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七章 中原大战 反蒋决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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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阎锡山说赵戴文、徐永昌和杨爱源三人都不支持他反蒋。一时间众人都不敢多言。
这三人反对和蒋介石付诸武力，众人都清楚。可是他们也都知道，赵戴文和杨爱源不仅都是五台人，还是阎锡山最得力的文武“臂膀”，赵戴文同阎锡山情深义厚，就不必多说了。杨爱源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毕业，是应阎锡山之邀最早加入晋绥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对晋绥军的发展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爱源在晋绥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有才干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虽然晋绥军中除了商震和徐永昌、周玳等少数人外几乎都是他的后辈，可他和众将领相处的都极好，不仅和傅作义、张荫梧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处的很好，就是和阎锡山不睦的商震关系也很好。
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明为充实，实为牵制。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商震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徐永昌那就更不必说，如果说阎锡山对赵戴文和杨爱源是看中他们的忠心和才干，那么对于徐永昌就是感激了。
徐永昌早在1925年代孙岳兼任第三军军长时，不仅不配合同为国民军的樊钟秀攻打山西，还通过周玳给阎锡山通风报信，让阎锡山早有准备，一举把樊钟秀赶出山西。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此时，徐永昌又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明确态度，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绥军倾全力应战。因为徐永昌的第二军不配合，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绥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由于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阎锡山对徐永昌极为感激。
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重整西北军。而徐永昌则对此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府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独立，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
对冯玉祥做法很反感的徐永昌，在请示病中的孙岳后，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分开”。正在这时，徐永昌的辛亥老友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叙述友情。徐永昌当然明白孙楚之意，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
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
对于阎锡山的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绥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而那时阎锡山的晋绥军也仅有数万人，由于有徐永昌的国民军三军的加入，是晋绥军实力大涨。
二次北伐时，晋绥军被奉军集中主力击败，徐永昌当时虽是客军，但不避嫌疑，临机处置得当，使晋绥军除傅作义一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至山西。
在这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即主动以主席是一文职，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
阎锡山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晋绥军之所以能在二次北伐前实力大涨，成为左右北伐进程的一直决定性力量，于徐永昌全无私念带领国民三军融入晋绥军有莫大关系。阎锡山对于徐永昌可以说是感激莫名。
阎锡山说这样的三个人都反对他反蒋，内北厅内的众将领一时都默不作声。这倒不是他们同意上述三人的意见，关键是他们都不好反驳这三人，只要对这三人言辞过于激烈，阎锡山不仅会怪罪，甚至还有可能当场翻脸。这三人虽然敢当着阎锡山的面指责他反蒋的错误，可是阎锡山知道这三人都是为了他着想，只要他阎锡山一意孤行，这几个人还会随着他赴汤蹈火的。阎锡山之所以有些落寞，并不是生这三人的气，仅仅是有些感伤而已。
沉默了一会，还是周玳忍不住，斟酌着说：“总司令。我倒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阎锡山也觉得自己有些动情，这个时候可不能打击这些支持他反蒋的将领的信心。点头说：“子梁，在晋绥军中只有你是蒙的学生，师生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即使你说错了，蒙也不会怪罪你。”
周玳上前一步说：“学生记得民国17年北伐完成，蒋介石在北平小汤山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并邀请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与他一起到南京举行编遣会议。开完会，冯玉祥先回河南即转南京，不久蒋介石亦返南京。总司令则在去南京中途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父亲患急病。待父病稍好即去南京。一直迁延到12月中旬，才去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参加编遣会议，学生当时以总参议的身份随同总司令去南京。当学生问起迟迟不动身的原因时，总司令说：‘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德邻说话，必取怨于蒋中正，会也开不成，我却得罪了蒋中正；若顺着蒋中正说，必取怨于冯玉祥和李德邻。甚至两面都不讨好。不若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的时候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那就好了。’”
“学生当时还有些不信，可是到了南京形势果真如此，因此，学生自那以后，一直认为总司令所想所做都是对的。而且，自那时起，我们山西和我们晋绥军在总司令的领导下，从没有吃过亏。”
周玳这个时候敢于第一个出来说话，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将领，他和阎锡山的渊源也很深。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山西陆小任教官，周玳正是他的学生，而且是阎锡山介绍周玳加入的同盟会。山西起义成功后，山西省咨议局各路人马推选都督时，正是周玳与张树帜密切配合，在议长梁善济宣布“票选”大都督的关键时刻，张树帜大声号召‘大家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应声高呼：‘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正是两人以压倒性的煽动气势互相呼应，一起把阎锡山推上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是一个即记仇又很报恩的人，当然不会忘记周玳的拥立之功，所以，周玳这些年在晋绥军里也是火箭般蹿升。
周玳这个时候敢于说这些话，强调阎锡山的所作所为一直以来偶是对的，目的就是要阎锡山坚定反蒋信心。
阎锡山对周玳的话不置可否，看着众人问：“你们都是支持蒙反蒋的？”
在晋绥军中，最高层的几人中只有贾景德一人坚决支持阎锡山反蒋，可这些军师长则是清一色的支持阎锡山和蒋介石武力对决。
在众将领同声表态支持后。信心大增的阎锡山一拍椅子扶手大声说：“好！有你们支持蒙，蒙就一定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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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阎锡山说赵戴文、徐永昌和杨爱源三人都不支持他反蒋。一时间众人都不敢多言。
这三人反对和蒋介石付诸武力，众人都清楚。可是他们也都知道，赵戴文和杨爱源不仅都是五台人，还是阎锡山最得力的文武“臂膀”，赵戴文同阎锡山情深义厚，就不必多说了。杨爱源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毕业，是应阎锡山之邀最早加入晋绥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对晋绥军的发展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爱源在晋绥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有才干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虽然晋绥军中除了商震和徐永昌、周玳等少数人外几乎都是他的后辈，可他和众将领相处的都极好，不仅和傅作义、张荫梧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处的很好，就是和阎锡山不睦的商震关系也很好。
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明为充实，实为牵制。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商震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徐永昌那就更不必说，如果说阎锡山对赵戴文和杨爱源是看中他们的忠心和才干，那么对于徐永昌就是感激了。
徐永昌早在1925年代孙岳兼任第三军军长时，不仅不配合同为国民军的樊钟秀攻打山西，还通过周玳给阎锡山通风报信，让阎锡山早有准备，一举把樊钟秀赶出山西。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此时，徐永昌又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明确态度，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绥军倾全力应战。因为徐永昌的第二军不配合，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绥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由于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阎锡山对徐永昌极为感激。
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重整西北军。而徐永昌则对此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府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独立，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
对冯玉祥做法很反感的徐永昌，在请示病中的孙岳后，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分开”。正在这时，徐永昌的辛亥老友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叙述友情。徐永昌当然明白孙楚之意，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
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
对于阎锡山的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绥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而那时阎锡山的晋绥军也仅有数万人，由于有徐永昌的国民军三军的加入，是晋绥军实力大涨。
二次北伐时，晋绥军被奉军集中主力击败，徐永昌当时虽是客军，但不避嫌疑，临机处置得当，使晋绥军除傅作义一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至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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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晋绥军之所以能在二次北伐前实力大涨，成为左右北伐进程的一直决定性力量，于徐永昌全无私念带领国民三军融入晋绥军有莫大关系。阎锡山对于徐永昌可以说是感激莫名。
阎锡山说这样的三个人都反对他反蒋，内北厅内的众将领一时都默不作声。这倒不是他们同意上述三人的意见，关键是他们都不好反驳这三人，只要对这三人言辞过于激烈，阎锡山不仅会怪罪，甚至还有可能当场翻脸。这三人虽然敢当着阎锡山的面指责他反蒋的错误，可是阎锡山知道这三人都是为了他着想，只要他阎锡山一意孤行，这几个人还会随着他赴汤蹈火的。阎锡山之所以有些落寞，并不是生这三人的气，仅仅是有些感伤而已。
沉默了一会，还是周玳忍不住，斟酌着说：“总司令。我倒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阎锡山也觉得自己有些动情，这个时候可不能打击这些支持他反蒋的将领的信心。点头说：“子梁，在晋绥军中只有你是蒙的学生，师生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即使你说错了，蒙也不会怪罪你。”
周玳上前一步说：“学生记得民国17年北伐完成，蒋介石在北平小汤山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并邀请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与他一起到南京举行编遣会议。开完会，冯玉祥先回河南即转南京，不久蒋介石亦返南京。总司令则在去南京中途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父亲患急病。待父病稍好即去南京。一直迁延到12月中旬，才去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参加编遣会议，学生当时以总参议的身份随同总司令去南京。当学生问起迟迟不动身的原因时，总司令说：‘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德邻说话，必取怨于蒋中正，会也开不成，我却得罪了蒋中正；若顺着蒋中正说，必取怨于冯玉祥和李德邻。甚至两面都不讨好。不若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的时候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那就好了。’”
“学生当时还有些不信，可是到了南京形势果真如此，因此，学生自那以后，一直认为总司令所想所做都是对的。而且，自那时起，我们山西和我们晋绥军在总司令的领导下，从没有吃过亏。”
周玳这个时候敢于第一个出来说话，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将领，他和阎锡山的渊源也很深。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山西陆小任教官，周玳正是他的学生，而且是阎锡山介绍周玳加入的同盟会。山西起义成功后，山西省咨议局各路人马推选都督时，正是周玳与张树帜密切配合，在议长梁善济宣布“票选”大都督的关键时刻，张树帜大声号召‘大家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应声高呼：‘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正是两人以压倒性的煽动气势互相呼应，一起把阎锡山推上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是一个即记仇又很报恩的人，当然不会忘记周玳的拥立之功，所以，周玳这些年在晋绥军里也是火箭般蹿升。
周玳这个时候敢于说这些话，强调阎锡山的所作所为一直以来偶是对的，目的就是要阎锡山坚定反蒋信心。
阎锡山对周玳的话不置可否，看着众人问：“你们都是支持蒙反蒋的？”
在晋绥军中，最高层的几人中只有贾景德一人坚决支持阎锡山反蒋，可这些军师长则是清一色的支持阎锡山和蒋介石武力对决。
在众将领同声表态支持后。信心大增的阎锡山一拍椅子扶手大声说：“好！有你们支持蒙，蒙就一定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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