其他地方了,多找找。3、快告诉班长,让他来处理。4、反正不是我偷的,我当时又不在场。5、我的钱包没掉吧,你掉了钱包,与我没关系。

    看看,第一反应的不同,就反应不同的心理习惯。我们将其分类,可以分三类。第2、4种反应,是面对问题,寻找解决办法的,这两种人是具备组织领导者潜质的。第1、4种反应是责任追究型的,最多起一个监督者的角色,或者做些事务性的具体工作,做领导,差点。第5种反应,是逃避型的,这种人不具备担负公共职责的条件,是比较极端的个人主义。

    在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比如一群人围着一个菜摊子挑菜,不知道是谁把菜摊子挤倒了,瓜菜散落遍地都是。此时,人们的心态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就不同了。有的会直接帮忙把瓜菜捡起来,帮助支撑菜摊,恢复正常。这是面对解决型。有的会直接问:是谁挤垮的?怕是要赔点钱哟。这是责任追究型。当然还有的说,我没挤到,肯定不是我挤的。更有甚者,当摊子垮掉之时,他迅速溜一边逃离,摆脱责任。这两种都属于逃避型。

    在命运遇到巨大问题和困难时,人们的反应也不一样。比如岳母,当妍子一身坏毛病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她没打没骂,她在寻找解决办法,当她意识到她本人改变妍子有困难的时候,就寻找能够改变妍子的人,那就是我。她锲而不舍地努力,保持积极的长远的行动和随机应变的弹性,终于,我成了那个改变妍子,成功止损的人。当妍子第一次流产,她没有抱怨没有检讨,只是积极做好后续工作,勇敢面对事实,并且将解决问题的重担,与我一并挑起,成功地让妍子摆脱了心理的困难期。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人会埋怨命运的不公,有的人会埋怨他人的错误,有的人只会哀叹,自怨自艾,在心理上惩罚自己。这些都是责任追究型的。心理强大的人,只是面对问题,尽力改善。不回避责任,不躲避事实,这就叫做勇敢。比如敦煌的老刘,他的命运几乎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谁,也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自己坦然面对,这是勇敢。

    所有的勇敢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办法逃避,被迫勇敢,不管他是困兽犹斗还是狗急跳墙;一个是强大的自信,我能所以我敢,不管这种自信是来源于无知者无畏还是来源于心理习惯。

    这些心理反应类型,与我前面所说的马斯洛的层次需求论,如何建立分析模式呢?弹性,是最好的分析语言。

    我认为,从心理弹性的大小来讲,面对解决解决型的弹性最大,意味着他的心理最健康,最活跃,或者说是心理体验的宽度会导致他人生的延展性更好。其次是责任追究型的,其心理弹性弱一些,但能够坚持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事情,这种人可以取得人生中他应该取得的东西。最小弹性的莫过于逃避型了,他们自动把自己的活动范围缩小,极端保守的性格导致极端狭窄的人生。

    反映在马斯洛的结构中,比如我岳母和敦煌老刘,虽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取得的人生高度是相似的。取得尊重,并靠近自我实现,这是非常高的需求层次,他们都受人尊重。从邻里到家人,无人不尊重他们。当然,还有班长,他面对问题和困难之多,心理承受的痛苦之大,但他都一一想办法解决,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尊重他,这是他应得的。从他干事业的目标看,从他以建立完整和谐家庭的目标看,他也算取得了自我实现。

    在责任追究型的人中,最典型的普通大众的人格。安分守纪,不想吃亏也不想过分占别人便宜。比如我妈,比如王叔,比如我舅比如李二嫂。他们的人生获得生存和安全是可以的,要获得成功,全靠外力。比如我妈的成功,主要靠我。但他们要取得尊重甚至自我实现的价值,靠他们自己,可能性不大。

    在逃避型人格中,几乎没有取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可能。他们在拒绝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同时拒绝了别的帮助的可能。自力不能进步,外力帮助不了,他们往往剩下的,就只有生存。

    这是从底线分析。从顶点分析,也很有意思。比如,有人拼命追求尊重,就会产生虚荣、嫉妒等心理反应,如果这种心理反复得到鼓励,如纨绔子弟的童年,要什么有什么,怎么想怎么干,缺乏自我约束,也缺乏他人约束,结果自毁前程,连生存都没保住,丧命于争斗或者犯罪之中。有人拼命追求自我实现,往往在有物质和社会条件时,为所欲为,心理膨胀,导致自我扩张,最后在受到挫折时,心理崩塌,一蹶不振。

    物极必反,亢龙有悔。这都是跟谁说的?

    比如隋炀帝,比如秦始皇,都是雄才大略的人,都有文治武功的人,得意时忘记收手。秦长城是始皇雄才大略的丰碑,也成了他的墓碑;隋运河是隋炀帝的标记,也成就了他的灭亡。他们要的太多,他们太自我,他们太想实现,结果走到了不能生存的反面。

    我在想,我的两个母亲,我妈和我岳母,她们的心理类型为何如此不同?也许可以用物质原因来解释吧。

    生存,对于她们这代人来说,都曾经是个问题。生于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哪个没遇到过生存问题。但是她们在寻找生存路径时,遇到的情况不同。

    岳母在奋斗,做小生意做工厂,在浙江这个重商的环境中,得到政策的红利,她们的奋斗一步步都收获了成果。得到了努力后的正向反馈,形成了鼓励行动的机制,造成了克服困难并战胜困难的习惯。所以,她敢于面对,是因为她曾经面对的诸多困难,都已经被她战胜过,她从一次次胜利中,取得了自信。

    而我妈呢。她也努力过,努力哺育我,努力与我父亲经营农村那个家,起早贪黑不得休息,不可谓不努力。我父亲为了挣钱到煤矿打黑工,但得到什么呢?得到了更大的困难,父亲残废了。当所有努力的方式行不通,所以精力的投入不见效,人就感到绝望。当自己的努力没有作用时,当自己无法面对时,就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王叔的出现,让她看到了外力的存在。虽然她不确认这个外力是否真有力量帮助她,但病急乱投医,总比死守原地要好。不试试,咋知道呢?我母亲从没因自己的努力,改变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正向回馈的激励,以至于这样乐观的人,这样能够忍受苦难忍受屈辱的人,也被迫从面对解决型退了下来,如果,她曾经有的话。

    没有战胜困难的经验积累,没有物质改善的心理回馈,所有努力和冒险,都有对生存失去的恐惧。我们的心理有生存的底部,但这个底部,我们害怕打击。这个层次需求论的金字塔结构,如果建立在坚硬的岩石上,那么他是无畏的。如果是建立在泥沼中,它一受打击,生存的底线就会被淹没,我不敢,是因为我曾经在泥沼中挣扎,我曾经被淹没过,自己没爬起来,活到今天,还是被别人搭救。

    这就可以解释王班长的强大了。

    因为他的金字塔是建立在花岗岩上的。他的家庭在县城,算是中等偏上了。既没有农村人当时的生存忧患,也没有大城市里的攀比危机。他在县城家庭的庇护下,从没因生存而焦虑过,昨天没有,今天也没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都是稳固的花岗岩。

    当底部稳固后,人就向上拓展。在这个拓展过程中,他反复受到正向激励。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性格他的聪明他的条件他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他是幸运的,他的家庭是成功的,他的事业,干了不少行当,接连成功,这就是鼓励。在这种不断的鼓励之下,他输得起,所以就豁得出去。

    他所追求的自由,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但是,边界在哪里呢?他的财富在膨胀,行动在膨胀,何处是他歇息的目标呢?难道,他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测试自己可能达到的边界吧。但这种测试,与隋炀帝与秦始皇的心态,有何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会不会遭遇毁灭呢?

    也许时代变了,规则变了,人的发展虽然有极限,但也没有危险了,是这样吧?

    我所熟悉的周易,我所接触的所有哲学,都告诉我边界的道理,都告诉我弹性的极限,我隐约有个感觉,王班长如此张扬的人生,会在某处遇到冷箭?

    非洲的约束本来就少,身边也没有能够约束他的人。要是嫂子在他身边就好了,他怕老婆,怕老婆的人,一生平安。

    但愿我的预感是假的。我所学的哲学,也老了吧?还是我悲催的少年经历,让我总把事情往悲剧上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