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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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知识、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的太常（西汉初名奉常，九卿之一，景帝时改为太常，执掌宗庙礼仪）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干部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1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我们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升、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虚伪的人，是最贪婪的人，他后期又成为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无能的人，同时还是一个极为凶残的人。
如果谁身上集中了这几点，他要躺那儿别动，可能没什么危害。或者说他只是个平民，有危害也大不了哪儿去。
如果谁身上有这几点而他手中还握有公共权力，那危害就大了去了。
如果这个人手握最高权力，那就太可怕了。
王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关于他怎样抢来一哥大位的，我们已经说了。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和登上一哥大位之后，他干了很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儿。
他由于太虚伪，打死也不愿承认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他由于太贪婪，攫天下利为己有，刮地三尺、剥皮敲骨入私囊；他由于太无能，搞得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关系极为紧张，饿死很多人，国政一塌糊涂，连西汉元、成、哀帝爷儿几个一边玩儿一边工作也比他干得好；他由于太凶残，手握政治利斧看谁不顺眼就砍谁，结果自己也被砍了。
我们既然这样说，是有足够的证据的，必要时可以出示。
比如，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象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
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这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学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即使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需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
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这里，我稍微多说几句当时的官学制度，等一下刘秀同学入学后再谈谈他的太学生活。这样，大家就会进一步深入了解刘秀这几年的学习生活。
不然，大家可能以为他就是上京城埋头读书去了，其实非也。
我国古代的官学制度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建立，到刘秀出生前两年（公元3年）才初步形成系统。
当时的官学分为5级：中央一级有太学，地方按行政级别分为学、校、庠、序4级。其中，太学是国立大学，教授儒家五经（后扩大为六经）。学、校由郡国县邑举办，属于中学层次，专学一经。庠、序由乡开办，属于小学性质。
这么5级的区分，除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地位尊崇外，地方各级学校等级的划分并不明显，相互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它们与太学也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只有学校出来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这有点类似于过去只有高中毕业才能考大学。
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朝廷由太常管教育，他同时还掌管宗庙礼仪事务。
地方学校一律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设有郡史（官名）、乡三老等职务，他们除了管教育，还兼管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
王莽掌权后，并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没有通盘考虑和部署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工作的情况下，迅速大规模扩充太学，我们只能说他另有想法。
起初，广大读书人真的以为王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他很是感激。
但是，由于太学生太多，做官的职位和机会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毕业后的出路很成问题。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
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
博士忙啊。
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呆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社会关系差别很大。
这时的太学，管理是很灵活的，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也无法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儿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
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
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它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包括两汉时期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注意过，确实很有意思。
为了不过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也不耽误刘秀同学好好表现，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知识、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的太常（西汉初名奉常，九卿之一，景帝时改为太常，执掌宗庙礼仪）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干部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1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我们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升、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虚伪的人，是最贪婪的人，他后期又成为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无能的人，同时还是一个极为凶残的人。
如果谁身上集中了这几点，他要躺那儿别动，可能没什么危害。或者说他只是个平民，有危害也大不了哪儿去。
如果谁身上有这几点而他手中还握有公共权力，那危害就大了去了。
如果这个人手握最高权力，那就太可怕了。
王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关于他怎样抢来一哥大位的，我们已经说了。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和登上一哥大位之后，他干了很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儿。
他由于太虚伪，打死也不愿承认自己不适合这个岗位；他由于太贪婪，攫天下利为己有，刮地三尺、剥皮敲骨入私囊；他由于太无能，搞得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关系极为紧张，饿死很多人，国政一塌糊涂，连西汉元、成、哀帝爷儿几个一边玩儿一边工作也比他干得好；他由于太凶残，手握政治利斧看谁不顺眼就砍谁，结果自己也被砍了。
我们既然这样说，是有足够的证据的，必要时可以出示。
比如，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象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
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这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学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即使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需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
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这里，我稍微多说几句当时的官学制度，等一下刘秀同学入学后再谈谈他的太学生活。这样，大家就会进一步深入了解刘秀这几年的学习生活。
不然，大家可能以为他就是上京城埋头读书去了，其实非也。
我国古代的官学制度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建立，到刘秀出生前两年（公元3年）才初步形成系统。
当时的官学分为5级：中央一级有太学，地方按行政级别分为学、校、庠、序4级。其中，太学是国立大学，教授儒家五经（后扩大为六经）。学、校由郡国县邑举办，属于中学层次，专学一经。庠、序由乡开办，属于小学性质。
这么5级的区分，除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地位尊崇外，地方各级学校等级的划分并不明显，相互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它们与太学也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只有学校出来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这有点类似于过去只有高中毕业才能考大学。
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朝廷由太常管教育，他同时还掌管宗庙礼仪事务。
地方学校一律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设有郡史（官名）、乡三老等职务，他们除了管教育，还兼管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
王莽掌权后，并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没有通盘考虑和部署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工作的情况下，迅速大规模扩充太学，我们只能说他另有想法。
起初，广大读书人真的以为王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他很是感激。
但是，由于太学生太多，做官的职位和机会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毕业后的出路很成问题。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
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
博士忙啊。
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呆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社会关系差别很大。
这时的太学，管理是很灵活的，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也无法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儿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
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
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它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包括两汉时期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注意过，确实很有意思。
为了不过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也不耽误刘秀同学好好表现，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