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八章 金军第一次攻宋（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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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四日，宋钦宗下诏削夺王黼在身官爵，长期流放衡州，没收其全部家产。据《靖康遗录》说，从王黼家中“得金宝以亿万计”。吴敏和李纲都建议趁机斩杀王黼，可宋钦宗觉得，此时公开斩杀退休大臣，不太合时宜。于是，便将这事交给开封尹聂山去处理。聂山与王黼宿怨很深，他秘密派出武士追杀王黼于路途之中。而对外则公布说，王黼“为盗所杀”。
第二天，鄜延路张俊、环庆路韩时中、泾原路马千等西军将领，皆领兵来到京城勤王。宋钦宗很高兴，宋钦宗以为这些将领都是接到勤王金字牌后赶来京城的。当初，朝廷闻听金军已过黄河，曾连续发出多个金字牌，令内侍官前往陇西勾兵。
可是，当宋钦宗问起他们时，他们都说不曾见到金字牌，他们只是闻听京城危急，遂主动赶来赴难。朝廷这才发觉，有三个内侍官竟将金字牌私自藏匿了起来。宋钦宗大怒，下令立即斩之。
为尽快凑足金银，让金人早日从城下撤军，宋钦宗于正月二十七日又下旨，要求有司“权行招括”，由朝廷出钱从民间收购金银，这是宋钦宗又挖空心思想出的一个新招。他在圣旨说；“朝廷近为大金攻围京国，方讲议和，须犒金银币帛数目，金银最为紧急。虽各分定，抛认之数尚虑，告论一节，或为民害，遂令除去。自下令以来，权豪殊不体念国家之急，所纳之金银稀少，可自今月二十七日为始，应京城畜金之家，所有之数，或以埋藏，或以寄附，并限两日，尽数赴元丰库、大观库、左藏库、榷货市易、务都茶场送纳。金每两价钱二十贯，银每两一贯五百文，先次出给凭由公据，候事定支还。若限满不赴官送纳，并许诸色人陈告，于所告金银内二分一分充赏。犯人取旨重刑断遣，知情不告与同罪。”
殿中侍御史李奉议奏曰：“臣等访闻，民间供输今已累日，其纳金银数多者，可遵前降圣旨，于武官内安排。臣等欲望圣慈付有司条具以闻，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劝来者，庶使人心欢悦，乐于输纳，以济一时之急。”宋钦宗准奏。
这天晚上，据“专领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所”统计，左仓库中有广福坊的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朝廷于是奉御宝批示，授予李隶成忠郎，授予葛关保议郎。这天，像李隶与葛关这样前来交纳金银，希望得到官职的人，据说有数百户之多。
然而，前来勤王的宋军将领们，对于朝廷一味与金人议和的政策与做法很不满，他们要求与金人开战，用武力迫使金人退兵。
正月二十七日这天，大雾四塞。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人，一同来到福宁殿觐见宋钦宗，并共同商议对金人用兵之事。
种师道进谏道：“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固坚守和议，俟姚古来，兵势益甚，然后使人往谕金人，以三镇系国家边要，决不可割，宁以其赋入增作岁币，庶得和好久远。如此三两返，势须逗留半月。吾重兵密迩，彼必不敢远去劫掠。孳生监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
李纲附和道：“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探得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已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锢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宋钦宗听后“深以为然”。众人也都赞成种师道与李纲的战略设想，他们于是对兵马进行了部署与安排，决定二月六日向金军发动进攻。之所以选择二月六日出兵，有两个原因：一是找了一个阴阳家推算了一下，这阴阳家说二月初六这天“利行师”；二是大家估计，那时候西军主力之一姚古之师也将到达京城。
为进一步了解金军内部情况，正月二十八日这天，种师道派人去将沈琯请到宣抚司来，向他询问金军当初兵临城下之事。沈琯说道：“当初，黄河岸边若有千人守之，金兵岂能至都城？”
沈琯对官军弃河不守很是不解，深感遗憾。
种师道叹息道：“是啊，河岸若有守军，金人岂能至此？但现今关键不是追责，而是如何让金人退去。”
接着，种师道就河北地形特点，以及在何处拦击金军为好等情况，咨询沈琯。沈琯就把前几天给李纲信中所说的几点内容，又向种师道叙述了一遍。
种师道听后笑了笑道：“如公之言，金人比至塞上，已无匹马矣。”
沈琯问道：“今日当如何处置？”
种师道没回答，反问道：“公见得敌寨中有粮否？”
沈琯回答道：“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闻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
种师道点点头道：“情况确如公所说。昨日生擒二贼，割腹视之，已食黑豆。今当逼贼营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过五七日间，彼自沮折矣。”
这时，沈琯从怀中取出一份劄子，呈交给种师道。劄子中写道：“金国长驱直犯京阙，盖缘中国失谋。今日之谋，岂可再失哉！执政大臣力主讲和之议，然金帛果充其数乎？三路之地果能弃乎？已议讲和，而王畿之内剽掠殆尽，兵回之后，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奸人借宗庙社稷之重以劝人主，而为全身之计，或张大敌势以胁朝廷，而成其讲和之功。殊不思异时之患，又有甚于今日也！
闻金人见造浮桥，驰驿班师。若迁延失机，濬州桥既成，黏罕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伏望宣抚、枢密使详酌斯言，断以不疑，而早图之，宗社幸甚！”
正月二十四日，宋钦宗下诏削夺王黼在身官爵，长期流放衡州，没收其全部家产。据《靖康遗录》说，从王黼家中“得金宝以亿万计”。吴敏和李纲都建议趁机斩杀王黼，可宋钦宗觉得，此时公开斩杀退休大臣，不太合时宜。于是，便将这事交给开封尹聂山去处理。聂山与王黼宿怨很深，他秘密派出武士追杀王黼于路途之中。而对外则公布说，王黼“为盗所杀”。
第二天，鄜延路张俊、环庆路韩时中、泾原路马千等西军将领，皆领兵来到京城勤王。宋钦宗很高兴，宋钦宗以为这些将领都是接到勤王金字牌后赶来京城的。当初，朝廷闻听金军已过黄河，曾连续发出多个金字牌，令内侍官前往陇西勾兵。
可是，当宋钦宗问起他们时，他们都说不曾见到金字牌，他们只是闻听京城危急，遂主动赶来赴难。朝廷这才发觉，有三个内侍官竟将金字牌私自藏匿了起来。宋钦宗大怒，下令立即斩之。
为尽快凑足金银，让金人早日从城下撤军，宋钦宗于正月二十七日又下旨，要求有司“权行招括”，由朝廷出钱从民间收购金银，这是宋钦宗又挖空心思想出的一个新招。他在圣旨说；“朝廷近为大金攻围京国，方讲议和，须犒金银币帛数目，金银最为紧急。虽各分定，抛认之数尚虑，告论一节，或为民害，遂令除去。自下令以来，权豪殊不体念国家之急，所纳之金银稀少，可自今月二十七日为始，应京城畜金之家，所有之数，或以埋藏，或以寄附，并限两日，尽数赴元丰库、大观库、左藏库、榷货市易、务都茶场送纳。金每两价钱二十贯，银每两一贯五百文，先次出给凭由公据，候事定支还。若限满不赴官送纳，并许诸色人陈告，于所告金银内二分一分充赏。犯人取旨重刑断遣，知情不告与同罪。”
殿中侍御史李奉议奏曰：“臣等访闻，民间供输今已累日，其纳金银数多者，可遵前降圣旨，于武官内安排。臣等欲望圣慈付有司条具以闻，遂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劝来者，庶使人心欢悦，乐于输纳，以济一时之急。”宋钦宗准奏。
这天晚上，据“专领收簇大金犒赏金银所”统计，左仓库中有广福坊的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朝廷于是奉御宝批示，授予李隶成忠郎，授予葛关保议郎。这天，像李隶与葛关这样前来交纳金银，希望得到官职的人，据说有数百户之多。
然而，前来勤王的宋军将领们，对于朝廷一味与金人议和的政策与做法很不满，他们要求与金人开战，用武力迫使金人退兵。
正月二十七日这天，大雾四塞。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等人，一同来到福宁殿觐见宋钦宗，并共同商议对金人用兵之事。
种师道进谏道：“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固坚守和议，俟姚古来，兵势益甚，然后使人往谕金人，以三镇系国家边要，决不可割，宁以其赋入增作岁币，庶得和好久远。如此三两返，势须逗留半月。吾重兵密迩，彼必不敢远去劫掠。孳生监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
李纲附和道：“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探得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杂种，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已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与角一旦之力。为今之策，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锢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取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宋钦宗听后“深以为然”。众人也都赞成种师道与李纲的战略设想，他们于是对兵马进行了部署与安排，决定二月六日向金军发动进攻。之所以选择二月六日出兵，有两个原因：一是找了一个阴阳家推算了一下，这阴阳家说二月初六这天“利行师”；二是大家估计，那时候西军主力之一姚古之师也将到达京城。
为进一步了解金军内部情况，正月二十八日这天，种师道派人去将沈琯请到宣抚司来，向他询问金军当初兵临城下之事。沈琯说道：“当初，黄河岸边若有千人守之，金兵岂能至都城？”
沈琯对官军弃河不守很是不解，深感遗憾。
种师道叹息道：“是啊，河岸若有守军，金人岂能至此？但现今关键不是追责，而是如何让金人退去。”
接着，种师道就河北地形特点，以及在何处拦击金军为好等情况，咨询沈琯。沈琯就把前几天给李纲信中所说的几点内容，又向种师道叙述了一遍。
种师道听后笑了笑道：“如公之言，金人比至塞上，已无匹马矣。”
沈琯问道：“今日当如何处置？”
种师道没回答，反问道：“公见得敌寨中有粮否？”
沈琯回答道：“金人沿路日掠粮草，今至城外，取金帛子女，未有聚粮之意。但恐闻西兵至，方旋聚粮，想必不多。”
种师道点点头道：“情况确如公所说。昨日生擒二贼，割腹视之，已食黑豆。今当逼贼营六七大寨，以守把抄掠路，不过五七日间，彼自沮折矣。”
这时，沈琯从怀中取出一份劄子，呈交给种师道。劄子中写道：“金国长驱直犯京阙，盖缘中国失谋。今日之谋，岂可再失哉！执政大臣力主讲和之议，然金帛果充其数乎？三路之地果能弃乎？已议讲和，而王畿之内剽掠殆尽，兵回之后，果能保其不攻掠城邑乎？大抵奸人借宗庙社稷之重以劝人主，而为全身之计，或张大敌势以胁朝廷，而成其讲和之功。殊不思异时之患，又有甚于今日也！
闻金人见造浮桥，驰驿班师。若迁延失机，濬州桥既成，黏罕之兵继至，将有噬脐之悔矣。兵贵拙速，不贵巧迟，伏望宣抚、枢密使详酌斯言，断以不疑，而早图之，宗社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