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清 英 俄冷战三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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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甲申政变处理上，袁世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勇于担当“启衅”之责。然却一再遭到诿小之人攻奸，以莫须有罪名对其暗算，甚至欲假借吴、续之手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此袁世凯非常忿懑与苦恼，他开始有些灰心了。像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今后还怎么与他们一起共事？袁世凯遂产生急流勇退的念头！
恰好，袁世凯此时接到二姐从国内的来信。信中说嗣母牛太夫人生病了，非常想念儿子。其实是牛氏夫人听说清日两国在朝鲜开了仗，心里总是生怕他那宝贝儿子有个什么闪失。牛氏夫人这一急一吓，就旧病复发了。
但不管怎么样，这毕竟给了袁世凯一个抽身而退的好借口，好机会。于是，袁世凯持信来到南别宫，向吴大澄告假归省。
吴大澄见其孝心至厚，很为感动，况且两人之间的情谊交流又正处于急骤升温中。吴大澄向袁世凯说道：从明天开始，你和你的副营全部撒出王宫，以免日人胡乱猜忌或寻找借口。然后过上三五天，咱们一起走吧。
1885年1月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率领两个大队日军从仁川出发，4日清晨抵达汉城南郊军营驻扎，并让小鬼子竹添通知朝鲜政府。6日上午井上馨带领高岛、桦山等数名文武随员及卫兵00人进宫。朝鲜国王李熙在乐善堂接见了井上馨。
1月7日，国王李熙派左议政金弘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在议政府会谈。由于日人提出条件太过苛刻，朝方很难答应，双方僵持在了那里，当日会谈无果。而在同一天，吴大澄也会见了国王李熙，笔谈中劝其切勿与日人生衅，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人相抗，其事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
1月8日，朝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正在会谈当中，吴大澄不速而至。井上馨见其不请自来，心中大为不快，但出于外交礼节，仍不免站起来握手说道：今天是与朝鲜大臣磋商兵变善后事宜，因此不便晤谈。
吴大澄一听日人有撇开大清之意，取出笔来，不高兴地写道：贵使来朝数日，渴欲晤，以遂仰慕之怀，况且贵国与朝鲜议事，本大臣也应知其大略，因非贵使与金相国两人之事。
井上馨也提笔写道：今天据《日朝条约》与朝鲜大员晤商大事，与贵使交涉恐非所宜，约期他日相晤。
吴大澄站起身来挥笔疾书道：两国纷事，第三国居间调处，各国皆有此例。既未许可，不再勉强，那么朝、日所议之事是否公平妥善，拟目以待。写毕，掷笔而去。
1月9日，由于井上馨来时带有两个大队日军，已驻毕汉城南郊，金弘集因为日人炫武所胁迫，很不情愿地与日人签下了协议，其大致如下：一、修书谢罪；二、恤日人被害人1万元充费；三、杀大尉林矶机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人新馆，朝鲜出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
1月11日，井上馨通知吴大澄，言吴乃非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当日即率员赴济物浦乘“近江”号轮船返日。
可恶如井上馨者，临去还不忘羞辱一下吴大澄，还扬言要与大清谈判，要清军撤出朝鲜。
1月1日，吴大澄、续昌并袁世凯等一同由济物浦乘“超勇”号兵舰开始返回旅顺。本来袁世凯接到二姐来信立刻请假，急于回国看望嗣母，可为什么又拖延了这么久呢。一来吴大澄已明言在先，让袁世凯与其同道回国；二来袁世凯认为朝日谈判签订《汉城条约》后，下一轮就该是吴大澄与井上馨之间的清日谈判了。不料井上馨与金弘集刚签罢条约的第二天撅起屁股走人了。单方面剩下吴大澄叫他和谁谈呢？显而易见谈判要改地儿了，改在哪儿？袁世凯猜度着，很可能在大清。同时他还想到，下一轮的清日之间谈判，他袁世凯“启衅”的责任问题一定摆在桌面上。一想到“启衅”二字，袁世凯就心有不甘。在这十几天里，他在汉城到处搜集足以证明小鬼子竹添与开化党人阴谋政变的证据。的确，小鬼子竹添还真留下了许多有失公使身份活动的证据，这也是小鬼子竹添做梦也没想到。政变刚刚发动就这么快失败了，很多证据都未能来得及毁掉。袁世凯要立争做到有备无患。
临行时，朝鲜多位要员与袁世凯话别，对他当前的处境深为不平和同情。并期待袁世凯早日返还。其中更有好友金允植，特撰《送慰归河南》一文，感叹袁世凯，鼓舞袁世凯：
名高人多妒，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国，处事谅不易。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天所愧，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尽管袁世凯遭人中伤，饱受委屈，但他仍有值得慰藉之处。经过与袁世凯一段时间接触，吴大澄对他非常赏识，认为袁世凯实属当今无人能及之“天下奇才”。
据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记载：按先生此行，偕袁世凯同归，并赠以联曰：“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跋曰云；慰廷仁弟，念母情切，乞假归省。朝鲜士民方攀留之不暇。与余不忍重违其意，偕之内渡。然时事多艰。需才正亟；尤愿慰廷以远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图干济，因撰是联赠之。”先生与袁赏识有素，故相助甚殷。
吴大澄是著名金石学家，赠联为小篆，题跋为隶书，可见其用心诚至，寄望之厚。
“超勇”号兵舰到达旅顺，袁保龄见他的宝贝侄儿与二位使臣偕同而回，又意外又欢喜。当叔侄两人客室深叙时，袁世凯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苦，在叔父面前痛哭流涕，诉说根由。袁保龄知道袁世凯受了不少委屈，一边安抚，一边严肃地说：你的举动总不免阔气二字，这次你在朝鲜的功劳众论昭然，却吃了人家吴、张如此之大亏，就是由于阔气的毛病。行为不检，应该反省自己；怨天尤人，有何益处？
袁世凯抿巴下眼泪，恭敬地说：侄儿铭记教悔。
袁保龄看到侄儿一付委屈，甚为心疼。但又总觉他这个侄儿有着一身毛病，怕他以后再次跌跤，便又狠下心来，欲代保中、保庆二兄好教训一下这个性情豪放执狂的侄儿：
你这次能够抽身急退，实乃机警善事，上上智也。你这次回去看望母亲，加上久未还乡，酬应过节不可不周到，然酒食征遂却不可多，徒糟蹋身体，增耗费，损名声，很划不来。但你动辄放手摆阔，终归是个大毛病。想咱们袁家家世清白，实无余资，贫者士之常，愿不怕人笑我。况我既不贪得，不妄取，亦复从何阔起？我家先世节俭朴素起家，端敏公及汝父之俭约，那是出了名的。先世榜样，你要多学着点啊！
袁世凯羞惭地俯首说道：叔父教训极是，侄儿记下了。刚说罢，却又象个孩子似的失声涕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这次还乡只求细心照料母亲，朝鲜的事说啥我也不干了。
袁保龄却说：眼下正值时局艰危，国家用人之际，不可意气用事。况李中堂正赖你力支急局，他是不会放你走的，甚至连准假回家都无希望呢。
但袁保龄又担忧侄儿不回家，其母病情加重，还是让袁世凯先请假省亲。
三天后，吴大澄、续昌与袁世凯一行决定仍乘丁汝昌“超勇”号兵舰经秦皇岛再回天津。不料“超勇”号兵舰行驶至旅顺至秦皇岛中间时，遇到一望无际的坚冰，不能继续往前行驶，“超勇”号只好调头转赴烟台。
1885年1月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率领两个大队日军从仁川出发，4日清晨抵达汉城南郊军营驻扎，并让小鬼子竹添通知朝鲜政府。6日上午井上馨带领高岛、桦山等数名文武随员及卫兵00人进宫。朝鲜国王李熙在乐善堂接见了井上馨。
1月7日，国王李熙派左议政金弘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在议政府会谈。由于日人提出条件太过苛刻，朝方很难答应，双方僵持在了那里，当日会谈无果。而在同一天，吴大澄也会见了国王李熙，笔谈中劝其切勿与日人生衅，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人相抗，其事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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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澄一听日人有撇开大清之意，取出笔来，不高兴地写道：贵使来朝数日，渴欲晤，以遂仰慕之怀，况且贵国与朝鲜议事，本大臣也应知其大略，因非贵使与金相国两人之事。
井上馨也提笔写道：今天据《日朝条约》与朝鲜大员晤商大事，与贵使交涉恐非所宜，约期他日相晤。
吴大澄站起身来挥笔疾书道：两国纷事，第三国居间调处，各国皆有此例。既未许可，不再勉强，那么朝、日所议之事是否公平妥善，拟目以待。写毕，掷笔而去。
1月9日，由于井上馨来时带有两个大队日军，已驻毕汉城南郊，金弘集因为日人炫武所胁迫，很不情愿地与日人签下了协议，其大致如下：一、修书谢罪；二、恤日人被害人1万元充费；三、杀大尉林矶机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人新馆，朝鲜出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
1月11日，井上馨通知吴大澄，言吴乃非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当日即率员赴济物浦乘“近江”号轮船返日。
可恶如井上馨者，临去还不忘羞辱一下吴大澄，还扬言要与大清谈判，要清军撤出朝鲜。
1月1日，吴大澄、续昌并袁世凯等一同由济物浦乘“超勇”号兵舰开始返回旅顺。本来袁世凯接到二姐来信立刻请假，急于回国看望嗣母，可为什么又拖延了这么久呢。一来吴大澄已明言在先，让袁世凯与其同道回国；二来袁世凯认为朝日谈判签订《汉城条约》后，下一轮就该是吴大澄与井上馨之间的清日谈判了。不料井上馨与金弘集刚签罢条约的第二天撅起屁股走人了。单方面剩下吴大澄叫他和谁谈呢？显而易见谈判要改地儿了，改在哪儿？袁世凯猜度着，很可能在大清。同时他还想到，下一轮的清日之间谈判，他袁世凯“启衅”的责任问题一定摆在桌面上。一想到“启衅”二字，袁世凯就心有不甘。在这十几天里，他在汉城到处搜集足以证明小鬼子竹添与开化党人阴谋政变的证据。的确，小鬼子竹添还真留下了许多有失公使身份活动的证据，这也是小鬼子竹添做梦也没想到。政变刚刚发动就这么快失败了，很多证据都未能来得及毁掉。袁世凯要立争做到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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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澄是著名金石学家，赠联为小篆，题跋为隶书，可见其用心诚至，寄望之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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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保龄又担忧侄儿不回家，其母病情加重，还是让袁世凯先请假省亲。
三天后，吴大澄、续昌与袁世凯一行决定仍乘丁汝昌“超勇”号兵舰经秦皇岛再回天津。不料“超勇”号兵舰行驶至旅顺至秦皇岛中间时，遇到一望无际的坚冰，不能继续往前行驶，“超勇”号只好调头转赴烟台。
吴大澄、续昌等乘坐的“超勇”号兵舰到达烟台时，已经临近年关了。再往天津去海面上仍有冰冻，兵舰无法继续前行。后经过打听得知，从烟台由陆路赴天津至少也要一个月，而且车马也不好找，后经请示总理衙门，待明春开冻，再乘船前赴天津。于是吴大澄、续昌他们一行人就都住在烟台的镇海楼，在烟台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寂寥生活。直到1885年月初，他们这才乘轮前往天津。
一行人到了天津，吴大澄在向李鸿章复命时，着实把个袁世凯大大地夸赞了一番，说袁世凯这人简直就一奇才。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佩纶）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张幼樵，乃袁某也。吴大澄到北京总理衙门复命时，就象现在的一个制造明星的炒作高手一样，又到处宣扬袁世凯如何胆识过人，如何英勇果敢，如何玉树临风，公才可大用也！一下将袁世凯热炒得朝廷上下没有不知道袁世凯这个人的。大家都很想早日见到这个人，很想先睹为快地瞧瞧这个玉树临风者到底啥模样。更有甚者，这个吴大澄就象着了魔似的，竟还楞将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而袁世凯到了天津后，稍作安顿下，便前去拜望了周馥等几位北洋幕府中与其叔父关系不错的人物。只可惜的是，这次他未能见到张佩伦。就在袁世凯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张佩伦与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因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一事，被朝廷褫职一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
在等待李鸿章召见中，袁世凯接到叔父袁保龄的来信，叔父信中告诫他：
在津千万勿谈及孝亭（作者注：吴兆有字孝亭）一字短处，此事关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住津之日，酒食应酬得推则推，戏亦不听，其它更无论矣。百番谨慎，少带无谓之人，少作无谓之阔，切嘱切嘱。
袁世凯看了叔父的来信，“吃吃”笑了起来。在这个坏小子看来，叔父的话不可不听，但也不能全听，全听会憋毁“爷们儿”的。慎言慎行这没说的，不让出去听戏，不让整两口小酒，你说这男人一个人窝屈在旅馆里还有什么意思？那年在天津直隶幕府跟人打工那会儿，同僚就诬陷他常去天津候家后找小姐，其实候家后到底是个啥样他真不知道。他很想趁着闲聊无事去那体验一把，记得李爵帅说过的，“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既然李爵帅都这么说了，袁世凯有此“小事一桩”之荒唐念头也就不足为过了。其实他那位叔父也许还不知道，甲申政变鉴于他的功劳大大的，闵妃就亲自一次性地向他颁发了“一妾二婢”的重奖。袁世凯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干脆又把那二婢也圈进了自家被窝里。
只可惜了，袁世凯空有其念，却未得逞。因为直隶总署来了一位小厮，告诉他李爵帅明日召见。
第二天，李鸿章在直隶总署召见了袁世凯，由于彼此之间曾有过一面，所以大家就不用多作客气了，只管开门见山就行了。
李鸿章首先想听一下吴大澄口中所喧然的，这位“天下奇才”对目前朝鲜形势的看法。
袁世凯稍作敏思对答如下六条：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二、朝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如若井上馨放言，今驻兵撒朝，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誉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五、责使国王李熙任资深事大党人，修明政治，减轻百姓疾苦。六、朝鲜新军前后两营已跨，必须再募兵丁训练，以资保卫。
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满意地点点头。其实在袁世凯答过程中，他一直在认真地倾听。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爵帅，对于“袁六条”颇为赏识，再加上之前吴大澄的一番热炒，袁世凯早已腾誉京津。李鸿章认为，吴大澄所言不虚，此子并非浪得虚名，实乃大才堪用。
当李鸿章又向袁世凯询问他与庆军将领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袁世凯牢记叔父的教导，他不为自己辩解，辩解也是彼劳的。他更不说吴、张一句不是，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福泽度量”问题嘛。袁世凯这一出现学现卖，很令李鸿章感怀。
这时，驻日公使徐承祖发来密电，日人政府已经决定派伊藤博文等赴大清交涉清、日冲突问题。其中透露道：“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细节，务当斟酌机宜，与辩论，随时请旨遵行。”
对此，李鸿章问其有何看法。
袁世凯什么也不多说，只是将归国前他收集到的有关小鬼子竹添的一大包材料呈递给李鸿章。李鸿章只是简单地翻看了看，便说：唔，这东西很有用，就搁我这儿吧。
李鸿章翻眼看了看袁世凯，满意地微笑了下。这会儿，他对袁世凯的精明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度衡。认为袁世凯完全可以于复杂环境中独挡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大清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得力人才。
于是李鸿章让袁世凯继续回到朝鲜任职，至于任以何种职务待禀明总理衙门定夺。哪知李鸿章话还没说完，袁世凯就扑嗵一下双膝跪地号啕大哭起来，说母亲大人病重，一定要回河南老家看看。袁世凯是个至孝之人这点不假，回家探母也合情合理。但其内心里却打着另外一个小九九。刚才一听说日人那个叫伊藤的老家伙要来和大清谈判，心里就开始发怵了。袁世凯也想借嗣母牛氏夫人重病，回河南老家，一来尽孝悌侍候老人，二来暂在老家乡下窥避一下风头。
看到袁世凯泪涕飞溅地哭成那样，李鸿章也不好再勉强这个至孝的孩子。因为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位至孝之人，于是就批准了袁世凯回家省亲的请求。
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浑身好一个轻松，每天陪伴在嗣母牛太夫人身边，端茶举膳幸福并快乐着。
可是李鸿章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伊藤博文来了。
关于伊藤博文这个老鬼子很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人就是当年清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
伊藤博文于184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熊毛群束菏村。其父林十藏，母名琴。这个林十藏去荻城谋营生时，被下级老武士伊藤武兵卫收为养子，改姓伊藤。当然这个林十藏的儿子也就跟上姓伊藤了。伊藤博文小时候叫伊藤俊辅，17岁入松下村熟，大约就是在这段读书期间，伊藤俊辅改名伊藤博文。博文大约是取《论语？雍正》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的意思吧。看来这日人相信汉文化能给他们好彩头。“明治维新”取自《诗经》，后来他们搞的还很成功；伊藤博文摘《论语？雍正》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结果成了一代风云人物。
186年5月，5岁的伊藤博文同井上馨等5人，受长州藩派遣，去英国留学，回国后提出西学开国。1866年1月，萨、长两藩下级武士结成倒幕联盟，伊藤博文参加倒幕战斗。1867年德川幕府惨败，明治天皇“大政奉还”，次年他跟着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做了兵库县知事。
1871年，0岁的伊藤博文以副使身份，随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历时两年，访问欧美10国。
1878年5月，伊藤博文当上了日本内务卿；1885年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从这一年到1898年这期间曾4次组阁。1894年策划发动清日甲午战争，使日本从此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并因好色而与丰臣秀吉并列青史。
早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伊藤博文就经常在东京的新桥狎妓作乐。这个人对于个人的这点小爱好毫不隐讳，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对你们什么也不指望，在我终日为国事操劳而头痛之时，与其晚餐时让你们给我倒杯酒，服侍我换衣服，大概还不如天真漂亮艺妓的玉手可解我心宽呀。（春亩公追颂《伊博文传》）不过，伊藤博文所交往的女性大多是艺妓，就连他老婆梅子也是艺妓出身。
1909年10月6日9时，在哈尔滨火车站，这个到处扩张的风流老鬼子，被朝鲜革命同志安重根公开做掉了。
这样一位麻烦角色来大清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自然要多花费些心思了。所谓来者不善，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可是李鸿章亦非善与之辈。
伊藤博文是1885年4月日到达天津，他的身份是宫内大臣，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陆军中将西乡从近。大清则以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吴大澄副之。4月5日举行首轮谈判。谈判首先进行的是甲申政变中清、日两国军以冲突一事，伊藤博文指控清军入宫突袭日军，事后还杀了不少日人。李鸿章根据当时清日双方往来文件，以及袁世凯提供的那包材料，遂一一驳斥。
李鸿章指出：此次政变的起因是“乱党挟日兵威戕杀六大臣，举国臣民怨愤，纷纷赴清国驻朝防营求救，是以该营弁不能不进宫保护。日军先开枪，清军才还击，后来发生的抢劫等事与清军无关。日人提供的证据系一面之词，不足信。”
仅此一项，双方就进行了5天的辩论，由于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相互僵持不下，使谈判桌上的会谈气氛十分紧张。
当中伊藤博文曾威胁要罢议回国，想给对手使个下马威，哪料李爵帅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立刻还以对方一个颜色，怒道：朝鲜事大清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准备打仗耳。你要打，我奉陪。
李鸿章一通棒喝，把个伊藤博文整得满脑袋的青圪蛋，气焰锐减，原来日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东西。直到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先期派张阴桓、邵友濂赴东京于伊藤博文议和之时，伊藤博文还记忆犹新地向他们私下谈起当时李鸿章的傲然之气，“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之犹悸。”
谈判桌上李爵帅一通发狠，发得毫无顾忌，是这“老鬼”心里早有谱。
1885年月，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天津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议和。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议定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也就是说，当伊藤博文满怀信心地于4月日到达天津，欲乘中法战争之机狠敲大清一笔竹杠时，不料第二天，中法就已签约结束战争。伊藤博文当时又哪里知道这些呢。相反，倒被李鸿章一顿喊打，很出了一口恶气。
从根本来讲，伊藤博文犯不着在李鸿章面前耍这一套，李鸿章比伊藤博文年龄大了差不多二十岁，小鬼儿想算计老鬼，只能是自取其辱。自先是你伊藤博文主动上门来找大清谈判，政变一事是小鬼子竹添违背政府命令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这个小鬼子竹添身上。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作为公使驻外代表的是日人，那么日人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迅速作出善后处理。这点上双方心里都明镜儿似的，动辄以罢议要挟，实属无礼。罢议又能怎么着？只能激怒对方，把对方往死角里逼急了，李鸿章就要打仗。小鬼不敢接老鬼的招，实在是伊藤博文摸不清李鸿章的底儿。这叫狗咬狼，两怕。最终两人还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伊藤博文的露怯，大长了大清的威风，李鸿章心里底气更足。清、日双方就政变善后一事的谈判，进行了月余。本来嘛，伊藤博文与西乡两人的主要使命就是谈判双方从朝鲜撤兵。而惩处武弁与赔偿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缓和本国内激昂的主战论，而放出的一颗烟幕弹。双方经过一番马拉松式的谈判，最后就撤兵一事达成协议，至于惩处清军武弁与赔偿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议处袁世凯的议案则根据李鸿章提出的折中办法，以李鸿章个人名义“行文戒饬。”李鸿章在给清廷奏折中说：其使臣所要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因念驻朝庆军臣部曲，故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已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所谓“行文戒饬”，其实也就是李鸿章为平衡一下伊藤博文的心理，做个样子罢了。这丝毫不影响袁世凯的大好前程，反之更加受到李鸿章信任和青睐。
对于清日两国谈判中，李鸿章为袁世凯极力推卸开脱，惜才力保，
叔父袁保龄也起了很大作用。袁保龄在写给侄儿的信中如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我临行时早料及，也曾与之面论及此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袁保龄的地位，及其与李鸿章的不一般关系。
1885年4月18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四日），清、日双方在天津正式签订了《天津条约》，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内容是：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依照条约，日人撤出了在朝军队，大清的在朝鲜的驻防军庆军三营也全部撤到旅顺驻扎。
《天津条约》第三条，等于是大清对朝的宗主权分了一半给日人，关键时刻大清再次牺牲了朝鲜利益。第一条大清从朝鲜全部撤军，更使朝鲜王室庇佑于大清的信心大失。而刚刚恢复和建立起的信心的动摇，引发了朝鲜对大清日后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而日人却凭着《天津条约》与《汉城条约》重新恢复了甲申政变中失去的在朝势力。
日人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在外交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功。大清在朝鲜王室眼里，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朝鲜欲拟拉拢列强来对付日人，西方列强也就有了扩大在朝势力的机会。于是朝鲜开始寻找大清和日人之外的第三国来保护自己。那么，这个第三保护国谁又最最合适呢？这件事还真有些让朝鲜大犯头疼。
当时在朝鲜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除了大清国和日人外，还有美、英、俄、德等国。除英国外，其余国家大都主张朝鲜脱离大清而独立。就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谈判时，德国驻朝公使卜德乐正式向清政府和朝鲜提议，各国共同保护朝鲜。由于李鸿章怀疑德使“似与日人通谋，亦足为朝鲜蛊惑”，而不予理睬。
由于甲申事变后大清国在朝势力大增，朝廷众多清流大臣支持张佩伦、张謇、袁世凯等少壮派关于废朝鲜设行省或设立监国的政策，不支持朝鲜中立的主张。连中立都不行，何况独立乎。朝鲜看明的不行，就开始玩阴的。
因188年5月日，朝鲜与美国在大清斡旋下，由美国海军中将薛斐尔和朝鲜经理统理机务衙门事申櫶分别代表本国，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188年美国任命驻朝外交代表的级别是特命全权公驶，与大清、日人的代表同级，这让朝鲜在条约缝里很是看到了希望。于是朝鲜先是暗中派人联络美国，请求美国派军事教官，而美国则有碍于大清却光说不练，口头答应着可就是拖延不派，这很让朝鲜失望。“朝鲜对美国的信任因这次耽搁而大为动摇，美国不是患难之际可资畀倚的友邦。”（美？泰勒？丹妮《美国人在东亚》）。至于英国则被朝鲜干脆排除，因为英国此时远东政策的基础就是借大清之手控制朝鲜来防止俄国人南下。英国驻大清公使与英籍清政府总税务司司赫德，对于促李鸿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很为卖力。一句话英国人支持清国对朝鲜的宗藩关系。那么既然美、英两国都指望不上，朝鲜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俄国了。
俄国自从1880年与朝鲜建交后，就开始不断拉拢培植亲俄派，甚至影响到了朝鲜的国王李熙与闵妃。当然，这中间有一个人起到了很大的幕后策划和推动作用。
他，就是那位当初随陈树棠一起来到朝鲜的穆麟德。此人虽系李鸿章推荐，并以大清国名义所派，帮助朝鲜协办外交事务。但其为人狡慧谲黠，看到朝鲜王室软弱无能，便乘机作崇，大行鬼蜮伎俩，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与成信。穆麟德自打到了朝鲜，常常一身朝鲜族衣冠着之，勾结王室中的外官内官。甚至从中调拨事大党与袁世凯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蛊惑国王和闵妃，清、日两国是朝鲜独立自主的最大障碍，建议与俄国结援。而俄国人看到日人因甲申政变在朝鲜势力受挫，便企图以毗邻大国的有利地位，积极谋取对朝鲜的保护，逐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此时见朝鲜投怀送抱，自然乐得欲抱美人归。
1885年月，在穆麟德的不断蛊诱下，国王李熙与闵妃派金镛元、权东寿等四人赴海参威，向俄国东海滨省将军提出6项建议，俄国东海滨省将军电告俄政府，俄国沙皇命驻日公使到朝鲜“查看事宜”。并命令沙俄官员廓米萨与金镛元等订立密约。其主要内容有：“如金玉均等到俄地，请拿付本地方；请俄调停对日赔款；凡本邦之为外侮，则乞得俄之保护；从速换约，俄派使驻汉城；以巡海之俄兵舰保护本邦之环海三面”等。这就是史家与书评家们常认为的所谓“第一次”朝俄密约。”（但是这个“密约”直到1885年6月金镛元等人从俄国回到朝鲜，才得密报给国王李熙与闵妃）。
1885年月底，穆麟德又借朝鲜王室委以谢罪副使与徐相雨赴日期间，背着徐相雨在东京和俄国驻日公使达维道夫，书记官士贝邪等密商，达成朝鲜聘任俄国军事教官帮助训练军队，并租让朝鲜有天然不冻港之称的元山港给俄国的口头承诺协议，约定回国后经国王李熙与闵妃裁可再议具体细节。穆麟德于4月8日回到朝鲜，密奏国王李熙与闵妃并得到允可。
但是由于事不机密，穆麟德与俄国人这种私下外交举动，为时任朝鲜外署督办的金允植所察觉。金允植遂将这一情况紧急通报清政府驻朝商务专员陈树棠和日人驻朝公使近藤真锄，并同领议政沈舜泽，左议政金弘集等共同商议，断然拒绝了穆麟德提出的聘任俄国教官等计划。第一次朝俄密约遂被揭露。同时，鉴于穆麟德在朝鲜这种背主忘议的“渐形恣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专门将其召回天津面加戒饬。而穆麟德回到朝鲜大怀愤怏，铁了心的要和大清相抗到底。
1847年月17日，穆麟德出生于德国首都柏林近郊的采德尼克一个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1869年穆麟德来到大清国，学习满汉语言，并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地海关任职。188年底，也就是壬午事变后，根据《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大清国监管朝鲜的海关和税务，穆麟德由李鸿章推荐，随陈树棠一起出使朝鲜，担任朝鲜的外署衙门协办，并兼管理朝鲜的税务，帮助清政府监管朝鲜。然而，这位“洋打工”竟一个如此卑劣的背主忘义之徒。
关于穆麟德蛊惑朝鲜“联俄拒清”，根据多种分析，不能排除其是受了本国政府的指使所为。因为当时的德国正欲称霸欧洲，为了阻止俄国和法国在欧洲靠拢，所以便采取了“引诱俄国熊到远东牧场去”的策略，怂恿俄国在亚洲采取积极行动，以削弱其在欧洲的势力。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约的披露，很快便在欧洲掀起一股这样的言论，即俄国的势力将在远东南下，霸占朝鲜北方的不冻港元山港。与此同时，在欧洲不断扩大的英俄争端也开始波及到了远东。由于此时的英国仍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积极对外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俄国为向中亚扩张势力，也在积极向南发展。这样俄国就成了英国在巴尔干，近东，中亚、东亚的主要对手，严重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半岛的殖民统治。
1885年月，由于俄国占领了阿富汗班吉，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边界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利益冲突。英国朝野愤慨不已，首相格莱斯顿要求下议院追加1100万英镑国防经费，并计划与俄国人在阿富汗开战。但由于阿富汗是内陆山国，英国自身尚缺少与俄国相匹敌的骑兵部队，加之距离本土遥远，部队调动也不如俄国人便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利用海军优势牵制俄国部队。于是，1885年4月15日，英国亚洲舰队突然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这也是在三个月时间内，继“朝俄密约”事件后，遂在朝鲜半岛发生第二个事件——巨文岛事件。
巨文岛是朝鲜南海中的一个小岛，西方人称之为哈米敦岛，隶属于全罗道兴阳县。因为该岛是由孤岛，东岛、西岛等三个小岛屿组成，故亦称三岛。据说在巨文岛西岛水月山山脚下，0米深处的海底有一块巨大的男gen石，朝鲜大儒学家金纽就诞生在这里，因而此石被叫作“文笔岩”。后因丁汝昌曾经登上过此岛，并与大儒学家金纽进行笔谈交流，称此岛为巨文岛。巨文岛也就因此而得名。因为该岛是由大小三个岛屿组成，相互环抱形成海湾，水深适度，是个很不错的停泊大型军舰天然良港。巨文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是对马海峡的门户，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上通道，也是俄国人进出太平洋的要道，极具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也称之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英国人迅速出手抢占巨文岛这一济州海峡的战略要地，无疑控制了俄国远东舰队自日本海南下入黄海的通道。就“巨文岛事件”来讲，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归为仅是英俄在中亚两国之间矛盾激化的焦点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反映了列强在东亚矛盾的激化，也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点。因为正是由于英俄两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为复杂。
在4月15日英国占领巨文岛后，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清日两国在朝鲜冲突与对峙的局面随之得到了缓解。加上之前4月4日，金登干和毕乐在巴黎签订中法停战协定《巴黎议定书》，在这样一种相对有利的国内外局势下，清政府与李鸿章对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所反映的朝鲜王室离华倾向，以及俄国控制朝鲜的野心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并采取积极干涉的强硬立场。但对“巨文岛事件”，清政府与李鸿章却采取了相对默认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防范朝鲜与俄国的接近有着很大关系，希望英国此举能遏制俄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由此，清、英、俄三国在朝鲜半岛开始上演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一场冷战。
从表面上看，第一次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似乎是两个独立事件，但要仔细推绎，两者之间却是紧密相连。因为正是有了第一次朝俄密约这才引起俄国插手朝鲜事务，膨胀了南下扩张的欲望和野心；而英国人正是出于对俄国这头“北极熊”的警惕，抢先占领巨文岛，堵着俄国人南下。而由此所引发两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位“洋打工”穆麟德。
在这样一种极为复杂国际背景和局势下，如何同时妥善处理好两个事件，这将严峻地考验着清政府与李鸿章的外交智慧和能力。
4月15日英国刚一占领巨文岛，李鸿章即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刚从德国购买的“定远”舰等舰队游弋于巨文岛附近海域，登岛察看巨文岛情形，摆出了一种军事抗议英国的姿态，同时也是对朝鲜政府的一种强大的军事威慑。李鸿章一面牵制英国人，尽管英国人对大清在巨文岛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烈反应非常不满，但由于此时的大清海军力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由不得英国人不乖乖地自己上门求和结盟，清英两国共拒俄国；一面秘密指示陈树棠警告朝鲜王室；朝俄密约“既未派全权，又未批准，按公法可作废止，革穆更有词，俄若索岛地，坚勿许。”同时准备“预筹劲旅”移驻清、朝边境“以观动静而不虞。”
在清政府强大压力下，朝鲜国王李熙与闵妃开始积极收拾朝俄密约事件，以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即便是到了这样一种情态下，俄国人似乎仍不甘心，1885年6月，俄国政府特命驻日书记官士见邪代表本国政府出使朝鲜，与穆麟德直接制定了一个聘请俄国军事教官的细则。紧随后，俄国又向朝鲜派出了一个军事考察团，目的是了解朝鲜军队训练情况。但国王李熙觉得清、日危机已过，联俄反生事端，便耍起了小孩子般的无赖起来，他告诉士见邪：之前派人赴海参崴乞援及穆麟德东京言举，王室并不知情。至于聘请军事教官事，朝鲜已请美公使代为物色，未便失信。士贝邪知道李熙这是绕着弯地巧言推卸，自己这阵子算白忙活了，气得士贝邪大放恫哧之词道：“贵国定美师，是恝待我也，嗣后必有相碍之事。”又说“贵国思不近俄人，只怕终不能不近也！”
然而，朝鲜政府迫于大清的压力，依旧坚持立场，士贝邪只得愤然返回日本。
7月15日，朝鲜国王李熙选派吏曹参判南廷哲一行赴天津谒见李鸿章，他们带来了国王的亲笔咨文，并由南迟哲当面解释朝俄密约事件，声称金镛元等与俄人订立条约纯属个人行为，政府并无知情，表示将尽快罢免穆麟德，并继续乞求清政府的保护。对此，李鸿章委托南廷哲致函国王李熙，此番拒绝俄人要求甚为得当，以后仍应拿定主见，不可曲意循从。并说大清已函电驻美公使连催美国选派军事教员赴朝，以杜俄人藉口。至于金镛元赴海参威请求保护一节，应声明此事既未有全权文凭，复又未经批准，纯系霄小私人行为，照万国公法，应即作废止，将来俄公使若执言责问，断不得误认此约，自贻伊威。李鸿章在嘉许、训饬之余，仍不忘为朝鲜王室撑腰打气，说俄国人与英国人正纠缠于阿富汗，无暇东顾，决无可虑。目下大清虽然撤军，仍当酌派师船，轮流赴仁川驻巡，以资镇压而壮声援。将来万一有事，必再派陆队东渡应援。此外关于穆麟德联俄生事，应即削其官职，不假以事权，由大清另觅洋员襄助统署及海关事宜。致函最后，李鸿章警告朝鲜国王李熙：自来物腐虫生，人不自侮而后人侮，国家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幸之徒不可与其政，豪强之国不可与图存。
李鸿章的致函，既外交方面要求明确宣布废除朝俄密约文件的内容，又有要求罢免穆麟德以及斥退“左右嬖幸之徒”亦既直接干涉朝鲜内政的内容，更兼派遣北洋水师赴仁川游弋巡察及“将来万一有事，必再派陆队东渡应援”的继续保护朝鲜的军事措施，已经是一个相当全面而又积极的干涉政策。
朝鲜国王李熙与闵妃为竭力与朝俄密约一事撇清关系，主动采取措施。8月6日将金镛元等数人分别予以流配，亲俄倾向被迫有所收敛。至此，第一次朝俄密约由于清政府与李鸿章的积极干涉而终告流产。
通过“朝俄密约”事件，清政府与李鸿章认识到了朝鲜的独立倾向，收敛怕也是暂时的。虽然罢免了穆麟德，那也是屈于清政府与李鸿章的压力，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这么做。这让国王李熙与闵妃等很有屈辱感，使之更加加重了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
鉴于此时的朝鲜内部派别林立，有事大党、亲日派、亲俄派等，但毫无疑问亲清的事大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再加上清政府与英国，还有日人的反对，所以国王李熙与闵妃虽然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在暗中依然不愿放弃亲俄联俄之念，这从穆麟德被罢免后又被朝聘为闵妃私下顾问一例便可证明。可以说目前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依是激流暗涌，诡谲万变……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袁世凯肩负重任再次来到朝鲜！（未完待续）
就整个甲申政变处理上，袁世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勇于担当“启衅”之责。然却一再遭到诿小之人攻奸，以莫须有罪名对其暗算，甚至欲假借吴、续之手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此袁世凯非常忿懑与苦恼，他开始有些灰心了。像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今后还怎么与他们一起共事？袁世凯遂产生急流勇退的念头！
恰好，袁世凯此时接到二姐从国内的来信。信中说嗣母牛太夫人生病了，非常想念儿子。其实是牛氏夫人听说清日两国在朝鲜开了仗，心里总是生怕他那宝贝儿子有个什么闪失。牛氏夫人这一急一吓，就旧病复发了。
但不管怎么样，这毕竟给了袁世凯一个抽身而退的好借口，好机会。于是，袁世凯持信来到南别宫，向吴大澄告假归省。
吴大澄见其孝心至厚，很为感动，况且两人之间的情谊交流又正处于急骤升温中。吴大澄向袁世凯说道：从明天开始，你和你的副营全部撒出王宫，以免日人胡乱猜忌或寻找借口。然后过上三五天，咱们一起走吧。
1885年1月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率领两个大队日军从仁川出发，4日清晨抵达汉城南郊军营驻扎，并让小鬼子竹添通知朝鲜政府。6日上午井上馨带领高岛、桦山等数名文武随员及卫兵00人进宫。朝鲜国王李熙在乐善堂接见了井上馨。
1月7日，国王李熙派左议政金弘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在议政府会谈。由于日人提出条件太过苛刻，朝方很难答应，双方僵持在了那里，当日会谈无果。而在同一天，吴大澄也会见了国王李熙，笔谈中劝其切勿与日人生衅，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人相抗，其事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
1月8日，朝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正在会谈当中，吴大澄不速而至。井上馨见其不请自来，心中大为不快，但出于外交礼节，仍不免站起来握手说道：今天是与朝鲜大臣磋商兵变善后事宜，因此不便晤谈。
吴大澄一听日人有撇开大清之意，取出笔来，不高兴地写道：贵使来朝数日，渴欲晤，以遂仰慕之怀，况且贵国与朝鲜议事，本大臣也应知其大略，因非贵使与金相国两人之事。
井上馨也提笔写道：今天据《日朝条约》与朝鲜大员晤商大事，与贵使交涉恐非所宜，约期他日相晤。
吴大澄站起身来挥笔疾书道：两国纷事，第三国居间调处，各国皆有此例。既未许可，不再勉强，那么朝、日所议之事是否公平妥善，拟目以待。写毕，掷笔而去。
1月9日，由于井上馨来时带有两个大队日军，已驻毕汉城南郊，金弘集因为日人炫武所胁迫，很不情愿地与日人签下了协议，其大致如下：一、修书谢罪；二、恤日人被害人1万元充费；三、杀大尉林矶机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人新馆，朝鲜出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
1月11日，井上馨通知吴大澄，言吴乃非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当日即率员赴济物浦乘“近江”号轮船返日。
可恶如井上馨者，临去还不忘羞辱一下吴大澄，还扬言要与大清谈判，要清军撤出朝鲜。
1月1日，吴大澄、续昌并袁世凯等一同由济物浦乘“超勇”号兵舰开始返回旅顺。本来袁世凯接到二姐来信立刻请假，急于回国看望嗣母，可为什么又拖延了这么久呢。一来吴大澄已明言在先，让袁世凯与其同道回国；二来袁世凯认为朝日谈判签订《汉城条约》后，下一轮就该是吴大澄与井上馨之间的清日谈判了。不料井上馨与金弘集刚签罢条约的第二天撅起屁股走人了。单方面剩下吴大澄叫他和谁谈呢？显而易见谈判要改地儿了，改在哪儿？袁世凯猜度着，很可能在大清。同时他还想到，下一轮的清日之间谈判，他袁世凯“启衅”的责任问题一定摆在桌面上。一想到“启衅”二字，袁世凯就心有不甘。在这十几天里，他在汉城到处搜集足以证明小鬼子竹添与开化党人阴谋政变的证据。的确，小鬼子竹添还真留下了许多有失公使身份活动的证据，这也是小鬼子竹添做梦也没想到。政变刚刚发动就这么快失败了，很多证据都未能来得及毁掉。袁世凯要立争做到有备无患。
临行时，朝鲜多位要员与袁世凯话别，对他当前的处境深为不平和同情。并期待袁世凯早日返还。其中更有好友金允植，特撰《送慰归河南》一文，感叹袁世凯，鼓舞袁世凯：
名高人多妒，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国，处事谅不易。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天所愧，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尽管袁世凯遭人中伤，饱受委屈，但他仍有值得慰藉之处。经过与袁世凯一段时间接触，吴大澄对他非常赏识，认为袁世凯实属当今无人能及之“天下奇才”。
据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记载：按先生此行，偕袁世凯同归，并赠以联曰：“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跋曰云；慰廷仁弟，念母情切，乞假归省。朝鲜士民方攀留之不暇。与余不忍重违其意，偕之内渡。然时事多艰。需才正亟；尤愿慰廷以远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图干济，因撰是联赠之。”先生与袁赏识有素，故相助甚殷。
吴大澄是著名金石学家，赠联为小篆，题跋为隶书，可见其用心诚至，寄望之厚。
“超勇”号兵舰到达旅顺，袁保龄见他的宝贝侄儿与二位使臣偕同而回，又意外又欢喜。当叔侄两人客室深叙时，袁世凯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苦，在叔父面前痛哭流涕，诉说根由。袁保龄知道袁世凯受了不少委屈，一边安抚，一边严肃地说：你的举动总不免阔气二字，这次你在朝鲜的功劳众论昭然，却吃了人家吴、张如此之大亏，就是由于阔气的毛病。行为不检，应该反省自己；怨天尤人，有何益处？
袁世凯抿巴下眼泪，恭敬地说：侄儿铭记教悔。
袁保龄看到侄儿一付委屈，甚为心疼。但又总觉他这个侄儿有着一身毛病，怕他以后再次跌跤，便又狠下心来，欲代保中、保庆二兄好教训一下这个性情豪放执狂的侄儿：
你这次能够抽身急退，实乃机警善事，上上智也。你这次回去看望母亲，加上久未还乡，酬应过节不可不周到，然酒食征遂却不可多，徒糟蹋身体，增耗费，损名声，很划不来。但你动辄放手摆阔，终归是个大毛病。想咱们袁家家世清白，实无余资，贫者士之常，愿不怕人笑我。况我既不贪得，不妄取，亦复从何阔起？我家先世节俭朴素起家，端敏公及汝父之俭约，那是出了名的。先世榜样，你要多学着点啊！
袁世凯羞惭地俯首说道：叔父教训极是，侄儿记下了。刚说罢，却又象个孩子似的失声涕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这次还乡只求细心照料母亲，朝鲜的事说啥我也不干了。
袁保龄却说：眼下正值时局艰危，国家用人之际，不可意气用事。况李中堂正赖你力支急局，他是不会放你走的，甚至连准假回家都无希望呢。
但袁保龄又担忧侄儿不回家，其母病情加重，还是让袁世凯先请假省亲。
三天后，吴大澄、续昌与袁世凯一行决定仍乘丁汝昌“超勇”号兵舰经秦皇岛再回天津。不料“超勇”号兵舰行驶至旅顺至秦皇岛中间时，遇到一望无际的坚冰，不能继续往前行驶，“超勇”号只好调头转赴烟台。
1885年1月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率领两个大队日军从仁川出发，4日清晨抵达汉城南郊军营驻扎，并让小鬼子竹添通知朝鲜政府。6日上午井上馨带领高岛、桦山等数名文武随员及卫兵00人进宫。朝鲜国王李熙在乐善堂接见了井上馨。
1月7日，国王李熙派左议政金弘集为全权大臣与井上馨在议政府会谈。由于日人提出条件太过苛刻，朝方很难答应，双方僵持在了那里，当日会谈无果。而在同一天，吴大澄也会见了国王李熙，笔谈中劝其切勿与日人生衅，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人相抗，其事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
1月8日，朝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正在会谈当中，吴大澄不速而至。井上馨见其不请自来，心中大为不快，但出于外交礼节，仍不免站起来握手说道：今天是与朝鲜大臣磋商兵变善后事宜，因此不便晤谈。
吴大澄一听日人有撇开大清之意，取出笔来，不高兴地写道：贵使来朝数日，渴欲晤，以遂仰慕之怀，况且贵国与朝鲜议事，本大臣也应知其大略，因非贵使与金相国两人之事。
井上馨也提笔写道：今天据《日朝条约》与朝鲜大员晤商大事，与贵使交涉恐非所宜，约期他日相晤。
吴大澄站起身来挥笔疾书道：两国纷事，第三国居间调处，各国皆有此例。既未许可，不再勉强，那么朝、日所议之事是否公平妥善，拟目以待。写毕，掷笔而去。
1月9日，由于井上馨来时带有两个大队日军，已驻毕汉城南郊，金弘集因为日人炫武所胁迫，很不情愿地与日人签下了协议，其大致如下：一、修书谢罪；二、恤日人被害人1万元充费；三、杀大尉林矶机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人新馆，朝鲜出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
1月11日，井上馨通知吴大澄，言吴乃非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当日即率员赴济物浦乘“近江”号轮船返日。
可恶如井上馨者，临去还不忘羞辱一下吴大澄，还扬言要与大清谈判，要清军撤出朝鲜。
1月1日，吴大澄、续昌并袁世凯等一同由济物浦乘“超勇”号兵舰开始返回旅顺。本来袁世凯接到二姐来信立刻请假，急于回国看望嗣母，可为什么又拖延了这么久呢。一来吴大澄已明言在先，让袁世凯与其同道回国；二来袁世凯认为朝日谈判签订《汉城条约》后，下一轮就该是吴大澄与井上馨之间的清日谈判了。不料井上馨与金弘集刚签罢条约的第二天撅起屁股走人了。单方面剩下吴大澄叫他和谁谈呢？显而易见谈判要改地儿了，改在哪儿？袁世凯猜度着，很可能在大清。同时他还想到，下一轮的清日之间谈判，他袁世凯“启衅”的责任问题一定摆在桌面上。一想到“启衅”二字，袁世凯就心有不甘。在这十几天里，他在汉城到处搜集足以证明小鬼子竹添与开化党人阴谋政变的证据。的确，小鬼子竹添还真留下了许多有失公使身份活动的证据，这也是小鬼子竹添做梦也没想到。政变刚刚发动就这么快失败了，很多证据都未能来得及毁掉。袁世凯要立争做到有备无患。
临行时，朝鲜多位要员与袁世凯话别，对他当前的处境深为不平和同情。并期待袁世凯早日返还。其中更有好友金允植，特撰《送慰归河南》一文，感叹袁世凯，鼓舞袁世凯：
名高人多妒，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国，处事谅不易。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天所愧，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尽管袁世凯遭人中伤，饱受委屈，但他仍有值得慰藉之处。经过与袁世凯一段时间接触，吴大澄对他非常赏识，认为袁世凯实属当今无人能及之“天下奇才”。
据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记载：按先生此行，偕袁世凯同归，并赠以联曰：“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又跋曰云；慰廷仁弟，念母情切，乞假归省。朝鲜士民方攀留之不暇。与余不忍重违其意，偕之内渡。然时事多艰。需才正亟；尤愿慰廷以远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图干济，因撰是联赠之。”先生与袁赏识有素，故相助甚殷。
吴大澄是著名金石学家，赠联为小篆，题跋为隶书，可见其用心诚至，寄望之厚。
“超勇”号兵舰到达旅顺，袁保龄见他的宝贝侄儿与二位使臣偕同而回，又意外又欢喜。当叔侄两人客室深叙时，袁世凯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苦，在叔父面前痛哭流涕，诉说根由。袁保龄知道袁世凯受了不少委屈，一边安抚，一边严肃地说：你的举动总不免阔气二字，这次你在朝鲜的功劳众论昭然，却吃了人家吴、张如此之大亏，就是由于阔气的毛病。行为不检，应该反省自己；怨天尤人，有何益处？
袁世凯抿巴下眼泪，恭敬地说：侄儿铭记教悔。
袁保龄看到侄儿一付委屈，甚为心疼。但又总觉他这个侄儿有着一身毛病，怕他以后再次跌跤，便又狠下心来，欲代保中、保庆二兄好教训一下这个性情豪放执狂的侄儿：
你这次能够抽身急退，实乃机警善事，上上智也。你这次回去看望母亲，加上久未还乡，酬应过节不可不周到，然酒食征遂却不可多，徒糟蹋身体，增耗费，损名声，很划不来。但你动辄放手摆阔，终归是个大毛病。想咱们袁家家世清白，实无余资，贫者士之常，愿不怕人笑我。况我既不贪得，不妄取，亦复从何阔起？我家先世节俭朴素起家，端敏公及汝父之俭约，那是出了名的。先世榜样，你要多学着点啊！
袁世凯羞惭地俯首说道：叔父教训极是，侄儿记下了。刚说罢，却又象个孩子似的失声涕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说，这次还乡只求细心照料母亲，朝鲜的事说啥我也不干了。
袁保龄却说：眼下正值时局艰危，国家用人之际，不可意气用事。况李中堂正赖你力支急局，他是不会放你走的，甚至连准假回家都无希望呢。
但袁保龄又担忧侄儿不回家，其母病情加重，还是让袁世凯先请假省亲。
三天后，吴大澄、续昌与袁世凯一行决定仍乘丁汝昌“超勇”号兵舰经秦皇岛再回天津。不料“超勇”号兵舰行驶至旅顺至秦皇岛中间时，遇到一望无际的坚冰，不能继续往前行驶，“超勇”号只好调头转赴烟台。
吴大澄、续昌等乘坐的“超勇”号兵舰到达烟台时，已经临近年关了。再往天津去海面上仍有冰冻，兵舰无法继续前行。后经过打听得知，从烟台由陆路赴天津至少也要一个月，而且车马也不好找，后经请示总理衙门，待明春开冻，再乘船前赴天津。于是吴大澄、续昌他们一行人就都住在烟台的镇海楼，在烟台度过了一个多月的寂寥生活。直到1885年月初，他们这才乘轮前往天津。
一行人到了天津，吴大澄在向李鸿章复命时，着实把个袁世凯大大地夸赞了一番，说袁世凯这人简直就一奇才。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佩纶）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张幼樵，乃袁某也。吴大澄到北京总理衙门复命时，就象现在的一个制造明星的炒作高手一样，又到处宣扬袁世凯如何胆识过人，如何英勇果敢，如何玉树临风，公才可大用也！一下将袁世凯热炒得朝廷上下没有不知道袁世凯这个人的。大家都很想早日见到这个人，很想先睹为快地瞧瞧这个玉树临风者到底啥模样。更有甚者，这个吴大澄就象着了魔似的，竟还楞将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
而袁世凯到了天津后，稍作安顿下，便前去拜望了周馥等几位北洋幕府中与其叔父关系不错的人物。只可惜的是，这次他未能见到张佩伦。就在袁世凯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张佩伦与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因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一事，被朝廷褫职一起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
在等待李鸿章召见中，袁世凯接到叔父袁保龄的来信，叔父信中告诫他：
在津千万勿谈及孝亭（作者注：吴兆有字孝亭）一字短处，此事关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住津之日，酒食应酬得推则推，戏亦不听，其它更无论矣。百番谨慎，少带无谓之人，少作无谓之阔，切嘱切嘱。
袁世凯看了叔父的来信，“吃吃”笑了起来。在这个坏小子看来，叔父的话不可不听，但也不能全听，全听会憋毁“爷们儿”的。慎言慎行这没说的，不让出去听戏，不让整两口小酒，你说这男人一个人窝屈在旅馆里还有什么意思？那年在天津直隶幕府跟人打工那会儿，同僚就诬陷他常去天津候家后找小姐，其实候家后到底是个啥样他真不知道。他很想趁着闲聊无事去那体验一把，记得李爵帅说过的，“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既然李爵帅都这么说了，袁世凯有此“小事一桩”之荒唐念头也就不足为过了。其实他那位叔父也许还不知道，甲申政变鉴于他的功劳大大的，闵妃就亲自一次性地向他颁发了“一妾二婢”的重奖。袁世凯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干脆又把那二婢也圈进了自家被窝里。
只可惜了，袁世凯空有其念，却未得逞。因为直隶总署来了一位小厮，告诉他李爵帅明日召见。
第二天，李鸿章在直隶总署召见了袁世凯，由于彼此之间曾有过一面，所以大家就不用多作客气了，只管开门见山就行了。
李鸿章首先想听一下吴大澄口中所喧然的，这位“天下奇才”对目前朝鲜形势的看法。
袁世凯稍作敏思对答如下六条：一、韩王昏聩糊涂，最易受人煽惑，又复见异思迁。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久必为日俄所愚，叛我独立。二、朝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欲脱我范围。如若井上馨放言，今驻兵撒朝，独立派之范围，必日见膨胀。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远。遇有外交，进退皆难，且久必为各国公使所鄙。虽上国对于属邦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增其权限。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实不止于商务，今仅定名商务委员，是自缩其权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监国。四、大院君智谋才略，实胜其子数倍，颇为其国人所尊敬，且深明大义。光绪八年不得而虏归，兹宜晓以大义，赦其回归，使其誉父子同心协力，于其国计颇有裨益。五、责使国王李熙任资深事大党人，修明政治，减轻百姓疾苦。六、朝鲜新军前后两营已跨，必须再募兵丁训练，以资保卫。
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满意地点点头。其实在袁世凯答过程中，他一直在认真地倾听。这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爵帅，对于“袁六条”颇为赏识，再加上之前吴大澄的一番热炒，袁世凯早已腾誉京津。李鸿章认为，吴大澄所言不虚，此子并非浪得虚名，实乃大才堪用。
当李鸿章又向袁世凯询问他与庆军将领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袁世凯牢记叔父的教导，他不为自己辩解，辩解也是彼劳的。他更不说吴、张一句不是，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福泽度量”问题嘛。袁世凯这一出现学现卖，很令李鸿章感怀。
这时，驻日公使徐承祖发来密电，日人政府已经决定派伊藤博文等赴大清交涉清、日冲突问题。其中透露道：“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其余商议细节，务当斟酌机宜，与辩论，随时请旨遵行。”
对此，李鸿章问其有何看法。
袁世凯什么也不多说，只是将归国前他收集到的有关小鬼子竹添的一大包材料呈递给李鸿章。李鸿章只是简单地翻看了看，便说：唔，这东西很有用，就搁我这儿吧。
李鸿章翻眼看了看袁世凯，满意地微笑了下。这会儿，他对袁世凯的精明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度衡。认为袁世凯完全可以于复杂环境中独挡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大清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位得力人才。
于是李鸿章让袁世凯继续回到朝鲜任职，至于任以何种职务待禀明总理衙门定夺。哪知李鸿章话还没说完，袁世凯就扑嗵一下双膝跪地号啕大哭起来，说母亲大人病重，一定要回河南老家看看。袁世凯是个至孝之人这点不假，回家探母也合情合理。但其内心里却打着另外一个小九九。刚才一听说日人那个叫伊藤的老家伙要来和大清谈判，心里就开始发怵了。袁世凯也想借嗣母牛氏夫人重病，回河南老家，一来尽孝悌侍候老人，二来暂在老家乡下窥避一下风头。
看到袁世凯泪涕飞溅地哭成那样，李鸿章也不好再勉强这个至孝的孩子。因为李鸿章本人就是一位至孝之人，于是就批准了袁世凯回家省亲的请求。
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浑身好一个轻松，每天陪伴在嗣母牛太夫人身边，端茶举膳幸福并快乐着。
可是李鸿章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伊藤博文来了。
关于伊藤博文这个老鬼子很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人就是当年清日甲午战争的主要策划者。
伊藤博文于184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熊毛群束菏村。其父林十藏，母名琴。这个林十藏去荻城谋营生时，被下级老武士伊藤武兵卫收为养子，改姓伊藤。当然这个林十藏的儿子也就跟上姓伊藤了。伊藤博文小时候叫伊藤俊辅，17岁入松下村熟，大约就是在这段读书期间，伊藤俊辅改名伊藤博文。博文大约是取《论语？雍正》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的意思吧。看来这日人相信汉文化能给他们好彩头。“明治维新”取自《诗经》，后来他们搞的还很成功；伊藤博文摘《论语？雍正》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结果成了一代风云人物。
186年5月，5岁的伊藤博文同井上馨等5人，受长州藩派遣，去英国留学，回国后提出西学开国。1866年1月，萨、长两藩下级武士结成倒幕联盟，伊藤博文参加倒幕战斗。1867年德川幕府惨败，明治天皇“大政奉还”，次年他跟着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做了兵库县知事。
1871年，0岁的伊藤博文以副使身份，随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历时两年，访问欧美10国。
1878年5月，伊藤博文当上了日本内务卿；1885年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宫内大臣。从这一年到1898年这期间曾4次组阁。1894年策划发动清日甲午战争，使日本从此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
“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一个日本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并因好色而与丰臣秀吉并列青史。
早在明治维新开始后，伊藤博文就经常在东京的新桥狎妓作乐。这个人对于个人的这点小爱好毫不隐讳，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对你们什么也不指望，在我终日为国事操劳而头痛之时，与其晚餐时让你们给我倒杯酒，服侍我换衣服，大概还不如天真漂亮艺妓的玉手可解我心宽呀。（春亩公追颂《伊博文传》）不过，伊藤博文所交往的女性大多是艺妓，就连他老婆梅子也是艺妓出身。
1909年10月6日9时，在哈尔滨火车站，这个到处扩张的风流老鬼子，被朝鲜革命同志安重根公开做掉了。
这样一位麻烦角色来大清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自然要多花费些心思了。所谓来者不善，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可是李鸿章亦非善与之辈。
伊藤博文是1885年4月日到达天津，他的身份是宫内大臣，和他一起来的还有陆军中将西乡从近。大清则以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吴大澄副之。4月5日举行首轮谈判。谈判首先进行的是甲申政变中清、日两国军以冲突一事，伊藤博文指控清军入宫突袭日军，事后还杀了不少日人。李鸿章根据当时清日双方往来文件，以及袁世凯提供的那包材料，遂一一驳斥。
李鸿章指出：此次政变的起因是“乱党挟日兵威戕杀六大臣，举国臣民怨愤，纷纷赴清国驻朝防营求救，是以该营弁不能不进宫保护。日军先开枪，清军才还击，后来发生的抢劫等事与清军无关。日人提供的证据系一面之词，不足信。”
仅此一项，双方就进行了5天的辩论，由于双方辩论十分激烈，相互僵持不下，使谈判桌上的会谈气氛十分紧张。
当中伊藤博文曾威胁要罢议回国，想给对手使个下马威，哪料李爵帅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立刻还以对方一个颜色，怒道：朝鲜事大清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准备打仗耳。你要打，我奉陪。
李鸿章一通棒喝，把个伊藤博文整得满脑袋的青圪蛋，气焰锐减，原来日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东西。直到十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先期派张阴桓、邵友濂赴东京于伊藤博文议和之时，伊藤博文还记忆犹新地向他们私下谈起当时李鸿章的傲然之气，“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之犹悸。”
谈判桌上李爵帅一通发狠，发得毫无顾忌，是这“老鬼”心里早有谱。
1885年月，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天津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议和。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议定书》。中法战争至此结束。也就是说，当伊藤博文满怀信心地于4月日到达天津，欲乘中法战争之机狠敲大清一笔竹杠时，不料第二天，中法就已签约结束战争。伊藤博文当时又哪里知道这些呢。相反，倒被李鸿章一顿喊打，很出了一口恶气。
从根本来讲，伊藤博文犯不着在李鸿章面前耍这一套，李鸿章比伊藤博文年龄大了差不多二十岁，小鬼儿想算计老鬼，只能是自取其辱。自先是你伊藤博文主动上门来找大清谈判，政变一事是小鬼子竹添违背政府命令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这个小鬼子竹添身上。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作为公使驻外代表的是日人，那么日人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迅速作出善后处理。这点上双方心里都明镜儿似的，动辄以罢议要挟，实属无礼。罢议又能怎么着？只能激怒对方，把对方往死角里逼急了，李鸿章就要打仗。小鬼不敢接老鬼的招，实在是伊藤博文摸不清李鸿章的底儿。这叫狗咬狼，两怕。最终两人还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伊藤博文的露怯，大长了大清的威风，李鸿章心里底气更足。清、日双方就政变善后一事的谈判，进行了月余。本来嘛，伊藤博文与西乡两人的主要使命就是谈判双方从朝鲜撤兵。而惩处武弁与赔偿的要求，只不过是为了缓和本国内激昂的主战论，而放出的一颗烟幕弹。双方经过一番马拉松式的谈判，最后就撤兵一事达成协议，至于惩处清军武弁与赔偿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议处袁世凯的议案则根据李鸿章提出的折中办法，以李鸿章个人名义“行文戒饬。”李鸿章在给清廷奏折中说：其使臣所要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因念驻朝庆军臣部曲，故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已意，与国无干。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所谓“行文戒饬”，其实也就是李鸿章为平衡一下伊藤博文的心理，做个样子罢了。这丝毫不影响袁世凯的大好前程，反之更加受到李鸿章信任和青睐。
对于清日两国谈判中，李鸿章为袁世凯极力推卸开脱，惜才力保，
叔父袁保龄也起了很大作用。袁保龄在写给侄儿的信中如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我临行时早料及，也曾与之面论及此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袁保龄的地位，及其与李鸿章的不一般关系。
1885年4月18日（光绪十一年三月四日），清、日双方在天津正式签订了《天津条约》，又称《中日天津条约》或《朝鲜撤兵条约》。内容是：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依照条约，日人撤出了在朝军队，大清的在朝鲜的驻防军庆军三营也全部撤到旅顺驻扎。
《天津条约》第三条，等于是大清对朝的宗主权分了一半给日人，关键时刻大清再次牺牲了朝鲜利益。第一条大清从朝鲜全部撤军，更使朝鲜王室庇佑于大清的信心大失。而刚刚恢复和建立起的信心的动摇，引发了朝鲜对大清日后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而日人却凭着《天津条约》与《汉城条约》重新恢复了甲申政变中失去的在朝势力。
日人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在外交上却取得了很大成功。大清在朝鲜王室眼里，只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朝鲜欲拟拉拢列强来对付日人，西方列强也就有了扩大在朝势力的机会。于是朝鲜开始寻找大清和日人之外的第三国来保护自己。那么，这个第三保护国谁又最最合适呢？这件事还真有些让朝鲜大犯头疼。
当时在朝鲜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除了大清国和日人外，还有美、英、俄、德等国。除英国外，其余国家大都主张朝鲜脱离大清而独立。就在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谈判时，德国驻朝公使卜德乐正式向清政府和朝鲜提议，各国共同保护朝鲜。由于李鸿章怀疑德使“似与日人通谋，亦足为朝鲜蛊惑”，而不予理睬。
由于甲申事变后大清国在朝势力大增，朝廷众多清流大臣支持张佩伦、张謇、袁世凯等少壮派关于废朝鲜设行省或设立监国的政策，不支持朝鲜中立的主张。连中立都不行，何况独立乎。朝鲜看明的不行，就开始玩阴的。
因188年5月日，朝鲜与美国在大清斡旋下，由美国海军中将薛斐尔和朝鲜经理统理机务衙门事申櫶分别代表本国，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188年美国任命驻朝外交代表的级别是特命全权公驶，与大清、日人的代表同级，这让朝鲜在条约缝里很是看到了希望。于是朝鲜先是暗中派人联络美国，请求美国派军事教官，而美国则有碍于大清却光说不练，口头答应着可就是拖延不派，这很让朝鲜失望。“朝鲜对美国的信任因这次耽搁而大为动摇，美国不是患难之际可资畀倚的友邦。”（美？泰勒？丹妮《美国人在东亚》）。至于英国则被朝鲜干脆排除，因为英国此时远东政策的基础就是借大清之手控制朝鲜来防止俄国人南下。英国驻大清公使与英籍清政府总税务司司赫德，对于促李鸿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很为卖力。一句话英国人支持清国对朝鲜的宗藩关系。那么既然美、英两国都指望不上，朝鲜可以依靠的就只剩下俄国了。
俄国自从1880年与朝鲜建交后，就开始不断拉拢培植亲俄派，甚至影响到了朝鲜的国王李熙与闵妃。当然，这中间有一个人起到了很大的幕后策划和推动作用。
他，就是那位当初随陈树棠一起来到朝鲜的穆麟德。此人虽系李鸿章推荐，并以大清国名义所派，帮助朝鲜协办外交事务。但其为人狡慧谲黠，看到朝鲜王室软弱无能，便乘机作崇，大行鬼蜮伎俩，以提高自己的身价与成信。穆麟德自打到了朝鲜，常常一身朝鲜族衣冠着之，勾结王室中的外官内官。甚至从中调拨事大党与袁世凯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蛊惑国王和闵妃，清、日两国是朝鲜独立自主的最大障碍，建议与俄国结援。而俄国人看到日人因甲申政变在朝鲜势力受挫，便企图以毗邻大国的有利地位，积极谋取对朝鲜的保护，逐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此时见朝鲜投怀送抱，自然乐得欲抱美人归。
1885年月，在穆麟德的不断蛊诱下，国王李熙与闵妃派金镛元、权东寿等四人赴海参威，向俄国东海滨省将军提出6项建议，俄国东海滨省将军电告俄政府，俄国沙皇命驻日公使到朝鲜“查看事宜”。并命令沙俄官员廓米萨与金镛元等订立密约。其主要内容有：“如金玉均等到俄地，请拿付本地方；请俄调停对日赔款；凡本邦之为外侮，则乞得俄之保护；从速换约，俄派使驻汉城；以巡海之俄兵舰保护本邦之环海三面”等。这就是史家与书评家们常认为的所谓“第一次”朝俄密约。”（但是这个“密约”直到1885年6月金镛元等人从俄国回到朝鲜，才得密报给国王李熙与闵妃）。
1885年月底，穆麟德又借朝鲜王室委以谢罪副使与徐相雨赴日期间，背着徐相雨在东京和俄国驻日公使达维道夫，书记官士贝邪等密商，达成朝鲜聘任俄国军事教官帮助训练军队，并租让朝鲜有天然不冻港之称的元山港给俄国的口头承诺协议，约定回国后经国王李熙与闵妃裁可再议具体细节。穆麟德于4月8日回到朝鲜，密奏国王李熙与闵妃并得到允可。
但是由于事不机密，穆麟德与俄国人这种私下外交举动，为时任朝鲜外署督办的金允植所察觉。金允植遂将这一情况紧急通报清政府驻朝商务专员陈树棠和日人驻朝公使近藤真锄，并同领议政沈舜泽，左议政金弘集等共同商议，断然拒绝了穆麟德提出的聘任俄国教官等计划。第一次朝俄密约遂被揭露。同时，鉴于穆麟德在朝鲜这种背主忘议的“渐形恣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专门将其召回天津面加戒饬。而穆麟德回到朝鲜大怀愤怏，铁了心的要和大清相抗到底。
1847年月17日，穆麟德出生于德国首都柏林近郊的采德尼克一个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1869年穆麟德来到大清国，学习满汉语言，并先后在上海、汉口等地海关任职。188年底，也就是壬午事变后，根据《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大清国监管朝鲜的海关和税务，穆麟德由李鸿章推荐，随陈树棠一起出使朝鲜，担任朝鲜的外署衙门协办，并兼管理朝鲜的税务，帮助清政府监管朝鲜。然而，这位“洋打工”竟一个如此卑劣的背主忘义之徒。
关于穆麟德蛊惑朝鲜“联俄拒清”，根据多种分析，不能排除其是受了本国政府的指使所为。因为当时的德国正欲称霸欧洲，为了阻止俄国和法国在欧洲靠拢，所以便采取了“引诱俄国熊到远东牧场去”的策略，怂恿俄国在亚洲采取积极行动，以削弱其在欧洲的势力。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约的披露，很快便在欧洲掀起一股这样的言论，即俄国的势力将在远东南下，霸占朝鲜北方的不冻港元山港。与此同时，在欧洲不断扩大的英俄争端也开始波及到了远东。由于此时的英国仍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积极对外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俄国为向中亚扩张势力，也在积极向南发展。这样俄国就成了英国在巴尔干，近东，中亚、东亚的主要对手，严重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半岛的殖民统治。
1885年月，由于俄国占领了阿富汗班吉，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边界问题上爆发了尖锐的利益冲突。英国朝野愤慨不已，首相格莱斯顿要求下议院追加1100万英镑国防经费，并计划与俄国人在阿富汗开战。但由于阿富汗是内陆山国，英国自身尚缺少与俄国相匹敌的骑兵部队，加之距离本土遥远，部队调动也不如俄国人便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决定利用海军优势牵制俄国部队。于是，1885年4月15日，英国亚洲舰队突然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这也是在三个月时间内，继“朝俄密约”事件后，遂在朝鲜半岛发生第二个事件——巨文岛事件。
巨文岛是朝鲜南海中的一个小岛，西方人称之为哈米敦岛，隶属于全罗道兴阳县。因为该岛是由孤岛，东岛、西岛等三个小岛屿组成，故亦称三岛。据说在巨文岛西岛水月山山脚下，0米深处的海底有一块巨大的男gen石，朝鲜大儒学家金纽就诞生在这里，因而此石被叫作“文笔岩”。后因丁汝昌曾经登上过此岛，并与大儒学家金纽进行笔谈交流，称此岛为巨文岛。巨文岛也就因此而得名。因为该岛是由大小三个岛屿组成，相互环抱形成海湾，水深适度，是个很不错的停泊大型军舰天然良港。巨文岛处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是对马海峡的门户，不仅是朝日两国的海上通道，也是俄国人进出太平洋的要道，极具重要的战略价值。因此也称之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英国人迅速出手抢占巨文岛这一济州海峡的战略要地，无疑控制了俄国远东舰队自日本海南下入黄海的通道。就“巨文岛事件”来讲，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归为仅是英俄在中亚两国之间矛盾激化的焦点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反映了列强在东亚矛盾的激化，也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点。因为正是由于英俄两国之间的矛盾激化，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为复杂。
在4月15日英国占领巨文岛后，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清日两国在朝鲜冲突与对峙的局面随之得到了缓解。加上之前4月4日，金登干和毕乐在巴黎签订中法停战协定《巴黎议定书》，在这样一种相对有利的国内外局势下，清政府与李鸿章对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所反映的朝鲜王室离华倾向，以及俄国控制朝鲜的野心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并采取积极干涉的强硬立场。但对“巨文岛事件”，清政府与李鸿章却采取了相对默认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防范朝鲜与俄国的接近有着很大关系，希望英国此举能遏制俄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由此，清、英、俄三国在朝鲜半岛开始上演了长达两年之久的一场冷战。
从表面上看，第一次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似乎是两个独立事件，但要仔细推绎，两者之间却是紧密相连。因为正是有了第一次朝俄密约这才引起俄国插手朝鲜事务，膨胀了南下扩张的欲望和野心；而英国人正是出于对俄国这头“北极熊”的警惕，抢先占领巨文岛，堵着俄国人南下。而由此所引发两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位“洋打工”穆麟德。
在这样一种极为复杂国际背景和局势下，如何同时妥善处理好两个事件，这将严峻地考验着清政府与李鸿章的外交智慧和能力。
4月15日英国刚一占领巨文岛，李鸿章即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刚从德国购买的“定远”舰等舰队游弋于巨文岛附近海域，登岛察看巨文岛情形，摆出了一种军事抗议英国的姿态，同时也是对朝鲜政府的一种强大的军事威慑。李鸿章一面牵制英国人，尽管英国人对大清在巨文岛问题上表现出的强烈反应非常不满，但由于此时的大清海军力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由不得英国人不乖乖地自己上门求和结盟，清英两国共拒俄国；一面秘密指示陈树棠警告朝鲜王室；朝俄密约“既未派全权，又未批准，按公法可作废止，革穆更有词，俄若索岛地，坚勿许。”同时准备“预筹劲旅”移驻清、朝边境“以观动静而不虞。”
在清政府强大压力下，朝鲜国王李熙与闵妃开始积极收拾朝俄密约事件，以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即便是到了这样一种情态下，俄国人似乎仍不甘心，1885年6月，俄国政府特命驻日书记官士见邪代表本国政府出使朝鲜，与穆麟德直接制定了一个聘请俄国军事教官的细则。紧随后，俄国又向朝鲜派出了一个军事考察团，目的是了解朝鲜军队训练情况。但国王李熙觉得清、日危机已过，联俄反生事端，便耍起了小孩子般的无赖起来，他告诉士见邪：之前派人赴海参崴乞援及穆麟德东京言举，王室并不知情。至于聘请军事教官事，朝鲜已请美公使代为物色，未便失信。士贝邪知道李熙这是绕着弯地巧言推卸，自己这阵子算白忙活了，气得士贝邪大放恫哧之词道：“贵国定美师，是恝待我也，嗣后必有相碍之事。”又说“贵国思不近俄人，只怕终不能不近也！”
然而，朝鲜政府迫于大清的压力，依旧坚持立场，士贝邪只得愤然返回日本。
7月15日，朝鲜国王李熙选派吏曹参判南廷哲一行赴天津谒见李鸿章，他们带来了国王的亲笔咨文，并由南迟哲当面解释朝俄密约事件，声称金镛元等与俄人订立条约纯属个人行为，政府并无知情，表示将尽快罢免穆麟德，并继续乞求清政府的保护。对此，李鸿章委托南廷哲致函国王李熙，此番拒绝俄人要求甚为得当，以后仍应拿定主见，不可曲意循从。并说大清已函电驻美公使连催美国选派军事教员赴朝，以杜俄人藉口。至于金镛元赴海参威请求保护一节，应声明此事既未有全权文凭，复又未经批准，纯系霄小私人行为，照万国公法，应即作废止，将来俄公使若执言责问，断不得误认此约，自贻伊威。李鸿章在嘉许、训饬之余，仍不忘为朝鲜王室撑腰打气，说俄国人与英国人正纠缠于阿富汗，无暇东顾，决无可虑。目下大清虽然撤军，仍当酌派师船，轮流赴仁川驻巡，以资镇压而壮声援。将来万一有事，必再派陆队东渡应援。此外关于穆麟德联俄生事，应即削其官职，不假以事权，由大清另觅洋员襄助统署及海关事宜。致函最后，李鸿章警告朝鲜国王李熙：自来物腐虫生，人不自侮而后人侮，国家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幸之徒不可与其政，豪强之国不可与图存。
李鸿章的致函，既外交方面要求明确宣布废除朝俄密约文件的内容，又有要求罢免穆麟德以及斥退“左右嬖幸之徒”亦既直接干涉朝鲜内政的内容，更兼派遣北洋水师赴仁川游弋巡察及“将来万一有事，必再派陆队东渡应援”的继续保护朝鲜的军事措施，已经是一个相当全面而又积极的干涉政策。
朝鲜国王李熙与闵妃为竭力与朝俄密约一事撇清关系，主动采取措施。8月6日将金镛元等数人分别予以流配，亲俄倾向被迫有所收敛。至此，第一次朝俄密约由于清政府与李鸿章的积极干涉而终告流产。
通过“朝俄密约”事件，清政府与李鸿章认识到了朝鲜的独立倾向，收敛怕也是暂时的。虽然罢免了穆麟德，那也是屈于清政府与李鸿章的压力，虽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这么做。这让国王李熙与闵妃等很有屈辱感，使之更加加重了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
鉴于此时的朝鲜内部派别林立，有事大党、亲日派、亲俄派等，但毫无疑问亲清的事大党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再加上清政府与英国，还有日人的反对，所以国王李熙与闵妃虽然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在暗中依然不愿放弃亲俄联俄之念，这从穆麟德被罢免后又被朝聘为闵妃私下顾问一例便可证明。可以说目前整个朝鲜半岛的局势，依是激流暗涌，诡谲万变……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袁世凯肩负重任再次来到朝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