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一群饿极了的豺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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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两度贷款给朝鲜，不仅加固了中朝宗藩关系，提高了大清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而且挫败了日人利用李仙得、葛累好士之辈，藉以贷款染指朝鲜海关，进尔榨取朝鲜经济利益的不轨图谋。同样由于两次贷款本息的偿还，釜山两地海关税从中优先拨付，因此，中国贷款本息的偿付，遂跃居仁川日本正金银行拨付仁川关税存款优先顺序的首位，这也让日人隐忍含悲，忿恨不已。
另外，又根据第二次贷款合同附加条件，力挺广东富商“同顺泰”号老板谭以时集资华、韩股份，购买多艘小轮，组建朝鲜内河小蒸汽船会社，承担着朝鲜每年十万漕米的运载，而且不许朝鲜再与他国定约接运。这也让日人很受伤，因为日人的两艘小轮此时也在朝鲜的内河路得正欢呢。
为此日商大肆活动，到处说理，可是日人政府亦无办法为日商挺下腰杆。袁世凯是何许人也？这是一个日人杀也杀不掉，且又躲之犹恐不及的人物啊。
后见日商实在聒噪烦耳，日人政府还得拿朝鲜政府开刀，又重将一桩旧案提起，这事后来还闹大了。
所谓旧案，也就是发生在1889年后秋的“防谷令事件”——
这年秋天，日人各地闹灾，谷米欠收，于是大量从朝鲜输入粮食。日商在其政府支援下，以“高利贷商业资本”向朝鲜购买米谷与大豆。米谷可以蒸着当饭吃，大豆却被日人日弄成一物两用，豆浆做成软不拉及的日式豆腐，豆渣经过发酵弄成大酱。因为日人包括韩国人都爱喝酱汤，看看今天日人逢人老是断了脊骨头似的弓着个身子，女人说话是那样少气无力，你就明白，他们是喝酱汤喝成那样的。
日商把大量谷米和大豆源源不断弄回东瀛小岛去了，可朝鲜这边又不够吃了。于是乎，时任咸镜道监司赵秉式因管辖片区兼收，颁布拟自10月4日起，以一年为限，禁止豆粮出口的“防谷令”。并依据《朝日通商章程》第7款之规定，于实行前一个月，先行通知日人驻朝领事。但由于“关文”在送达途中耽搁了时间，日人驻朝领事接到“关文”时，已是晚半月了。但赵秉式并不理会这些，依旧按原计划，严厉执行“防谷令”。可日人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锄见没了酱汤喝，说什么也不干了，他坚决不承认咸镜道天灾或欠收之说，要求撤消“防谷令”。朝鲜王室在日人一再催促下，不得已饬令赵秉式即时解禁该令，可赵秉式竟抗命不遵。
所谓“防谷令”是朝鲜政府禁止谷物输出的政令，此令不仅针对输出国外而言，即便国内一道一甚府至一县，亦可禁止谷物输出，而且无需经过政府核准。也就是说，凡各道、府、县辖境内遇到灾荒欠收时，各级政府皆有权颁布此禁令。
近藤真锄见赵秉式拒不撤消禁令，就要求朝方惩处赵秉式。近藤真锄蛮横无礼的要求，不免有着干涉朝鲜内政之嫌，别忘了朝鲜除在“上国”那儿不自主，出了宗藩体制这道圈子，朝鲜总还算是个“主权”国家吗。再者说，此事就《朝日通商章程》而言，“防谷令”于实行前虽有预先一个月前通知日方的义务，但却无征求外国公使同意的必要。至于自个无酱汤可喝，这事可怪不得那谁谁，何况人都喝成那样了，干脆不喝也罢。
事儿一直闹到这年年底，赵秉式这才勉强宣布解除“防谷令”，可在咸镜道的偏远地区实际并未解禁，这让日人很不高兴。
日人驻元山领事酒水三郎主张派兵舰赴韩示威——这就是日人的豺狗本性，“猎物”稍有不从，便龇牙威胁。甚至日人外务当局亦认为非撤赵氏而不足以达到解禁之实。在近藤真锄一再催逼下，韩廷终于在1890年4月，改任赵秉式为江南道监司。按说，“防谷令”已经解禁，当事人也调离了岗位，“防谷令事件”至此应该结束。但日人又不干了，搞大豆买卖的日商认为在“防谷令”施行当中，他们蒙受了损失，要求赔点钱。
近藤真锄答应了元山日人大豆商的诉请。但不知为什么，直到1891年月，日人才派石井菊次郎、松井庆四郎“二狼”前往元山作实际调查，并决定进行赔偿交涉，令新任驻朝公使梶山鼎介向朝鲜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对于日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当时朝鲜廷臣中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赞成赔偿，并惩处赵秉式：一派反对赔偿，极力袒护赵秉式。并对外督办闵种默大为抨击。
对于两派意见，袁世凯偏向于后者，认为作为外署督办闵种默未能做到据理拒驳，任意收受日方照会。可国王李熙于派员调查本案真相之后，还是选择前面一种意见，准许赔偿。
189年8月4日，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照复日使梶山，在日方提出索赔14万元的要求上，只认赔6万元。日使梶山觉得尚且说得过去，而日人大豆商则大表弄议，日人外相陆奥宗兴亦表示拒不接受。并派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赴韩协助梶山进一步交涉。这真象是一群饿极了的豺狗啊！
然而，此案未了，又添新案。日人大豆商又指责黄海道监司吴俊泳擅自施行“防谷令”，让日人大豆商再蒙损失，其数目约在4.8万元以上，并要将此“黄海道案”纳入“咸镜道赔偿案”一并交涉。
甚者，就连日人自由党与改进党亦将此案作为攻击伊藤政府的资料，甚至在众议院议会上提出质询。使本来一件很是普通的经济索赔案件，不仅成为日人内政争斗的由头，并且由此一路上演到重大外交问题。
189年1月，日人政府突然宣布，免去梶山，改派大石正已继任驻朝公使。
袁世凯由于只顾忙碌朴定阳违章案，按连带修理整治李仙得和葛累好士，以及后来又因牛太夫人逝世回了一趟国。等从国内回到朝鲜后，又忙着给国王、王妃跑路搞贷款。而对于“防谷令事件”及后来赔偿纠纷，也没太往心里去。可是，如今来了大石正已，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大石正已的到来，袁世凯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先是从日人那里人还没出窝，大石正已就叫嚷着，到了朝鲜一定要对那个袁大脑袋实施强硬手段，为了以雪其人访日期间肆意蹂躏日人“樱花”之耻，誓于袁大脑袋血拼到底。袁世凯自觉理亏，因为“那事儿”的确干了，对大石的叫嚣，只当恶狗狂吠。可是，大石这个不要脸的家伙竟还舔不知耻地抛出了个名曰《韩论》的狗屁东西，在里面，大石象只得了狂犬病的疯狗，逮着谁咬谁，大骂俄国人笨熊无志，中国人偷安畏事，骂英国人、德国人只会腰里别支猎枪跑到公园里打兔子，骂美国人最无耻又膘且霸，还蛮不讲理。这些袁世凯也很无所畏，本来吗。然而，令袁世凯不可容忍的是，大石在《韩论》里竟然明着侮辱朝鲜，暗里剑指大清，说朝鲜人人种劣等，IQ低下，百姓愚昧呆钝，懒惰成性，当官的贪腐享受，不理政务。此非日人指导扶持，否则这个国家就玩完了。《韩论》里还狂妄宣称：将联合各国驻朝公使，共同扶持朝鲜自主，再也不受清国欺凌，驱逐清国派遣海关官员，支持朝鲜派遣出使欧洲五国。大石完全摆作一付与袁世凯决战的架式。袁世凯自然不惧，他电告李鸿章：前年韦贝，德尼等谋使韩国自主，迄无寸功。倭强大不如俄国，大石阴险狡猾不及韦贝等人，各国未必听其联合，庸人自扰，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尽管在战略上可以蔑视敌人，可在战术上，袁世凯决定要认真地好好教训一下大石，并将其从朝鲜这块地盘上拼兑滚蛋。
袁世凯派人找来闵泳骏、郑秉夏和闵泳达等人，将早已译为朝文的《韩论》递给他们看，三人挤着脑袋认真阅读后一个个不禁怒火中生，破口大骂大石正已狂妄嚣张、可恶至极，表示立刻回去禀告国王。而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果然国王李熙和闵妃听了汇报，齐骂大石是无耻之徒，阴险小人。一时间大石便成了朝鲜宫廷上下的众矢之敌。“防谷令事件”及赔偿交涉，大石虽然多次与朝鲜谈判，但均因此时的大石正已深为朝鲜君臣所狠，朝鲜官员直是与其周旋，就是拖着不办，使得大石多次碰壁，难有结果。
189年月，日人又单方面将“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的赔偿欲由原来的10.8万元，一下子提高到17万余元。大石正已就像个无赖之徒，整天跑到朝鲜外署大吵大闹，强逼着朝鲜赔钱。当时的情况朝鲜的确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连耗子都准备签证儿出国逃难了。而日人正值经济日日升腾之势，根本就不差钱，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欺人太甚。
这天，被逼急了的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和郑秉夏两人一起前来拜见袁世凯，听了两人所述，袁世凯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怕，这事交由我来处理。二人听了，心情这才松驰了下来，连连道谢。
袁世凯在赵秉稷和郑秉夏二人走后，便立即将公署所掌握的“两案”材料，作一详细梳理检索，对比研究，得出的结果是：他妈的，这算个什么逑蛋嘛。于是，袁世凯又鼓捣起文墨，代朝鲜外署撰拟了一份照会文稿，有理有据地回驳了日人的无理要求，照会文稿大意这么几条：一、“防谷令”系依照韩日条约规定办理，日使本无干涉之权，近藤既与闵种默议妥解决方案，事后不宜再提无理要求。二、梶山所提第一项直接损失，计算错误，三万八千余元之数误为四万八千余元，第二项所列利息二万余核算不实，要求过高。三、第三项所谓日商损失超多部分与第四项“延滞利息”，韩方均无赔偿之责。四、综合各项统计资料加以核算，朝鲜政府应付赔偿额为四万七千五百余元而已。
照会文稿写就，袁世凯交待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将文稿誊译好后递交大石。
哪知大石看后，气得直蹦高，骂骂咧咧，这一定是袁大脑袋捣了鬼，并轻蔑地向着赵秉稷说，我不会和一个受袁大脑袋操纵的外署再交涉了，我要直接和你们议政府谈判。由于朝鲜王廷上下，早已对大石的傲慢无礼充满着厌恶，大石的提议遭遇了朝鲜官员的拒绝。甚至就连除美国之外的各国驻朝领、使，虽但不愿帮忙从中调解，反而对这个狂妄之徒加以嘲笑和奚落。
此时的大石终于按奈不住，开始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遂于189年4月日，建议日人政府对朝鲜采取武力威胁，出兵占领仁川、釜山海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月二日提案”。然而，由于日人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量，而认为出兵时机不成熟否定了大石的提案，并于4月1日向大石发出训令：
此时不拟再言及他事，惟于袁氏交好。当实行此一手段时，务使袁氏协赞我案，乐意劝说朝廷，以结束本案为上策。纵使朝鲜政府不听袁氏劝告，无异使袁居中调停之劳归诸泡影，则袁对朝鲜政府之感情必趋恶劣，朝鲜政府无异开罪于中、日两国。将来在本案处理上，本政府必可多方防止与中国之纠纷。
关于“防谷令事件”和“咸镜赔偿案”，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时，就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室的特殊影响力，尽早解决这一外交悬案，因为为此一案，伊藤政府已经多次在众议院议会席上，受到日人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攻击质询。可是事情却因伊藤的犹豫未决一直拖至今天，而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89年4月1日，受伊藤博文指示日人外务卿陆奥宗光通过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已次，致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作者注：李经方曾于1890年1月至189年10月间担任大清驻日公使），请求小李从中帮忙。李经方提出了让大石与袁世凯协力合作的建议。陆奥宗光遂于当天致函李经方转请袁世凯调停，并在同一天向大石正已寄出了前面那道训令。
在大石等候训示期间，赔偿谈判一度中断。为了打开谈判僵局，朝鲜方面愿意根据“闵梶协定”，即以6万余元之赔偿，结束此案。这比袁世凯代拟照会中所列四万七千余元，还高出一万二千余元。对于朝鲜方面这种主动打开僵局的做法和诚意，袁世凯亦表示赞同。可是大石却非常顽固，坚决不与朝鲜外署对话，要求一定要与朝鲜议政府径直交涉，大石的要求自然遭到朝方拒绝。
而日人政府既然听从了李经方的建议，通过袁世凯帮忙调停，于是特派外务省参事官松岗郁之进赴朝。松岗到了汉城，向大石传述了日政府指示，大石只好与松岗郁之进一起前往拜见袁世凯。然袁世凯尽管接到了李经方请其从中协调的致函，但并未完全照办，认为按照“闵梶协定”结案，已是作了很大让步。而对大石提出的要求咸镜与黄海两案并商的新方案，并不以为然，就连朝鲜官员亦不予回应。
大石对袁世凯的调停甚为失望，看来靠袁世凯的协调怕是很难解决问题，遂向日人政府再提“四月二日提案”。日人政府这时很认同大石正已的看法，认为这是朝鲜政府在敷衍袁世凯的调停，决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并于5月日通过外务卿陆奥宗光建议，拟向朝方发出最后通谍：
为不至以因本案而使日朝关系决裂，获望留一转圜余地，乃限期两周内结案，并暂时搁置所谓“报复手段”。
陆奥宗光指示大石，向袁世凯说明日方采取强硬政策的正当理由，并愿意再减少债额以求妥协。
大石接到指示，怀揣“最后通谍”几次要求晋见国王李熙，均遭拒绝。恰好此时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来朝鲜考察，于是趁着国王李熙接见川上操六时，也跟随了过去，并将“最后通谍”递交了上去。国王李熙对大石这种唐突做法，甚为反感，看也不看地随手将“最后通谍”掷在桌上，登时就给了大石一个难堪。
第二天，亦即5月日，陆奥宗光又电令日人驻天津代理领事荒川已次将伊藤博文的一封英文电函转交李鸿章，其内容详述了日朝之间“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目前陷入僵持局面之实情，还谈到为此案陆奥宗光曾专门致函过令郎君，进而希望能够假中堂阁下之臂，而得妥协和局，最后表示，为体现日方诚意，愿放弃原来的十七万元提案而降至九万五千元。请李鸿章协劝朝方接受。其急切之情溢于纸上，并在电函的最后还甜甜蜜蜜的谀了一句“您的好朋友伊藤”。
5月5日下午，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时转交了伊藤博文的上述电函，李鸿章答允了伊藤博文的请求，并于当日复函伊藤博文。同一天，李鸿章电令袁世凯：
顷日相伊藤电称：“韩禁粮索赔不允，乞饬袁道讽劝赔本免息，否则撤使绝交……”彼令提督索赔，显布疑兵，或相机劝韩酌增，了此葛藤。
由此可见，日人政府是多么地期盼能够取得袁世凯的协助，甚至不惜降低赔额，以求早日结案。可是大石却仍然坚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
事实上，大石正已此次来到朝鲜是专门挑事的，这里面隐匿着一个很大yin谋，而这个阴谋的制造者正是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此是后话。
5月11日，陆奥宗光电令荒川已次，明确告诉他在两周内了结“防谷令事件”及“咸镜赔偿案”之前，仍要继续仰仗李鸿章的调停之力，只有他的指令袁世凯才会听从。
5月1日，伊藤博文电致李鸿章，称日人政府希望五天之内，亦即5月17日之前了结这桩旷时日久的悬案，否则日人驻朝公使将下旗回国，颇有借以要挟朝鲜方面的意思。
就在“清、日、朝”三国围绕的此案紧锣密鼓忙于谈判结案，几乎着急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朝鲜国内却发生一个重大事件，这年月，数千天道教教徒麇集汉城，在景福宫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天道教之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除大清之外的所有外国人。4月间，达上万人之众的天道教徒又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尽管很快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强制解散，但却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已即将爆发。
为此，李鸿章极其担心日人趁机挑唆天道教起事，于大清不利，（作者注：后来的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遂电令袁世凯“与大石开诚布公商办，相机妥与筹议。”而此时的袁世凯刚被朝廷授于浙江温处道实缺，令其择期回国赴任。但其却不愿归国赴任，并向李鸿章秉明原因说，日人大石太过于嚣张，我与大石不了结了这场“官司”，就这样匆匆离去，小子还以为我怕了他呢。不把大石搞滚蛋，我心实有不甘啊！接到袁世凯的请电，李鸿章考虑朝鲜那块地盘没了袁世凯这样的人，还真是不行呢。李鸿章奏准朝廷先简授温处道，待第三次任期届满视情形再饬赴本任，就这样，袁世凯仍旧留在了朝鲜，继续担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所以大石虽狂，袁世凯楞比他还狂，虽有李爵爷电令，袁世凯仍然不愿意劝说朝鲜政府增加赔偿，也不愿与大石再商谈什么，将大石一时挂在了当空。
软的不愿，硬的不行，搞得欲哭无泪的大石只好硬起头皮去找朝方要横，而朝鲜政府更是表示不愿再和此人谈判，并任命南廷哲取代赵秉稷为朝鲜外署督办，继而又令朝鲜驻日领事权在衡向日人政府提出改在东京谈判，同时要求日人政府将大石调回。朝方的这一做法，深得袁世凯和李鸿章赞同，对于大石的纠缠和恫吓，完全不予理采。
日人政府虽然拒绝朝方重设谈判地点，但仍令大石离开汉城赴仁川驻朝领事馆等候训示。挤兑走了大石，情势立马急转直上，日、韩两方均有相互让步的表示，袁世凯遵照李鸿章的电令，劝告朝方接受日人重新提出的十一万赔偿方案。不久，在袁世凯多种调和劝告下，朝方表示愿意接受，日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桩悬挂已久的“防谷令”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了结。
而那个曾经狂妄叫嚣誓与袁大脑袋血拼到底的大石，却被袁世凯略施外交游戏手段，便使之四面树敌，惨遭挤兑，实在无法再在朝鲜呆下去了，上任仅只半年，便不得不耷拉下脑袋，铩羽而归。（未完待续）
袁世凯两度贷款给朝鲜，不仅加固了中朝宗藩关系，提高了大清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而且挫败了日人利用李仙得、葛累好士之辈，藉以贷款染指朝鲜海关，进尔榨取朝鲜经济利益的不轨图谋。同样由于两次贷款本息的偿还，釜山两地海关税从中优先拨付，因此，中国贷款本息的偿付，遂跃居仁川日本正金银行拨付仁川关税存款优先顺序的首位，这也让日人隐忍含悲，忿恨不已。
另外，又根据第二次贷款合同附加条件，力挺广东富商“同顺泰”号老板谭以时集资华、韩股份，购买多艘小轮，组建朝鲜内河小蒸汽船会社，承担着朝鲜每年十万漕米的运载，而且不许朝鲜再与他国定约接运。这也让日人很受伤，因为日人的两艘小轮此时也在朝鲜的内河路得正欢呢。
为此日商大肆活动，到处说理，可是日人政府亦无办法为日商挺下腰杆。袁世凯是何许人也？这是一个日人杀也杀不掉，且又躲之犹恐不及的人物啊。
后见日商实在聒噪烦耳，日人政府还得拿朝鲜政府开刀，又重将一桩旧案提起，这事后来还闹大了。
所谓旧案，也就是发生在1889年后秋的“防谷令事件”——
这年秋天，日人各地闹灾，谷米欠收，于是大量从朝鲜输入粮食。日商在其政府支援下，以“高利贷商业资本”向朝鲜购买米谷与大豆。米谷可以蒸着当饭吃，大豆却被日人日弄成一物两用，豆浆做成软不拉及的日式豆腐，豆渣经过发酵弄成大酱。因为日人包括韩国人都爱喝酱汤，看看今天日人逢人老是断了脊骨头似的弓着个身子，女人说话是那样少气无力，你就明白，他们是喝酱汤喝成那样的。
日商把大量谷米和大豆源源不断弄回东瀛小岛去了，可朝鲜这边又不够吃了。于是乎，时任咸镜道监司赵秉式因管辖片区兼收，颁布拟自10月4日起，以一年为限，禁止豆粮出口的“防谷令”。并依据《朝日通商章程》第7款之规定，于实行前一个月，先行通知日人驻朝领事。但由于“关文”在送达途中耽搁了时间，日人驻朝领事接到“关文”时，已是晚半月了。但赵秉式并不理会这些，依旧按原计划，严厉执行“防谷令”。可日人驻朝代理公使近藤真锄见没了酱汤喝，说什么也不干了，他坚决不承认咸镜道天灾或欠收之说，要求撤消“防谷令”。朝鲜王室在日人一再催促下，不得已饬令赵秉式即时解禁该令，可赵秉式竟抗命不遵。
所谓“防谷令”是朝鲜政府禁止谷物输出的政令，此令不仅针对输出国外而言，即便国内一道一甚府至一县，亦可禁止谷物输出，而且无需经过政府核准。也就是说，凡各道、府、县辖境内遇到灾荒欠收时，各级政府皆有权颁布此禁令。
近藤真锄见赵秉式拒不撤消禁令，就要求朝方惩处赵秉式。近藤真锄蛮横无礼的要求，不免有着干涉朝鲜内政之嫌，别忘了朝鲜除在“上国”那儿不自主，出了宗藩体制这道圈子，朝鲜总还算是个“主权”国家吗。再者说，此事就《朝日通商章程》而言，“防谷令”于实行前虽有预先一个月前通知日方的义务，但却无征求外国公使同意的必要。至于自个无酱汤可喝，这事可怪不得那谁谁，何况人都喝成那样了，干脆不喝也罢。
事儿一直闹到这年年底，赵秉式这才勉强宣布解除“防谷令”，可在咸镜道的偏远地区实际并未解禁，这让日人很不高兴。
日人驻元山领事酒水三郎主张派兵舰赴韩示威——这就是日人的豺狗本性，“猎物”稍有不从，便龇牙威胁。甚至日人外务当局亦认为非撤赵氏而不足以达到解禁之实。在近藤真锄一再催逼下，韩廷终于在1890年4月，改任赵秉式为江南道监司。按说，“防谷令”已经解禁，当事人也调离了岗位，“防谷令事件”至此应该结束。但日人又不干了，搞大豆买卖的日商认为在“防谷令”施行当中，他们蒙受了损失，要求赔点钱。
近藤真锄答应了元山日人大豆商的诉请。但不知为什么，直到1891年月，日人才派石井菊次郎、松井庆四郎“二狼”前往元山作实际调查，并决定进行赔偿交涉，令新任驻朝公使梶山鼎介向朝鲜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对于日人提出的赔偿要求，当时朝鲜廷臣中分成两派意见：一派赞成赔偿，并惩处赵秉式：一派反对赔偿，极力袒护赵秉式。并对外督办闵种默大为抨击。
对于两派意见，袁世凯偏向于后者，认为作为外署督办闵种默未能做到据理拒驳，任意收受日方照会。可国王李熙于派员调查本案真相之后，还是选择前面一种意见，准许赔偿。
189年8月4日，朝鲜外署督办闵种默照复日使梶山，在日方提出索赔14万元的要求上，只认赔6万元。日使梶山觉得尚且说得过去，而日人大豆商则大表弄议，日人外相陆奥宗兴亦表示拒不接受。并派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赴韩协助梶山进一步交涉。这真象是一群饿极了的豺狗啊！
然而，此案未了，又添新案。日人大豆商又指责黄海道监司吴俊泳擅自施行“防谷令”，让日人大豆商再蒙损失，其数目约在4.8万元以上，并要将此“黄海道案”纳入“咸镜道赔偿案”一并交涉。
甚者，就连日人自由党与改进党亦将此案作为攻击伊藤政府的资料，甚至在众议院议会上提出质询。使本来一件很是普通的经济索赔案件，不仅成为日人内政争斗的由头，并且由此一路上演到重大外交问题。
189年1月，日人政府突然宣布，免去梶山，改派大石正已继任驻朝公使。
袁世凯由于只顾忙碌朴定阳违章案，按连带修理整治李仙得和葛累好士，以及后来又因牛太夫人逝世回了一趟国。等从国内回到朝鲜后，又忙着给国王、王妃跑路搞贷款。而对于“防谷令事件”及后来赔偿纠纷，也没太往心里去。可是，如今来了大石正已，情况就不同了。
对于大石正已的到来，袁世凯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先是从日人那里人还没出窝，大石正已就叫嚷着，到了朝鲜一定要对那个袁大脑袋实施强硬手段，为了以雪其人访日期间肆意蹂躏日人“樱花”之耻，誓于袁大脑袋血拼到底。袁世凯自觉理亏，因为“那事儿”的确干了，对大石的叫嚣，只当恶狗狂吠。可是，大石这个不要脸的家伙竟还舔不知耻地抛出了个名曰《韩论》的狗屁东西，在里面，大石象只得了狂犬病的疯狗，逮着谁咬谁，大骂俄国人笨熊无志，中国人偷安畏事，骂英国人、德国人只会腰里别支猎枪跑到公园里打兔子，骂美国人最无耻又膘且霸，还蛮不讲理。这些袁世凯也很无所畏，本来吗。然而，令袁世凯不可容忍的是，大石在《韩论》里竟然明着侮辱朝鲜，暗里剑指大清，说朝鲜人人种劣等，IQ低下，百姓愚昧呆钝，懒惰成性，当官的贪腐享受，不理政务。此非日人指导扶持，否则这个国家就玩完了。《韩论》里还狂妄宣称：将联合各国驻朝公使，共同扶持朝鲜自主，再也不受清国欺凌，驱逐清国派遣海关官员，支持朝鲜派遣出使欧洲五国。大石完全摆作一付与袁世凯决战的架式。袁世凯自然不惧，他电告李鸿章：前年韦贝，德尼等谋使韩国自主，迄无寸功。倭强大不如俄国，大石阴险狡猾不及韦贝等人，各国未必听其联合，庸人自扰，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尽管在战略上可以蔑视敌人，可在战术上，袁世凯决定要认真地好好教训一下大石，并将其从朝鲜这块地盘上拼兑滚蛋。
袁世凯派人找来闵泳骏、郑秉夏和闵泳达等人，将早已译为朝文的《韩论》递给他们看，三人挤着脑袋认真阅读后一个个不禁怒火中生，破口大骂大石正已狂妄嚣张、可恶至极，表示立刻回去禀告国王。而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果然国王李熙和闵妃听了汇报，齐骂大石是无耻之徒，阴险小人。一时间大石便成了朝鲜宫廷上下的众矢之敌。“防谷令事件”及赔偿交涉，大石虽然多次与朝鲜谈判，但均因此时的大石正已深为朝鲜君臣所狠，朝鲜官员直是与其周旋，就是拖着不办，使得大石多次碰壁，难有结果。
189年月，日人又单方面将“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的赔偿欲由原来的10.8万元，一下子提高到17万余元。大石正已就像个无赖之徒，整天跑到朝鲜外署大吵大闹，强逼着朝鲜赔钱。当时的情况朝鲜的确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连耗子都准备签证儿出国逃难了。而日人正值经济日日升腾之势，根本就不差钱，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欺人太甚。
这天，被逼急了的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和郑秉夏两人一起前来拜见袁世凯，听了两人所述，袁世凯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怕，这事交由我来处理。二人听了，心情这才松驰了下来，连连道谢。
袁世凯在赵秉稷和郑秉夏二人走后，便立即将公署所掌握的“两案”材料，作一详细梳理检索，对比研究，得出的结果是：他妈的，这算个什么逑蛋嘛。于是，袁世凯又鼓捣起文墨，代朝鲜外署撰拟了一份照会文稿，有理有据地回驳了日人的无理要求，照会文稿大意这么几条：一、“防谷令”系依照韩日条约规定办理，日使本无干涉之权，近藤既与闵种默议妥解决方案，事后不宜再提无理要求。二、梶山所提第一项直接损失，计算错误，三万八千余元之数误为四万八千余元，第二项所列利息二万余核算不实，要求过高。三、第三项所谓日商损失超多部分与第四项“延滞利息”，韩方均无赔偿之责。四、综合各项统计资料加以核算，朝鲜政府应付赔偿额为四万七千五百余元而已。
照会文稿写就，袁世凯交待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将文稿誊译好后递交大石。
哪知大石看后，气得直蹦高，骂骂咧咧，这一定是袁大脑袋捣了鬼，并轻蔑地向着赵秉稷说，我不会和一个受袁大脑袋操纵的外署再交涉了，我要直接和你们议政府谈判。由于朝鲜王廷上下，早已对大石的傲慢无礼充满着厌恶，大石的提议遭遇了朝鲜官员的拒绝。甚至就连除美国之外的各国驻朝领、使，虽但不愿帮忙从中调解，反而对这个狂妄之徒加以嘲笑和奚落。
此时的大石终于按奈不住，开始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遂于189年4月日，建议日人政府对朝鲜采取武力威胁，出兵占领仁川、釜山海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月二日提案”。然而，由于日人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量，而认为出兵时机不成熟否定了大石的提案，并于4月1日向大石发出训令：
此时不拟再言及他事，惟于袁氏交好。当实行此一手段时，务使袁氏协赞我案，乐意劝说朝廷，以结束本案为上策。纵使朝鲜政府不听袁氏劝告，无异使袁居中调停之劳归诸泡影，则袁对朝鲜政府之感情必趋恶劣，朝鲜政府无异开罪于中、日两国。将来在本案处理上，本政府必可多方防止与中国之纠纷。
关于“防谷令事件”和“咸镜赔偿案”，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伊藤博文第二次出任内阁总理时，就试图借用清政府对朝鲜王室的特殊影响力，尽早解决这一外交悬案，因为为此一案，伊藤政府已经多次在众议院议会席上，受到日人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攻击质询。可是事情却因伊藤的犹豫未决一直拖至今天，而今，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89年4月1日，受伊藤博文指示日人外务卿陆奥宗光通过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已次，致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作者注：李经方曾于1890年1月至189年10月间担任大清驻日公使），请求小李从中帮忙。李经方提出了让大石与袁世凯协力合作的建议。陆奥宗光遂于当天致函李经方转请袁世凯调停，并在同一天向大石正已寄出了前面那道训令。
在大石等候训示期间，赔偿谈判一度中断。为了打开谈判僵局，朝鲜方面愿意根据“闵梶协定”，即以6万余元之赔偿，结束此案。这比袁世凯代拟照会中所列四万七千余元，还高出一万二千余元。对于朝鲜方面这种主动打开僵局的做法和诚意，袁世凯亦表示赞同。可是大石却非常顽固，坚决不与朝鲜外署对话，要求一定要与朝鲜议政府径直交涉，大石的要求自然遭到朝方拒绝。
而日人政府既然听从了李经方的建议，通过袁世凯帮忙调停，于是特派外务省参事官松岗郁之进赴朝。松岗到了汉城，向大石传述了日政府指示，大石只好与松岗郁之进一起前往拜见袁世凯。然袁世凯尽管接到了李经方请其从中协调的致函，但并未完全照办，认为按照“闵梶协定”结案，已是作了很大让步。而对大石提出的要求咸镜与黄海两案并商的新方案，并不以为然，就连朝鲜官员亦不予回应。
大石对袁世凯的调停甚为失望，看来靠袁世凯的协调怕是很难解决问题，遂向日人政府再提“四月二日提案”。日人政府这时很认同大石正已的看法，认为这是朝鲜政府在敷衍袁世凯的调停，决定对其采取强硬措施。并于5月日通过外务卿陆奥宗光建议，拟向朝方发出最后通谍：
为不至以因本案而使日朝关系决裂，获望留一转圜余地，乃限期两周内结案，并暂时搁置所谓“报复手段”。
陆奥宗光指示大石，向袁世凯说明日方采取强硬政策的正当理由，并愿意再减少债额以求妥协。
大石接到指示，怀揣“最后通谍”几次要求晋见国王李熙，均遭拒绝。恰好此时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来朝鲜考察，于是趁着国王李熙接见川上操六时，也跟随了过去，并将“最后通谍”递交了上去。国王李熙对大石这种唐突做法，甚为反感，看也不看地随手将“最后通谍”掷在桌上，登时就给了大石一个难堪。
第二天，亦即5月日，陆奥宗光又电令日人驻天津代理领事荒川已次将伊藤博文的一封英文电函转交李鸿章，其内容详述了日朝之间“防谷令事件”与“咸镜赔偿案”目前陷入僵持局面之实情，还谈到为此案陆奥宗光曾专门致函过令郎君，进而希望能够假中堂阁下之臂，而得妥协和局，最后表示，为体现日方诚意，愿放弃原来的十七万元提案而降至九万五千元。请李鸿章协劝朝方接受。其急切之情溢于纸上，并在电函的最后还甜甜蜜蜜的谀了一句“您的好朋友伊藤”。
5月5日下午，荒川已次拜会李鸿章时转交了伊藤博文的上述电函，李鸿章答允了伊藤博文的请求，并于当日复函伊藤博文。同一天，李鸿章电令袁世凯：
顷日相伊藤电称：“韩禁粮索赔不允，乞饬袁道讽劝赔本免息，否则撤使绝交……”彼令提督索赔，显布疑兵，或相机劝韩酌增，了此葛藤。
由此可见，日人政府是多么地期盼能够取得袁世凯的协助，甚至不惜降低赔额，以求早日结案。可是大石却仍然坚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
事实上，大石正已此次来到朝鲜是专门挑事的，这里面隐匿着一个很大yin谋，而这个阴谋的制造者正是日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此是后话。
5月11日，陆奥宗光电令荒川已次，明确告诉他在两周内了结“防谷令事件”及“咸镜赔偿案”之前，仍要继续仰仗李鸿章的调停之力，只有他的指令袁世凯才会听从。
5月1日，伊藤博文电致李鸿章，称日人政府希望五天之内，亦即5月17日之前了结这桩旷时日久的悬案，否则日人驻朝公使将下旗回国，颇有借以要挟朝鲜方面的意思。
就在“清、日、朝”三国围绕的此案紧锣密鼓忙于谈判结案，几乎着急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朝鲜国内却发生一个重大事件，这年月，数千天道教教徒麇集汉城，在景福宫门前“伏阁”上诉，并不断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其教祖崔济愚平反并承认天道教之合法地位，以及驱逐在朝鲜除大清之外的所有外国人。4月间，达上万人之众的天道教徒又在忠清道报恩郡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公开揭起“斥倭洋倡义”的大旗，尽管很快被朝鲜政府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强制解散，但却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行动已即将爆发。
为此，李鸿章极其担心日人趁机挑唆天道教起事，于大清不利，（作者注：后来的所发生的事情证明，李鸿章的担心并非多余）遂电令袁世凯“与大石开诚布公商办，相机妥与筹议。”而此时的袁世凯刚被朝廷授于浙江温处道实缺，令其择期回国赴任。但其却不愿归国赴任，并向李鸿章秉明原因说，日人大石太过于嚣张，我与大石不了结了这场“官司”，就这样匆匆离去，小子还以为我怕了他呢。不把大石搞滚蛋，我心实有不甘啊！接到袁世凯的请电，李鸿章考虑朝鲜那块地盘没了袁世凯这样的人，还真是不行呢。李鸿章奏准朝廷先简授温处道，待第三次任期届满视情形再饬赴本任，就这样，袁世凯仍旧留在了朝鲜，继续担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所以大石虽狂，袁世凯楞比他还狂，虽有李爵爷电令，袁世凯仍然不愿意劝说朝鲜政府增加赔偿，也不愿与大石再商谈什么，将大石一时挂在了当空。
软的不愿，硬的不行，搞得欲哭无泪的大石只好硬起头皮去找朝方要横，而朝鲜政府更是表示不愿再和此人谈判，并任命南廷哲取代赵秉稷为朝鲜外署督办，继而又令朝鲜驻日领事权在衡向日人政府提出改在东京谈判，同时要求日人政府将大石调回。朝方的这一做法，深得袁世凯和李鸿章赞同，对于大石的纠缠和恫吓，完全不予理采。
日人政府虽然拒绝朝方重设谈判地点，但仍令大石离开汉城赴仁川驻朝领事馆等候训示。挤兑走了大石，情势立马急转直上，日、韩两方均有相互让步的表示，袁世凯遵照李鸿章的电令，劝告朝方接受日人重新提出的十一万赔偿方案。不久，在袁世凯多种调和劝告下，朝方表示愿意接受，日人也得到了赔偿，这桩悬挂已久的“防谷令”案，终于有了一个圆满了结。
而那个曾经狂妄叫嚣誓与袁大脑袋血拼到底的大石，却被袁世凯略施外交游戏手段，便使之四面树敌，惨遭挤兑，实在无法再在朝鲜呆下去了，上任仅只半年，便不得不耷拉下脑袋，铩羽而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