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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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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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家上下自然也与全中国的家一样，痛快地庆祝了几天。德诚把能搜到的酒都搜了出来，让我和内森纵情豪饮。我这个平日不善饮酒之人也是连着几日在醉梦中度过。
看了我这样子，内森叹道：“舅舅，抗战胜利了，咱们这酒啊、烟啊的坏嗜好恐怕也得戒一戒啦。”
楚娇看着胜利了，便又催着内森赶紧着准备去美国，说不定还赶上到波士顿过圣诞。可内森不知怎地，总是找些理由推着行期，说是好歹也要到第二年的春天再走。我和幺妹自是希望他们能多留一留，便劝着楚娇莫要太性急，过了年再开始准备也不妨。
楚娇看着自己势单力孤，满肚子的委屈没有出处，便常寻内森的晦气，动不动拌嘴。我劝她几次，她终是不听，反而说这也是为了内森和她自己好。如此折腾了几日，终是引发了一场大战。
八月底的一天下午，太阳还未偏西，烤得正毒。德诚慌张地跑进屋，满面的难色。
“先生，楚娇小姐和内森先生又吵起来了。”
这事儿那些天已不是什么希奇，我便不在意地答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两个今天吵、明天好也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年轻人的事，咱们几个老家伙儿就少掺和吧。”
“先生，今天可是不同，吵得好凶哦，又砸了东西。您还是去劝劝吧，我怕又像上回似的。”
我想着这难断的家务事，怕是躲不过要自己出头，虽是不愿，但也只能勉强行之。
刚进后院，便听着屋里传来楚娇的抽泣，隐隐约约还夹着内森的央求，和树上奋力争鸣的蝉交织在一起，引得人心一阵阵悸动。
内森先见我进得门，脸上一阵尴尬，垂头不语。楚娇轻轻叫了声舅舅，便也盯着地上摔成七八片的茶壶和茶碗，不吭气了。
我本是想来劝架，却如碰着一包软棉花，不知如何下手。左思右想，恐怕也只能以软对软，以沉默对沉默了。我蹲下身子，捡起地上的碎瓷片。
“舅舅，您别管，”楚娇声音中带着怨气，“谁摔的让谁捡。”
她说这话时，我抬起头，看着内森的脸胀得通红，怕是心里被刺得难过。
“楚娇，”我加重了声音，“内森身子不方便，你总该体谅他一些。来，帮帮舅舅。”
听着这话，楚娇不但没平静下来，反而更是不悦，抬高了声调：“那谁又体谅我呢？”
“之前信誓旦旦地说带我回去，这总算是胜利了，能走了，又推三阻四的，到底让我怎么想。要是嫌弃我就直说。”楚娇背靠着墙，眼里射着愤怒。
“楚娇，”内森声音中透着乞求，“我只是说再稍微等一等，把两边的事情料理稳妥了。”
楚娇不耐烦地摇了摇头，绷着脸说道，“要等，你就自己等吧。”说罢，她一甩头便快步走了出去。
我抬起头，看到内森满面无奈。一时不知说什么，只得把手中的碎瓷片小心地放在桌上，又在砖缝中搜着一些小瓷渣，一点点地清理出来。最后实在是搜不出什么了，只得拍拍手，坐了下来。
内森不安地挑起眼睛，偷看了我一眼，便又垂下了视线：“要烟吗，舅舅？”
我默然点头，接过内森递过来的纸烟。看样子是本地自做的土烟，点上后，一股浓辣的气味顺着逶迤上腾的烟雾弥漫开来。
内森吸了几口烟后，终于开了口：“舅舅，你看怎么办呢？”
我叹道：“咱们中国的古话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舅舅这辈子也没结过婚，这两口子的事是一窍不通的。”
内森嘴角微翘，苦笑道：“舅舅，我这也是第一次啊。结婚的时候，牧师翻来覆去地说婚姻的神圣，谁知道还有这许多难处。”
“要不你们还是今年就去吧。我和楚娇娘虽然是想留你们，可怎么也不能碍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你去劝劝楚娇，道个歉。她这孩子就是脾气娇纵些，可心里还是处处想着你，她不会真的记恨你的。”
内森掐灭了未燃尽的香烟，双手深深地插入亚麻色的软发中：“舅舅，说实话，我不愿早回去，其实是害怕，真的害怕。”
“害怕？”
他无奈地点点头，然后无力地将头靠在了椅背上：“离开美国五年多，快六年了，真不知道回去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这腿也残了，今后靠什么养活我们俩？”
“在中国，我好歹也算是个为抗战受伤的国际友人。不说前年委员长和夫人还专程派人来慰问，就是周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也能对我另眼看待。”
“可是回去了，像我这样，怕是连个退伍军人都算不上，就算是不凑巧，正好在战争中残废了。打仗的时候总是盼着胜利，盼着和平，可胜利来了，我才琢磨出来，其实在和平中踏踏实实地活着也不易。”
看着内森的痛苦，我心里一阵热，也夹杂着辛酸：“内森，不要说咱们是一家人了，就算只是一般的相识，你为了中国的抗战受伤，我们怎么也不能让你再受苦了。”
我顿了顿，接着说道：“如果你不想回去，那就在中国住着好了。咱们家虽不是什么大实业家，但好歹也不会让你们饿着。我这和楚娇去讲，你们就在这儿住下去，哪儿也别去了。”
内森又点燃一根烟，但并没马上吸，而是用手夹着，任凭一层淡蓝的烟雾遮掩自己的面庞。
“舅舅，我谢谢你，可是不行，真的不行。楚娇既然嫁给我，我就得让她幸福，可不是让她养着我。她为了我，学也没上完。我要带她回去，上最好的学校，把这些都补回来。”
“内森，你听我一句。舅舅毕竟是过来人，虽然没经过婚姻，但总是比你们多些个阅历。就拿我自己说，刚从美国回来那些年，也确实沉沦过好久，心里总是有股英雄末路的怅惘。”
“亏得是有家乡的山林和盐井，才慢慢地把自己磨过来。碰到这种事，你总不能全都扭着劲。其实，我知道楚娇的性子，这些身外的事，她也未必那么看重，你和她讲开了，也就是了。”
看着手中燃过一半的香烟，内森默默地点头：“我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到美国后，不在乎上什么学，过什么日子。舅舅，其实你和妈妈都不完全明白楚娇的心思。”
我心里一凛，愕然地看着他。
“楚娇虽然有些任性，但她的心思其实很细，也不是像你和妈妈想得那样，只是个孩子。我明白她的心意，她急着去美国，倒也不是为了什么身外的事情，她是怕我们俩留在这儿，一会儿好，一会儿闹。好的时候是靠着你们，闹的时候，又让你们心烦。”
“她想着我们要能有一方自己的天地，不管好歹，总是自己的。再说妈妈逢人便说我这腿回了美国就能治好，就像好人一样，总这么拖着，她脸上也挂不住。”
听着这话，我无奈地低下头，轻声道：“这么说，我也帮不上你们了。还是我去劝劝楚娇，你们两个总是得和好，也不能就这么闹着。”
“舅舅，还有个办法，只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似是看到一丝突来的光明，我忙问：“什么办法，舅舅能不能帮到你？”
“前两天，我又去了趟天池寺。其实，最近疗伤也没什么结果，本来去不去也差不多。只是我一直觉着老方丈似乎还有些厉害的手段没有使出来，便趁着这当口，和给我疗伤的师父反复地磨呀、套呀。”
“他终于说了，老方丈其实是有一门绝世的正骨法。这正骨法要是用好了，像我这样脊椎没有完全断开的，说不准是能够痊愈的。只是老方丈一直犹豫，不愿给我试。”
“那是为何？如果不行，我去找老方丈说，给人医病也是佛门善事，老方丈该不会拒绝。”
内森夹着烟的右手缓缓地摆了摆，幽幽地说道：“舅舅，其实老方丈也是为了我好。这正骨法用的好了，说不准能让我痊愈。可是万一出了意外，那就是前功尽弃。你明白吗，前功尽弃，我这辈子就彻底瘫了，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走了。”
内森左手用力地砸着自己的腿叹道：“舅舅，我真没想好，这腿虽是没什么用，现在终究能凑合着走走，要是全瘫了，那真是生不如死。”
“其实，”他咬住嘴唇，苦笑道：“其实，他要是说如果不成，我可能没命，我说不准还真会动心。”
“内森，你可别瞎想，治到这一步也不错了。回了美国，说不准真是能治好的。”
内森转着手中的燃到一半的烟，半晌无语。深深地吸了一口后，他慢慢地把烟按灭，撑着拐站了起来。
“舅舅，说了这么半天，‘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我去劝楚娇吧。过了年，一开春我们就走。回去了，也不知几年才能再回来，还是陪你们再过个年才好。”
话说罢，他拄着拐，艰难地拖着残腿，挪到门口。对着门槛，他双手撑住拐杖，上身猛地用力一悠，带动没有知觉的双腿跨了过去。站定后，他似是又想到什么，扭过头，看着我。
“舅舅，说到过年，其实还早，不过，我想着毕竟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年，咱们多请些人，白莎和琴生，还有若颖和她家抗儿，也为我们送行？”
不知内森如何劝了楚娇，两人终于破涕为笑，也说定了第二年开春便赴美。虽说还有半年的光景，楚娇却已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
看着小夫妇和好如初，我总算放下心。但想着内森那晚的话，心里总还是不踏实。他再没提起老方丈的正骨之术，此后老方丈也未曾对我提起，想来终究不愿冒那前功尽弃的风险。我怕他们到美国后又去试些得不偿失的治疗，便提醒楚娇切莫心急。
楚娇倒也看得开，几次都对我说：“舅舅，我当初答应嫁给内森哥那会儿，他瘫在床上不能动，我也认了。现在他好了这么多，我还能不知足？我其实最不喜欢他逞强了。您知道吗，扶他、搀他，帮他都是挺幸福的事。”
家里的事平息安定了，可这另一桩麻烦却是盐井上的事。抗战八年了，手里握着这大后方的盐务命脉，我们自贡的盐商自是不敢怠慢，个个督促自家的天车加班加点推水、熬盐。
井上的工人也是体谅抗战的难处，自七七之后，便绝少了劳资纠纷。我想着既是抗战胜利了，这工钱自是要涨，而且应该给每位盐工送份礼才是正经。为着此事，我和几位前辈商议，可附议的却是无人。
起初我倒也没在意，心想着自己既然是标榜新式管理，未尝不可先行先试，在自家的盐工中发起来，只要不声张也就罢了。在老井召集了各柜的管事来商议，给每位盐工加发八个月的工钱，正好合抗战八年，一年一月。
谁知这话一说，几位管事者面面相觑，没一个愿意应话。这几位都是父亲在世时，便在我家井上做事的。此后又跟了我二十年有余，彼此也重情谊，总是相敬有加，如此尴尬的场合还是不多。我用眼一个个扫过去，一众人等却都避开眼光，似是均有难言之隐，全然没有胜利的喜悦。
乌井沱的崔管事是最年轻的，比我还小着几岁，平日里也算是最能明白我的心思。看着左右无人答话，他清了清嗓子，开了口：“先生，抗战胜利了，大家自然都是高兴。这盐工们苦了八年，自然也是需要犒劳。”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只是，井上这几年也不宽裕。几次为抗战献金，咱们虽比不上余家和侯家，不是最多的，但您要是比上咱们一年的进项，咱们出去的可是最多的。”
“在此之外，咱们每年的专卖、附税、国军副食费、防空费，这要交的名目不但多，而且年年加码。您看这附税，民国三十二年时每担是一百块，到了今年一月便长到了一千块，谁知三月份居然又翻了六倍，到了六千块。”
我点点头，言道：“这税吗，大家都是一样，毕竟是为了抗战，给前方杀敌的将士补点米、菜也是应当的。”
“先生，您这话说得对，说得对。可有些费用，却是单咱们李家背着。您看这为了给重庆运气，咱们先做气囊，垫付了不少，可这资委会付气钱总是得拖个三五个月。眼下钱毛得快，可咱们这盐价、气价都是前两年议下，为着抗战，也不好改。”
“可咱们毕竟是东家，再怎么难，总是比盐工们好过，难道不能想想办法？”
“先生，不是我们畏难，可您目下做了好人，也得给今后做打算，不是？您看，咱们这几口井，都是出气的好井，前几年虽是政府有拖欠，总是能挣着不少的钱。可自打年初这中印公路通车，又有油管直到昆明，咱们这气就基本卖不动了，这可就少了三成的进项。”
我默默地点头，心里也开始盘算这中间的利害。
“这还只是气。要说盐呢，目下卖得还好，可这不是胜利了吗，沦陷区一接收，那两淮的盐路一通，咱这盐还能卖多少也不好说。您提着给盐工发红的事也有几日了，我们几个商议了，实在是觉着不能把咱们这老底子都掏空了。”
崔管事把这话一说开，其他几位也都应声符合。各般道理说个不停，要么不能与其他盐号不同，要么不能让盐工盼着水涨船高，一年比着一年地涨工钱。
我看着这架势，总是不能硬绷着下去，便道：“那就减成六个月的工钱？”
这话似是也无大用，几个管事仍是摇着头，言道六个月的工钱算下来，也拿不出这许多现钱。
还是崔管事，看着左右总是摇头也不是个办法，便道：“先生，按照咱们现下的状况，拿出两个月的工钱还是使得的。要不就跟工人们说一共发四个月的工钱，两个月的现在发，两个月的到腊月再发，这样好歹柜上都有个周转。不过后一次，如果要稳妥，我看还是折成股份，再从今年帐上的盈余中分？”
崔管事这法子倒是得了众人的赞成，都说还是这样好，毕竟多出的工钱是从帐上的红利里分出来的，免得动了太多现银。
我看既然众议已决，也就不再坚持。中元节前，把两个月的工钱发下去。虽算不得多少，可毕竟是份心意，盐工们也多自欢喜。
谁知还没到月底，却是噩耗传来。国府未及还都，却已是厚薄毕露，虽还是吃着川人的，穿着川人的，用着川人的，淮盐归楚的大计却也是定了下来。
这几年各家盐井既为着抗战的国计民生，却也是为着往两湖贩盐不薄的利益都挖了新井，扩了灶口，不少还借了债，押了产。
此事若是当真，一旦两湖盐路断绝，像李家的老井这样，经营自然艰难，但煎熬几年或许还能恢复到抗战前小有盈余之时，而那些现在看似红火的大家，一旦还不上贷款，不要多久怕是就走上了王三畏堂资不抵债的老路。
为了这事，商会的各家盐商议了几次。一面是起了公文，上书省府和省商联，敦请上峰念及自贡抗战多年贡献，扶持自贡盐业发展，比照当年产量，继续官收三年。而另一面则是鼓动各家分头出面，去成都和重庆活动高层。
侯先生知道我家与表老有旧交，就劝我去重庆说动表老出面。一来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自然当帮着川人争这口气。而二来他身在朝野之间，正是所谓第三方面的领袖，若是振臂一呼，自又与当政者不同。
我听这话也颇有道理，便往重庆去了。到得重庆才知晓我这误打误撞地却遇着了天大的事情。国共为着抗战后国家的命运，开了最高层的谈判。
毛泽东和蒋中正二人在重庆聚首，一连谈了四十几天，而表老和民盟的诸位先生们居中调停，这些日子交际盘桓，为军国大事和兆民福祉而奔波。想来此时不便去叨扰表老，我便先去看望若颖。
那天中午，寻到歌乐山的中央护校，却是没见到若颖。问起同事，说她已请假几天，在家照顾抗儿。我心中挂念着他们母子，又怕抗儿生了病，便急忙地顺着指点，找了过去。
这地方就在中央护校的院内，两层的砖木楼，想来也是抗战时临时建起的。若颖住在二楼，敲了两下，门应声开启，却见若颖正哄着抱在手里的抗儿。
“老李，你来之前怎么也没说一声，正赶上家里狼狈。”若颖见到我虽是惊喜，可她脸上却倦容难解。
我看着抗儿，和几个月前相比，头似是大了一圈，但身上却没怎么见长，胳臂和腿更是纤细。
若颖也觉察我的关切，便叹道：“都是我不好，苦着孩子了。”
“抗儿看着好像瘦了？”我小心地问道。
“唉，哪只是瘦了，这几个月就没怎么长份量。”
“难道是病了？”我一边问着，一边端详着抗儿。小孩子十一个多月了，虽是还不会说话，可眼神却满是灵气，也专注着在打量我。
若颖用手轻抚着抗儿的脸蛋：“前阵子孩子少了，护校的托儿所就停了。我找了附近一家老太太帮着看抗儿。谁知道这老太太人面善，可心不好。我后来猜想，她一定是把我留给抗儿的鸡蛋都自己吃了。我看着抗儿不怎么长份量，心里也是急。可那老太太却是说孩子有早长的有晚长的，也不奇怪。”
“我当时听着心里堵，但是也是同事给介绍的，面子上总有些过不去，暂时也就没计较。可是前几天，我去接抗儿，他一脸的委屈，见我来了就哭。”
“我觉着不对，留了个心眼，仔细一查，抗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心里就咯噔一下。我紧着问老太太，她支支吾吾地说是抗儿自己不小心在小床上摔的。我这个妈好歹是学医的，这点还看不出来，肯定是被捏被掐过的。当时真是跟她拼命的心思都有。”
听着妈妈讲着伤心事，抗儿仿佛也明白了似的，脸一拉，哭了起来，脸上憋得通红，呜咽声中还不时地含混着“妈妈”的声音。
若颖忙拍着抗儿，母子俩脸贴着脸，依偎了几刻，抗儿哭声才渐缓，但挂着泪珠的脸上仍是一副委屈的样子。
看着这场景，我心里也是疼，但也有几分惊喜，“抗儿会说话了。”
若颖怕是也伤心了，眼角闪着泪，哄着抗儿：“可不是嘛。小孩子也不知是懂事了还是天性，一伤心委屈就喊妈，玩得高兴了就叫爸。我这心里听着又是高兴又是伤心，怎么都不是个滋味。”
“老李，来，你也帮着逗逗他。人家都说男孩喜欢看男的。我们这学校里的同事，周边的邻居一水的都是妇道人家，你这干爸今天可正好派上用场。”
我知道若颖这话其实也半在开玩笑，可是听了，心里却有些不是个滋味。
我自己没有孩子，自是没什么哄孩子的主意。搓着手，无奈地看着若颖：“怎么哄呀？我也不会唱歌。”
若颖笑吟吟地答道：“小孩子其实也好哄。老金教了我一招还挺好使的。你试试，用两个手把脸捂上，然后猛地把手拿开，就和捉迷藏似的。”
我按照若颖所教，试了开来。一开始，也只是一步步地做着，好似试着跳舞的初学者一般。小孩子的心情便真是如此神奇，即使是我这僵硬的表演也让抗儿出神地看着。第二次，双手分开的那一刻，我也试着向抗儿笑一笑。他小嘴张开，秀长的丹凤眼微微弯起，现出让人难忘的笑容。
如此不过两三次，抗儿便嘎嘎地笑出了声，两只小手也不停地挥舞着。也就是这时候，抗儿嘴里轻柔地发出了，“嗒嗒”的声音，听起来与英文的“Daddy”也确有几分相似。
“你看，我不是说吗，他一高兴就叫爸。”
我和若颖如此与抗儿一起玩了半晌，直到抗儿在若颖的怀中安静地睡熟。若颖轻轻地把他放在小竹床上，朝着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示意我到外屋说话。
“老李，你要是能常来就好了。”若颖一边帮我倒茶，一边轻声说道。
“这次来重庆，可能是要待一阵子。抗儿也快满周岁了，给他好好过个生日。”
“日子过得真是快。孩子都快一岁了。仗也打完了。”
我端起茶杯，想着心里的一句话，不知是该保持着沉默还是说出来。
“若颖，老是这么苦着自己一个人也不是个事。你父母那里……”
若颖无奈地摇摇头：“慢慢来吧。他们过了双十节就准备回北平了。不少文化机关都准备着回迁呢。”
“那你？”我问话的声音中怕是也透出了几分不舍。
“怕是没那么快。抗儿这么小，北平的冬天太冷，怎么也等他再长大些。我也没太想好。”
我抬起眼，虽没有说话，若颖该也明白了我的心思。
“这些年在重庆，其实也喜欢上了这里。现在报上不也说吗，好多下江媳妇、女婿也不想走了。”
“那就在重庆住下，不也好？这里的朋友也能帮你？”
“唉，”若颖轻轻地叹道，“话是这么说，可是北平终究是家。真要有什么没法办的事，还得离父母近些好。我估计再过些时日，国立护校可能也会搬回南京，在重庆找工作就难了。”
若颖双眼看着手中的茶杯，嘴角微微翘起，淡淡地一笑：“金大夫说想回北平和我一起开个诊所，他管医，我管护，倒也是个主意。”
我不知该怎么答话，只得顺着她言道：“这也好。其实，老金这人也不错。
若颖若有所思地摇摇头：“那也是玩笑话。老金过两天就先回北平。毕竟妻儿这么多年没了下落，他也着急要回去看看。”
“咱们这些都是过来人了。如果是现在，自己也不敢像当年一般什么都不顾地爱了。爱一次也很伤神的，有抗儿这么可爱的孩子，我也没什么旁的贪心，宁愿把时间多给他。”
双十节那天，国共两党签了协议。即便是我这样不懂政治的人，也为了国家终是见到和平之光而欣喜。这天的重庆从早到晚热闹非凡，从上半城到下半城，一整天鞭炮声、锣鼓声便没有停。想来民国这么多年，这怕是最安生也最难忘的一个双十。
第二天晚报上登出了毛泽东飞返延安的消息，也提到了表老亲赴九龙坡机场送别。我想着自贡盐务的前途，断是不能再等，便赶早去往张表老暂住的特园。
这特园建在嘉陵江边的一片坡地上，视野极佳，原本是鲜特生将军的宅第。鲜将军早年行伍出身，在川北便跟随表老，心向民主。我见报上还说这鲜宅眼下便是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常来常往之处，连中共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几次造访。
见得我来，表老甚是兴奋。我还未顾上道明来意，他便拉着我的手，讲起了这段重庆谈判。
“昨日去机场送毛润公，想想八月二十九，我去机场接他。那时既是兴奋，也忧心忡忡，我写了几句歪诗‘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就是担心国共又打起来，也担心他在重庆赴鸿门宴。这下好了，蒋公答应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毛公也答应不搞阶级斗争了，这样国家就有前途了。”
“我在报上看，您这些日子居中调停，也是辛劳了。”
表老有力地摆摆手，深情地说道：“这点辛劳不算什么。从辛亥年保路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人生哪来多少三十年，到得垂暮之年，能够看到国家有这亘古未有的新气象，再累也是值得。”
表老的话，勾起了几年前与庆哥在成都的那番往事，我便说道：“几年前，一位朋友曾说这抗战胜利之后，世道是要变的，不能回到老路上去。”
表老的手有力地拍着藤椅的扶手，频频点头：“这话说得极好。言语简朴，道理深邃。这八年，我们国人受了多少苦难，可就是这苦难，终于是让全体民众都醒了，都明白了自己才是这国家的主人。”
“这道理，我倒是不知当权者明不明白。我和蒋公说，既然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皆有保土抗战之责任，那抗战胜利了，还是不分东西老少，都应有参政议政之权利，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我无奈地摇头道：“哎，话是这么说，可事未必是这样做。我这次来拜访表老就是想为我们这四川盐商争个平等的权利。”
听着这话，表老也是一惊，想来没有料到我这总是爱退在后面的人居然跳了出来为众人出头。
他和蔼地看着我笑道：“慰慈，你说说。你的事，我要能帮上忙，必定会帮的。”
我沉了沉气，脑子里把想过几遍的事情又重温一番，小心仔细地讲开道：“表老，您是咱们川人的前辈，您对咱们川人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最是了解。”
“这八年，咱们川人不仅是出丁、出粮，而且还出了盐和钱。我们几个盐商算了一笔帐，这八年，我们的盐井熬出了两百万吨盐，占了整个国家的三成。”
表老捻髯颔首，鼓励我说下去。
“这是盐。要说到钱，我们也算了一笔帐。去年，报上就提到，现在国家关税已基本没了，主要就是靠着盐税，能占到国税的六成。咱们自贡那更是盐税的中坚，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有至少二十亿元。这还不算抗战中的几次献金，那咱们自贡更是全国的翘楚。去年冯副委员长来自贡，一次我们就捐了一亿三千万，是全国之最。”
表老缓缓地点头，言道：“不错。焕章将军
事后和我提起此事，那是热泪盈眶，说这是汗与泪、是千万良心交织起来的。”
想起这些，我也有些哽咽，缓了片刻，接着说下去：“按理说，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国民的义务，本也不该向国家要求什么，可事事都应该讲个道理。”
“我们自贡的盐在抗战里养活了后方的军民，可这抗战刚一胜利，我们就听说国府有意让川盐从两湖再退回来。上个月，几位前辈盐商去拜见盐务局的缪局长。他也无可奈何，说是国府看重的还是两淮的盐商，那是国府的钱库。抗战胜利了，国府便会让两淮的海盐重新入楚，这是既定国策，也无更改之望了。”
听到这儿，表老猛地一拍茶几：“咳，刚一胜利就是旧态复萌。老蒋这个人，就是用人唯亲。”
“先是自己家的连襟，一个孔院长，一个宋院长，再就是浙江人，江苏人。缪局长这话也没错，那两淮的盐商从来都是比咱们四川的盐商更会结交权贵。前清那会儿，皇上下江南他们就迎驾，到了民国还是这样。说到底这还是独裁统治的祸害。”
“其实我们自贡的盐商也并非要霸占两湖的盐路，只求个公平，海盐和井盐同时入楚，价钱自由竞争，两湖的百姓也能买得起更多的盐。”
“慰慈，你不用再说了。这事虽然难，我是管定了。我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一个案，就算不能改这‘既定国策’，也总要让天下人知道。”
我站起身，对着表老深深一躬：“表老，您不仅是川北，还是咱们全川的圣人。”
“慰慈，快别这么说了。咱们一只脚都跨进民主之门了，哪还有什么圣人啊。我倒是有句话，你坐下来，听我说说。”
“这次国共和谈，大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政治民主化。如果我估计得不差，政协会议几个月内便会开，然后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
“这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未有的大事，像你这样真切见过民主宪政的人更应该出来做事。你还记着去年我和你说的，我们要把民盟建成个真正的政党。以你李家的威望、你自己的学识、对抗战的贡献，也代表民盟，选个国大代表。到那时，你就更好造福桑梓了。”
四三年底在成都听到表老劝诫时，我本已动心，但是生性庸散，也就耽搁了。此时表老再劝，自是情真意切。可我一是羞于在人前启齿，又总是记着父亲的忠告，不可与政治扯上关系。
表老该也看出我的为难，勉励道：“慰慈，之前我就劝过你。这几年，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变。在这乱世，其实是没有独善其身这条路的。”
“当年你刚从美国回来，家里出了乱子，又赶上几路军阀在自贡混战，那世道，就算你想独善其身也是做梦。慰慈，你莫怪我提起你这伤心事，这种事躲也是躲不过去的。”
我默默地点头。表老所说的确也不错，这种事是躲不过的。当今还不比前朝，纵使找到桃源也难避秦了。
“这样吧，慰慈，让你从政总也要你自己情愿，强求不得。不过，去年你可是答应我要好好考虑。你不要嫌我们这儿门面小，民盟的事也需要人手，你这样的实业家能来参与，也是帮衬我们。”
表老身为民国元勋、政坛耋宿，又是多次有恩于我的长辈。他如此三番两次邀我入盟，自是不能再有推辞，我便点头答应。
“慰慈，这也算我对得起你父亲了。另有一事，我说出来，你多留个心。这次毛润公来重庆，我真是佩服他，将来得天下者怕就是他了。”
听到表老说共产党将得天下，我不禁一愣，问道：“得天下？可现在蒋主席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要说选举国家元首，那是肯定高票当选。要说军事上，这个我就更不懂了，可国共间的实力总是几倍悬殊，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就能得天下了？”
表老摆摆手，双眼望着远方，似是在回想着几天前的往事：“毛润之第一次来这里，我和特生一起去门外迎他。进来一路，他每个工友都握过手去，还嘘寒问暖。那可不是装出来的。我们听过他讲话的。大伙们都说，要是像在美国那样一对一的选举，蒋先生还真说不准不是他的对手。”
“我长话短说吧，大家既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民主宪政的原则，共产党那边便也会进入政府，咱们这些人也应该和人家接触接触。”
我缓缓地点头答道：“这几年我倒也几次想到此事，只是有些犹豫。我们毕竟是资本家，也不知人家是否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这可不然。人家对你们这些实业家还是很在乎的。去年周公便和在渝的实业家谈过几次，前几天毛润公在此又见了几位，还有你们这盐碱业的前辈，天津的李烛尘先生。”
“人家说得还是不错，咱们中国和俄国不同，不是资产阶级太强，而是太弱。就拿你自己说，不是前有军阀相害，后需对付官商和外商？所以说，人家现在要团结民族实业，不是要消灭民族实业。”
说到此处，表老顿了顿，放缓了声调：“慰慈啊，多出来走动，多见些人对你总是有好处。我也这一把年纪了，也照应不了你们多少年了。希望这将来，政治革新，我们这些老朽就不用事事都跳出来喽。”
从特园出来，难得天气放晴，前望嘉陵江上一片秋色已浓。不少木船火轮忙着往长江驶去，想是已开始了光复之旅。忽地想起八年前来重庆，无数船只溯江而上，满载躲避战乱的同胞和抗战的火种。今日返程却能否如表老所期，带去民主和宪政的希望。
想着自己这个从不过问政治，且羞于交际的人，如今却也答应为中国的民主做些事情，脑子里千百思绪旋转，心里一股向外涌着的热流让呼吸都急促了。
这阵兴奋急需与人倾诉，可在这样的事上，却也少有能推心置腹的知己。此时能够明白我心情的怕只有白莎了。想起去找白莎，却是不知道她的地址。虽然同在一城，我却没有问，她也没有说。好在记得琴生说过在生活书店工作，那在民生路上，顺着江边，到临江门再拐进去便是了。
书店的门脸高阔，并排三分，左右是两大扇玻璃橱窗，正中门楣上挂着巨大的生活书店牌匾。进得书店，与店员打听，却说琴生最近身体不适，都是在家里翻译稿子后由白莎送来。
听了这消息，我急着问他们的住处。几个店员却都摇头说是不清楚。看我问得心急，又说是白莎的舅舅，一个年岁稍长的店员便带我去见经理。
办公室在书店二层，临街的玻璃窗半开着，坐在办公桌后的经理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光景。他浓密的黑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金丝眼镜更衬出斯文。
我看那经理面熟，一时却记不起来什么地方见过。迟疑间，他似是先认出了我，站起身，走过来问道：“是自贡的李先生吧？这可有六七年了。以前和白莎去过您那里，还吃过您一顿饭呢。鄙姓邱，您还记着吗？”
经他这么一点，我才想起，这邱经理该是三八年一起和白莎还有几个年轻人在我家“相亲”的。既是熟人，我的心便放下了，忙着道出来意。
他倒没即答我，只是安排着工友上茶，接着便拉起家常。我看他并没有提白莎和琴生的住处，却是像要摆起龙门阵。心中不免诧异，急着把话题拉回：“我本是想来找琴生的，刚听说他病了。能麻烦您告诉我他们的住处？”
邱经理仍是笑着看着我，言道：“他最近是太累了。我一直劝他，写书、翻稿子是个细水长流的事，也不能拼着命干。白莎劝他，他也不听。”
他不紧不慢的语速却让我更是焦急，但想着既然是熟人，又有求于人家，也不便发作，只能在椅子上难挨地换着姿势。
“李先生，琴生好像是肺病犯了，”邱经理放低了声音，但仍是不紧不慢地说着：“我看您要不然还是等他好些再去看他吧。白莎都不让我们去了，说怕传染的。”
此时我已顾不得面子，怏怏而道：“我外甥女都不怕，我自然也不怕。您要是知道他们的地址，为什么不告诉我？”
邱经理倒仍是平静，只是用金丝眼镜后面温和的眸子端详着我。片刻后，他又开了腔，却也不是正面的回答：“李先生，您请稍坐。他们那儿我也没去过，不过地址我倒是记下了。我去找找。”说罢他便起身，也没给我再发问的机会，快步地出了门。
饶是一大段光景过去，我愈发地坐立不安，正准备找过去，看着邱经理又面带微笑地回转来。他抖着手中的薄纸，言道：“抱歉，抱歉李先生，我这儿乱糟糟的，费了半天力气才找到。”
我接过地址，却原来就在不远的民权路。如此心里更是起怒，暗想着这经理必是在难为我，否则这左近的地址，又是条大路怎么还需要这多周折。
将我送到门口，他还是那么客气，走在我前面两步，帮我拉开门，笑着说道：“以后您可一定常来。”
我本心里有气，但看着他仍是礼貌有加，毕竟也是白莎夫妇的朋友，总是不可太过失礼，便也就敷衍地客气了几声。
白莎家的地址是在民权路，从书店走过去并非很远。顺着门牌找过去，见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临街的是几家干货铺子，但要上到各户人家却需从两栋楼房中间的夹道进去，再穿过一道昏暗的天井。
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天井中回荡，心中却没了平日的踌躇，留下的只是对白莎和琴生的担心。那脚步声急促地似是更像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青年。
楼梯到了三层，迎面是两扇一摸一样的棕漆木门。按照纸上的地址，该是右边的那扇门。也就是刚刚敲了第一声，便听到里面白莎的声音：“是舅舅来了吧？”
我心里一怔，却是想不出她怎的已经知道了是我。还容不得我细想，门应声开了，露出了白莎的身影。
“舅舅，”她轻声地唤着我，脸上浮出了我久盼的笑容：“快进来吧。”
白莎这天穿着一身再普通不过的浅棕布旗袍，外面套着一条蓝色印花的围裙，头上白色方巾系住了头发，该是正在忙着家务。
“白莎，你要忙着，我就先坐一会儿。”
白莎笑着摇摇头，把围裙解了下来：“琴生这几天身子不太好，正睡着呢。我先陪你坐一会儿。”
白莎陪我在饭桌旁坐下。四下看去，饭厅的墙壁本该是刷白的，却已被油烟熏得微黄。窗子不大，窗边几处墙皮已开始脱落。屋里没得多少装饰，只是靠里墙排着两大架子书。外面虽是有久违多日的阳光，可屋里却是赶不走的晦暗。
白莎脸上带着歉意：“舅舅，我们这里太简陋了。这么久了，都不好意思请你来。”
我忙着解释道：“舅舅怎么在意这些。要有什么舅舅能帮上忙的，可千万要告诉我。”
“今天，我本来有事想找你，也不知道你们住哪儿，只能找到书店，才听说琴生病了。白莎，要说，今天不是舅舅厚着脸在书店硬是不肯走，那邱经理说不准还不告诉我你们住哪儿。”
白莎望着我，眸子里闪着欣喜和感激的光：“舅舅，你可别怪他。邱经理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怕琴生休息不好，旁的人来找都给挡架了。这不，你坚持着不走，他就给我们打了电话。”
我缓缓点头，心里似是也明白了白莎话后的深意，终是感激他没有把我也看作旁的人。
“这肺病也是要好好地调养的，营养也得注意。哎，琴生父母都有这病，怕是也是小时候就有了。要不你们搬到舅舅那儿去，那儿阳光好些，我和德诚也能帮帮你们。”
“没事的，舅舅。这几天我逼着他休息，不给他看书，也不让他写字，他已经好多了。”
白莎压低了声音，接着问道：“你说有事找我？”
“我今天上午去找了张表老。”
我刚说到这儿，白莎的眼中登时露出了好奇的目光，“是民盟的张澜老先生？”
我点着头，接着道：“是啊。表老是我父亲的旧交。前年我去成都也找过他，这话说起来，还是你那姓庆的朋友让我去的。”
听我提到庆哥，白莎的嘴唇微微一颤，眼光变得悠远，缓缓言道：“庆哥和我提起过。这么一想，又是快两年了。”
“这次表老和我又讲了很多国共和谈的事情。他见过毛润公几次，还和我说他觉着这人将来能得天下。”
“我去见表老，本是请他出面为我们自贡的盐商争份公平。可要说，还是表老看得远。他谈了很多关于民主宪政的大事，便又劝我出来做事，这样也可帮着自贡的乡党争得更好的国策。”
“我呢，起初还是老样子，总是说自己不善和人打交道。除了熬盐，旁的也不会，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的。还是亏得表老愿意提携后辈。他让我多出来走走，多跟各方接触，包括共产党那边。他还邀我为民盟做些事，我也答应他了。”
我像是怕自己一停，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一般，一口气把这些事都告诉白莎。她一直也看着我，闪动的目光中不时露出兴奋的热情。
白莎握住我的手，声音虽低，但下面却像是回荡着无边的波澜：“舅舅，这些天我们都很兴奋。您还记着咱们以前许的愿？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实现，而且咱们还能走到一起。”
白莎的话不多，但一切尽在那只言片语间。“走到一起”，这简单的四个字，却让我等了几年。
“白莎，舅舅觉着自己绕了这么多年，现在好像终于绕出了点头绪。原本想着能在乡下独善其身，其实也渺小幼稚得很，现在往回看，这怎么可能呢。”
“抗战胜利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各自修身齐家的事，这世道不变谁都别想过上好日子。”
白莎笑吟吟地看着我，频频地点着头：“舅舅，你老是那么自谦，其实今天能看透这层道理的人也不多。”
“以前给《生活周刊》做记者那会儿，也没少采访国府的大员。他们学历一个比一个高，英文说得一个比一个好，可就是参不透这点道理。对了，这里有本书稿，你要是有兴趣，也看看。”
她站起身，走到了书架前，抽出了几本厚实的书册，然后从靠墙的地方拿出了一只不起眼的棕色牛皮纸袋。
“这东西虽然还不算违禁，但也得小心。”白莎一边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一份厚厚的英文书稿，一边轻声叮嘱。
“这是以前在重庆的一个美国记者朋友写的，还没在美国出版呢，我就辗转地给要了过来。我和琴生商量着，先翻译好，他们在美国一出版，咱们这边生活书店就能一块出中文的。”
我接过书稿，看到扉页上大字印着《中国的惊雷》
。
“这书名还真是不俗，”我对白莎道。
“那可不能全算是他的功劳，咱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就是个惊雷的年代。我给你念几段。”
白莎翻到了第二页，右手的食指滑过纸面：“在亚洲，十亿以上的人民已不能再忍受世界的现状。他们生活在如此暴虐的奴役下，除了锁链别无所失。他们被愚昧和贫穷所困，若是把他们生活记录纸上，那美国的读者们会触目惊心。在印度，一个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七岁。在中国，一半的人民在三十岁之前死亡。放眼亚洲，生命中可怖的常数是饥饿、侮辱和暴力。无论是战争与和平，饥馑或是丰裕，横尸道野再平常不过。”
“还有这一段，”白莎激动着翻过一页，接着念道：
“人民直觉地看到抵抗日本的战争也是对这千年积怨的宣战。当蒋试图一面抗击日本，一面守护旧制度时，他不仅无法战胜侵略者，也无法巩固自身的权威。”
“他的宿敌，共产党人，从八万五千士卒成长到百万强兵，从辖一百五十万人口到九千万之众。共产党没有魔法，他们明白人民的渴望，他们领导了这些革命。”
我喃喃地念着最后这句：“他们明白人民的渴望，他们领导了这些革命。”
“说得好吧，舅舅？他虽然是个美国人，有些观点也是偏颇，但是这一开始的几段，写得才叫一针见血，是不是？”
“白莎，舅舅岁数上是长辈，可见识有时候还真不如你。你说说，咱们要改变世道，建设民主宪政，这得怎么入手？”
“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国家积贫如此，民族迷茫百年，这也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白莎看着我，脸上有一种让我敬畏的自信和憧憬：“我原来也不明白的，可我最近我想通了。就像是您刚说的，咱们中国的古代人其实也早就想明白了。您记不记得给我讲过的老故事，愚公移山的故事？
“愚公移山，”我沉吟着，缓缓地念起了小时曾背诵的语句：“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我和白莎四目相视间，心中霍然开朗：“可不是吗，这道理说出来了，心里也就亮了。这不就像我们在自流井家乡办井，就这么一代一代地干下去，只要始终不渝，总是能见到光明。”
说道此处，里间传出了声音，白莎忙着起了身，轻快地说道：“是琴生醒了，舅舅你等等我。”
几分钟后，里屋的门轻声开启，琴生跟着白莎走了过来。和几个月前相比，琴生更见消瘦。天气本还不冷，可他已加了一件驼色的毛背心，只是因为身子瘦弱，毛背心挂在身上，已不太合身。
我忙招呼他坐下，心里看着年轻人被病痛折磨总是难过。可毕竟是年轻人，我想着得从快乐之处劝导他，便说道：“琴生，身体还是要紧。这不，我刚和白莎聊天，还说着子子、孙孙的愚公移山的事呢。你们何时要个孩子，让我这舅舅也变一个舅姥爷如何？”
这话让白莎和琴生都有些脸红，忙着推说要等生活和工作更有些着落。看起来，两个年轻人比半年前亲密了许多，言语间也不时相互甜蜜对视。
他们本说要留我吃完饭，可我怕又添一口，会累着白莎。白莎见我要走，似是有些不舍，便说要送送，抓了一件风衣和我一起出门了。
顺着民权路向前，不时能看到街边漫步的情侣和带着孩子的父母。和平的生活不像是战争那样需要隆重的仪式，此时已悄然复苏。再向前，便能遥遥望见日后被叫做精神堡垒原址上的旗杆。
“舅舅，”白莎先开了口，声音中夹着一丝忧虑，“我说这话，你别太担心。不过，你还是要小心自己。现在虽然国民政府答应了开政协、开国大，不过事情还有变数。在华北国共两军还有冲突，你虽是跟着民盟做事，也需要小心。”
我侧脸看着白莎，想着这些话似曾相识，只是说者和听者却是换了位置。
“白莎，这话倒像是该我说的。怎么倒是你来提醒舅舅要小心了？
她抿着嘴笑笑，低声道：“我们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我觉着这下午，时间虽短，我和白莎间的亲情却是又近了许多，便问道：“那琴生也是？”
白莎点点头：“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有这么多人在身边，别管周围情况是怎么样，都不觉得害怕和孤单。”
“其实我也猜到了。之前内森还跟我说，他觉着你变了，说是琴生本不适合你的。”
这话让白莎咯咯地笑出声：“他怎么就那么肯定谁适合我呀？”
“人家可是很肯定的，”我笑着说道，“内森说从小就认识，总觉着你是个需要梦想和浪漫的人。”
“舅舅，其实他说得也不错，只不过梦想和浪漫的事不同了。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在美国那个镀金的年代，想的不过是自己和身边的浪漫，可现在，却是不同。”
她举起手，指着远处的旗杆，接着道：“抗战胜利那天，我和琴生都在那儿。周边所有的人都在喊着，唱着，挥着手，一个一个的V字。我们俩之前也从未像那样抱得那么紧。说真的，舅舅，没有比那更浪漫的了。”
“可我记着你好像说过以前爱过另外的人？”
白莎脸上一红，低下头笑着说道：“舅舅，你怎么记性这么好，这些陈年往事都不忘了？我也不瞒着你，以前确实爱过，也不能说现在就全然不想了。不过大家现在都走在了一起，一起做着让人激动的事，一样可以爱着，就是一种不一样的爱。你说，我这是不是也很幸运？”
我拍拍白莎的手，心里为她高兴：“白莎，琴生的身子还要注意，你自己也是。我是觉着你们把自己的生活压得太紧了。以你们俩的能力，总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过得宽裕些，这也碍不着你们做大事。”
“舅舅，其实钱不是最重要的。琴生的父亲留下了不少积蓄。可是舅舅，看着周围那么多人活得那么苦，我们俩都觉着这样更心安，更踏实。”
我无奈地摇摇头：“你别怪我这么说，哪怕是基督也没有让人只过穷日子，你们又何必做苦行僧？”
“白牧师小时候教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的选择。能这样选，我们已经很幸福了，毕竟，”她停顿了片刻，“毕竟我们只是选择这样，而不是真的山穷水尽了。”
提到白牧师，我心里不禁一阵难过，握住白莎的手，我缓缓地说道：
“白莎，多的舅舅不说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会小心的。”
看着白莎的背影，渐渐融入温暖的落日余晖中。路边黄桷树硕大的树冠上枝繁叶茂，在她身上撒下斑驳的光斑和暗影。目送着远去的白莎，我仿佛忽然明白，她便也是连接着我往昔与未来的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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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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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
八月十五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家上下自然也与全中国的家一样，痛快地庆祝了几天。德诚把能搜到的酒都搜了出来，让我和内森纵情豪饮。我这个平日不善饮酒之人也是连着几日在醉梦中度过。
看了我这样子，内森叹道：“舅舅，抗战胜利了，咱们这酒啊、烟啊的坏嗜好恐怕也得戒一戒啦。”
楚娇看着胜利了，便又催着内森赶紧着准备去美国，说不定还赶上到波士顿过圣诞。可内森不知怎地，总是找些理由推着行期，说是好歹也要到第二年的春天再走。我和幺妹自是希望他们能多留一留，便劝着楚娇莫要太性急，过了年再开始准备也不妨。
楚娇看着自己势单力孤，满肚子的委屈没有出处，便常寻内森的晦气，动不动拌嘴。我劝她几次，她终是不听，反而说这也是为了内森和她自己好。如此折腾了几日，终是引发了一场大战。
八月底的一天下午，太阳还未偏西，烤得正毒。德诚慌张地跑进屋，满面的难色。
“先生，楚娇小姐和内森先生又吵起来了。”
这事儿那些天已不是什么希奇，我便不在意地答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两个今天吵、明天好也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年轻人的事，咱们几个老家伙儿就少掺和吧。”
“先生，今天可是不同，吵得好凶哦，又砸了东西。您还是去劝劝吧，我怕又像上回似的。”
我想着这难断的家务事，怕是躲不过要自己出头，虽是不愿，但也只能勉强行之。
刚进后院，便听着屋里传来楚娇的抽泣，隐隐约约还夹着内森的央求，和树上奋力争鸣的蝉交织在一起，引得人心一阵阵悸动。
内森先见我进得门，脸上一阵尴尬，垂头不语。楚娇轻轻叫了声舅舅，便也盯着地上摔成七八片的茶壶和茶碗，不吭气了。
我本是想来劝架，却如碰着一包软棉花，不知如何下手。左思右想，恐怕也只能以软对软，以沉默对沉默了。我蹲下身子，捡起地上的碎瓷片。
“舅舅，您别管，”楚娇声音中带着怨气，“谁摔的让谁捡。”
她说这话时，我抬起头，看着内森的脸胀得通红，怕是心里被刺得难过。
“楚娇，”我加重了声音，“内森身子不方便，你总该体谅他一些。来，帮帮舅舅。”
听着这话，楚娇不但没平静下来，反而更是不悦，抬高了声调：“那谁又体谅我呢？”
“之前信誓旦旦地说带我回去，这总算是胜利了，能走了，又推三阻四的，到底让我怎么想。要是嫌弃我就直说。”楚娇背靠着墙，眼里射着愤怒。
“楚娇，”内森声音中透着乞求，“我只是说再稍微等一等，把两边的事情料理稳妥了。”
楚娇不耐烦地摇了摇头，绷着脸说道，“要等，你就自己等吧。”说罢，她一甩头便快步走了出去。
我抬起头，看到内森满面无奈。一时不知说什么，只得把手中的碎瓷片小心地放在桌上，又在砖缝中搜着一些小瓷渣，一点点地清理出来。最后实在是搜不出什么了，只得拍拍手，坐了下来。
内森不安地挑起眼睛，偷看了我一眼，便又垂下了视线：“要烟吗，舅舅？”
我默然点头，接过内森递过来的纸烟。看样子是本地自做的土烟，点上后，一股浓辣的气味顺着逶迤上腾的烟雾弥漫开来。
内森吸了几口烟后，终于开了口：“舅舅，你看怎么办呢？”
我叹道：“咱们中国的古话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舅舅这辈子也没结过婚，这两口子的事是一窍不通的。”
内森嘴角微翘，苦笑道：“舅舅，我这也是第一次啊。结婚的时候，牧师翻来覆去地说婚姻的神圣，谁知道还有这许多难处。”
“要不你们还是今年就去吧。我和楚娇娘虽然是想留你们，可怎么也不能碍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你去劝劝楚娇，道个歉。她这孩子就是脾气娇纵些，可心里还是处处想着你，她不会真的记恨你的。”
内森掐灭了未燃尽的香烟，双手深深地插入亚麻色的软发中：“舅舅，说实话，我不愿早回去，其实是害怕，真的害怕。”
“害怕？”
他无奈地点点头，然后无力地将头靠在了椅背上：“离开美国五年多，快六年了，真不知道回去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这腿也残了，今后靠什么养活我们俩？”
“在中国，我好歹也算是个为抗战受伤的国际友人。不说前年委员长和夫人还专程派人来慰问，就是周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也能对我另眼看待。”
“可是回去了，像我这样，怕是连个退伍军人都算不上，就算是不凑巧，正好在战争中残废了。打仗的时候总是盼着胜利，盼着和平，可胜利来了，我才琢磨出来，其实在和平中踏踏实实地活着也不易。”
看着内森的痛苦，我心里一阵热，也夹杂着辛酸：“内森，不要说咱们是一家人了，就算只是一般的相识，你为了中国的抗战受伤，我们怎么也不能让你再受苦了。”
我顿了顿，接着说道：“如果你不想回去，那就在中国住着好了。咱们家虽不是什么大实业家，但好歹也不会让你们饿着。我这和楚娇去讲，你们就在这儿住下去，哪儿也别去了。”
内森又点燃一根烟，但并没马上吸，而是用手夹着，任凭一层淡蓝的烟雾遮掩自己的面庞。
“舅舅，我谢谢你，可是不行，真的不行。楚娇既然嫁给我，我就得让她幸福，可不是让她养着我。她为了我，学也没上完。我要带她回去，上最好的学校，把这些都补回来。”
“内森，你听我一句。舅舅毕竟是过来人，虽然没经过婚姻，但总是比你们多些个阅历。就拿我自己说，刚从美国回来那些年，也确实沉沦过好久，心里总是有股英雄末路的怅惘。”
“亏得是有家乡的山林和盐井，才慢慢地把自己磨过来。碰到这种事，你总不能全都扭着劲。其实，我知道楚娇的性子，这些身外的事，她也未必那么看重，你和她讲开了，也就是了。”
看着手中燃过一半的香烟，内森默默地点头：“我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到美国后，不在乎上什么学，过什么日子。舅舅，其实你和妈妈都不完全明白楚娇的心思。”
我心里一凛，愕然地看着他。
“楚娇虽然有些任性，但她的心思其实很细，也不是像你和妈妈想得那样，只是个孩子。我明白她的心意，她急着去美国，倒也不是为了什么身外的事情，她是怕我们俩留在这儿，一会儿好，一会儿闹。好的时候是靠着你们，闹的时候，又让你们心烦。”
“她想着我们要能有一方自己的天地，不管好歹，总是自己的。再说妈妈逢人便说我这腿回了美国就能治好，就像好人一样，总这么拖着，她脸上也挂不住。”
听着这话，我无奈地低下头，轻声道：“这么说，我也帮不上你们了。还是我去劝劝楚娇，你们两个总是得和好，也不能就这么闹着。”
“舅舅，还有个办法，只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似是看到一丝突来的光明，我忙问：“什么办法，舅舅能不能帮到你？”
“前两天，我又去了趟天池寺。其实，最近疗伤也没什么结果，本来去不去也差不多。只是我一直觉着老方丈似乎还有些厉害的手段没有使出来，便趁着这当口，和给我疗伤的师父反复地磨呀、套呀。”
“他终于说了，老方丈其实是有一门绝世的正骨法。这正骨法要是用好了，像我这样脊椎没有完全断开的，说不准是能够痊愈的。只是老方丈一直犹豫，不愿给我试。”
“那是为何？如果不行，我去找老方丈说，给人医病也是佛门善事，老方丈该不会拒绝。”
内森夹着烟的右手缓缓地摆了摆，幽幽地说道：“舅舅，其实老方丈也是为了我好。这正骨法用的好了，说不准能让我痊愈。可是万一出了意外，那就是前功尽弃。你明白吗，前功尽弃，我这辈子就彻底瘫了，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走了。”
内森左手用力地砸着自己的腿叹道：“舅舅，我真没想好，这腿虽是没什么用，现在终究能凑合着走走，要是全瘫了，那真是生不如死。”
“其实，”他咬住嘴唇，苦笑道：“其实，他要是说如果不成，我可能没命，我说不准还真会动心。”
“内森，你可别瞎想，治到这一步也不错了。回了美国，说不准真是能治好的。”
内森转着手中的燃到一半的烟，半晌无语。深深地吸了一口后，他慢慢地把烟按灭，撑着拐站了起来。
“舅舅，说了这么半天，‘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我去劝楚娇吧。过了年，一开春我们就走。回去了，也不知几年才能再回来，还是陪你们再过个年才好。”
话说罢，他拄着拐，艰难地拖着残腿，挪到门口。对着门槛，他双手撑住拐杖，上身猛地用力一悠，带动没有知觉的双腿跨了过去。站定后，他似是又想到什么，扭过头，看着我。
“舅舅，说到过年，其实还早，不过，我想着毕竟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年，咱们多请些人，白莎和琴生，还有若颖和她家抗儿，也为我们送行？”
不知内森如何劝了楚娇，两人终于破涕为笑，也说定了第二年开春便赴美。虽说还有半年的光景，楚娇却已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
看着小夫妇和好如初，我总算放下心。但想着内森那晚的话，心里总还是不踏实。他再没提起老方丈的正骨之术，此后老方丈也未曾对我提起，想来终究不愿冒那前功尽弃的风险。我怕他们到美国后又去试些得不偿失的治疗，便提醒楚娇切莫心急。
楚娇倒也看得开，几次都对我说：“舅舅，我当初答应嫁给内森哥那会儿，他瘫在床上不能动，我也认了。现在他好了这么多，我还能不知足？我其实最不喜欢他逞强了。您知道吗，扶他、搀他，帮他都是挺幸福的事。”
家里的事平息安定了，可这另一桩麻烦却是盐井上的事。抗战八年了，手里握着这大后方的盐务命脉，我们自贡的盐商自是不敢怠慢，个个督促自家的天车加班加点推水、熬盐。
井上的工人也是体谅抗战的难处，自七七之后，便绝少了劳资纠纷。我想着既是抗战胜利了，这工钱自是要涨，而且应该给每位盐工送份礼才是正经。为着此事，我和几位前辈商议，可附议的却是无人。
起初我倒也没在意，心想着自己既然是标榜新式管理，未尝不可先行先试，在自家的盐工中发起来，只要不声张也就罢了。在老井召集了各柜的管事来商议，给每位盐工加发八个月的工钱，正好合抗战八年，一年一月。
谁知这话一说，几位管事者面面相觑，没一个愿意应话。这几位都是父亲在世时，便在我家井上做事的。此后又跟了我二十年有余，彼此也重情谊，总是相敬有加，如此尴尬的场合还是不多。我用眼一个个扫过去，一众人等却都避开眼光，似是均有难言之隐，全然没有胜利的喜悦。
乌井沱的崔管事是最年轻的，比我还小着几岁，平日里也算是最能明白我的心思。看着左右无人答话，他清了清嗓子，开了口：“先生，抗战胜利了，大家自然都是高兴。这盐工们苦了八年，自然也是需要犒劳。”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只是，井上这几年也不宽裕。几次为抗战献金，咱们虽比不上余家和侯家，不是最多的，但您要是比上咱们一年的进项，咱们出去的可是最多的。”
“在此之外，咱们每年的专卖、附税、国军副食费、防空费，这要交的名目不但多，而且年年加码。您看这附税，民国三十二年时每担是一百块，到了今年一月便长到了一千块，谁知三月份居然又翻了六倍，到了六千块。”
我点点头，言道：“这税吗，大家都是一样，毕竟是为了抗战，给前方杀敌的将士补点米、菜也是应当的。”
“先生，您这话说得对，说得对。可有些费用，却是单咱们李家背着。您看这为了给重庆运气，咱们先做气囊，垫付了不少，可这资委会付气钱总是得拖个三五个月。眼下钱毛得快，可咱们这盐价、气价都是前两年议下，为着抗战，也不好改。”
“可咱们毕竟是东家，再怎么难，总是比盐工们好过，难道不能想想办法？”
“先生，不是我们畏难，可您目下做了好人，也得给今后做打算，不是？您看，咱们这几口井，都是出气的好井，前几年虽是政府有拖欠，总是能挣着不少的钱。可自打年初这中印公路通车，又有油管直到昆明，咱们这气就基本卖不动了，这可就少了三成的进项。”
我默默地点头，心里也开始盘算这中间的利害。
“这还只是气。要说盐呢，目下卖得还好，可这不是胜利了吗，沦陷区一接收，那两淮的盐路一通，咱这盐还能卖多少也不好说。您提着给盐工发红的事也有几日了，我们几个商议了，实在是觉着不能把咱们这老底子都掏空了。”
崔管事把这话一说开，其他几位也都应声符合。各般道理说个不停，要么不能与其他盐号不同，要么不能让盐工盼着水涨船高，一年比着一年地涨工钱。
我看着这架势，总是不能硬绷着下去，便道：“那就减成六个月的工钱？”
这话似是也无大用，几个管事仍是摇着头，言道六个月的工钱算下来，也拿不出这许多现钱。
还是崔管事，看着左右总是摇头也不是个办法，便道：“先生，按照咱们现下的状况，拿出两个月的工钱还是使得的。要不就跟工人们说一共发四个月的工钱，两个月的现在发，两个月的到腊月再发，这样好歹柜上都有个周转。不过后一次，如果要稳妥，我看还是折成股份，再从今年帐上的盈余中分？”
崔管事这法子倒是得了众人的赞成，都说还是这样好，毕竟多出的工钱是从帐上的红利里分出来的，免得动了太多现银。
我看既然众议已决，也就不再坚持。中元节前，把两个月的工钱发下去。虽算不得多少，可毕竟是份心意，盐工们也多自欢喜。
谁知还没到月底，却是噩耗传来。国府未及还都，却已是厚薄毕露，虽还是吃着川人的，穿着川人的，用着川人的，淮盐归楚的大计却也是定了下来。
这几年各家盐井既为着抗战的国计民生，却也是为着往两湖贩盐不薄的利益都挖了新井，扩了灶口，不少还借了债，押了产。
此事若是当真，一旦两湖盐路断绝，像李家的老井这样，经营自然艰难，但煎熬几年或许还能恢复到抗战前小有盈余之时，而那些现在看似红火的大家，一旦还不上贷款，不要多久怕是就走上了王三畏堂资不抵债的老路。
为了这事，商会的各家盐商议了几次。一面是起了公文，上书省府和省商联，敦请上峰念及自贡抗战多年贡献，扶持自贡盐业发展，比照当年产量，继续官收三年。而另一面则是鼓动各家分头出面，去成都和重庆活动高层。
侯先生知道我家与表老有旧交，就劝我去重庆说动表老出面。一来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自然当帮着川人争这口气。而二来他身在朝野之间，正是所谓第三方面的领袖，若是振臂一呼，自又与当政者不同。
我听这话也颇有道理，便往重庆去了。到得重庆才知晓我这误打误撞地却遇着了天大的事情。国共为着抗战后国家的命运，开了最高层的谈判。
毛泽东和蒋中正二人在重庆聚首，一连谈了四十几天，而表老和民盟的诸位先生们居中调停，这些日子交际盘桓，为军国大事和兆民福祉而奔波。想来此时不便去叨扰表老，我便先去看望若颖。
那天中午，寻到歌乐山的中央护校，却是没见到若颖。问起同事，说她已请假几天，在家照顾抗儿。我心中挂念着他们母子，又怕抗儿生了病，便急忙地顺着指点，找了过去。
这地方就在中央护校的院内，两层的砖木楼，想来也是抗战时临时建起的。若颖住在二楼，敲了两下，门应声开启，却见若颖正哄着抱在手里的抗儿。
“老李，你来之前怎么也没说一声，正赶上家里狼狈。”若颖见到我虽是惊喜，可她脸上却倦容难解。
我看着抗儿，和几个月前相比，头似是大了一圈，但身上却没怎么见长，胳臂和腿更是纤细。
若颖也觉察我的关切，便叹道：“都是我不好，苦着孩子了。”
“抗儿看着好像瘦了？”我小心地问道。
“唉，哪只是瘦了，这几个月就没怎么长份量。”
“难道是病了？”我一边问着，一边端详着抗儿。小孩子十一个多月了，虽是还不会说话，可眼神却满是灵气，也专注着在打量我。
若颖用手轻抚着抗儿的脸蛋：“前阵子孩子少了，护校的托儿所就停了。我找了附近一家老太太帮着看抗儿。谁知道这老太太人面善，可心不好。我后来猜想，她一定是把我留给抗儿的鸡蛋都自己吃了。我看着抗儿不怎么长份量，心里也是急。可那老太太却是说孩子有早长的有晚长的，也不奇怪。”
“我当时听着心里堵，但是也是同事给介绍的，面子上总有些过不去，暂时也就没计较。可是前几天，我去接抗儿，他一脸的委屈，见我来了就哭。”
“我觉着不对，留了个心眼，仔细一查，抗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心里就咯噔一下。我紧着问老太太，她支支吾吾地说是抗儿自己不小心在小床上摔的。我这个妈好歹是学医的，这点还看不出来，肯定是被捏被掐过的。当时真是跟她拼命的心思都有。”
听着妈妈讲着伤心事，抗儿仿佛也明白了似的，脸一拉，哭了起来，脸上憋得通红，呜咽声中还不时地含混着“妈妈”的声音。
若颖忙拍着抗儿，母子俩脸贴着脸，依偎了几刻，抗儿哭声才渐缓，但挂着泪珠的脸上仍是一副委屈的样子。
看着这场景，我心里也是疼，但也有几分惊喜，“抗儿会说话了。”
若颖怕是也伤心了，眼角闪着泪，哄着抗儿：“可不是嘛。小孩子也不知是懂事了还是天性，一伤心委屈就喊妈，玩得高兴了就叫爸。我这心里听着又是高兴又是伤心，怎么都不是个滋味。”
“老李，来，你也帮着逗逗他。人家都说男孩喜欢看男的。我们这学校里的同事，周边的邻居一水的都是妇道人家，你这干爸今天可正好派上用场。”
我知道若颖这话其实也半在开玩笑，可是听了，心里却有些不是个滋味。
我自己没有孩子，自是没什么哄孩子的主意。搓着手，无奈地看着若颖：“怎么哄呀？我也不会唱歌。”
若颖笑吟吟地答道：“小孩子其实也好哄。老金教了我一招还挺好使的。你试试，用两个手把脸捂上，然后猛地把手拿开，就和捉迷藏似的。”
我按照若颖所教，试了开来。一开始，也只是一步步地做着，好似试着跳舞的初学者一般。小孩子的心情便真是如此神奇，即使是我这僵硬的表演也让抗儿出神地看着。第二次，双手分开的那一刻，我也试着向抗儿笑一笑。他小嘴张开，秀长的丹凤眼微微弯起，现出让人难忘的笑容。
如此不过两三次，抗儿便嘎嘎地笑出了声，两只小手也不停地挥舞着。也就是这时候，抗儿嘴里轻柔地发出了，“嗒嗒”的声音，听起来与英文的“Daddy”也确有几分相似。
“你看，我不是说吗，他一高兴就叫爸。”
我和若颖如此与抗儿一起玩了半晌，直到抗儿在若颖的怀中安静地睡熟。若颖轻轻地把他放在小竹床上，朝着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示意我到外屋说话。
“老李，你要是能常来就好了。”若颖一边帮我倒茶，一边轻声说道。
“这次来重庆，可能是要待一阵子。抗儿也快满周岁了，给他好好过个生日。”
“日子过得真是快。孩子都快一岁了。仗也打完了。”
我端起茶杯，想着心里的一句话，不知是该保持着沉默还是说出来。
“若颖，老是这么苦着自己一个人也不是个事。你父母那里……”
若颖无奈地摇摇头：“慢慢来吧。他们过了双十节就准备回北平了。不少文化机关都准备着回迁呢。”
“那你？”我问话的声音中怕是也透出了几分不舍。
“怕是没那么快。抗儿这么小，北平的冬天太冷，怎么也等他再长大些。我也没太想好。”
我抬起眼，虽没有说话，若颖该也明白了我的心思。
“这些年在重庆，其实也喜欢上了这里。现在报上不也说吗，好多下江媳妇、女婿也不想走了。”
“那就在重庆住下，不也好？这里的朋友也能帮你？”
“唉，”若颖轻轻地叹道，“话是这么说，可是北平终究是家。真要有什么没法办的事，还得离父母近些好。我估计再过些时日，国立护校可能也会搬回南京，在重庆找工作就难了。”
若颖双眼看着手中的茶杯，嘴角微微翘起，淡淡地一笑：“金大夫说想回北平和我一起开个诊所，他管医，我管护，倒也是个主意。”
我不知该怎么答话，只得顺着她言道：“这也好。其实，老金这人也不错。
若颖若有所思地摇摇头：“那也是玩笑话。老金过两天就先回北平。毕竟妻儿这么多年没了下落，他也着急要回去看看。”
“咱们这些都是过来人了。如果是现在，自己也不敢像当年一般什么都不顾地爱了。爱一次也很伤神的，有抗儿这么可爱的孩子，我也没什么旁的贪心，宁愿把时间多给他。”
双十节那天，国共两党签了协议。即便是我这样不懂政治的人，也为了国家终是见到和平之光而欣喜。这天的重庆从早到晚热闹非凡，从上半城到下半城，一整天鞭炮声、锣鼓声便没有停。想来民国这么多年，这怕是最安生也最难忘的一个双十。
第二天晚报上登出了毛泽东飞返延安的消息，也提到了表老亲赴九龙坡机场送别。我想着自贡盐务的前途，断是不能再等，便赶早去往张表老暂住的特园。
这特园建在嘉陵江边的一片坡地上，视野极佳，原本是鲜特生将军的宅第。鲜将军早年行伍出身，在川北便跟随表老，心向民主。我见报上还说这鲜宅眼下便是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常来常往之处，连中共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几次造访。
见得我来，表老甚是兴奋。我还未顾上道明来意，他便拉着我的手，讲起了这段重庆谈判。
“昨日去机场送毛润公，想想八月二十九，我去机场接他。那时既是兴奋，也忧心忡忡，我写了几句歪诗‘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就是担心国共又打起来，也担心他在重庆赴鸿门宴。这下好了，蒋公答应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毛公也答应不搞阶级斗争了，这样国家就有前途了。”
“我在报上看，您这些日子居中调停，也是辛劳了。”
表老有力地摆摆手，深情地说道：“这点辛劳不算什么。从辛亥年保路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人生哪来多少三十年，到得垂暮之年，能够看到国家有这亘古未有的新气象，再累也是值得。”
表老的话，勾起了几年前与庆哥在成都的那番往事，我便说道：“几年前，一位朋友曾说这抗战胜利之后，世道是要变的，不能回到老路上去。”
表老的手有力地拍着藤椅的扶手，频频点头：“这话说得极好。言语简朴，道理深邃。这八年，我们国人受了多少苦难，可就是这苦难，终于是让全体民众都醒了，都明白了自己才是这国家的主人。”
“这道理，我倒是不知当权者明不明白。我和蒋公说，既然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皆有保土抗战之责任，那抗战胜利了，还是不分东西老少，都应有参政议政之权利，否则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我无奈地摇头道：“哎，话是这么说，可事未必是这样做。我这次来拜访表老就是想为我们这四川盐商争个平等的权利。”
听着这话，表老也是一惊，想来没有料到我这总是爱退在后面的人居然跳了出来为众人出头。
他和蔼地看着我笑道：“慰慈，你说说。你的事，我要能帮上忙，必定会帮的。”
我沉了沉气，脑子里把想过几遍的事情又重温一番，小心仔细地讲开道：“表老，您是咱们川人的前辈，您对咱们川人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最是了解。”
“这八年，咱们川人不仅是出丁、出粮，而且还出了盐和钱。我们几个盐商算了一笔帐，这八年，我们的盐井熬出了两百万吨盐，占了整个国家的三成。”
表老捻髯颔首，鼓励我说下去。
“这是盐。要说到钱，我们也算了一笔帐。去年，报上就提到，现在国家关税已基本没了，主要就是靠着盐税，能占到国税的六成。咱们自贡那更是盐税的中坚，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有至少二十亿元。这还不算抗战中的几次献金，那咱们自贡更是全国的翘楚。去年冯副委员长来自贡，一次我们就捐了一亿三千万，是全国之最。”
表老缓缓地点头，言道：“不错。焕章将军
事后和我提起此事，那是热泪盈眶，说这是汗与泪、是千万良心交织起来的。”
想起这些，我也有些哽咽，缓了片刻，接着说下去：“按理说，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国民的义务，本也不该向国家要求什么，可事事都应该讲个道理。”
“我们自贡的盐在抗战里养活了后方的军民，可这抗战刚一胜利，我们就听说国府有意让川盐从两湖再退回来。上个月，几位前辈盐商去拜见盐务局的缪局长。他也无可奈何，说是国府看重的还是两淮的盐商，那是国府的钱库。抗战胜利了，国府便会让两淮的海盐重新入楚，这是既定国策，也无更改之望了。”
听到这儿，表老猛地一拍茶几：“咳，刚一胜利就是旧态复萌。老蒋这个人，就是用人唯亲。”
“先是自己家的连襟，一个孔院长，一个宋院长，再就是浙江人，江苏人。缪局长这话也没错，那两淮的盐商从来都是比咱们四川的盐商更会结交权贵。前清那会儿，皇上下江南他们就迎驾，到了民国还是这样。说到底这还是独裁统治的祸害。”
“其实我们自贡的盐商也并非要霸占两湖的盐路，只求个公平，海盐和井盐同时入楚，价钱自由竞争，两湖的百姓也能买得起更多的盐。”
“慰慈，你不用再说了。这事虽然难，我是管定了。我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一个案，就算不能改这‘既定国策’，也总要让天下人知道。”
我站起身，对着表老深深一躬：“表老，您不仅是川北，还是咱们全川的圣人。”
“慰慈，快别这么说了。咱们一只脚都跨进民主之门了，哪还有什么圣人啊。我倒是有句话，你坐下来，听我说说。”
“这次国共和谈，大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政治民主化。如果我估计得不差，政协会议几个月内便会开，然后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
“这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未有的大事，像你这样真切见过民主宪政的人更应该出来做事。你还记着去年我和你说的，我们要把民盟建成个真正的政党。以你李家的威望、你自己的学识、对抗战的贡献，也代表民盟，选个国大代表。到那时，你就更好造福桑梓了。”
四三年底在成都听到表老劝诫时，我本已动心，但是生性庸散，也就耽搁了。此时表老再劝，自是情真意切。可我一是羞于在人前启齿，又总是记着父亲的忠告，不可与政治扯上关系。
表老该也看出我的为难，勉励道：“慰慈，之前我就劝过你。这几年，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变。在这乱世，其实是没有独善其身这条路的。”
“当年你刚从美国回来，家里出了乱子，又赶上几路军阀在自贡混战，那世道，就算你想独善其身也是做梦。慰慈，你莫怪我提起你这伤心事，这种事躲也是躲不过去的。”
我默默地点头。表老所说的确也不错，这种事是躲不过的。当今还不比前朝，纵使找到桃源也难避秦了。
“这样吧，慰慈，让你从政总也要你自己情愿，强求不得。不过，去年你可是答应我要好好考虑。你不要嫌我们这儿门面小，民盟的事也需要人手，你这样的实业家能来参与，也是帮衬我们。”
表老身为民国元勋、政坛耋宿，又是多次有恩于我的长辈。他如此三番两次邀我入盟，自是不能再有推辞，我便点头答应。
“慰慈，这也算我对得起你父亲了。另有一事，我说出来，你多留个心。这次毛润公来重庆，我真是佩服他，将来得天下者怕就是他了。”
听到表老说共产党将得天下，我不禁一愣，问道：“得天下？可现在蒋主席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要说选举国家元首，那是肯定高票当选。要说军事上，这个我就更不懂了，可国共间的实力总是几倍悬殊，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就能得天下了？”
表老摆摆手，双眼望着远方，似是在回想着几天前的往事：“毛润之第一次来这里，我和特生一起去门外迎他。进来一路，他每个工友都握过手去，还嘘寒问暖。那可不是装出来的。我们听过他讲话的。大伙们都说，要是像在美国那样一对一的选举，蒋先生还真说不准不是他的对手。”
“我长话短说吧，大家既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民主宪政的原则，共产党那边便也会进入政府，咱们这些人也应该和人家接触接触。”
我缓缓地点头答道：“这几年我倒也几次想到此事，只是有些犹豫。我们毕竟是资本家，也不知人家是否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这可不然。人家对你们这些实业家还是很在乎的。去年周公便和在渝的实业家谈过几次，前几天毛润公在此又见了几位，还有你们这盐碱业的前辈，天津的李烛尘先生。”
“人家说得还是不错，咱们中国和俄国不同，不是资产阶级太强，而是太弱。就拿你自己说，不是前有军阀相害，后需对付官商和外商？所以说，人家现在要团结民族实业，不是要消灭民族实业。”
说到此处，表老顿了顿，放缓了声调：“慰慈啊，多出来走动，多见些人对你总是有好处。我也这一把年纪了，也照应不了你们多少年了。希望这将来，政治革新，我们这些老朽就不用事事都跳出来喽。”
从特园出来，难得天气放晴，前望嘉陵江上一片秋色已浓。不少木船火轮忙着往长江驶去，想是已开始了光复之旅。忽地想起八年前来重庆，无数船只溯江而上，满载躲避战乱的同胞和抗战的火种。今日返程却能否如表老所期，带去民主和宪政的希望。
想着自己这个从不过问政治，且羞于交际的人，如今却也答应为中国的民主做些事情，脑子里千百思绪旋转，心里一股向外涌着的热流让呼吸都急促了。
这阵兴奋急需与人倾诉，可在这样的事上，却也少有能推心置腹的知己。此时能够明白我心情的怕只有白莎了。想起去找白莎，却是不知道她的地址。虽然同在一城，我却没有问，她也没有说。好在记得琴生说过在生活书店工作，那在民生路上，顺着江边，到临江门再拐进去便是了。
书店的门脸高阔，并排三分，左右是两大扇玻璃橱窗，正中门楣上挂着巨大的生活书店牌匾。进得书店，与店员打听，却说琴生最近身体不适，都是在家里翻译稿子后由白莎送来。
听了这消息，我急着问他们的住处。几个店员却都摇头说是不清楚。看我问得心急，又说是白莎的舅舅，一个年岁稍长的店员便带我去见经理。
办公室在书店二层，临街的玻璃窗半开着，坐在办公桌后的经理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光景。他浓密的黑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金丝眼镜更衬出斯文。
我看那经理面熟，一时却记不起来什么地方见过。迟疑间，他似是先认出了我，站起身，走过来问道：“是自贡的李先生吧？这可有六七年了。以前和白莎去过您那里，还吃过您一顿饭呢。鄙姓邱，您还记着吗？”
经他这么一点，我才想起，这邱经理该是三八年一起和白莎还有几个年轻人在我家“相亲”的。既是熟人，我的心便放下了，忙着道出来意。
他倒没即答我，只是安排着工友上茶，接着便拉起家常。我看他并没有提白莎和琴生的住处，却是像要摆起龙门阵。心中不免诧异，急着把话题拉回：“我本是想来找琴生的，刚听说他病了。能麻烦您告诉我他们的住处？”
邱经理仍是笑着看着我，言道：“他最近是太累了。我一直劝他，写书、翻稿子是个细水长流的事，也不能拼着命干。白莎劝他，他也不听。”
他不紧不慢的语速却让我更是焦急，但想着既然是熟人，又有求于人家，也不便发作，只能在椅子上难挨地换着姿势。
“李先生，琴生好像是肺病犯了，”邱经理放低了声音，但仍是不紧不慢地说着：“我看您要不然还是等他好些再去看他吧。白莎都不让我们去了，说怕传染的。”
此时我已顾不得面子，怏怏而道：“我外甥女都不怕，我自然也不怕。您要是知道他们的地址，为什么不告诉我？”
邱经理倒仍是平静，只是用金丝眼镜后面温和的眸子端详着我。片刻后，他又开了腔，却也不是正面的回答：“李先生，您请稍坐。他们那儿我也没去过，不过地址我倒是记下了。我去找找。”说罢他便起身，也没给我再发问的机会，快步地出了门。
饶是一大段光景过去，我愈发地坐立不安，正准备找过去，看着邱经理又面带微笑地回转来。他抖着手中的薄纸，言道：“抱歉，抱歉李先生，我这儿乱糟糟的，费了半天力气才找到。”
我接过地址，却原来就在不远的民权路。如此心里更是起怒，暗想着这经理必是在难为我，否则这左近的地址，又是条大路怎么还需要这多周折。
将我送到门口，他还是那么客气，走在我前面两步，帮我拉开门，笑着说道：“以后您可一定常来。”
我本心里有气，但看着他仍是礼貌有加，毕竟也是白莎夫妇的朋友，总是不可太过失礼，便也就敷衍地客气了几声。
白莎家的地址是在民权路，从书店走过去并非很远。顺着门牌找过去，见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临街的是几家干货铺子，但要上到各户人家却需从两栋楼房中间的夹道进去，再穿过一道昏暗的天井。
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在天井中回荡，心中却没了平日的踌躇，留下的只是对白莎和琴生的担心。那脚步声急促地似是更像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青年。
楼梯到了三层，迎面是两扇一摸一样的棕漆木门。按照纸上的地址，该是右边的那扇门。也就是刚刚敲了第一声，便听到里面白莎的声音：“是舅舅来了吧？”
我心里一怔，却是想不出她怎的已经知道了是我。还容不得我细想，门应声开了，露出了白莎的身影。
“舅舅，”她轻声地唤着我，脸上浮出了我久盼的笑容：“快进来吧。”
白莎这天穿着一身再普通不过的浅棕布旗袍，外面套着一条蓝色印花的围裙，头上白色方巾系住了头发，该是正在忙着家务。
“白莎，你要忙着，我就先坐一会儿。”
白莎笑着摇摇头，把围裙解了下来：“琴生这几天身子不太好，正睡着呢。我先陪你坐一会儿。”
白莎陪我在饭桌旁坐下。四下看去，饭厅的墙壁本该是刷白的，却已被油烟熏得微黄。窗子不大，窗边几处墙皮已开始脱落。屋里没得多少装饰，只是靠里墙排着两大架子书。外面虽是有久违多日的阳光，可屋里却是赶不走的晦暗。
白莎脸上带着歉意：“舅舅，我们这里太简陋了。这么久了，都不好意思请你来。”
我忙着解释道：“舅舅怎么在意这些。要有什么舅舅能帮上忙的，可千万要告诉我。”
“今天，我本来有事想找你，也不知道你们住哪儿，只能找到书店，才听说琴生病了。白莎，要说，今天不是舅舅厚着脸在书店硬是不肯走，那邱经理说不准还不告诉我你们住哪儿。”
白莎望着我，眸子里闪着欣喜和感激的光：“舅舅，你可别怪他。邱经理是我们的朋友，他也是怕琴生休息不好，旁的人来找都给挡架了。这不，你坚持着不走，他就给我们打了电话。”
我缓缓点头，心里似是也明白了白莎话后的深意，终是感激他没有把我也看作旁的人。
“这肺病也是要好好地调养的，营养也得注意。哎，琴生父母都有这病，怕是也是小时候就有了。要不你们搬到舅舅那儿去，那儿阳光好些，我和德诚也能帮帮你们。”
“没事的，舅舅。这几天我逼着他休息，不给他看书，也不让他写字，他已经好多了。”
白莎压低了声音，接着问道：“你说有事找我？”
“我今天上午去找了张表老。”
我刚说到这儿，白莎的眼中登时露出了好奇的目光，“是民盟的张澜老先生？”
我点着头，接着道：“是啊。表老是我父亲的旧交。前年我去成都也找过他，这话说起来，还是你那姓庆的朋友让我去的。”
听我提到庆哥，白莎的嘴唇微微一颤，眼光变得悠远，缓缓言道：“庆哥和我提起过。这么一想，又是快两年了。”
“这次表老和我又讲了很多国共和谈的事情。他见过毛润公几次，还和我说他觉着这人将来能得天下。”
“我去见表老，本是请他出面为我们自贡的盐商争份公平。可要说，还是表老看得远。他谈了很多关于民主宪政的大事，便又劝我出来做事，这样也可帮着自贡的乡党争得更好的国策。”
“我呢，起初还是老样子，总是说自己不善和人打交道。除了熬盐，旁的也不会，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的。还是亏得表老愿意提携后辈。他让我多出来走走，多跟各方接触，包括共产党那边。他还邀我为民盟做些事，我也答应他了。”
我像是怕自己一停，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一般，一口气把这些事都告诉白莎。她一直也看着我，闪动的目光中不时露出兴奋的热情。
白莎握住我的手，声音虽低，但下面却像是回荡着无边的波澜：“舅舅，这些天我们都很兴奋。您还记着咱们以前许的愿？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实现，而且咱们还能走到一起。”
白莎的话不多，但一切尽在那只言片语间。“走到一起”，这简单的四个字，却让我等了几年。
“白莎，舅舅觉着自己绕了这么多年，现在好像终于绕出了点头绪。原本想着能在乡下独善其身，其实也渺小幼稚得很，现在往回看，这怎么可能呢。”
“抗战胜利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各自修身齐家的事，这世道不变谁都别想过上好日子。”
白莎笑吟吟地看着我，频频地点着头：“舅舅，你老是那么自谦，其实今天能看透这层道理的人也不多。”
“以前给《生活周刊》做记者那会儿，也没少采访国府的大员。他们学历一个比一个高，英文说得一个比一个好，可就是参不透这点道理。对了，这里有本书稿，你要是有兴趣，也看看。”
她站起身，走到了书架前，抽出了几本厚实的书册，然后从靠墙的地方拿出了一只不起眼的棕色牛皮纸袋。
“这东西虽然还不算违禁，但也得小心。”白莎一边从牛皮纸袋里抽出一份厚厚的英文书稿，一边轻声叮嘱。
“这是以前在重庆的一个美国记者朋友写的，还没在美国出版呢，我就辗转地给要了过来。我和琴生商量着，先翻译好，他们在美国一出版，咱们这边生活书店就能一块出中文的。”
我接过书稿，看到扉页上大字印着《中国的惊雷》
。
“这书名还真是不俗，”我对白莎道。
“那可不能全算是他的功劳，咱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就是个惊雷的年代。我给你念几段。”
白莎翻到了第二页，右手的食指滑过纸面：“在亚洲，十亿以上的人民已不能再忍受世界的现状。他们生活在如此暴虐的奴役下，除了锁链别无所失。他们被愚昧和贫穷所困，若是把他们生活记录纸上，那美国的读者们会触目惊心。在印度，一个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七岁。在中国，一半的人民在三十岁之前死亡。放眼亚洲，生命中可怖的常数是饥饿、侮辱和暴力。无论是战争与和平，饥馑或是丰裕，横尸道野再平常不过。”
“还有这一段，”白莎激动着翻过一页，接着念道：
“人民直觉地看到抵抗日本的战争也是对这千年积怨的宣战。当蒋试图一面抗击日本，一面守护旧制度时，他不仅无法战胜侵略者，也无法巩固自身的权威。”
“他的宿敌，共产党人，从八万五千士卒成长到百万强兵，从辖一百五十万人口到九千万之众。共产党没有魔法，他们明白人民的渴望，他们领导了这些革命。”
我喃喃地念着最后这句：“他们明白人民的渴望，他们领导了这些革命。”
“说得好吧，舅舅？他虽然是个美国人，有些观点也是偏颇，但是这一开始的几段，写得才叫一针见血，是不是？”
“白莎，舅舅岁数上是长辈，可见识有时候还真不如你。你说说，咱们要改变世道，建设民主宪政，这得怎么入手？”
“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国家积贫如此，民族迷茫百年，这也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白莎看着我，脸上有一种让我敬畏的自信和憧憬：“我原来也不明白的，可我最近我想通了。就像是您刚说的，咱们中国的古代人其实也早就想明白了。您记不记得给我讲过的老故事，愚公移山的故事？
“愚公移山，”我沉吟着，缓缓地念起了小时曾背诵的语句：“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我和白莎四目相视间，心中霍然开朗：“可不是吗，这道理说出来了，心里也就亮了。这不就像我们在自流井家乡办井，就这么一代一代地干下去，只要始终不渝，总是能见到光明。”
说道此处，里间传出了声音，白莎忙着起了身，轻快地说道：“是琴生醒了，舅舅你等等我。”
几分钟后，里屋的门轻声开启，琴生跟着白莎走了过来。和几个月前相比，琴生更见消瘦。天气本还不冷，可他已加了一件驼色的毛背心，只是因为身子瘦弱，毛背心挂在身上，已不太合身。
我忙招呼他坐下，心里看着年轻人被病痛折磨总是难过。可毕竟是年轻人，我想着得从快乐之处劝导他，便说道：“琴生，身体还是要紧。这不，我刚和白莎聊天，还说着子子、孙孙的愚公移山的事呢。你们何时要个孩子，让我这舅舅也变一个舅姥爷如何？”
这话让白莎和琴生都有些脸红，忙着推说要等生活和工作更有些着落。看起来，两个年轻人比半年前亲密了许多，言语间也不时相互甜蜜对视。
他们本说要留我吃完饭，可我怕又添一口，会累着白莎。白莎见我要走，似是有些不舍，便说要送送，抓了一件风衣和我一起出门了。
顺着民权路向前，不时能看到街边漫步的情侣和带着孩子的父母。和平的生活不像是战争那样需要隆重的仪式，此时已悄然复苏。再向前，便能遥遥望见日后被叫做精神堡垒原址上的旗杆。
“舅舅，”白莎先开了口，声音中夹着一丝忧虑，“我说这话，你别太担心。不过，你还是要小心自己。现在虽然国民政府答应了开政协、开国大，不过事情还有变数。在华北国共两军还有冲突，你虽是跟着民盟做事，也需要小心。”
我侧脸看着白莎，想着这些话似曾相识，只是说者和听者却是换了位置。
“白莎，这话倒像是该我说的。怎么倒是你来提醒舅舅要小心了？
她抿着嘴笑笑，低声道：“我们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我觉着这下午，时间虽短，我和白莎间的亲情却是又近了许多，便问道：“那琴生也是？”
白莎点点头：“还有好多其他的朋友。有这么多人在身边，别管周围情况是怎么样，都不觉得害怕和孤单。”
“其实我也猜到了。之前内森还跟我说，他觉着你变了，说是琴生本不适合你的。”
这话让白莎咯咯地笑出声：“他怎么就那么肯定谁适合我呀？”
“人家可是很肯定的，”我笑着说道，“内森说从小就认识，总觉着你是个需要梦想和浪漫的人。”
“舅舅，其实他说得也不错，只不过梦想和浪漫的事不同了。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在美国那个镀金的年代，想的不过是自己和身边的浪漫，可现在，却是不同。”
她举起手，指着远处的旗杆，接着道：“抗战胜利那天，我和琴生都在那儿。周边所有的人都在喊着，唱着，挥着手，一个一个的V字。我们俩之前也从未像那样抱得那么紧。说真的，舅舅，没有比那更浪漫的了。”
“可我记着你好像说过以前爱过另外的人？”
白莎脸上一红，低下头笑着说道：“舅舅，你怎么记性这么好，这些陈年往事都不忘了？我也不瞒着你，以前确实爱过，也不能说现在就全然不想了。不过大家现在都走在了一起，一起做着让人激动的事，一样可以爱着，就是一种不一样的爱。你说，我这是不是也很幸运？”
我拍拍白莎的手，心里为她高兴：“白莎，琴生的身子还要注意，你自己也是。我是觉着你们把自己的生活压得太紧了。以你们俩的能力，总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过得宽裕些，这也碍不着你们做大事。”
“舅舅，其实钱不是最重要的。琴生的父亲留下了不少积蓄。可是舅舅，看着周围那么多人活得那么苦，我们俩都觉着这样更心安，更踏实。”
我无奈地摇摇头：“你别怪我这么说，哪怕是基督也没有让人只过穷日子，你们又何必做苦行僧？”
“白牧师小时候教过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的选择。能这样选，我们已经很幸福了，毕竟，”她停顿了片刻，“毕竟我们只是选择这样，而不是真的山穷水尽了。”
提到白牧师，我心里不禁一阵难过，握住白莎的手，我缓缓地说道：
“白莎，多的舅舅不说了。你先回去吧，我自己会小心的。”
看着白莎的背影，渐渐融入温暖的落日余晖中。路边黄桷树硕大的树冠上枝繁叶茂，在她身上撒下斑驳的光斑和暗影。目送着远去的白莎，我仿佛忽然明白，她便也是连接着我往昔与未来的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