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九章 靖康之难（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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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金使赵少监在留守司传达监军命令：请梅执礼等八位提举官出城，赴南薰门外接受训令。
梅执礼等人一听，感觉情况不妙，事情有些严重。有人担心道：“吾侪傥出门，必留营中不返矣。”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道：“金人刚限期五日，正需我辈去根括，且前三日所纳金银之数比前一月翻倍，复何罪可留？”
正当他们犹豫不定时，金人又遣萧庆前来催促。不得已，他们只好出发。
梅执礼等八人刚走出南熏门，便见人称金牙郎君的监军，黑着脸，倨坐在一面旗帜下，四周全都是手执军器的金兵。
监军先朝他们八人一顿呵责，然后不容分辩，下令将梅执礼、程振、安扶、陈知质四人用狼牙棒击死。之后又斩首，“弃其尸于门下”，令他们家属用金银来赎尸首。
接着，监军又下令，将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黎确，肩背各杖百余。这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几近于死。
最后，监军下令道：“根括官已正典刑。限五日缴齐金银，或尚不足，当纵兵自索。”
关于梅执礼等四人被害之原因，一种说法是，因他们不肯配合金人搜刮金银，“以金银不实故害”。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他们“欲结兵以救二圣”，而他们与王时雍有矛盾，王时雍于是密报金人。金人“欲明正其罪，恐动众心，故以金银事杀之。”
当时，金人的确已探得康王令宗泽屯澶州、闾邱升屯濮州、黄潜善屯曹州、赵野、范讷屯南京、向子野屯钜野、何志同屯许州。宗翰对此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或许就是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梅执礼等人回城后，王时雍密报宗翰，说提举官梅执礼、程振、陈知质、安扶，欲集城中溃卒做康王内应。于是，第二天宗翰下达了处死令。
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天宇昼冥，士庶皆陨涕愤叹。”从此，京城人心更加忧惧。人们以为，金人杀侍从、捶台谏，“启变乱之端定在朝暮”。于是，有不少市民又开始持兵器巡警，像当初金人刚登城时那样。
不久，金使又来留守司传达帅府命令：所纳金银数量太少，故科定在京官员按官序交纳。执政官纳金二百两、银二千两、表段五百匹；侍从官纳金一百两、银三百两、表段一百匹。其余官员，由开封府与御史台负责划分等级，科定数目。并令日下送纳，如迟，全家押赴军前。
开封府与御史台经过紧急磋商，将京城九品以上官员分为九等。确定好金银表缎数目后，便派人逐家逐户上门收取。又根据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划分为三个等级，逐家逐户进行摊派与认领。
金人已明确要求，这件事必须当天完成。否则，就要将留守司与开封府官员及其全家押赴军前。这些高官们为了保家保命，于是，上蹿下跳，四处催促，急于星火。其余各级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引起“一城骚动”。
自从二月六日宋钦宗被废为庶人以来，金使每次入城，不论早晚，皆直接进入皇宫，“如诣私室”，很是随便。他们甚至折花饮酒，自相娱乐。有时他们还乘着酒醉，将鲜花插满头，骑着马“联鞯而行”，招摇过市，旁若无人。
京城观者无不痛恨，“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忽然从金营传出一个不幸消息：年仅十六岁的永福帝姬赵佛保死于刘家寺。
康王大元帅进驻济州后，对军中经费不足、粮食不继，甚为忧虑。二月二十七日，随军转运使梁扬祖分析当时局势，向康王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梁扬祖说道：“京城围闭，盐法不通，私商公行。国之利源，徒成虚设。乞权宜比类在京榷货务法，措置印造给卖东、北盐钞，许商人入纳见钱买钞引，前去两路盐场，请领盐货，候金人退、京师城开日住罢。”
康王表示同意，并委任梁扬祖总领措置元帅府财用，负责督办此事，杨渊为副。
梁扬祖于是召集人员开置印造局，以兵马大元帅府名义印造盐钞，依次分发给济州、濮州，广济军、兴仁、东平、济南府，以及沿黄河两岸各州、军。
不久，“商人入纳，至百余万缗。”从此，“公私称便，军须供亿遂有羡余”。印造盐钞可谓一举两得，既解决了元帅府财政困难，也减轻了百姓军费负担。
也是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在京城外刘家寺军营，宗翰、宗望派刘彦宗、刘思与高庆裔去会见张邦昌，并通知他：城中百官推戴他当皇帝。
张邦昌闻言大惊，当场“痛哭倒地”。他一会儿呵责刘彦宗，一会儿又大骂城中百官，并扬言要绝食，宁死不从。
张邦昌说道：“康王军中有文臣耿南仲、武臣刘光世，必竭力辅之。赵氏必中兴，立邦昌，徒取诛灭。”
张邦昌本来跟肃王、曹驸马一起在燕京做人质，上个月，他们被金人从燕京带到刘家寺。对于这段时间里，京城百官推戴他当皇帝一事，“皆不知也”。
宗翰、宗望见张邦昌也不愿当皇帝，这可怎么办？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还得让京城百官签名推举。于是，又派吴幵、莫俦入城，令王时雍再次召集百官签名，共同推戴张邦昌为帝。
王时雍遵命，将百官召集到尚书省，让大家在推戴状上签字。
光禄大夫中太一宫使唐恪，在推戴状上签字后即回家，神情凄恻地对几个儿子说：“吾为大臣，而国家至此，顾力不能救，独有死耳！”说完，即饮药自杀。
半个月前即二月十三日，群臣曾在秘书省开过一次会，商议推戴皇帝之事。那天，秘书省大门外贴着一份公告，说金人已废宋帝为庶人，百官要推戴有德望之人出任皇帝。唐恪一边看公告，一边“大恸”。这时，有一年少郎君，朝唐恪斥责道：“公为丞相，不能为朝廷计事，以至今日！况朝中皆亡国之大夫也。平时鬻卖官爵，习蔡京不法所为，犹厚颜赴议举异姓，实负国家，哭之何益？”
第二天一大早，金使赵少监在留守司传达监军命令：请梅执礼等八位提举官出城，赴南薰门外接受训令。
梅执礼等人一听，感觉情况不妙，事情有些严重。有人担心道：“吾侪傥出门，必留营中不返矣。”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道：“金人刚限期五日，正需我辈去根括，且前三日所纳金银之数比前一月翻倍，复何罪可留？”
正当他们犹豫不定时，金人又遣萧庆前来催促。不得已，他们只好出发。
梅执礼等八人刚走出南熏门，便见人称金牙郎君的监军，黑着脸，倨坐在一面旗帜下，四周全都是手执军器的金兵。
监军先朝他们八人一顿呵责，然后不容分辩，下令将梅执礼、程振、安扶、陈知质四人用狼牙棒击死。之后又斩首，“弃其尸于门下”，令他们家属用金银来赎尸首。
接着，监军又下令，将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明、黎确，肩背各杖百余。这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几近于死。
最后，监军下令道：“根括官已正典刑。限五日缴齐金银，或尚不足，当纵兵自索。”
关于梅执礼等四人被害之原因，一种说法是，因他们不肯配合金人搜刮金银，“以金银不实故害”。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他们“欲结兵以救二圣”，而他们与王时雍有矛盾，王时雍于是密报金人。金人“欲明正其罪，恐动众心，故以金银事杀之。”
当时，金人的确已探得康王令宗泽屯澶州、闾邱升屯濮州、黄潜善屯曹州、赵野、范讷屯南京、向子野屯钜野、何志同屯许州。宗翰对此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或许就是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梅执礼等人回城后，王时雍密报宗翰，说提举官梅执礼、程振、陈知质、安扶，欲集城中溃卒做康王内应。于是，第二天宗翰下达了处死令。
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天宇昼冥，士庶皆陨涕愤叹。”从此，京城人心更加忧惧。人们以为，金人杀侍从、捶台谏，“启变乱之端定在朝暮”。于是，有不少市民又开始持兵器巡警，像当初金人刚登城时那样。
不久，金使又来留守司传达帅府命令：所纳金银数量太少，故科定在京官员按官序交纳。执政官纳金二百两、银二千两、表段五百匹；侍从官纳金一百两、银三百两、表段一百匹。其余官员，由开封府与御史台负责划分等级，科定数目。并令日下送纳，如迟，全家押赴军前。
开封府与御史台经过紧急磋商，将京城九品以上官员分为九等。确定好金银表缎数目后，便派人逐家逐户上门收取。又根据各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划分为三个等级，逐家逐户进行摊派与认领。
金人已明确要求，这件事必须当天完成。否则，就要将留守司与开封府官员及其全家押赴军前。这些高官们为了保家保命，于是，上蹿下跳，四处催促，急于星火。其余各级官员不堪其苦，怨声载道，引起“一城骚动”。
自从二月六日宋钦宗被废为庶人以来，金使每次入城，不论早晚，皆直接进入皇宫，“如诣私室”，很是随便。他们甚至折花饮酒，自相娱乐。有时他们还乘着酒醉，将鲜花插满头，骑着马“联鞯而行”，招摇过市，旁若无人。
京城观者无不痛恨，“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忽然从金营传出一个不幸消息：年仅十六岁的永福帝姬赵佛保死于刘家寺。
康王大元帅进驻济州后，对军中经费不足、粮食不继，甚为忧虑。二月二十七日，随军转运使梁扬祖分析当时局势，向康王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梁扬祖说道：“京城围闭，盐法不通，私商公行。国之利源，徒成虚设。乞权宜比类在京榷货务法，措置印造给卖东、北盐钞，许商人入纳见钱买钞引，前去两路盐场，请领盐货，候金人退、京师城开日住罢。”
康王表示同意，并委任梁扬祖总领措置元帅府财用，负责督办此事，杨渊为副。
梁扬祖于是召集人员开置印造局，以兵马大元帅府名义印造盐钞，依次分发给济州、濮州，广济军、兴仁、东平、济南府，以及沿黄河两岸各州、军。
不久，“商人入纳，至百余万缗。”从此，“公私称便，军须供亿遂有羡余”。印造盐钞可谓一举两得，既解决了元帅府财政困难，也减轻了百姓军费负担。
也是二月二十七日那天，在京城外刘家寺军营，宗翰、宗望派刘彦宗、刘思与高庆裔去会见张邦昌，并通知他：城中百官推戴他当皇帝。
张邦昌闻言大惊，当场“痛哭倒地”。他一会儿呵责刘彦宗，一会儿又大骂城中百官，并扬言要绝食，宁死不从。
张邦昌说道：“康王军中有文臣耿南仲、武臣刘光世，必竭力辅之。赵氏必中兴，立邦昌，徒取诛灭。”
张邦昌本来跟肃王、曹驸马一起在燕京做人质，上个月，他们被金人从燕京带到刘家寺。对于这段时间里，京城百官推戴他当皇帝一事，“皆不知也”。
宗翰、宗望见张邦昌也不愿当皇帝，这可怎么办？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还得让京城百官签名推举。于是，又派吴幵、莫俦入城，令王时雍再次召集百官签名，共同推戴张邦昌为帝。
王时雍遵命，将百官召集到尚书省，让大家在推戴状上签字。
光禄大夫中太一宫使唐恪，在推戴状上签字后即回家，神情凄恻地对几个儿子说：“吾为大臣，而国家至此，顾力不能救，独有死耳！”说完，即饮药自杀。
半个月前即二月十三日，群臣曾在秘书省开过一次会，商议推戴皇帝之事。那天，秘书省大门外贴着一份公告，说金人已废宋帝为庶人，百官要推戴有德望之人出任皇帝。唐恪一边看公告，一边“大恸”。这时，有一年少郎君，朝唐恪斥责道：“公为丞相，不能为朝廷计事，以至今日！况朝中皆亡国之大夫也。平时鬻卖官爵，习蔡京不法所为，犹厚颜赴议举异姓，实负国家，哭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