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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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东南亚某国,丛林边缘的某个小镇上,创业者们来到了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就已经存在的厂区。车间、仓库和宿舍大门上除了十年前粘贴的发黄封条,还有门框和门沿上零星但拥有层层网格的陈年蜘蛛网,蜘蛛网的主人对这些并不常见的人类也产生了一些好奇才会有的神经化学素。
在这个占地十来亩,实际总建筑面积不到两千平方米的厂区中,是十多年前邻国大厂已经淘汰十余年的老旧设备。这些设备中,甚至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经存在于史上的古董级机械。创业者们来到这里,就是要用这些早已被主流大厂们遗忘的“铁疙瘩”,加上本地几近文盲的普通工人,制造出十多年来本地的第一包轻工业成品。
若是普通的创业行为,普通人会选择基础条件更好一些的大城市或国家,因为创业者无需担心无法获取现代社会种种最基础的若干种服务——比如被称为“工业血液”的电。而在这里,创业者们首要解决的还不是面前这些陈旧设备如何开动、如何产出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获取此地以前未有过的380伏三相动力电的问题,十多年前的先行者们用的柴油发电机,早已无法使用。
好在,这里有一座比这个工厂年代更古老的小水电站,电站水轮机的功率,但并不水轮发电机被发明那个年代的产品高很多。创业者们在维修车间中机器的同时,便是用锄头和铲子,将这个小水电站蓄水池和前池中常年积下的淤泥清理干净,使得那台小型水轮机的功率能至少满足一台设备的政策运转。不过,由于这里旱雨两季的极端分明使得这种靠天发电,没有任何调节能力的小水电站,在冬季无雨之时,也仅能满足每天三四个小时的发电。
就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业者们从本地市场走向所在地的北方市场,进而走向该国的全国市场;在全国市场中有了一定份额后,便开始了为全世界很多生产条件尚不如这里的地区生产廉价成品。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们用几乎赚得的每一分钱,重新投入了生产条件的改善,直到2025年底,工厂的生产条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业者们通过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得以花费资金从邻国引来了全年不会停歇的动力电源;创业者们通过说服、发动本区的长期沉迷于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被世人欢迎的农作物,以解决工厂的原料供应;创业者们制造半成品的流程,从散铺在地上用铁铲、肩扛式喷壶和原始的大铁锅,到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创业者们的包装工艺,从三百平方米里黑压压两百多位手包工人每天每人一百余包可怜的低下产能,到初级的自动化每分钟一百五十包,再到高级的每分钟一千包速度的包装机……
创业者们和这个工厂的发展历程,可说是在整体人类社会高速工业化下的一个典型缩影。技术的进步得以让资本的投入可以获得成倍,甚至数十倍的产出和利润,同时,也是不断让人工劳动退出整个生产工艺的过程。以2030年的情况来看,整个工厂的人类工人数量,从此工厂刚建立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需要三百余人,到2015年初步复工时的一百五十余人,到2018年更换初级自动化设备,并成倍扩充产能时的二百余人,到2025年全自动化、智能化时的不到三十人,四十多年间确实经历了近似于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盛行于十七至二十二世纪,对于人类社会和经济组织方式的经典诠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这种政治经济一体的社会结构描述上的“圣经”,《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的影响力从它的作者当·斯密(AdamSmith)使之问世以来,直至今日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
《国富论》中,系统地提出了人作为个体,作为劳动力本身的创造者和输出者,在那个即将走入工业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中应当,或是说,需要扮演的角色。在那个蒸汽机加入人类生产劳动的前夕,那个工业革命即将开始并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生活方式的破晓时期,人类的劳动因为市场的需求,因为供求关系的需求,被以分工的形式简化。而在简化的同时,却在单一的劳动形式上,不断地被要求专业化和专一化。
劳动的细分和专业化,使得劳动本身,或是人力所能转化的生产力,得以越来越容易被货币化,或是简单地说,被以工资的形式表达出来。用《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话说,即从律师、医生、铁匠、裁缝到屠夫、刽子手、银行职员、保姆和教师,各种职业在社会中应得的报酬,都会显性地或隐性地,以这种职业学习难度、淘汰率、工作环境等等因素,在他们的货币收入中集中体现出来。
这样的过程和结果,实际上从《国富论》成书之前就已经在欧洲各地,在亚洲很多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已经悄然开始。即便,后来的技术革新,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内燃机到电气化,从电气化到信息化,从化石能源到聚变能源,劳动得内涵却没有本质的被改变。这个整体的过程,却花费了人类近六个世纪来走完其不断变化,不断重塑着人类社会的过程。
比《国富论》晚出版大约一百年的《资本论》(DasKapital)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Manifesto)在它们发表后的近三百年里,里面所蕴含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理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形式。作者卡尔·马克思(KarlMarx)预想到了后面的对抗,也预想到了二者最终在人类社会中的和解与熔融。因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二者虽然在立意和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但更可以看成是人类社会处于工业革命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即破晓时分的田园祥和,到中前期初露狰狞时期,人类需要为自身发展作出的若干调整。
同样用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在于,将资本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所提倡的,由资本和市场主导来定价并货币化的劳动行为,反客为主地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织者和规划者。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构建出一套从下而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方式。
然而,在这个人类已经踏上开拓宇宙的征程一百余年,即已经基本摆脱土地作为绝对重要生产资料,人类劳动作为绝对不可或缺生产要素,能源在地球上被认为是总量有限且在可见未来将会被耗尽的年代,上述两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却能被分析出更多暗藏的要素。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三世纪的五百年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影响下,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的内涵虽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在不同社会形态和管理方法所体现的法律与政治手段下,对劳动的应用和产生劳动的人类本身组织方式,总是朝着更利于社会总体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方向在发展。也许,在不同文献和记录中,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对此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站在今天的视野回溯数百年尺度的社会发展,这个问题却让人豁然开朗。
我们审视劳动的组织方式时,若把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称为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则此阶段由于需求、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限制,绝大部分依托于自然所赋予的禀赋农作,并不能使人类本身的生物属性有太大改变。而在后来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人类社会,农业与农作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虽然总量在不断上升,但劳动量和创造的价值本身在全社会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这就意味着,从原始人类解放双手开始采集果实,到随后的驯化各种组成主粮的农作物,到定居后的农耕形态或基于马匹牛羊与草原的游牧形态,在工业社会中,依托于自然的生存形式几乎被彻底打破。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基因中存在了百万年的生物秉性,必须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作出被动的调整。由此,我们看到,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二世纪,全人类的自然增长率在缓慢下降,而且,这样的趋势在先进入工业革命或工业时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更早到来,而后来进入该阶段的国家,也往往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生育率的下降也必然到来。
在阅读过去若干文献的时候,总能看到诟病各国生育政策的文章,文章中的字里行间总是将这样更大尺度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仅仅片面的联系到数年和数十年间的某些国家政策。而今我们知道,这些政策仅能够在不大的范围内,影响短期的人口变化,也仅能左右短期内加速或减缓自然生育率或人口增长率的趋势。
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个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年间,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边际学派的论述,即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一个成规模的工厂或组织,将在边际成本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时,选择停止生产。若将此概念套用在人类劳动和劳动对整体社会发展贡献的模型中,也许可以这样发展:在社会劳动力总量,或总劳动量区趋于稳定,或预期增长率也趋于稳定的条件下,供给劳动力的个体——即人类本身,会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以换取更大的货币报酬或收入,直至劳动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最终趋向于社会发展所需的总劳动量所能付出的平均单位劳动量的货币支出。
在此模型中,人类个体一生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基本恒定的,而人类个体用于提升边际产出与边际收入所需的时间,即人类个体作为工业或社会人格的总时间,与此个体用于个人生活和人类作为自然或生物个体活动所需要的总时间,二者形成的是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关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人类社会走入工业革命期间的四百年里,人类总体的自然生育率总是处于下降趋势,表象即为一些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问题。而在二十二至二十五世纪,人类整体生育率又出现了报复性的增长,回到了十六世纪之前农耕时代的水平,那时全地球基本完成了全部能在此星球上能做到的技术突破,基本达到了卡尔达舍夫等级里的一型文明的水平。
若非后来顾兰兰博士意外发现将撞碎火星,火星碎片撞向地球并将让地球发生生物大灭绝的铁质小行星,人类并以此为契机发现星隧现象并开启宇宙探索的征程,也许人类在太阳系这个茧房中还将生活到天荒地老的那一天。若我们把太阳系比作一个光速构建的牢笼,不知道人类这种自称为智慧的生物在完成了十八世纪至二十三世纪的这次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后,是否会在后面的日子里迎来新的技术爆发点,而再次陷入发展、技术和人类生物属性本身的若干矛盾中?
人类,作为一种刚刚部分脱离原始自然生存条件不到一百万年的生物,试图改变上亿年基因和生物性赋予的若干习惯,谈何容易呢?只不过,对于生活的期许、惰情、恐惧和好奇可以驱使人类自发的改变自己,以来满足不断发展、不断脱离原始自然条件的生活条件。
上述全文摘抄自《人类宇宙开拓史》第三部,《社会、经济、政治学论述集》中相关条目的独立稿件。
2012年,在东南亚某国,丛林边缘的某个小镇上,创业者们来到了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就已经存在的厂区。车间、仓库和宿舍大门上除了十年前粘贴的发黄封条,还有门框和门沿上零星但拥有层层网格的陈年蜘蛛网,蜘蛛网的主人对这些并不常见的人类也产生了一些好奇才会有的神经化学素。
在这个占地十来亩,实际总建筑面积不到两千平方米的厂区中,是十多年前邻国大厂已经淘汰十余年的老旧设备。这些设备中,甚至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经存在于史上的古董级机械。创业者们来到这里,就是要用这些早已被主流大厂们遗忘的“铁疙瘩”,加上本地几近文盲的普通工人,制造出十多年来本地的第一包轻工业成品。
若是普通的创业行为,普通人会选择基础条件更好一些的大城市或国家,因为创业者无需担心无法获取现代社会种种最基础的若干种服务——比如被称为“工业血液”的电。而在这里,创业者们首要解决的还不是面前这些陈旧设备如何开动、如何产出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获取此地以前未有过的380伏三相动力电的问题,十多年前的先行者们用的柴油发电机,早已无法使用。
好在,这里有一座比这个工厂年代更古老的小水电站,电站水轮机的功率,但并不水轮发电机被发明那个年代的产品高很多。创业者们在维修车间中机器的同时,便是用锄头和铲子,将这个小水电站蓄水池和前池中常年积下的淤泥清理干净,使得那台小型水轮机的功率能至少满足一台设备的政策运转。不过,由于这里旱雨两季的极端分明使得这种靠天发电,没有任何调节能力的小水电站,在冬季无雨之时,也仅能满足每天三四个小时的发电。
就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业者们从本地市场走向所在地的北方市场,进而走向该国的全国市场;在全国市场中有了一定份额后,便开始了为全世界很多生产条件尚不如这里的地区生产廉价成品。在这个过程中,创业者们用几乎赚得的每一分钱,重新投入了生产条件的改善,直到2025年底,工厂的生产条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业者们通过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得以花费资金从邻国引来了全年不会停歇的动力电源;创业者们通过说服、发动本区的长期沉迷于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被世人欢迎的农作物,以解决工厂的原料供应;创业者们制造半成品的流程,从散铺在地上用铁铲、肩扛式喷壶和原始的大铁锅,到半自动化,到全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创业者们的包装工艺,从三百平方米里黑压压两百多位手包工人每天每人一百余包可怜的低下产能,到初级的自动化每分钟一百五十包,再到高级的每分钟一千包速度的包装机……
创业者们和这个工厂的发展历程,可说是在整体人类社会高速工业化下的一个典型缩影。技术的进步得以让资本的投入可以获得成倍,甚至数十倍的产出和利润,同时,也是不断让人工劳动退出整个生产工艺的过程。以2030年的情况来看,整个工厂的人类工人数量,从此工厂刚建立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需要三百余人,到2015年初步复工时的一百五十余人,到2018年更换初级自动化设备,并成倍扩充产能时的二百余人,到2025年全自动化、智能化时的不到三十人,四十多年间确实经历了近似于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盛行于十七至二十二世纪,对于人类社会和经济组织方式的经典诠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这种政治经济一体的社会结构描述上的“圣经”,《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的影响力从它的作者当·斯密(AdamSmith)使之问世以来,直至今日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
《国富论》中,系统地提出了人作为个体,作为劳动力本身的创造者和输出者,在那个即将走入工业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中应当,或是说,需要扮演的角色。在那个蒸汽机加入人类生产劳动的前夕,那个工业革命即将开始并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生活方式的破晓时期,人类的劳动因为市场的需求,因为供求关系的需求,被以分工的形式简化。而在简化的同时,却在单一的劳动形式上,不断地被要求专业化和专一化。
劳动的细分和专业化,使得劳动本身,或是人力所能转化的生产力,得以越来越容易被货币化,或是简单地说,被以工资的形式表达出来。用《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的话说,即从律师、医生、铁匠、裁缝到屠夫、刽子手、银行职员、保姆和教师,各种职业在社会中应得的报酬,都会显性地或隐性地,以这种职业学习难度、淘汰率、工作环境等等因素,在他们的货币收入中集中体现出来。
这样的过程和结果,实际上从《国富论》成书之前就已经在欧洲各地,在亚洲很多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已经悄然开始。即便,后来的技术革新,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内燃机到电气化,从电气化到信息化,从化石能源到聚变能源,劳动得内涵却没有本质的被改变。这个整体的过程,却花费了人类近六个世纪来走完其不断变化,不断重塑着人类社会的过程。
比《国富论》晚出版大约一百年的《资本论》(DasKapital)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Manifesto)在它们发表后的近三百年里,里面所蕴含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理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形式。作者卡尔·马克思(KarlMarx)预想到了后面的对抗,也预想到了二者最终在人类社会中的和解与熔融。因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二者虽然在立意和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但更可以看成是人类社会处于工业革命发展的两个不同时期,即破晓时分的田园祥和,到中前期初露狰狞时期,人类需要为自身发展作出的若干调整。
同样用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在于,将资本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派所提倡的,由资本和市场主导来定价并货币化的劳动行为,反客为主地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组织者和规划者。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构建出一套从下而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方式。
然而,在这个人类已经踏上开拓宇宙的征程一百余年,即已经基本摆脱土地作为绝对重要生产资料,人类劳动作为绝对不可或缺生产要素,能源在地球上被认为是总量有限且在可见未来将会被耗尽的年代,上述两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却能被分析出更多暗藏的要素。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三世纪的五百年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互影响下,被称为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的内涵虽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在不同社会形态和管理方法所体现的法律与政治手段下,对劳动的应用和产生劳动的人类本身组织方式,总是朝着更利于社会总体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方向在发展。也许,在不同文献和记录中,两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对此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站在今天的视野回溯数百年尺度的社会发展,这个问题却让人豁然开朗。
我们审视劳动的组织方式时,若把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称为人类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则此阶段由于需求、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限制,绝大部分依托于自然所赋予的禀赋农作,并不能使人类本身的生物属性有太大改变。而在后来的社会形态第二阶段,即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人类社会,农业与农作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虽然总量在不断上升,但劳动量和创造的价值本身在全社会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这就意味着,从原始人类解放双手开始采集果实,到随后的驯化各种组成主粮的农作物,到定居后的农耕形态或基于马匹牛羊与草原的游牧形态,在工业社会中,依托于自然的生存形式几乎被彻底打破。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基因中存在了百万年的生物秉性,必须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作出被动的调整。由此,我们看到,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二世纪,全人类的自然增长率在缓慢下降,而且,这样的趋势在先进入工业革命或工业时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更早到来,而后来进入该阶段的国家,也往往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生育率的下降也必然到来。
在阅读过去若干文献的时候,总能看到诟病各国生育政策的文章,文章中的字里行间总是将这样更大尺度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仅仅片面的联系到数年和数十年间的某些国家政策。而今我们知道,这些政策仅能够在不大的范围内,影响短期的人口变化,也仅能左右短期内加速或减缓自然生育率或人口增长率的趋势。
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个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年间,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边际学派的论述,即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一个成规模的工厂或组织,将在边际成本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时,选择停止生产。若将此概念套用在人类劳动和劳动对整体社会发展贡献的模型中,也许可以这样发展:在社会劳动力总量,或总劳动量区趋于稳定,或预期增长率也趋于稳定的条件下,供给劳动力的个体——即人类本身,会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以换取更大的货币报酬或收入,直至劳动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最终趋向于社会发展所需的总劳动量所能付出的平均单位劳动量的货币支出。
在此模型中,人类个体一生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基本恒定的,而人类个体用于提升边际产出与边际收入所需的时间,即人类个体作为工业或社会人格的总时间,与此个体用于个人生活和人类作为自然或生物个体活动所需要的总时间,二者形成的是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关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人类社会走入工业革命期间的四百年里,人类总体的自然生育率总是处于下降趋势,表象即为一些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问题。而在二十二至二十五世纪,人类整体生育率又出现了报复性的增长,回到了十六世纪之前农耕时代的水平,那时全地球基本完成了全部能在此星球上能做到的技术突破,基本达到了卡尔达舍夫等级里的一型文明的水平。
若非后来顾兰兰博士意外发现将撞碎火星,火星碎片撞向地球并将让地球发生生物大灭绝的铁质小行星,人类并以此为契机发现星隧现象并开启宇宙探索的征程,也许人类在太阳系这个茧房中还将生活到天荒地老的那一天。若我们把太阳系比作一个光速构建的牢笼,不知道人类这种自称为智慧的生物在完成了十八世纪至二十三世纪的这次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后,是否会在后面的日子里迎来新的技术爆发点,而再次陷入发展、技术和人类生物属性本身的若干矛盾中?
人类,作为一种刚刚部分脱离原始自然生存条件不到一百万年的生物,试图改变上亿年基因和生物性赋予的若干习惯,谈何容易呢?只不过,对于生活的期许、惰情、恐惧和好奇可以驱使人类自发的改变自己,以来满足不断发展、不断脱离原始自然条件的生活条件。
上述全文摘抄自《人类宇宙开拓史》第三部,《社会、经济、政治学论述集》中相关条目的独立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