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 力压群臣弹劾 设立河南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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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又召见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志发，如此这般，安排一番，崇祯还是不放心，觉得支持余翔的力量有点单薄。
俗话说吉人天相，正在崇祯思忖如何应对明日早朝之事，有太监禀报：“熊文灿、卢象升求见。”
崇祯大喜，安排在御书房接见二人。
原来这两人回京述职，两人刚回京城，就听说余翔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对余翔甚为关注，担心此事处理不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为此忧心忡忡，不约而同地求见崇祯，看看能否为化解当前危局出一份力。
历史上的熊文灿，招抚郑芝龙并任命其为海防游击征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成功，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因此为杨嗣昌所荐任五省总督，带兵剿匪，文灿本不愿赴任，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可崇祯仍委以大任，熊文灿无奈地担当五省总督之职。在崇祯十一年，他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诈降，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于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再次反叛，熊文灿也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而余翔的到来，引起了蝴蝶效应，刘国能提前投降，张献忠被击败逃遁，从而避免了熊文灿因招抚失败而被杀的命运。
熊文灿对于《特战时赦法深》很感兴趣，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此法与他所倡导的招抚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特赦法与他之前的招抚策略区别在于，经招抚的军队重新改编，训练，削弱原将来对其控制权，这些接受改编的人还要接受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以防诈降或者恶习不改。是以，熊文灿对余翔做法非常支持。
再说历史上的卢象升，能征善战，抚治郧阳期间备兵设屯，扼要设防，屡向朝廷奏请进剿农民起义军，很受器重。治军严刻，抚循有方，用兵以凌厉凶狠见长，屡获战绩。十年，任各镇援兵总督。十一年九月，清兵逼近京师，他受命督师，以兵部尚书，驻兵昌平，但因为官直言和坚持抗清，遭宦官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主和派嫉恨，虽名为督天下兵，实辖兵员尚不及两万。后因崇祯帝听信谗言而被去职，手下仅有疲卒五千，乏食空腹，哀呼莫应。十二月十一日，在河北巨鹿身陷数万清兵之围，临危不惧，激战三日，壮烈战死。至于余翔能否改变卢象升的命运，那就得看造化。
卢象升作为一位铁血统帅，他久受士兵缺粮短饷之苦，深知带兵作战不易，既要让余翔带兵作战，又不给粮给饷，还遭致弹劾，因此对余翔很同情，对于余翔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铁血常胜军，由衷佩服，惺惺相惜！
在御书房，君臣三人真心以对，气氛融洽，熊文灿和卢象升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余翔的支持，并表示愿意在朝堂上参奏，为余翔请功。
有了这两位能将的支持，崇祯皇帝心里有底了。
第二日早朝，正如崇祯所料，大殿外士子们跪地请愿，朝堂内跪倒一片，可令这些大臣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下跪的人数，远远地少于昨日下跪之人，工部、兵部和大学士张志发一系的人没有下跪，朝堂上还多了熊文灿和卢象升两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并且朝堂之上多了好些金甲武士，气氛不同以往。
下跪的这些人都是官场老手，预感到有些不妙！可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
崇祯手指着下跪的一帮大臣，说道：“你们给我起身站好，余翔是对是错，该赏该罚，今天在朝堂上理论清楚。”
这些朝臣岂敢抗旨不遵，乖乖地起身，站列朝堂之下。
崇祯说道：“杨嗣昌，说说你的看法。”
杨嗣昌出列道：“启禀万岁，臣以为河南总督余翔非但无过，还应有功！”
那些反对余翔的朝臣一听，对杨嗣昌投去了愤恨的目光。
崇祯说道：“有何功？讲！”
杨嗣昌并不理会这些人的眼光，回答道：“河南总督当务之急是抗旱和御匪，只要是有利于此者，均应为功。
战前任命官员，利于平复乱象，收拾残局，虽越权，但极利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一。
利用特别法之名，借钱借粮，分朝廷之忧，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二。
迁移和救济灾民，避免其因饥饿而成流匪，虽违背“路引”律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三。
利用难民兴修水利，挖煤采铁，减轻灾情，自产军器，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四。
诛杀恶官山匪，平息民愤，以振天威，虽有违“履奏”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五。
臣以为对河南总督‘五大罪’的弹劾有失偏颇，而应以‘五大功’予以嘉奖。”
正是正反都是理，全凭两张嘴。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朝的“路引制”和“覆奏制”。
在大明，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就要被称为流民，是要依律治罪的。作为一方官员，谁都不愿意所辖人员外迁，这会影响他们税收和徭役，影响其政绩。是以天灾引发没有活路的难民外逃，而“路引”制又极度限制难民外逃，不合理的“路引”制将千千万万的良民逼为流民，最终走上了暴.动的道路。而朝廷以及那些既得利益阶层，死守“路引”不放手，并以此来弹劾余翔，此制不除，难民救济工作就无从做起。
明朝覆奏制规定凡是判决囚犯，强调要“重民命”“毋致枉死”。每年朝审完成后，法司将死罪案上奏请旨，刑科三次覆奏后，取得圣旨，即行刑。余翔利用快刀斩乱麻处斩贪官和山匪，显然不符合死刑覆奏制，因此被人当做把柄攻击，当初袁崇焕也因为此罪，被人攻击，最终被凌迟。
言归正传。
杨嗣昌话音刚落，熊文灿出列道：“河南大旱，比之陕西大旱，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难民妥善安置，恐会成为流民，沦落为匪，其后果不堪设想，余总督利用战时特别法借粮救灾，解朝廷之忧，解百姓之急，得到百姓非常拥护，部分人的利益短期内可能有所损，但作为大明子民，为国分忧，是份内之事，况且，余总督并没有借机中饱私囊，而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全心全意救济灾民，抗旱剿匪，实乃我等楷模。”
熊文灿说完，张志发、薛遵宪和卢象升分别出列，陈述自己力挺余翔的观点，想扳倒余翔的那些人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谁都不敢再站出来。
崇祯面沉如水，问道：“刘逢元，昨日你在朝堂之上，说愿做比干？”
刘逢元毫不畏惧，凛然出列，跪地磕头道：“臣还是固执己见，以为余翔有罪，如果万岁觉得老臣不对，请剖我胸腹，取我心观之！”
崇祯冷哼一声：“刘逢元，你好大的胆，如此说来，我就是个残暴的昏君。你们还有谁愿做比干？都站出来，我一并成全你们。”说完，凌厉的眼光看向那帮倒余翔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一个个蔫头耷脑，没有一个敢出声的。
来呀，将刘逢元给我拿下。
金甲武士早就蓄势待发，一听崇祯命下，如狼似虎，驾着刘逢元，拖出大殿。
倒余翔的那帮大臣，一见刘逢元被拿下，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崇祯手刃大臣，是出了名地狠，都感到脖子上有一股凉意。
崇祯问道：“杨嗣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众官弹劾余翔之事。”
杨嗣昌出列道：“河南总督余翔，实施特赦法和特别法，借钱借粮，抗旱救灾，成绩显著。杀贪官，诛流匪，大快民心。扬我大明之天威，立下大功，理应嘉奖。但此两法，有违我大明律法，功过相抵，不奖不罚。因河南情况特殊，臣提议将河南设为特区，此二法只准在特区施行，河南以外的省份不得效仿。在特区内，只要有利于抗旱救灾，征剿流匪山贼的措施，一切可便宜从事。”
朝中大臣一听杨嗣昌的折中方案，都勉强能接受，毕竟在河南有利益的，只是少数，一大部分人只是害怕余翔的做法，会在全国蔓延，听杨嗣昌这么说，大家松了一口气。
刑部尚书张英立刻表态道：“臣佩服杨尚书高瞻远瞩，觉得此提议甚好。”
其余大臣纷纷表态，支持杨嗣昌设立河南特区之提法。
虽然杨嗣昌提议是崇祯授意而为，不过他并不表态，而是要借题发挥。
崇祯冷言道：“列位爱卿，你等不分青红皂白，弹劾我朝功臣，险致功臣蒙冤。且你等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扰得京城人心惶惶，你等该当何罪？”
一听崇祯要找秋后算账，这些人吓得一起跪倒，高呼：“臣等罪该万死，请万岁开恩！”
崇祯冷哼一声道：“传朕旨意，礼部尚书刘逢元受人蛊惑，诬告朝廷命官，欺君罔上，理应株连九族，但念其素有旧功，将其全家，发配河南充军，交由河南总督监管。朝堂外请愿士子，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跪地请愿，乱人视听，将其尽数捉拿，发配河南充军，交由河南总督监管。”
朝堂之下，倒余派都为这些人叹息，觉得他们落到暴君余翔的手里，必死无疑。
崇祯继续说道：“至于朝堂你们各位，朕特赦你等无罪，不过要管好自己及下人的嘴，不听谣，不传谣。如若再犯诬我大明忠良之罪，两罪并罚，从重处理。”崇祯皇帝也从特赦法得到启发，为了官场稳定，打消大家顾虑，对他们进行了特赦。
这些大臣们忙叩首，口中高呼：“谢主隆恩！”
崇祯最后按照杨嗣昌所奏，将河南设为特区。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散朝。
锦衣卫们得到执意，将磕头请愿的士子们如数缉拿，在传旨太监高起潜带领大队人马押送刘逢元全家和士子们，浩浩荡荡，赶赴河南。
崇祯又召见了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志发，如此这般，安排一番，崇祯还是不放心，觉得支持余翔的力量有点单薄。
俗话说吉人天相，正在崇祯思忖如何应对明日早朝之事，有太监禀报：“熊文灿、卢象升求见。”
崇祯大喜，安排在御书房接见二人。
原来这两人回京述职，两人刚回京城，就听说余翔之事闹得满城风雨。他们对余翔甚为关注，担心此事处理不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为此忧心忡忡，不约而同地求见崇祯，看看能否为化解当前危局出一份力。
历史上的熊文灿，招抚郑芝龙并任命其为海防游击征讨海贼李魁奇、刘香成功，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海盗。因此为杨嗣昌所荐任五省总督，带兵剿匪，文灿本不愿赴任，提出"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可崇祯仍委以大任，熊文灿无奈地担当五省总督之职。在崇祯十一年，他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诈降，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于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再次反叛，熊文灿也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而余翔的到来，引起了蝴蝶效应，刘国能提前投降，张献忠被击败逃遁，从而避免了熊文灿因招抚失败而被杀的命运。
熊文灿对于《特战时赦法深》很感兴趣，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此法与他所倡导的招抚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特赦法与他之前的招抚策略区别在于，经招抚的军队重新改编，训练，削弱原将来对其控制权，这些接受改编的人还要接受极为严格的纪律约束，以防诈降或者恶习不改。是以，熊文灿对余翔做法非常支持。
再说历史上的卢象升，能征善战，抚治郧阳期间备兵设屯，扼要设防，屡向朝廷奏请进剿农民起义军，很受器重。治军严刻，抚循有方，用兵以凌厉凶狠见长，屡获战绩。十年，任各镇援兵总督。十一年九月，清兵逼近京师，他受命督师，以兵部尚书，驻兵昌平，但因为官直言和坚持抗清，遭宦官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主和派嫉恨，虽名为督天下兵，实辖兵员尚不及两万。后因崇祯帝听信谗言而被去职，手下仅有疲卒五千，乏食空腹，哀呼莫应。十二月十一日，在河北巨鹿身陷数万清兵之围，临危不惧，激战三日，壮烈战死。至于余翔能否改变卢象升的命运，那就得看造化。
卢象升作为一位铁血统帅，他久受士兵缺粮短饷之苦，深知带兵作战不易，既要让余翔带兵作战，又不给粮给饷，还遭致弹劾，因此对余翔很同情，对于余翔白手起家，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铁血常胜军，由衷佩服，惺惺相惜！
在御书房，君臣三人真心以对，气氛融洽，熊文灿和卢象升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对余翔的支持，并表示愿意在朝堂上参奏，为余翔请功。
有了这两位能将的支持，崇祯皇帝心里有底了。
第二日早朝，正如崇祯所料，大殿外士子们跪地请愿，朝堂内跪倒一片，可令这些大臣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下跪的人数，远远地少于昨日下跪之人，工部、兵部和大学士张志发一系的人没有下跪，朝堂上还多了熊文灿和卢象升两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并且朝堂之上多了好些金甲武士，气氛不同以往。
下跪的这些人都是官场老手，预感到有些不妙！可箭在弦上，又不得不发。
崇祯手指着下跪的一帮大臣，说道：“你们给我起身站好，余翔是对是错，该赏该罚，今天在朝堂上理论清楚。”
这些朝臣岂敢抗旨不遵，乖乖地起身，站列朝堂之下。
崇祯说道：“杨嗣昌，说说你的看法。”
杨嗣昌出列道：“启禀万岁，臣以为河南总督余翔非但无过，还应有功！”
那些反对余翔的朝臣一听，对杨嗣昌投去了愤恨的目光。
崇祯说道：“有何功？讲！”
杨嗣昌并不理会这些人的眼光，回答道：“河南总督当务之急是抗旱和御匪，只要是有利于此者，均应为功。
战前任命官员，利于平复乱象，收拾残局，虽越权，但极利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一。
利用特别法之名，借钱借粮，分朝廷之忧，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二。
迁移和救济灾民，避免其因饥饿而成流匪，虽违背“路引”律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三。
利用难民兴修水利，挖煤采铁，减轻灾情，自产军器，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四。
诛杀恶官山匪，平息民愤，以振天威，虽有违“履奏”法，但有益于抗旱和御匪，是为功五。
臣以为对河南总督‘五大罪’的弹劾有失偏颇，而应以‘五大功’予以嘉奖。”
正是正反都是理，全凭两张嘴。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明朝的“路引制”和“覆奏制”。
在大明，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就要被称为流民，是要依律治罪的。作为一方官员，谁都不愿意所辖人员外迁，这会影响他们税收和徭役，影响其政绩。是以天灾引发没有活路的难民外逃，而“路引”制又极度限制难民外逃，不合理的“路引”制将千千万万的良民逼为流民，最终走上了暴.动的道路。而朝廷以及那些既得利益阶层，死守“路引”不放手，并以此来弹劾余翔，此制不除，难民救济工作就无从做起。
明朝覆奏制规定凡是判决囚犯，强调要“重民命”“毋致枉死”。每年朝审完成后，法司将死罪案上奏请旨，刑科三次覆奏后，取得圣旨，即行刑。余翔利用快刀斩乱麻处斩贪官和山匪，显然不符合死刑覆奏制，因此被人当做把柄攻击，当初袁崇焕也因为此罪，被人攻击，最终被凌迟。
言归正传。
杨嗣昌话音刚落，熊文灿出列道：“河南大旱，比之陕西大旱，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难民妥善安置，恐会成为流民，沦落为匪，其后果不堪设想，余总督利用战时特别法借粮救灾，解朝廷之忧，解百姓之急，得到百姓非常拥护，部分人的利益短期内可能有所损，但作为大明子民，为国分忧，是份内之事，况且，余总督并没有借机中饱私囊，而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全心全意救济灾民，抗旱剿匪，实乃我等楷模。”
熊文灿说完，张志发、薛遵宪和卢象升分别出列，陈述自己力挺余翔的观点，想扳倒余翔的那些人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但是谁都不敢再站出来。
崇祯面沉如水，问道：“刘逢元，昨日你在朝堂之上，说愿做比干？”
刘逢元毫不畏惧，凛然出列，跪地磕头道：“臣还是固执己见，以为余翔有罪，如果万岁觉得老臣不对，请剖我胸腹，取我心观之！”
崇祯冷哼一声：“刘逢元，你好大的胆，如此说来，我就是个残暴的昏君。你们还有谁愿做比干？都站出来，我一并成全你们。”说完，凌厉的眼光看向那帮倒余翔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一个个蔫头耷脑，没有一个敢出声的。
来呀，将刘逢元给我拿下。
金甲武士早就蓄势待发，一听崇祯命下，如狼似虎，驾着刘逢元，拖出大殿。
倒余翔的那帮大臣，一见刘逢元被拿下，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崇祯手刃大臣，是出了名地狠，都感到脖子上有一股凉意。
崇祯问道：“杨嗣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众官弹劾余翔之事。”
杨嗣昌出列道：“河南总督余翔，实施特赦法和特别法，借钱借粮，抗旱救灾，成绩显著。杀贪官，诛流匪，大快民心。扬我大明之天威，立下大功，理应嘉奖。但此两法，有违我大明律法，功过相抵，不奖不罚。因河南情况特殊，臣提议将河南设为特区，此二法只准在特区施行，河南以外的省份不得效仿。在特区内，只要有利于抗旱救灾，征剿流匪山贼的措施，一切可便宜从事。”
朝中大臣一听杨嗣昌的折中方案，都勉强能接受，毕竟在河南有利益的，只是少数，一大部分人只是害怕余翔的做法，会在全国蔓延，听杨嗣昌这么说，大家松了一口气。
刑部尚书张英立刻表态道：“臣佩服杨尚书高瞻远瞩，觉得此提议甚好。”
其余大臣纷纷表态，支持杨嗣昌设立河南特区之提法。
虽然杨嗣昌提议是崇祯授意而为，不过他并不表态，而是要借题发挥。
崇祯冷言道：“列位爱卿，你等不分青红皂白，弹劾我朝功臣，险致功臣蒙冤。且你等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扰得京城人心惶惶，你等该当何罪？”
一听崇祯要找秋后算账，这些人吓得一起跪倒，高呼：“臣等罪该万死，请万岁开恩！”
崇祯冷哼一声道：“传朕旨意，礼部尚书刘逢元受人蛊惑，诬告朝廷命官，欺君罔上，理应株连九族，但念其素有旧功，将其全家，发配河南充军，交由河南总督监管。朝堂外请愿士子，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跪地请愿，乱人视听，将其尽数捉拿，发配河南充军，交由河南总督监管。”
朝堂之下，倒余派都为这些人叹息，觉得他们落到暴君余翔的手里，必死无疑。
崇祯继续说道：“至于朝堂你们各位，朕特赦你等无罪，不过要管好自己及下人的嘴，不听谣，不传谣。如若再犯诬我大明忠良之罪，两罪并罚，从重处理。”崇祯皇帝也从特赦法得到启发，为了官场稳定，打消大家顾虑，对他们进行了特赦。
这些大臣们忙叩首，口中高呼：“谢主隆恩！”
崇祯最后按照杨嗣昌所奏，将河南设为特区。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散朝。
锦衣卫们得到执意，将磕头请愿的士子们如数缉拿，在传旨太监高起潜带领大队人马押送刘逢元全家和士子们，浩浩荡荡，赶赴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