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3 宗藩联手 （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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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廉是永乐十六年的进士，入仕为官后就担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整个为官生涯早期基本上都在巡按地方，过劳过累导致他身体遗留了很多隐疾。
如今年过六十，身体已经到了支撑不下去的地步，本来凭借着一股精气神还能硬撑。结果谁能想到，景泰二年代宗皇帝朱祁玉下令，免除天下租税是十分之三，相当于给税收打了个七折。
接到这封圣旨，金廉却没有选择全部执行，反而用户部尚书的名义向十三道有司下发公文，宣布只减免米麦等粮税的十分之三，折收银两跟布匹丝绸那部分，照旧按照十成征收。
原因在于景泰帝朱祁玉减税，是为了降低天灾战乱带来的舆论压力，毕竟放在古代年年灾乱会被视为不详征兆，严重点还会引申到皇帝身上，认为天子失德，影响到统治的根基。
内阁大臣苗衷就是在一片声讨中，主动引咎辞职扛下了责任，缓解了天下万民对于皇帝的不满。
但金廉却很清楚，内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到了极致，外还有漠南蒙古跟麓川两场战争在打，这时候减免三成税收，那缺口从哪里补上来，难道说又来一次克扣边军的粮饷吗？
金廉不想再重蹈景泰元年的覆辙，米麦等粮税大多是底层的穷苦民众交，可以咬紧牙关给他们减免。银两跟布匹丝绸这些东西，寻常百姓可没有资格使用，商贾大户的税收不能一同减免，于是乎就出现了这种执行一半圣旨的情况。
本来金廉的想法是好的，可问题是按照封建王朝的执行力度，到头来会出现这种百姓免税，地主大户缴税的局面吗？
答桉当然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下面百姓根本不知道朝廷政策，要么就是地主大户通过各种手段，依旧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结果这番操作下来，百姓们苛税对朝廷怨声载道，金廉还得罪了整个权贵阶层，相当于两头不讨好，后者被摆了一道更是不会善罢甘休。
吏部侍郎江渊是提出减税的发起人，这下税没减成功还引发了各方不满，锅自然不可能自己给背了，于是到户部找到金廉要求给个说法。
发现事情开始闹大，金廉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没得选择，居然硬着头皮说没有这种事情。结果这下捅了马蜂窝，科道言官仿佛找到突破口，吏部给事中李侃当即上疏，请求朝廷彻查各部门官员是否存在违规履行诏令的情况。
到了这一步金廉要还硬顶，那就不是什么违规履行诏令的问题，相反变成了抗旨不遵。只能主动上疏表达了一切，直言自己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全减三成无法维系前线战事的开支。
景泰帝朱祁玉对于国库的财政情况很清楚，他有心想要赦免金廉的罪行，却架不住科道言官跟权贵阶层的联合声讨。最终只能把户部尚书金廉入狱三天，剥夺了太子太保的加衔，调任到工部尚书的职位，算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只不过朝廷其他几部尚书，更清楚财政这个烂摊子非金廉不可。亲信吏部尚书何文渊当即站出来，表明这些年金廉在任期间的功劳跟重要性，朱祁玉顺势就把调任惩处给取消了，依旧维持户部尚书的任命。
但事已至此，金廉明白朝中无立足之地，干脆上疏自理，遂乞骸骨。
按照明朝惯例几番推辞挽留下来，皇帝应该在近期会同意这封“辞职信”，趁着自己在任期间最后这点时间，金廉把李贤带到了大兴隆寺，观看这一场关于宗藩之弊的讲学辩论。
期望李贤能明白，大明财政真正的难点在于哪些地方，沉忆辰又做了一些什么。日后继任户部尚书，能联手沉忆辰同样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司徒告戒，下官将铭记于心。”
李贤很郑重的拱手行了一礼，他心中清楚金廉带自己过来的本意，当执政为民。
面对李贤的领悟，金廉欣慰的笑道：“原德，你有宰辅之姿，户部交托于你手中，本官可以放心的归乡养老了。”
就在金廉完成交接，并且为沉忆辰找寻到日后“盟友”的时候。《宗藩弊论》这封上疏的文本，通过这些时日的传播，已经抵达了大明的各大宗亲藩王手中。
其中就封于湖广襄阳府的襄王朱瞻墡，得知后简直勃然大怒，立马号召了世子朱祁镛跟王府长史詹成过来议事。他愤怒的原因不仅仅是沉忆辰上疏中对于宗室的批判跟限制，更多是警惕皇帝朱祁玉借此削藩的企图！
要知道明朝削藩养猪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最早边疆强势的亲王，比如宁王朱权除了本部王府亲卫外，还管辖着蒙古投靠的朵颜三卫，掌控的兵马足足高达七八万。
这种情况到了明末崇祯年间，普通亲王护卫就仅剩下一千人，有些亲王面对兵乱会向皇帝请旨扩军，特批后上限也才区区三千王府卫兵。
但是在中期的正统景泰朝时期，亲王依旧有着名义上的王府三卫编制。像襄王朱瞻墡这种有过数次监国经历，并且德高望重的“一字亲王”，王府三卫总兵马数量可能接近万人。
宗室藩王没有造反的野心，不意味着他们经历过建文帝削藩，以及靖难等等事件后，会丧失掉自保的想法。
襄王三卫这接近万人的兵马，需要极其庞大的王府庄田才能养的起，要是沉忆辰《宗藩条例》中的限制征税措施得以通过，那么就得变相裁剪护卫编制，这对于襄王朱瞻墡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沉忆辰写一封寻常的削藩上疏，襄王朱瞻墡估计不会当回事，原因在于他的地位跟资历摆在那里，皇帝都得给三分薄面，几乎不可能同意朝臣的削藩想法。
偏偏沉忆辰这封《宗藩弊论》太过于离谱跟夸张，让襄王朱瞻墡不由怀疑，这会不会是皇帝暗中授意写的，否则那个大臣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如此嚣张的拿宗亲开刀？
听到朱瞻墡的召见，世子朱祁镛跟长史詹成两人来到了王府大厅，见到王爷面色阴沉的坐在主位上，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两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行礼过后，世子朱祁镛才轻声问道：“父王，是王府发生何事了吗？”
“王府能有何事，是朝廷想要起事！”
说罢，襄王朱瞻墡把《宗藩弊论》的抄录本，直接一把甩给了朱祁镛跟詹成两人。
从地上捡起抄录，单单封面上的标题，就已经让王府长史詹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赶忙翻开文本，与世子朱祁镛一同看到里面内容后，脸色更是变得异常惨白，手臂开始忍不住的微微颤抖。
王府大厅寂静许久，直到詹成把《宗藩弊论》内容给看完，这才战战兢兢的问道：“王爷，朝廷传出如此奏章，会不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说广通王之事暴露了？”
王府长史的职责本来是朝廷安插的监督官员，但往往这类官员远离中枢在封地与藩王相处下来，反倒被策反成为了王府真正的亲信。
早年间沉忆辰出镇山东的时候，鲁王长史简宁就彻底了投靠藩王，现在襄王府长史詹成，不过是下一个罢了。
詹成嘴中的广通王之事，就是指景泰二年广通王朱徽煠，联合苗兵起兵谋反的事情。并且在朝廷平叛查出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阳宗王朱徽焟有起兵策应的迹象，只是还未能成事就被人泄露了出来，于是二王皆被革爵，幽禁于高墙之内。
明面上看广通王谋反，是受人蛊惑说有帝王之相，实则在这背后有同样就藩于湖广的襄王在背后怂恿相助。毕竟区区两个郡王，手下兵马不过数千人，哪怕得到了土司苗兵相助，想要挑战朝廷依旧是不自量力。
明成祖朱棣的靖难，已经成为了不可能复刻的事迹，地方藩王起兵成功率等于零。
襄王之所以会选择怂恿相助广通王谋反，本意是想要趁着景泰朝前两年天灾战乱不断的时机，制造更大的战乱事端，来扩大整个朝野舆论对于朱祁玉继位正统性的质疑。
然后再引导到这是皇帝无德，上天才会降下惩罚这类风言风语上面去，轻则逼迫景泰帝朱祁玉下罪己诏，重则承受不起舆论压力退位。
襄王朱瞻墡做这些，其实跟本人野心关系不大，他想要当皇帝不需要等到现在。纯粹是身为仁宗昭皇帝的嫡子，襄王无法忍受朱祁玉这样的庶子传承大统。
早在明英宗朱祁镇从漠北归来的那段时间里面，襄王朱瞻墡就接连多封上表，要求景泰帝朱祁玉以臣子礼对待上皇，还得每逢初一、十五率领群臣拜见等等。
历史上在夺门之变朱祁镇复辟成功后，襄王朱瞻墡先是进言毁掉朱祁玉的杭皇后陵寝，理由是景泰帝已经废除帝号降为郕王，那么杭氏就不配用皇后规格的陵寝，这是僭越行为。
除了挖死人的绝户坟，襄王朱瞻墡对活人也没放过，接着上表建议要让废后汪皇后搬离郕王府，毕竟朱祁玉去世无后，王府就应该收回，让遗霜搬回娘家居住就好。
先挖绝户坟，后踹寡妇门，不知道的还以为景泰帝朱祁玉，与襄王朱瞻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种莫名的仇恨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要不是明宪宗朱见深继位，考虑到当年在易储上面，汪皇后曾经仗义执言过，驳回了襄王朱瞻墡的后续上表，否则景泰帝朱祁玉一场帝王下来，连自己最初的郕王府都保不住。
襄王府长史詹成虽然选择了跳反，但就如同当初的鲁王府长史简宁那样，始终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中。现在看完沉忆辰的《宗藩弊论》，做贼心虚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广通王谋反一事。
“一派胡言，广通王是被家臣段友洪蛊惑谋逆，与本王何干？”
朱瞻墡当即纠正了詹成言语上的不当，就算这背后有他怂恿跟推波助澜，明面上谋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沾上关系。
“是，是，臣知错！”
詹成赶忙磕头认错，他着实是被“削藩”给吓住了，一时间有些口不择言。
“父王，如果陛下的动作是跟广通王之事有关，那就不可能昭告天下这封《宗藩弊论》，这样会引发天下宗亲的反对跟抗议。”
“儿臣猜想，大概率还是陛下想要削藩了，于是丢出沉忆辰这篇奏章来开开道。”
朱祁镛身为王世子身份尊贵，不至于像王府长史詹成那样惧怕，能更为客观的分析事务。要真是牵扯了谋逆之事，景泰帝朱祁玉会想尽办法拿人，而不是这般闹大引得诸藩反对。
由此可以推断，皇帝的根本意图还是削藩，这封奏章里面那些夸张离谱的建议，不过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把戏罢了。
“不错，看来这些年你有长进。”
对于儿子的判断，襄王朱瞻墡表示很满意，他也是认定在广通王谋逆之事发生后，皇帝受到了惊吓示意臣子上疏，从而获得一个削藩的借口。
至于这上疏内容嘛，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无非就是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
“父王，既然陛下已经开价，那我们必然要拿出反对的态度，否则就会成为刀俎下的鱼肉！”
“说的不错，那你有何好建议。”
“要不父王联合诸藩一同上疏抗议，让陛下知难而退？”
听着世子朱祁镛的建议，襄王朱瞻墡却摇了摇头道：“仅仅靠着诸王上疏是不够的，要让皇帝意识到诸藩动不得，就得拿出更为激烈的手段，甚至是杀鸡儆猴！”
“詹成，立马从王府护卫里面挑选一批好手出来传信，本王要联合鲁王、赵王一同入朝觐见，同时痛斥沉忆辰扰乱宗室，破坏祖制之罪。”
“本王倒想看看，有过建文皇帝的先例，当即圣上敢不敢自绝于宗室，冒天下之大不韪！”
金廉是永乐十六年的进士，入仕为官后就担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整个为官生涯早期基本上都在巡按地方，过劳过累导致他身体遗留了很多隐疾。
如今年过六十，身体已经到了支撑不下去的地步，本来凭借着一股精气神还能硬撑。结果谁能想到，景泰二年代宗皇帝朱祁玉下令，免除天下租税是十分之三，相当于给税收打了个七折。
接到这封圣旨，金廉却没有选择全部执行，反而用户部尚书的名义向十三道有司下发公文，宣布只减免米麦等粮税的十分之三，折收银两跟布匹丝绸那部分，照旧按照十成征收。
原因在于景泰帝朱祁玉减税，是为了降低天灾战乱带来的舆论压力，毕竟放在古代年年灾乱会被视为不详征兆，严重点还会引申到皇帝身上，认为天子失德，影响到统治的根基。
内阁大臣苗衷就是在一片声讨中，主动引咎辞职扛下了责任，缓解了天下万民对于皇帝的不满。
但金廉却很清楚，内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到了极致，外还有漠南蒙古跟麓川两场战争在打，这时候减免三成税收，那缺口从哪里补上来，难道说又来一次克扣边军的粮饷吗？
金廉不想再重蹈景泰元年的覆辙，米麦等粮税大多是底层的穷苦民众交，可以咬紧牙关给他们减免。银两跟布匹丝绸这些东西，寻常百姓可没有资格使用，商贾大户的税收不能一同减免，于是乎就出现了这种执行一半圣旨的情况。
本来金廉的想法是好的，可问题是按照封建王朝的执行力度，到头来会出现这种百姓免税，地主大户缴税的局面吗？
答桉当然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下面百姓根本不知道朝廷政策，要么就是地主大户通过各种手段，依旧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
结果这番操作下来，百姓们苛税对朝廷怨声载道，金廉还得罪了整个权贵阶层，相当于两头不讨好，后者被摆了一道更是不会善罢甘休。
吏部侍郎江渊是提出减税的发起人，这下税没减成功还引发了各方不满，锅自然不可能自己给背了，于是到户部找到金廉要求给个说法。
发现事情开始闹大，金廉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没得选择，居然硬着头皮说没有这种事情。结果这下捅了马蜂窝，科道言官仿佛找到突破口，吏部给事中李侃当即上疏，请求朝廷彻查各部门官员是否存在违规履行诏令的情况。
到了这一步金廉要还硬顶，那就不是什么违规履行诏令的问题，相反变成了抗旨不遵。只能主动上疏表达了一切，直言自己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全减三成无法维系前线战事的开支。
景泰帝朱祁玉对于国库的财政情况很清楚，他有心想要赦免金廉的罪行，却架不住科道言官跟权贵阶层的联合声讨。最终只能把户部尚书金廉入狱三天，剥夺了太子太保的加衔，调任到工部尚书的职位，算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只不过朝廷其他几部尚书，更清楚财政这个烂摊子非金廉不可。亲信吏部尚书何文渊当即站出来，表明这些年金廉在任期间的功劳跟重要性，朱祁玉顺势就把调任惩处给取消了，依旧维持户部尚书的任命。
但事已至此，金廉明白朝中无立足之地，干脆上疏自理，遂乞骸骨。
按照明朝惯例几番推辞挽留下来，皇帝应该在近期会同意这封“辞职信”，趁着自己在任期间最后这点时间，金廉把李贤带到了大兴隆寺，观看这一场关于宗藩之弊的讲学辩论。
期望李贤能明白，大明财政真正的难点在于哪些地方，沉忆辰又做了一些什么。日后继任户部尚书，能联手沉忆辰同样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司徒告戒，下官将铭记于心。”
李贤很郑重的拱手行了一礼，他心中清楚金廉带自己过来的本意，当执政为民。
面对李贤的领悟，金廉欣慰的笑道：“原德，你有宰辅之姿，户部交托于你手中，本官可以放心的归乡养老了。”
就在金廉完成交接，并且为沉忆辰找寻到日后“盟友”的时候。《宗藩弊论》这封上疏的文本，通过这些时日的传播，已经抵达了大明的各大宗亲藩王手中。
其中就封于湖广襄阳府的襄王朱瞻墡，得知后简直勃然大怒，立马号召了世子朱祁镛跟王府长史詹成过来议事。他愤怒的原因不仅仅是沉忆辰上疏中对于宗室的批判跟限制，更多是警惕皇帝朱祁玉借此削藩的企图！
要知道明朝削藩养猪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最早边疆强势的亲王，比如宁王朱权除了本部王府亲卫外，还管辖着蒙古投靠的朵颜三卫，掌控的兵马足足高达七八万。
这种情况到了明末崇祯年间，普通亲王护卫就仅剩下一千人，有些亲王面对兵乱会向皇帝请旨扩军，特批后上限也才区区三千王府卫兵。
但是在中期的正统景泰朝时期，亲王依旧有着名义上的王府三卫编制。像襄王朱瞻墡这种有过数次监国经历，并且德高望重的“一字亲王”，王府三卫总兵马数量可能接近万人。
宗室藩王没有造反的野心，不意味着他们经历过建文帝削藩，以及靖难等等事件后，会丧失掉自保的想法。
襄王三卫这接近万人的兵马，需要极其庞大的王府庄田才能养的起，要是沉忆辰《宗藩条例》中的限制征税措施得以通过，那么就得变相裁剪护卫编制，这对于襄王朱瞻墡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沉忆辰写一封寻常的削藩上疏，襄王朱瞻墡估计不会当回事，原因在于他的地位跟资历摆在那里，皇帝都得给三分薄面，几乎不可能同意朝臣的削藩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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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朱瞻墡的召见，世子朱祁镛跟长史詹成两人来到了王府大厅，见到王爷面色阴沉的坐在主位上，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两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行礼过后，世子朱祁镛才轻声问道：“父王，是王府发生何事了吗？”
“王府能有何事，是朝廷想要起事！”
说罢，襄王朱瞻墡把《宗藩弊论》的抄录本，直接一把甩给了朱祁镛跟詹成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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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大厅寂静许久，直到詹成把《宗藩弊论》内容给看完，这才战战兢兢的问道：“王爷，朝廷传出如此奏章，会不会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难道说广通王之事暴露了？”
王府长史的职责本来是朝廷安插的监督官员，但往往这类官员远离中枢在封地与藩王相处下来，反倒被策反成为了王府真正的亲信。
早年间沉忆辰出镇山东的时候，鲁王长史简宁就彻底了投靠藩王，现在襄王府长史詹成，不过是下一个罢了。
詹成嘴中的广通王之事，就是指景泰二年广通王朱徽煠，联合苗兵起兵谋反的事情。并且在朝廷平叛查出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阳宗王朱徽焟有起兵策应的迹象，只是还未能成事就被人泄露了出来，于是二王皆被革爵，幽禁于高墙之内。
明面上看广通王谋反，是受人蛊惑说有帝王之相，实则在这背后有同样就藩于湖广的襄王在背后怂恿相助。毕竟区区两个郡王，手下兵马不过数千人，哪怕得到了土司苗兵相助，想要挑战朝廷依旧是不自量力。
明成祖朱棣的靖难，已经成为了不可能复刻的事迹，地方藩王起兵成功率等于零。
襄王之所以会选择怂恿相助广通王谋反，本意是想要趁着景泰朝前两年天灾战乱不断的时机，制造更大的战乱事端，来扩大整个朝野舆论对于朱祁玉继位正统性的质疑。
然后再引导到这是皇帝无德，上天才会降下惩罚这类风言风语上面去，轻则逼迫景泰帝朱祁玉下罪己诏，重则承受不起舆论压力退位。
襄王朱瞻墡做这些，其实跟本人野心关系不大，他想要当皇帝不需要等到现在。纯粹是身为仁宗昭皇帝的嫡子，襄王无法忍受朱祁玉这样的庶子传承大统。
早在明英宗朱祁镇从漠北归来的那段时间里面，襄王朱瞻墡就接连多封上表，要求景泰帝朱祁玉以臣子礼对待上皇，还得每逢初一、十五率领群臣拜见等等。
历史上在夺门之变朱祁镇复辟成功后，襄王朱瞻墡先是进言毁掉朱祁玉的杭皇后陵寝，理由是景泰帝已经废除帝号降为郕王，那么杭氏就不配用皇后规格的陵寝，这是僭越行为。
除了挖死人的绝户坟，襄王朱瞻墡对活人也没放过，接着上表建议要让废后汪皇后搬离郕王府，毕竟朱祁玉去世无后，王府就应该收回，让遗霜搬回娘家居住就好。
先挖绝户坟，后踹寡妇门，不知道的还以为景泰帝朱祁玉，与襄王朱瞻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种莫名的仇恨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要不是明宪宗朱见深继位，考虑到当年在易储上面，汪皇后曾经仗义执言过，驳回了襄王朱瞻墡的后续上表，否则景泰帝朱祁玉一场帝王下来，连自己最初的郕王府都保不住。
襄王府长史詹成虽然选择了跳反，但就如同当初的鲁王府长史简宁那样，始终处于一种担惊受怕的状态中。现在看完沉忆辰的《宗藩弊论》，做贼心虚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就是想到了广通王谋反一事。
“一派胡言，广通王是被家臣段友洪蛊惑谋逆，与本王何干？”
朱瞻墡当即纠正了詹成言语上的不当，就算这背后有他怂恿跟推波助澜，明面上谋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沾上关系。
“是，是，臣知错！”
詹成赶忙磕头认错，他着实是被“削藩”给吓住了，一时间有些口不择言。
“父王，如果陛下的动作是跟广通王之事有关，那就不可能昭告天下这封《宗藩弊论》，这样会引发天下宗亲的反对跟抗议。”
“儿臣猜想，大概率还是陛下想要削藩了，于是丢出沉忆辰这篇奏章来开开道。”
朱祁镛身为王世子身份尊贵，不至于像王府长史詹成那样惧怕，能更为客观的分析事务。要真是牵扯了谋逆之事，景泰帝朱祁玉会想尽办法拿人，而不是这般闹大引得诸藩反对。
由此可以推断，皇帝的根本意图还是削藩，这封奏章里面那些夸张离谱的建议，不过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把戏罢了。
“不错，看来这些年你有长进。”
对于儿子的判断，襄王朱瞻墡表示很满意，他也是认定在广通王谋逆之事发生后，皇帝受到了惊吓示意臣子上疏，从而获得一个削藩的借口。
至于这上疏内容嘛，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无非就是留个讨价还价的余地。
“父王，既然陛下已经开价，那我们必然要拿出反对的态度，否则就会成为刀俎下的鱼肉！”
“说的不错，那你有何好建议。”
“要不父王联合诸藩一同上疏抗议，让陛下知难而退？”
听着世子朱祁镛的建议，襄王朱瞻墡却摇了摇头道：“仅仅靠着诸王上疏是不够的，要让皇帝意识到诸藩动不得，就得拿出更为激烈的手段，甚至是杀鸡儆猴！”
“詹成，立马从王府护卫里面挑选一批好手出来传信，本王要联合鲁王、赵王一同入朝觐见，同时痛斥沉忆辰扰乱宗室，破坏祖制之罪。”
“本王倒想看看，有过建文皇帝的先例，当即圣上敢不敢自绝于宗室，冒天下之大不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