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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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不再想这个问题。
她开始想，下一个问题。
她回来以后，她发现母亲很爱说话，她有很多的姐妹。
她向她们学习最新的毛衣的织法，向她们学习做菜的方法。
她身上这件藕荷色的毛衣，就是母亲新织的。
姐妹俩，一人一件，是最流行的，叫做“搓衣板”的粗针。
她和姐姐的衣服，领口不一样。
一是两件衣服好区分，二是很符合她们不同的气质。
母亲好有心，母亲好用心。
母亲的审美，也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她们穿得跟西昌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比她高中同学，也并不差。
她教她的姐妹们看老黄历，算命玩，唱革命歌，唱流行歌。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母亲去买个蝉壳泡酒，也能够和别人，扯上半天。
母亲也看最悲惨的电视剧，边看边掉眼泪。
但是看完眼泪也就掉完了，并不会往心里去。
她也会用来教育她，但最多只念一两次，并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一直念下去。
赵叔叔，江叔叔，唐叔叔，都是她通过她的姐妹们认识的。
她和那些她所说的官太太，有工作的大小姐，也很能摆，很招她们喜欢，她总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她还和给父亲治病的冯叔叔和阿姨，也成了朋友。
她总是让她一个人带着礼物，石榴或者自己养的土鸡和兔子，去他们的家。
而自己却很少去。
一是锻炼她，二是怕自己招人烦。
她觉得她的女儿，乖巧懂事，人人都喜欢。
她也不让姐姐常去，说是妹妹以后要找工作，要出去走走。
姐姐顶替了父亲，也没话说。
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养法。
母亲，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甚至异想天开地问她，去不去读委培的大专。
她见冼锐的第一面，她告诉他说，她之所以读职高，是因为她和她母亲，都分不清楚普高和职高的区别。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就只见冼锐这一面，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分不清楚，比说没有钱，更好听一点点。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自己没有钱，是有点可笑，和有点不恰当的。
现在想来，怎么说都不恰当，人家是又有知识，又有钱。
而且人家觉得，有知识，比有钱，还更重要。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能够分清楚的。
虽然不像那些坐机关的人，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她们还是知道，一个是可以念大学，有好工作，将来做干部的。
一个是不可以念大学，只是有一个工作，将来做工人的。
只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所以放弃了。
再说三年以前，她很多家里条件不错的同学，父母也是极有头脑的。
也并没有判断出，这世界变化这么快。
他们觉得，先有工作，然后再往上爬，一样可以。
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去上个在职的大学，还占了单位的便宜。
在三年以前，职高还是很吃香的，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大。
单位效率低，冗员又多，干部不用操那么多的苦心，工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脏活。
都很轻松。
而现在，单位开始减员增效。
干部累，工人更累。
也不再支持，职工在职去上大学。
在职上的大学，不但不会被重用，还要被人嘲笑。
这一年，正规大学，都开始扩招了。
这次回家，母亲告诉她说，家里有钱，而且她还在不停地挣钱，供得起。
那要花两万多块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呢？
那委培吧，就是挂在一个很正规的一本大学里面，委托培养的一个班，四十人左右。
比那些上在职大学的，更正规，更好听。
就是干部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所用的一种玩法，是一种权利的变相。
为了凑人数，得招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陪着他们玩。
如果运气好，遇上同学是高干子弟，那就大家一起去好单位。
如果运气不好，同学是一般干部子弟，没法大家一起顾上。
那就人家凭关系找到出路，一般人混个大专文凭，还是继续回来，当个工人。
当然，有个文凭，也有可能以后会升上去。
一般人，在上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那些同学，到底是谁的。
最差也是工人吧，那个钱，也不算损失。
说不定那些同学，以后还能用上呢？
如果能跑腿，并且八面玲珑，倒是可以的。
总得让人，有所图吧？
她高中同学，她没攀上一个。
小叶，也没攀上任何一个。
她和冼锐，他们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很近距离地接触。
而且一见钟情，他非常喜欢她。
他给了她很多机会，他完全不注重门第。
他们，都没成。
难道，就因为她花了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她那些比她高中同学更牛的同学，就会被感动？
学费是交给学校的，又不是给她同学。
就是给她同学，那虽然已经是她全部的家产了，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不感兴趣。
所以，她不打算动这个心思，这也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也有女孩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谈个恋爱，找个好人家。
她有个老乡就是，她在读委培时谈的同班同学，毕业即结婚，公公送了九十万的别墅。
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但是她另外四个姐姐很能干，在单位里做小领导，嫁得也不错。
她们凑了两万块钱，让她念书。
本来一个班都只招铁路子弟，怎么会有商人的儿子？
他们的玩法，太复杂了。
可能是那男的，结婚太早，又想到，娶的只是一个小工人的女儿，不甘心吧。
结婚以后各种玩，出轨，去歌舞厅。
然后，离婚了。
那姐姐回了铁路，做到列车长。
再然后，他玩够了，她竟然原谅了他。
她辞了工作，两人复婚了。
据说，她还没嫁时就很前卫。
她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技校老师，结婚早，生孩子早。
她生孩子时，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看她。
她们看见那满屋子的尿片和手忙脚乱的年轻夫妇，在背后说：“那样的婚姻，不如不过，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在当时，很前卫。
她们俩都不是美女，但是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在穿着，仪态上很注意。
那话传到技校老师那里，他不是对她老婆说：“老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是埋怨她：“你怎么交了那样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他跟冼锐所说的：“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为我们以后的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一样。
和她同去的那个同学，也做到了列车长，一直熬到了三十五岁才出嫁。
她嫁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然后辞职了。
只有商人，走的是野路子，才不那么计较，一个女孩子的出身。
可能是列车长每天都要和，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硬座的，软卧的，硬卧的，穷人富人一般人。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较好的结局了。
她当时是四个能干的姐姐教她，四个姐姐一起强推。
湘潇自己一个人，恐怕不行。
上高中时，除了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的母亲找过她，警告过她，不要跟她儿子来往。
她连那男生是谁都不知道，就被警告。
她不但知道，她父亲只是一个小站站长，而且，已经去世了。
她还知道，她有一个七十岁的外婆，家在哪里。
好像她明天就要嫁到她家里去了一样，让她愤怒。
明明是亲情，却成了她谈婚论嫁的拖累，无端地被人挑剔。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描写了她，她详细地调查了她。
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她甩头就走，心里却像个小飞妹一样，有点痞气地骂：“一个疯婆娘。”
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其实一共也就只送了她十支玫瑰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莫名其妙地送，也莫名其妙地不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认真地含着笑，塞到她手里，然后跑开，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当时，她觉得她简直被戏耍了，然而，她又看他那么认真。
后来她明白了，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他只是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
当他走进婚姻，被杂事所缠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
当他头发秃顶，他老婆也头发秃顶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她永远十八岁。
对她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安慰呀。
十支玫瑰花，代表十全十美吧。
能够被人惦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比被人警告强。
她并没有扔掉那些玫瑰花，而是悄悄地把它放在枕头下，让它变成了干花。
她也并没有哭，有什么好哭的呢？
母亲说：“比农村里和老彝胞好多了。”
他们，一定不能够，像她一样，理解到他。
他算是送对人了，她也算是，收对花了。
那十支玫瑰花，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现在想来，他们也都很可怜。
他们家里，也只是一个小领导，也只是比她好一点点，她的家，也真能把他们拖住。
而不像，对冼锐来说，最多只是用几个小钱，甚至连钱都用不上，出点力就行。
简直对他，毫发无损。
并且，他母亲也不会插手，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她们善良，正直，不贪财，有正当收入，是良民。
又不是那些，满地打滚的刁民。
但是，像他那样体量的人，也是不容易胡涂的。
他只在楼梯上，在被关在那个铁门里，那个笼子里的时候，昏了一下头。
他一上火车，一到昆明，那个大湖里，那个大草原上，他就像那大鱼，就像那烈马一样，舒展开了身子。
他马上就无比清醒了。
他用一句话，就精辟地总结了，像开小店的女子，像水晶妹，像她，这样的小镇女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全是废话。”
面子易仿，里子难学。
她们和城里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外表已经看不出来，一开口就露馅。
她身边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冼锐那样，一句话就这么精辟地，说准了她们。
他有这样的火眼金睛，何需他母亲为他做主，何需他母亲为他操心？
所以，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弄好自己。
自己不行，再好的运气，也没有用。
婚姻，说到底，就是旗鼓相当，蒙混不过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
当年父亲一心想留在部队上，然后娶个城里女子。
既然没有留下来，能娶到二十里之外，能写会算，又还比较漂亮的母亲，那也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生活，真让人觉得心酸而无奈。
然而，谁又不是呢？
难道，冼锐就不心酸，就不无奈吗？
母亲如果知道她这样想，一定会说：“上海人民看不起全国人民，那全国人民都不活了？上海人民还说他们，很难呢！”
母亲从来不相信风吹灭了蜡烛，她像革命战士一样，有很多的豪言壮语。
她不愧是军人的老婆，做过女民兵，又是自由自在的独生子女。
她是乐观的，有智慧的，知道量体裁衣。
原来，她并不柔弱。
她的眼泪，说掉就掉，掉完就好。
湘潇也知道，一对完美的夫妻，应该有的样子。
那就是给父亲看病的，冯叔叔和阿姨。
叔叔从小就是个孤儿，并且是外地人。
他十四岁下乡，在附近的农村里长大。
他在乡亲们的共同关爱下长大，他们推荐他上了工农兵大学。
他自学成才，是西昌城里很有名气的医生。
他很包容，也很有爱。
他对乡亲们很好，总是用他的医术，默默地回馈他们，甚至免费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乡亲看病。
他也很宠爱，比他小九岁的阿姨。
阿姨是豆瓣厂的工人，但是没有去上班。
她每天跟着叔叔到处看病，跟着他学习配药，帮他将中药材碾碎。
有一次她和阿姨，一起去豆瓣厂的澡堂洗澡，迎面正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阿姨告诉她说，那个人就是顶替她上班的人。
她让她领了全部的工资和福利，而她，只想领退休以后的退休金。
阿姨是十分慷慨的，因为别人，只会给到80%。
如果阿姨上班，肯定没有她干得好，和她那么满足。
而这样，阿姨恰好可以腾出手来，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全其美吧。
叔叔不断地学习，阿姨也跟着他，不断地学习。
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只是一个豆瓣厂的工人。
他们的月收入，有上万元。
任何事情，他们俩都商商量量地去做，从来不吵架。
他们有一儿一女。
儿子比她大一岁，总带回来一个，比他学习还好的同学，是附近农村的。
叔叔和阿姨总是那么热情，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对他。
阿姨对她也很好，他们六个人，一起包粽子，一起过端午节。
叔叔还带她去吃过，西昌城著名的潘砂锅和大碗牛肉面。
女儿比她大四岁，她叫她春姐。
有一天晚上，她和她住一起。
她告诉她说，她每个月都到成都荷花池去进一次货，卖最时尚的小商品。
她看货很准，拿回来的东西总是很好卖，她每个月，至少能赚2000块。
卧铺不好买，她有时候坐卧铺，更多的时候，是挤人山人海的硬座。
没想到春姐竟然这么能干，这么能吃苦，一点也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
她真是羞愧，觉得自己并不是16岁。
在她面前，她简直就像，一个十岁的孩子。
她这样的家庭条件，她这样的品质，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
她和春姐，就住在叔叔和阿姨的隔壁。
她们坐在床上面对面地讲话，春姐点燃了一根烟，边抽烟边讲话。
她拿了一个小瓶子接住烟灰。
她说她压力大的时候，偶尔会悄悄地吸一根烟。
但是她吸烟的时候，会将烟雾全部吸进去，只留下最后一个烟圈。
只有那最后的一个烟圈，实在没有办法隐藏。
就像那变魔术的人，将手绢全部吞进肚子里一样。
而且她吸烟，不会留下任何味道。
因此，叔叔和阿姨，从来不知道她要吸烟。
她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她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隔壁的叔叔和阿姨在讲什么。
湘潇仔细地听，她的耳朵已经够好。
但是，她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更别说听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春姐还告诉她，她从小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比她所有的同学看得都多。
但是他们近视了，而她的眼睛，却比任何人都好。
可能是她吃得好，身体好的原因吧。
有些人，你不得不相信，他们就是与众不同。
冼锐也一定是，与众不同吧。
所以人与人，各个不同，千人千面。
不能用同样一种标准去看人。
要变通。
她的问题，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站起身来，向山下走去。
她走着走着，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壮汉，手里拎着个酒瓶，喝得醉醺醺的。
他和她擦肩而过。
再走大概200米，就是中学的外墙和镇政府了。
她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不对劲，连忙转过头去看。
原来，那个醉汉并没有离她越来越远，而是转过身来，和她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他就在她身后，不到10米的地方。
难道，是她的白皮肤吸引了他？
她想着想着，有些害怕。
但是她又想，幸好不是在她大哭大嚎，没有力气的时候。
也不是在那个，她感觉到，快要疯了的时候。
遇见了他。
她现在，是有力气的。
而且，她正向山下走去。
她离人烟，离家，越来越近了。
她的脚下就是黄沙，实在不行，她还可以马上抓住一把黄沙，撒到他的眼睛里去。
今天明明是赶集的日子，怎么偏偏没有人，从这里走过？
怎么说，她也是走过两个省城，她也是见过，许多大人物的人了。
她才不腿软，她才不害怕！
但是，她真的不该走这么远。
于是，她不再想这个问题。
她开始想，下一个问题。
她回来以后，她发现母亲很爱说话，她有很多的姐妹。
她向她们学习最新的毛衣的织法，向她们学习做菜的方法。
她身上这件藕荷色的毛衣，就是母亲新织的。
姐妹俩，一人一件，是最流行的，叫做“搓衣板”的粗针。
她和姐姐的衣服，领口不一样。
一是两件衣服好区分，二是很符合她们不同的气质。
母亲好有心，母亲好用心。
母亲的审美，也突飞猛进地提高了，她们穿得跟西昌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比她高中同学，也并不差。
她教她的姐妹们看老黄历，算命玩，唱革命歌，唱流行歌。
这就是父亲所说的，母亲去买个蝉壳泡酒，也能够和别人，扯上半天。
母亲也看最悲惨的电视剧，边看边掉眼泪。
但是看完眼泪也就掉完了，并不会往心里去。
她也会用来教育她，但最多只念一两次，并不会像其他的母亲那样，一直念下去。
赵叔叔，江叔叔，唐叔叔，都是她通过她的姐妹们认识的。
她和那些她所说的官太太，有工作的大小姐，也很能摆，很招她们喜欢，她总是很善解人意的样子。
她还和给父亲治病的冯叔叔和阿姨，也成了朋友。
她总是让她一个人带着礼物，石榴或者自己养的土鸡和兔子，去他们的家。
而自己却很少去。
一是锻炼她，二是怕自己招人烦。
她觉得她的女儿，乖巧懂事，人人都喜欢。
她也不让姐姐常去，说是妹妹以后要找工作，要出去走走。
姐姐顶替了父亲，也没话说。
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的养法。
母亲，不是那么简单的。
她甚至异想天开地问她，去不去读委培的大专。
她见冼锐的第一面，她告诉他说，她之所以读职高，是因为她和她母亲，都分不清楚普高和职高的区别。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就只见冼锐这一面，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分不清楚，比说没有钱，更好听一点点。
在一个有钱人面前，说自己没有钱，是有点可笑，和有点不恰当的。
现在想来，怎么说都不恰当，人家是又有知识，又有钱。
而且人家觉得，有知识，比有钱，还更重要。
其实那时候，她们是能够分清楚的。
虽然不像那些坐机关的人，分得那么清楚。
但是她们还是知道，一个是可以念大学，有好工作，将来做干部的。
一个是不可以念大学，只是有一个工作，将来做工人的。
只是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供她上大学，所以放弃了。
再说三年以前，她很多家里条件不错的同学，父母也是极有头脑的。
也并没有判断出，这世界变化这么快。
他们觉得，先有工作，然后再往上爬，一样可以。
或者是，工作以后再去上个在职的大学，还占了单位的便宜。
在三年以前，职高还是很吃香的，干部和工人的区别，也并没有那么大。
单位效率低，冗员又多，干部不用操那么多的苦心，工人也不用干那么多的脏活。
都很轻松。
而现在，单位开始减员增效。
干部累，工人更累。
也不再支持，职工在职去上大学。
在职上的大学，不但不会被重用，还要被人嘲笑。
这一年，正规大学，都开始扩招了。
这次回家，母亲告诉她说，家里有钱，而且她还在不停地挣钱，供得起。
那要花两万多块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呢？
那委培吧，就是挂在一个很正规的一本大学里面，委托培养的一个班，四十人左右。
比那些上在职大学的，更正规，更好听。
就是干部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所用的一种玩法，是一种权利的变相。
为了凑人数，得招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陪着他们玩。
如果运气好，遇上同学是高干子弟，那就大家一起去好单位。
如果运气不好，同学是一般干部子弟，没法大家一起顾上。
那就人家凭关系找到出路，一般人混个大专文凭，还是继续回来，当个工人。
当然，有个文凭，也有可能以后会升上去。
一般人，在上学之前，是不可能知道那些同学，到底是谁的。
最差也是工人吧，那个钱，也不算损失。
说不定那些同学，以后还能用上呢？
如果能跑腿，并且八面玲珑，倒是可以的。
总得让人，有所图吧？
她高中同学，她没攀上一个。
小叶，也没攀上任何一个。
她和冼锐，他们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是很近距离地接触。
而且一见钟情，他非常喜欢她。
他给了她很多机会，他完全不注重门第。
他们，都没成。
难道，就因为她花了两万多块钱的学费，她那些比她高中同学更牛的同学，就会被感动？
学费是交给学校的，又不是给她同学。
就是给她同学，那虽然已经是她全部的家产了，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九牛一毛，不感兴趣。
所以，她不打算动这个心思，这也并不是她，所擅长的。
也有女孩子，会利用这个机会，谈个恋爱，找个好人家。
她有个老乡就是，她在读委培时谈的同班同学，毕业即结婚，公公送了九十万的别墅。
她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但是她另外四个姐姐很能干，在单位里做小领导，嫁得也不错。
她们凑了两万块钱，让她念书。
本来一个班都只招铁路子弟，怎么会有商人的儿子？
他们的玩法，太复杂了。
可能是那男的，结婚太早，又想到，娶的只是一个小工人的女儿，不甘心吧。
结婚以后各种玩，出轨，去歌舞厅。
然后，离婚了。
那姐姐回了铁路，做到列车长。
再然后，他玩够了，她竟然原谅了他。
她辞了工作，两人复婚了。
据说，她还没嫁时就很前卫。
她有个同学，高中毕业后找了个技校老师，结婚早，生孩子早。
她生孩子时，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看她。
她们看见那满屋子的尿片和手忙脚乱的年轻夫妇，在背后说：“那样的婚姻，不如不过，不如自己一个人过。”
在当时，很前卫。
她们俩都不是美女，但是却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气质，在穿着，仪态上很注意。
那话传到技校老师那里，他不是对她老婆说：“老婆，我以后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而是埋怨她：“你怎么交了那样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
他跟冼锐所说的：“我一定要赚很多的钱，为我们以后的家，挣很多很多的钱。”
不一样。
和她同去的那个同学，也做到了列车长，一直熬到了三十五岁才出嫁。
她嫁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然后辞职了。
只有商人，走的是野路子，才不那么计较，一个女孩子的出身。
可能是列车长每天都要和，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硬座的，软卧的，硬卧的，穷人富人一般人。
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
这就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较好的结局了。
她当时是四个能干的姐姐教她，四个姐姐一起强推。
湘潇自己一个人，恐怕不行。
上高中时，除了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还有一个男孩的母亲找过她，警告过她，不要跟她儿子来往。
她连那男生是谁都不知道，就被警告。
她不但知道，她父亲只是一个小站站长，而且，已经去世了。
她还知道，她有一个七十岁的外婆，家在哪里。
好像她明天就要嫁到她家里去了一样，让她愤怒。
明明是亲情，却成了她谈婚论嫁的拖累，无端地被人挑剔。
他在日记里详细地描写了她，她详细地调查了她。
她当时只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她甩头就走，心里却像个小飞妹一样，有点痞气地骂：“一个疯婆娘。”
那个送玫瑰花的男孩，其实一共也就只送了她十支玫瑰花，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莫名其妙地送，也莫名其妙地不送。
而且每一次都是，很认真地含着笑，塞到她手里，然后跑开，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当时，她觉得她简直被戏耍了，然而，她又看他那么认真。
后来她明白了，是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他只是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
当他走进婚姻，被杂事所缠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
当他头发秃顶，他老婆也头发秃顶时，他会想起来，他上高中时，他曾经喜欢过一个外表美好的女孩子，她永远十八岁。
对她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安慰呀。
十支玫瑰花，代表十全十美吧。
能够被人惦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总比被人警告强。
她并没有扔掉那些玫瑰花，而是悄悄地把它放在枕头下，让它变成了干花。
她也并没有哭，有什么好哭的呢？
母亲说：“比农村里和老彝胞好多了。”
他们，一定不能够，像她一样，理解到他。
他算是送对人了，她也算是，收对花了。
那十支玫瑰花，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现在想来，他们也都很可怜。
他们家里，也只是一个小领导，也只是比她好一点点，她的家，也真能把他们拖住。
而不像，对冼锐来说，最多只是用几个小钱，甚至连钱都用不上，出点力就行。
简直对他，毫发无损。
并且，他母亲也不会插手，完全由他自己做主。
她们善良，正直，不贪财，有正当收入，是良民。
又不是那些，满地打滚的刁民。
但是，像他那样体量的人，也是不容易胡涂的。
他只在楼梯上，在被关在那个铁门里，那个笼子里的时候，昏了一下头。
他一上火车，一到昆明，那个大湖里，那个大草原上，他就像那大鱼，就像那烈马一样，舒展开了身子。
他马上就无比清醒了。
他用一句话，就精辟地总结了，像开小店的女子，像水晶妹，像她，这样的小镇女子：“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全是废话。”
面子易仿，里子难学。
她们和城里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外表已经看不出来，一开口就露馅。
她身边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冼锐那样，一句话就这么精辟地，说准了她们。
他有这样的火眼金睛，何需他母亲为他做主，何需他母亲为他操心？
所以，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弄好自己。
自己不行，再好的运气，也没有用。
婚姻，说到底，就是旗鼓相当，蒙混不过去。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
当年父亲一心想留在部队上，然后娶个城里女子。
既然没有留下来，能娶到二十里之外，能写会算，又还比较漂亮的母亲，那也就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生活，真让人觉得心酸而无奈。
然而，谁又不是呢？
难道，冼锐就不心酸，就不无奈吗？
母亲如果知道她这样想，一定会说：“上海人民看不起全国人民，那全国人民都不活了？上海人民还说他们，很难呢！”
母亲从来不相信风吹灭了蜡烛，她像革命战士一样，有很多的豪言壮语。
她不愧是军人的老婆，做过女民兵，又是自由自在的独生子女。
她是乐观的，有智慧的，知道量体裁衣。
原来，她并不柔弱。
她的眼泪，说掉就掉，掉完就好。
湘潇也知道，一对完美的夫妻，应该有的样子。
那就是给父亲看病的，冯叔叔和阿姨。
叔叔从小就是个孤儿，并且是外地人。
他十四岁下乡，在附近的农村里长大。
他在乡亲们的共同关爱下长大，他们推荐他上了工农兵大学。
他自学成才，是西昌城里很有名气的医生。
他很包容，也很有爱。
他对乡亲们很好，总是用他的医术，默默地回馈他们，甚至免费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乡亲看病。
他也很宠爱，比他小九岁的阿姨。
阿姨是豆瓣厂的工人，但是没有去上班。
她每天跟着叔叔到处看病，跟着他学习配药，帮他将中药材碾碎。
有一次她和阿姨，一起去豆瓣厂的澡堂洗澡，迎面正走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
阿姨告诉她说，那个人就是顶替她上班的人。
她让她领了全部的工资和福利，而她，只想领退休以后的退休金。
阿姨是十分慷慨的，因为别人，只会给到80%。
如果阿姨上班，肯定没有她干得好，和她那么满足。
而这样，阿姨恰好可以腾出手来，可以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两全其美吧。
叔叔不断地学习，阿姨也跟着他，不断地学习。
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都一点也看不出来，她只是一个豆瓣厂的工人。
他们的月收入，有上万元。
任何事情，他们俩都商商量量地去做，从来不吵架。
他们有一儿一女。
儿子比她大一岁，总带回来一个，比他学习还好的同学，是附近农村的。
叔叔和阿姨总是那么热情，像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对他。
阿姨对她也很好，他们六个人，一起包粽子，一起过端午节。
叔叔还带她去吃过，西昌城著名的潘砂锅和大碗牛肉面。
女儿比她大四岁，她叫她春姐。
有一天晚上，她和她住一起。
她告诉她说，她每个月都到成都荷花池去进一次货，卖最时尚的小商品。
她看货很准，拿回来的东西总是很好卖，她每个月，至少能赚2000块。
卧铺不好买，她有时候坐卧铺，更多的时候，是挤人山人海的硬座。
没想到春姐竟然这么能干，这么能吃苦，一点也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
她真是羞愧，觉得自己并不是16岁。
在她面前，她简直就像，一个十岁的孩子。
她这样的家庭条件，她这样的品质，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
她和春姐，就住在叔叔和阿姨的隔壁。
她们坐在床上面对面地讲话，春姐点燃了一根烟，边抽烟边讲话。
她拿了一个小瓶子接住烟灰。
她说她压力大的时候，偶尔会悄悄地吸一根烟。
但是她吸烟的时候，会将烟雾全部吸进去，只留下最后一个烟圈。
只有那最后的一个烟圈，实在没有办法隐藏。
就像那变魔术的人，将手绢全部吞进肚子里一样。
而且她吸烟，不会留下任何味道。
因此，叔叔和阿姨，从来不知道她要吸烟。
她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她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隔壁的叔叔和阿姨在讲什么。
湘潇仔细地听，她的耳朵已经够好。
但是，她没有听见任何的声音，更别说听清楚他们在讲什么。
春姐还告诉她，她从小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比她所有的同学看得都多。
但是他们近视了，而她的眼睛，却比任何人都好。
可能是她吃得好，身体好的原因吧。
有些人，你不得不相信，他们就是与众不同。
冼锐也一定是，与众不同吧。
所以人与人，各个不同，千人千面。
不能用同样一种标准去看人。
要变通。
她的问题，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站起身来，向山下走去。
她走着走着，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壮汉，手里拎着个酒瓶，喝得醉醺醺的。
他和她擦肩而过。
再走大概200米，就是中学的外墙和镇政府了。
她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不对劲，连忙转过头去看。
原来，那个醉汉并没有离她越来越远，而是转过身来，和她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向走。
他就在她身后，不到10米的地方。
难道，是她的白皮肤吸引了他？
她想着想着，有些害怕。
但是她又想，幸好不是在她大哭大嚎，没有力气的时候。
也不是在那个，她感觉到，快要疯了的时候。
遇见了他。
她现在，是有力气的。
而且，她正向山下走去。
她离人烟，离家，越来越近了。
她的脚下就是黄沙，实在不行，她还可以马上抓住一把黄沙，撒到他的眼睛里去。
今天明明是赶集的日子，怎么偏偏没有人，从这里走过？
怎么说，她也是走过两个省城，她也是见过，许多大人物的人了。
她才不腿软，她才不害怕！
但是，她真的不该走这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