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寻访西樵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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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廷高在办公室给副秘书长梅江和规建局马局长分别打了手机，叮嘱他们，搬迁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抓紧处理。该坚持的原则也不能动摇。
谷安市有一条规定，所有领导干部，不论正副职，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准关机。哪怕是凌晨一二点钟接到电话，该办的事情也要立刻办好。谁的电话打不通，唯谁是问。
打完电话，他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让纷杂的心绪安宁下来。
不知怎么，从与台商林光祖的纠纠葛葛，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许多往事。
许廷高出生于锺州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亲用日夜踩缝纫机赚来的钱，含辛茹苦地供他读书。所以，他深知任何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建筑学院，攻读规划设计专业，在学校里就入了党。凭他的条件，毕业以后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果断地要求回家乡工作。
家乡锺州是一个农业县，很小，也穷，靠稻杆子过日子，多年来发展迟缓，几乎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他被派到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画画图纸，打打杂。如果工地上人手紧缺，甚至还会去搬砖头，递泥桶。就这样干了四五年，才被调到建筑设计室，做一些跟专业有关的事情。
与他同时分配到县城的大学生，几乎都进了政府机关。但，每当机会女神青睐，莫名的干扰也伴随而至。在大学入党前，他曾向党组织坦诚地报告社会关系，说有一个叔叔至今仍在台湾，尽管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隐瞒的。为此，他被党组织多考验了几个月。好在他勤奋学习，又热心公益活动，各方面评价都不错，入党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然而，许廷高的头脑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得那个台湾的叔叔，始终是政治前途的极大障碍，哪怕他从入党的第一天起，一直对党组织保持绝对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过。
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保守的锺州县城，终于也感觉到改革开放的热风从南方吹来了。领导们都想放开手脚，组织人马大干一番，像他这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顿时显得很紧缺。然而，许廷高依然迟迟不被重用。原因说简单也不简单，他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定为“内控分子”。允许他干事，却不能干大事。许廷高再木知木觉，也不会什么都体会不到，这让他心情很郁闷。
更让他郁闷的，是六十六岁的母亲，在本该享清福的年龄，突然发现患了乳房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许廷高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医治，都无法奏效。给母亲办完丧事，许廷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场，心里愈加觉得难言的空虚。
是的，他的社会关系很清楚，偏偏有一个叔叔在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就是国民党的代名词，必须永远处于敌对的立场。直到好几年以后，许廷高才弄明白，他的叔叔跟国民党根本不是一码事。解放前，叔叔因为失业，急于寻找饭碗，经人介绍，考进了国民党军队办在南京的一所汽车学校，当了一个小小的驾驶兵。谁知道，几个月后，因为解放军势如破竹，直向南京逼近，根本就没弄清楚什么，他就跟随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上了轮船，驶往台湾岛——这是1949年，也就是台商们常常说的民国38年的事。从此以后，叔叔与大陆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讯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不知是死是活。
许廷高从来没见过在台湾的叔叔，只听父亲讲起，他们兄弟几个常常一起疯玩，有一次去湖里游泳，要不是叔叔水性好，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才没有淹死。叔叔吃了几口鼻酸，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除此以外，父亲再也不提有关叔叔的片言只语。特别是在文革烽烟四起，人人自危时，更是噤若寒蝉。
在他心目中的叔叔，只是一个极其的模糊印象，说不上好还是坏，然而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他的命运，难以摆脱，让他心里常常有些怨恨，却又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许廷高可不能因为是“内控分子”而不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显然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秉赋，他兢兢业业，勤恳踏实，什么事情到他手里，没有完不成的。即使连续几天加班加点，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加上是科班出身，专业水平也比一般人高。
终于，他脱颖而出，被调到规划建设局，先是当科员，副科长，科长，随即升任副局长。
许廷高知道自己的岗位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
记得有一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找上门来，自我介绍说是台湾的退伍老兵。因为谷安很适合居住，便拿出多年的积蓄，前来购买了一套住房。他觉得在这儿安度晚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再也不想回台湾去了。他诚恳地说：
“我孤身一人，没有妻小，没有实业，也没有牵挂，住在谷安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唯一的缺憾，就是过三个月就要去公安局，在台胞证上签章一次。我在大陆居住满一年时间，就必须回台湾一次，否则不给我签章。我年纪大了，不像年轻人那么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经感到累了，回一次台湾更是感到疲劳……”
许廷高替他与公安局联系，希望能够减少签章的次数，能否允许他不回台湾去，长期定居在谷安？
公安局的答复很婉转，说这样做是上级部门规定的，谁也无权更改。事实上，这也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相信老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过，老人居住在谷安，我们会提供各种方便，并保证他的安全。
得到这样的答复，尽管有些遗憾，但老人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显然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是的，如今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职业、什么政治信仰，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在谷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谁也不会来干涉你。亲商、安商、富商，让新谷安人享受同等的权益，这是谷安市政府的承诺。确实，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仿佛在家里一样，深感自由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如候鸟似地飞来，成为外企白领。他们说，在这里更能选准人生的坐标，实现自我价值。
开放，并非抽象的概念。构筑起一个舞台，让愿意前来的人们舒展自己的才华，尽情表演，这就是开放。将人拒之千里之外，从来不是谷安人的性格。
在别人眼里，许廷高这些年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能踏上仕途，并且颇有政声，不仅靠出众的才华和非同一般的勤奋，更靠不为别人所知的承受力。每一个岗位，动力与阻力都是并存的。越是作出成绩，越有可能冒出莫名的诬告、损毁乃至指控，精神脆弱的人或许会被压垮。但，假如毫无挫折，也难以成才。
不过，春风毕竟吹来了，“内控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被吹掉了。没有多久，恰逢换届，原来的局长由于年龄因素退居二线，他特意推荐许廷高当接班人。
刚刚接上班，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许廷高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离开家乡锺州，去五十公里以外的谷安市当规建局长。用组织部领导的话说，干部异地交流，更有利于工作。许廷高无法弄清深层次的原因，也顾不上去弄清，一天也不拖拉地去报到了。
领导干部手里确实握着不小的权利，往往能左右一个或一群人的命运。然而他们也总是感慨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应酬忙碌，身不由己的言辞表达，身不由己的升降沉浮。
就这样，许廷高在紧张忙碌中过去了好几年。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
回想起来，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最大的功绩，是将鼋湖畔的五平方公里土地，规划成了工业小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七通一平”。外资企业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各方面的服务也很到位，便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林光祖的瑞晶公司。这对于迅速提升谷安市的经济总量，产生了根本的作用。
但，许廷高毕竟是冷静的。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谷安的主要领导，没有他们的决策，许廷高纵然像孙悟空似的，拔一把毫毛都能变成小猴子，也难以舒展本领。何况，讲到底是大气候好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太英明了。
当时，外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许廷高经常跟不少台湾商人混在一起，难怪以前他要被“内控”。与他亲近的朋友好心地劝他，那些台湾人鬼精得很，口袋里都藏着某些太平洋群岛小国的护照，什么斐济、萨摩亚、基里巴斯，有些国家名字听都没有听到过，一看苗头不对，就能哧地溜走，谁也管不着。可你怎么办？
这些舆论传到许廷高的耳朵里，他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潜意识里，对“台湾”两个字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忌讳，他想躲避，却躲避不了。偏偏还要笑脸相迎，热情地帮助台湾商人选址，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哪怕他们提出某些令人无奈的要求，例如考虑到风水地理，坚持要政府出钱，将直行的小河改成弯道，把厂门开在不该开的地方，旁边做一个奇形怪状的蓄水池等等……
为了不影响招商引资，许廷高始终坚守一条，自身必须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则永远保持得很好。
鼋湖畔有一片飞地，位于城郊镇，却由鼋湖镇的农民种植，四面环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间管理也很麻烦。几年前，一个台湾商人看中它，反复去看了几次，说要开发湖畔度假村。后来才知道，那个台巴子的祖父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湾，土改时这片土地被没收，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许廷高仔细了解原委，与几个部门再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许廷高在办公室给副秘书长梅江和规建局马局长分别打了手机，叮嘱他们，搬迁瑞晶公司的事，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抓紧处理。该坚持的原则也不能动摇。
谷安市有一条规定，所有领导干部，不论正副职，手机二十四小时都不准关机。哪怕是凌晨一二点钟接到电话，该办的事情也要立刻办好。谁的电话打不通，唯谁是问。
打完电话，他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让纷杂的心绪安宁下来。
不知怎么，从与台商林光祖的纠纠葛葛，他想起了自己这些年经历的许多往事。
许廷高出生于锺州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很早就因肺病故世，母亲用日夜踩缝纫机赚来的钱，含辛茹苦地供他读书。所以，他深知任何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城的建筑学院，攻读规划设计专业，在学校里就入了党。凭他的条件，毕业以后完全有可能留校任教，但他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果断地要求回家乡工作。
家乡锺州是一个农业县，很小，也穷，靠稻杆子过日子，多年来发展迟缓，几乎谈不上什么城市建设。他被派到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画画图纸，打打杂。如果工地上人手紧缺，甚至还会去搬砖头，递泥桶。就这样干了四五年，才被调到建筑设计室，做一些跟专业有关的事情。
与他同时分配到县城的大学生，几乎都进了政府机关。但，每当机会女神青睐，莫名的干扰也伴随而至。在大学入党前，他曾向党组织坦诚地报告社会关系，说有一个叔叔至今仍在台湾，尽管没有任何联系。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隐瞒的。为此，他被党组织多考验了几个月。好在他勤奋学习，又热心公益活动，各方面评价都不错，入党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然而，许廷高的头脑太单纯了，根本不懂得那个台湾的叔叔，始终是政治前途的极大障碍，哪怕他从入党的第一天起，一直对党组织保持绝对的忠诚，始终没有动摇过。
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保守的锺州县城，终于也感觉到改革开放的热风从南方吹来了。领导们都想放开手脚，组织人马大干一番，像他这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顿时显得很紧缺。然而，许廷高依然迟迟不被重用。原因说简单也不简单，他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定为“内控分子”。允许他干事，却不能干大事。许廷高再木知木觉，也不会什么都体会不到，这让他心情很郁闷。
更让他郁闷的，是六十六岁的母亲，在本该享清福的年龄，突然发现患了乳房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许廷高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医治，都无法奏效。给母亲办完丧事，许廷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场，心里愈加觉得难言的空虚。
是的，他的社会关系很清楚，偏偏有一个叔叔在台湾！那个时候，台湾就是国民党的代名词，必须永远处于敌对的立场。直到好几年以后，许廷高才弄明白，他的叔叔跟国民党根本不是一码事。解放前，叔叔因为失业，急于寻找饭碗，经人介绍，考进了国民党军队办在南京的一所汽车学校，当了一个小小的驾驶兵。谁知道，几个月后，因为解放军势如破竹，直向南京逼近，根本就没弄清楚什么，他就跟随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上了轮船，驶往台湾岛——这是1949年，也就是台商们常常说的民国38年的事。从此以后，叔叔与大陆的家人天各一方，音讯不通。直到今天仍然不知是死是活。
许廷高从来没见过在台湾的叔叔，只听父亲讲起，他们兄弟几个常常一起疯玩，有一次去湖里游泳，要不是叔叔水性好，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才没有淹死。叔叔吃了几口鼻酸，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除此以外，父亲再也不提有关叔叔的片言只语。特别是在文革烽烟四起，人人自危时，更是噤若寒蝉。
在他心目中的叔叔，只是一个极其的模糊印象，说不上好还是坏，然而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他的命运，难以摆脱，让他心里常常有些怨恨，却又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许廷高可不能因为是“内控分子”而不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显然是从母亲那里继承的秉赋，他兢兢业业，勤恳踏实，什么事情到他手里，没有完不成的。即使连续几天加班加点，也不会有任何怨言。加上是科班出身，专业水平也比一般人高。
终于，他脱颖而出，被调到规划建设局，先是当科员，副科长，科长，随即升任副局长。
许廷高知道自己的岗位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
记得有一次，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找上门来，自我介绍说是台湾的退伍老兵。因为谷安很适合居住，便拿出多年的积蓄，前来购买了一套住房。他觉得在这儿安度晚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再也不想回台湾去了。他诚恳地说：
“我孤身一人，没有妻小，没有实业，也没有牵挂，住在谷安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唯一的缺憾，就是过三个月就要去公安局，在台胞证上签章一次。我在大陆居住满一年时间，就必须回台湾一次，否则不给我签章。我年纪大了，不像年轻人那么精力充沛，跑一趟公安局已经感到累了，回一次台湾更是感到疲劳……”
许廷高替他与公安局联系，希望能够减少签章的次数，能否允许他不回台湾去，长期定居在谷安？
公安局的答复很婉转，说这样做是上级部门规定的，谁也无权更改。事实上，这也是海峡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相信老人能够理解这一点。不过，老人居住在谷安，我们会提供各种方便，并保证他的安全。
得到这样的答复，尽管有些遗憾，但老人的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显然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是的，如今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职业、什么政治信仰，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在谷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谁也不会来干涉你。亲商、安商、富商，让新谷安人享受同等的权益，这是谷安市政府的承诺。确实，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仿佛在家里一样，深感自由自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如候鸟似地飞来，成为外企白领。他们说，在这里更能选准人生的坐标，实现自我价值。
开放，并非抽象的概念。构筑起一个舞台，让愿意前来的人们舒展自己的才华，尽情表演，这就是开放。将人拒之千里之外，从来不是谷安人的性格。
在别人眼里，许廷高这些年可谓一帆风顺。然而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能踏上仕途，并且颇有政声，不仅靠出众的才华和非同一般的勤奋，更靠不为别人所知的承受力。每一个岗位，动力与阻力都是并存的。越是作出成绩，越有可能冒出莫名的诬告、损毁乃至指控，精神脆弱的人或许会被压垮。但，假如毫无挫折，也难以成才。
不过，春风毕竟吹来了，“内控分子”的帽子一下子被吹掉了。没有多久，恰逢换届，原来的局长由于年龄因素退居二线，他特意推荐许廷高当接班人。
刚刚接上班，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许廷高接到一纸调令，让他去离开家乡锺州，去五十公里以外的谷安市当规建局长。用组织部领导的话说，干部异地交流，更有利于工作。许廷高无法弄清深层次的原因，也顾不上去弄清，一天也不拖拉地去报到了。
领导干部手里确实握着不小的权利，往往能左右一个或一群人的命运。然而他们也总是感慨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应酬忙碌，身不由己的言辞表达，身不由己的升降沉浮。
就这样，许廷高在紧张忙碌中过去了好几年。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
回想起来，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最大的功绩，是将鼋湖畔的五平方公里土地，规划成了工业小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七通一平”。外资企业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各方面的服务也很到位，便纷至沓来——其中包括林光祖的瑞晶公司。这对于迅速提升谷安市的经济总量，产生了根本的作用。
但，许廷高毕竟是冷静的。所有的成绩都归功于谷安的主要领导，没有他们的决策，许廷高纵然像孙悟空似的，拔一把毫毛都能变成小猴子，也难以舒展本领。何况，讲到底是大气候好了。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太英明了。
当时，外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许廷高经常跟不少台湾商人混在一起，难怪以前他要被“内控”。与他亲近的朋友好心地劝他，那些台湾人鬼精得很，口袋里都藏着某些太平洋群岛小国的护照，什么斐济、萨摩亚、基里巴斯，有些国家名字听都没有听到过，一看苗头不对，就能哧地溜走，谁也管不着。可你怎么办？
这些舆论传到许廷高的耳朵里，他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
在潜意识里，对“台湾”两个字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忌讳，他想躲避，却躲避不了。偏偏还要笑脸相迎，热情地帮助台湾商人选址，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哪怕他们提出某些令人无奈的要求，例如考虑到风水地理，坚持要政府出钱，将直行的小河改成弯道，把厂门开在不该开的地方，旁边做一个奇形怪状的蓄水池等等……
为了不影响招商引资，许廷高始终坚守一条，自身必须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则永远保持得很好。
鼋湖畔有一片飞地，位于城郊镇，却由鼋湖镇的农民种植，四面环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间管理也很麻烦。几年前，一个台湾商人看中它，反复去看了几次，说要开发湖畔度假村。后来才知道，那个台巴子的祖父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湾，土改时这片土地被没收，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许廷高仔细了解原委，与几个部门再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