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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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一）表示保持原状；（二）表示剩余的东西。在我看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罗伯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口。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年）认定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前”：既表过去之事，如“前述”、“前缘”、“前夜”、“前因”等等，又表将来之事，如“前途”、“前景”、“前瞻”等等。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中文没有时态语法，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表达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前”这样的对义词，既指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甚至未来。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一类对义词，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寻找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也许在于：既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这些都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很有经验地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干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三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小孩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一九七二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阴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火，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做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做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大担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
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力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力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一）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
（二）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三）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嗯？”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吓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净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怜相
兆青去县城里看过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向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他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以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我后来才从家居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倌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蜷曲着小小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上一眼。他挂着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造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呵？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站的大厅，看到地上的大理石板光可鉴人，就总是黑着一张脸。不小心滑了一跤，还哇哇大哭，鼻涕抹上衣袖。“娘哎娘，錾得这样平，打得这样光，要磨死好多人呵。”
让旁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乡亲家里，他反常地吃得很少，对一只邻家的狗特别恼怒，显得脾气很坏。乡亲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岩匠，打了一辈子岩头，已经死了。
在我看来，比起后生们对城市的赞叹来说，兆青的哇哇大哭更多保留了“怜相”一词的原义。马桥人没有“美丽”这个词，只有“标致”、“乖致”、“乖”一类可作替代，最为常用和流行的却是“怜相”。在汉语里，美与怜早有不解之缘，不算特别的奇怪。美使人疼，故有“疼爱”；使人怜，故有“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中文里透出哀婉的情愫。有一篇西方学者评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文章说川端康成不爱用“悲”字，总是用“哀”字，因为在汉语里，“哀”与“爱”同音，在声音上沟通了两种情感——或者说，在川端康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无由被文字粗暴地分割。文章从一点出发，论述川端康成的审美态度中的悲世情怀。其实，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汉语的“悲”字同样承担着美的诠义。古人说“悲角”、“悲商”、“悲丝”、“悲管”、“悲歌”、“悲响”等等，其中的“悲”字差不多都可以用“美”替换。我在大学的古文教授就是这么说的。他反对一九**年版的《辞源》仅仅把“悲”限义为悲愁伤痛——那样的话，古人用“悲”来广泛形容一切音乐，包括欢乐或豪壮的音乐，就变得十分费解了。
我赞同我的古文教授。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马桥，想起了马桥的“怜相”，想起了兆青在一切高楼大厦面前忍不住的哭泣。中国的美总是在“哀”、“悲”、“怜”的方块字里流淌，于是，兆青的泪水总是在现代化的美景前抛洒。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
《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做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
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非马盐午莫属。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两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当时还是个在校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矮得没法上台，也没有工夫参加排练，但他躲在台后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无论正派、反派、生角、旦角，所有唱词他张口便有，台上人只需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个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夜空破云高飞，真让我大吃一惊。
他唱完就跑回家了，消失在夜色里，以至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吹笛子拉胡琴都是他的一碗饭。要做个景片或做件戏装，他挠挠脑袋，好主意说有就有。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褪，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大不一样。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对弈。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我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凶劲和狠劲，简直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棋谱，约他再战一场，不料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工，躲得远远的，决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大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挑担的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遇过一回。后来有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开着药方。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据说在长乐街和县城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众人称道。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但马桥人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也一直很宽容。
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上国家粮，眼看还要升官。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那家伙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哪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开的药方都没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那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思，还是有很多话可说。他们说决不是因为盐午的药方不好，只能怪乡下缺药，一个好方子配不齐药，能怪谁呢？能怪盐午么？要是乡下配药条件好一点，那娃崽的病肯定早好了，何须到县医院去挨针和挨刀？可怜他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连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结过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坐班房判徒刑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加。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去下村办事，发现公社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微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画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顾客敬烟，都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就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关系特别亲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笑之即跑腿，永远是一个乖崽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的大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活太累，回到马桥已是深夜，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一台闹钟坏了，请他去修理一下。他岂敢怠慢，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高崖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经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脚上，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蟥，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红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蟥，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全身血花花，吓得哇哇直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他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蟥吸得一干二净。何部长后来想起这事也有点后怕。
他的优秀表现最终管不了什么用，既没能让他当上干部，也未能让他入团入党。有两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和其他干部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仅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是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的过场。
我调去县里工作那年，听说县公安局还怀疑他写了反动标语，曾把他抓入大牢。反动标语是国庆节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就写在公社临时戏台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局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背景，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掩护之下做出反动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很合理，是迟早的事。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他还想反动？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在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方圆百里之内比来比去，不是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最有可能反动么？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与光荣远行去城里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当时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哩。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画得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倌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关于脖子这家伙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火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面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地主和富农，主要原因是那些人都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人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不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
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察其中词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竟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干部和乡亲，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过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嘴是血，一度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来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肚去，就可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大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令人十分惊奇。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放藤
黄藤是一种剧毒植物，女人要寻短，多是去坡上挖黄藤。男人如果要去河边积水缓流的浅湾毒杀鱼虾，一般也得使用这种东西。至于截一段黄藤打成三个结，插上一皮鸡毛或者淋上一碗鸡血，差人送给敌方，则是刀兵相见前的最后通牒。一旦到了这一步，意味着事态已经严重恶化，不送掉几条人命，问题就不大可能得到解决了。
人们说，马桥人在民国初年给龙家滩放过一次藤。龙家滩有一个兴甲爹，有一天买回一头牛，路过亲戚家，进门去吃酒，牛就系在大门外。酒意到了七八分的时候，他听得门外牛叫，要一个娃崽到外面去看看。娃崽出去看了一下，回头说，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头黑牛，往他们的牛背上爬。兴甲爹很生气，说他的牛刚从街上买回来，哪里的畜生这样无聊？还没让人家歇匀一口气，就来强X？
众人拥出门去，没见到黑牛的主人。兴甲爹的侄儿刚才多喝了一点，借着酒力，抄一把火叉猛戳过去，居然一下就直溜溜地插入黑牛的腿腋。畜生大叫一声，带着晃晃荡荡的火叉把子跑了。据说这一叉扎得太深，伤了心脏，牛跑回去当天还是死了。
牛是马桥的。马桥第二天就差人送来了带鸡血的黄藤。
一场械斗闹了十来天，马桥人没占到半点面子。龙家滩的彭家是一个大祠堂，串通了远近三十六个弓的彭姓人来扑寨，要一举铲平马桥。马桥人寡不敌众，绝境之下只得请来中人调解。调解的结果，马桥人不但没有讨还牛钱，还拆屋卖谷，赔给龙家滩一面铜锣，四头猪，六桌酒席，才把事情了结。去龙家滩赔礼的马桥代表敲着锣，四老四少一共八个，一律在头上扎着裤头，背上背着一束稻草，表示接受失败的羞耻。他们虽然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坛子和气酒，回到村里还是泪流满面，在祖宗牌位前一个个长跪不起，口口声声对不起先人，活着还有什么脸面？他们彻夜喝酒，喝红了眼，然后争着吞了黄藤。第二天早上，八具已经硬了的尸体抬出祠堂，全村男男女女呼天喊地一片哀嚎。我在几十年以后挖的野坟，据说有几座就是这些人的。兆青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后人绝的绝了，跑的跑了。兆青还说，放藤的那年正是荒年，死者生前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浆都不管饱，所以坟里现在长不出什么莴玮，是很自然的事情。
坟地上歇工的时候，马桥的男人们瞥一瞥乱七八糟的尸骨，离得尽量远一点，目光还有些虚，纷纷要万玉喊几声。大概这也是壮胆的一种办法。万玉蜷曲在一个避风的土坎下，把冻得红红的鼻子揪了一把，甩了一把鼻涕，懒懒地唱了一节：
四个兄弟四个角，
手拿牛角各走各，
五百年后叶归根，
手掌手背打不脱。
老大走了东南岭，
老二过了西北坡，
老三下了明珠海，
老四渡了通天河。
五百年后五百年，
天天等到太阳落，
四方大路空悠悠，
兄弟何时角对角？
……
放锅
女子出嫁，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打水淘米，劈柴烧火，煮上一锅饭，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这叫做“放锅”，是结婚的同义词。放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人们告诉我，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动手动脚。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被复查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酒味刺鼻，人影绰约，笑语喧哗，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子，突然一声惊呼，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把我重重地拍向墙壁，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我从黑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才发现黑影是个人，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我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一声吆喝中，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
第二天，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紧紧扎了六根裤带，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
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很让人家看不起。村里有一个叫兆青的，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小里小气的，往喜酒里兑了水，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让客人们颇为不满。大家串通起来报复，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见她有意蹭上来也装作没看见，或者闪避而去。第二天新娘大哭大闹，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不管新娘同不同意，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背着就出门回家去。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看见锅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
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
宝气
本义还有一个外号：“滴水佬”。取这个外号的是志煌。当时他在工地上吃饭，看见本义的筷子在碗边敲得脆响，目光从眼珠子里勾勾地伸出来，在肉碗里与其他人的筷子死死地纠缠厮打。志煌突然惊奇地说：“你如何口水洒洒地滴？”
本义发现大家的目光盯着他，把自己的嘴抹了两下：“滴水么？”他抹去了一缕涎水，没有抹去胡碴子上的饭粒和油珠。
志煌指着他大笑：“又滴了!”
大家也笑。
本义扯上袖口再抹一把，还没有抹干净，咕哝了一句，样子有点狼狈。等他重新操起碗筷的时候，发现眨眼之间，肉碗里已经空了。他忍不住朝周围的嘴巴一一看去，好像要用目光一路追踪那些肥肉坨子去了什么地方，落入了哪些可恶的肠胃。
他后来对志煌颇有怨色：“吃饭就吃饭，你喊什么？害得我今天吃一顿卫生饭，肠子枯得要起火！”
一般来说，本义并不是一个受不得取笑的人，公务之外，并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威严。碰到别人没大没小的一些话，有时只能装装耳聋——也确实有些聋。但他的听觉在这一天特别好，面子特别要紧，因为工地上还有外村人，有公社何部长和姚部长。志煌在这种场合强调他的口水，就是志煌的宝气了。他好歹是个书记，是个一队之长吧？
“宝”是傻的意思，“宝气”就是傻气。志煌的宝气在马桥出了名。比如他不懂得要给干部让座，不懂得夯地如何做假，也不懂得女人每个月都有月经。他以前打自己的婆娘下手太狠，显得很宝气。后来婆娘离婚了，回娘家了，他时不时给那个梦婆送吃的和穿的，更显得宝气。天子岭上的三个石场，是他一钎一钎咬出来的。他打出来的岩头可以堆成山，都被人们买走和拉走，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什么时候一走神，还把这些岩头看成是他的，走到哪里一看到眼熟的石料，就有些恋恋不舍，临走还要朝它屙泡尿，搞得臊气冲天。就因为这一点，很多客户同他横竖说不通道理，对他屙尿的宝气无可奈何。只好恨恨地骂他——“煌宝”的名字就是这么骂出来的。
他给一户人家洗磨子，就是把旧磨子翻新。闲谈时谈起唱戏，同主家看法不大一样，竟争吵得红了脸。东家说，你走你走，我的磨子不洗了。志煌收拾工具起身，走出门想起什么事，回来补上一句：“你不洗了不碍事，只是这副磨子不是你的。你刚才说错了话，明白不？”
东家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志煌走出几步，还恨恨地回头：“晓得么？这磨子不是你的!”
“未必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是我爹的。”
他的意思是：磨子是他爹打的，就是他爹的。
还有一次，有个双龙弓的人到石场来哭哭泣泣，说他死了个舅舅，没有钱下葬，只怕死不成了，求志煌赊他一块坟碑。志煌看他哭得可怜，说算了算了，赊什么？你拿去就是，保证你舅舅死得成。说完挑一块上好的青花石，给他錾了块碑，还搭上一副绳子，帮他抬下岭，送了一程。这个时候的石场早已收归集体。复查是生产队会计，发现他把石碑白白送人，一定要他追回钱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人情。两人大吵了一架。志煌黑着一张脸说：“岩头是老子炸的，老子破的，老子裁的，老子錾的，如何变成了队上的？岂有此理！”
复查只好扣他的工分了事。
志煌倒不在乎工分，任凭队干部去扣。他不在乎岩头以外的一切，那些东西不是出自他的手，就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想不出什么要在乎的道理。当年他同水水打离婚的时候，水水娘家来的人差不多把他家的东西搬光了，他也毫不在乎，看着人家搬，还给人家烧茶。他住在上村，不远处的坡上有一片好竹子。到了春天，竹根在地下乱窜，到处跑笋，有时冷不防在什么人的菜园子里、或者床下、或者猪栏里，冒出粗大的笋尖来。照一般的规矩，笋子跑到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志煌明白这一点，只是一做起来就有些记不住。他去菜园子里搭瓜棚的时候，看见园子里有一个陌生的人，大概是个过路客，一看见他就慌慌地跑。那人不熟路，放着大路不走偏往沟那边跳，志煌怎么喊也喊不住，眼睁睁地看着那人一脚踩空，落到深深的水沟里，半个身子陷入淤泥。一声大叫，那人的怀里滚出一个肥肥的笋子。
显然是挖了志煌园子里的笋。志煌视若无睹，急急地赶上去，从腰后抽出柴刀，顺手砍断一棵小树，把树干的一端放下沟，让沟下的人抓住，慢慢地爬上沟来。
过路客脸色惨白，看着志煌手里的刀，一身哆哆嗦嗦。见他没有什么动作，试探着往大路那边移动碎步。
“喂，你的笋——”志煌大喝一声。
那人差点摔了一跤。
“你的笋子不要了？”
他把笋子甩过去。
那人从地上捡了笋子，呆呆地看着志煌，实在没有看出什么圈套和什么危险，这才疯也似的飞跑，一会儿就不见了。志煌看着那人的背影有些好笑，好一阵以后才有疑疑惑惑的表情。
事后，村里人都笑志煌，笑他没捉到贼也就算了，还砍一棵树把贼救出沟来。更可笑的是，怕贼走了一趟空路，送都要把自家的东西送上前去。志煌对这些话眨眨眼，只是抽他的烟。
宝气（续）
我得再说一说志煌的“宝气”。
我曾经看见他带着几个人去供销社做工，砌两间屋。待最后一片瓦落位，本义不知从哪里拱出来，检查功夫质量，踢一踢这里，拍一拍那里，突然沉下脸，硬说岩墙没砌平整，灰浆也吃少了，要剐去所有人的工分。
志煌找他理论，说你怎么捏古造今？你懂个卵，我是岩匠，我还不晓得要吃好多灰浆才合适？
本义冷笑一声：“是你当书记还是我当书记？是你煌醒子说话算数，还是我书记说话算数？”
看来是存心跟志煌过不去了。
旁人出来打圆场，扯开了志煌，对本义说好话。兆青还跟着书记的屁股转，一个劲地递烟丝，见他进茅房，就在茅房外面等。看他去了屠房，又在屠房外面等。总算看见他抽着一支烟从屠房里出来，总算陪着他把路边的黄瓜和辣椒视察了一番，还是没法让他的目光回转来，正眼看兆青一下。
供销社敲钟吃饭了。本义兴冲冲地摩拳擦掌：“好，到黄主任屋里吃团鱼去。”
简直掩饰不住扬眉吐气的快感。
他还没走，刚落成的仓房那边突然发出咚的一声，响得有点不规不矩。有人匆匆来报信，说不得了，不得了哇，煌宝在那里拆屋啦。本义一怔，急忙打点精神赶过去，发现志煌那家伙确实发横，口里不干不净，一个人抄起流星锤朝墙基猛砸。
新墙如豆腐。一块岩头已经翘出一头，另一块正在松动，粉渣稀稀拉拉往下泻。墙基要是空了，墙体还不全倒下来？旁边是供销社的老黄，怎么也拉不住他的手。老黄看见了本义：“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呢？砌得好好的拆什么？你们不心疼你们的劳力，我还心疼我的砖哩。四分钱一口砖你晓不晓呵？”
本义咳了一声，宣告他的到场。
煌宝不明白咳嗽的意思，或者是不愿明白咳嗽的意思。
“煌拐子!”
志煌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
“你发什么宝气!”本义的脸红到了颈根，“拆不拆，也要等干部研究了再说。这里哪有你的话份？回去，你们通通跟我回去!”
志煌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液，又操起了岩锤。“岩头是我在岭上打的，是我车子推来的，是我砌上墙的。我拆我的岩头，碍你什么事了？”
一说到岩头，谁也不可能同志煌把道理说清了，也不可能阻挡他瞪眼睛了。仲琪上前给书记帮腔：“煌伢子，话不能这样说，岩头不是供销社的，也不是你的。你是队上的人，你打的岩头就是队上的。”
“这是哪来的道理？他滴水佬倌也是队上的，他的婆娘也成了队上的，是人都睡得，是不是？”
大家偷偷笑。
本义更加气得没话好说，滑出位置的下巴好一阵才拉了回原处。“好，你砸，砸得好，砸得好！老子，今天不光要扣你们的工分，还要罚得你们喊痛。不跟你们一二一，你们不晓得钉子是铁打的，猪婆是地上跑的。”
听说要罚，形势开始逆转，好几个民工都变了脸色，上前去把志煌拖的拖，拦的拦。有的则往他手里塞烟丝。
“何必呢？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你莫害了别个。”
“剐工分就剐工分，你拆什么屋呵？”
“这墙我也有一份，你说砸就砸么？”
……
志煌气力大，肩膀左右一摆，把两旁的人都甩开了。“放心，我只要我的岩头，你们的我碰都不碰。”
这实际上是废话。他今天砌的是岩石，统统充当墙基。要是把下面都掏了，上面的墙还可以悬在空中不成？
本义一扬手往远处走了。不过，跟着他屁股后头而去的兆青很快就跑来，笑眯眯地说，本义已经转了弯，说工分一分不剐，暂时不剐，以后再算账。大家一脸的紧张才松弛下来。见煌宝停了锤，七手八脚把他刚砸下来的岩头补回去。
回村的路上，好多人争着帮志煌提工具篮子，说今天要不是煌宝在场，大家不都被滴水老倌活活地收拾了？不成了砧板上的肉？他们前呼后拥地拍志煌的马屁，“煌宝”前“煌宝”后地叫个不停。在我看来，此刻的“宝”字已没有贬义，已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宝贵。
泡皮（以及其他）
进入九十年代的马桥，流行着很多新词，使用频度很高：“电视”、“涂料”、“减肥”、“操作”、“倪萍”、“劲舞”、“一○七国道”、“生猛”、“彩票”、“砌长城（麻将）”、“打屁车（摩托）”、“提篮子（当中介人）”等等。还有些老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大用了，现在又纷纷出笼卷土重来。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误以为是一些新词。比如：
做脱——即杀人，原是红帮用词。
了难——这个词其实也是红帮的用词，多用在官司方面，后逐渐流行于江湖，词义范围越来越广，泛指一切解决问题和了却困难的行为。报纸上也用这个词了，比方出现过《靠改革了难》的新闻标题。
牛头——意指权威的调停人和仲裁人，一般由年纪最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担任。牛头不是由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官方任命，谁来当牛头，得靠众人在相当时间内自然形成的约定。
草鞋钱——以前是指办公差的人远道而来，办完公差后向当事人索要的一种小费。这个词八十年代末期重新出现以后，词义基本没有变，只是现在的草鞋钱，多数给一些穿皮鞋或胶鞋的干部、治安队员、报喜或报丧的热心人等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谷米的方式支付。
泡皮——意指懒汉和无赖，即普通话中的“泼皮”，只是缺少“泼赖”、“泼悍”一类用词中隐含的凶顽之义，更多一些卑微、怯懦、奉承巴结的所指，接近“泡”的虚质和柔质。
……
我从魁元嘴里听到了“泡皮”这个词。其实，魁元自己身上就有这样一股泡皮气。在我家的客厅里，一旦我正色指斥他的懒惰，他立刻鸡啄米似的点头，一连串的是是是。他甚至目无定睛手足无措，百般讨好地附和我。我说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一天要劳动十来个小时；他说哪止十个小时呢，起码在十五个小时，两头不见天的。是不是？我说即便在农村，同样有前途的，只要肯钻研和肯劳动，养鸡，养鱼，养猪，都有当万元户的；他说哪止万元户呢，有的还当了董事长，公司都办到国外去了，电视里的报道你未必没有看见么？
他附和得过了头，反过来质问我。
总之，他只差没有打自己的嘴巴，只差没有愤怒高呼打倒自己消灭自己的口号，忙不迭地收拾自己刚才晾晒出来的短裤和袜子，塞进拉链已经坏了的黑皮包，向我讨要一根红塑料带子，再把黑皮包紧紧地捆了几圈。他脱下我借给他的衬衣，说今天晚上就走，就回去，码头上最后一班船还是可以赶得上的。
他连茶都没有喝。
已经是深夜了。我突然觉得他慌慌逃窜的样子有些让人不忍。他其实不必连夜就往回赶，也不必把我的衬衣还给我，至少——他可以把一杯茶喝完再走。
“你们也不必这么急。既然来了，就算没找到活干，玩两天再走也好，难得来一次么……”我的口气缓和许多。
“耍了，耍够了。”
“明天吃了早饭再走不行？”
“反正是要走的，晚上走凉快。”
他和同来的那个后生争分夺秒，一刻也不耽搁，要赶回乡下去。他们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对自己能不能识路，能不能找到公共汽车，能不能赶上最后一班船，万一误了船如何度过这个长夜，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们只是被我的责备吓住了，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急匆匆往下跳。当我送他们下楼，打算去找朋友借车送客，他们远远地叫喊了几声，然后遁入黑夜，一转眼就无影无踪。
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一）表示保持原状；（二）表示剩余的东西。在我看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罗伯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口。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年）认定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前”：既表过去之事，如“前述”、“前缘”、“前夜”、“前因”等等，又表将来之事，如“前途”、“前景”、“前瞻”等等。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中文没有时态语法，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表达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前”这样的对义词，既指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甚至未来。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一类对义词，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寻找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也许在于：既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有人说，那些树瘤多是人形，一遇狂风大雨，便暗长数尺，见人来了才收缩如旧。马鸣说得更神，说有一次他不经意睡在树下，把斗笠挂在小枫鬼的一枝断桠上，半夜被雷声惊醒，借着电光一看，斗笠已经挂在树头上，岂不是咄咄怪事？
马鸣吹嘘他年少时习过丹青。他说他画过这两棵树，但是画过之后，右臂剧痛三日红肿发烧，再也不敢造次。
画都画不得，自然更不敢砍伐。两棵树于是越长越高，成了远近几十里内注目之物。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水利建设设计，到公社里描制规划图。中学范老师也派来参与此事。我们一起到县水利局，复制这个公社的地图。在那个积尘呛鼻的资料室里，我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后政府还没有测绘过任何完整的地图，一切设计还是根据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的军用图，一种诸葛亮用过似的黑白线图，1∶5000的大比例，一个公社就可占上一大张。此图不以海平面为标高基点，而是以长沙市小吴门城墙的基石为参照。据说这些都是日军入侵前，买通汉奸偷偷绘制的，不能不让人惊叹他们当年的准备周密和高效。
就在这张图上，我看见了马桥的两棵枫树也赫然入目，被日本人用红笔特意圈上。范老师很有经验地说，这是日本人的导航标志。
我于是想起，马桥人确实见过日本飞机。本义说，第一次看见这种怪物的时候，本义的大房伯伯还以为是来了一只大鸟，叫喊着要后生往地坪里撒谷，诱它下来，又要大家赶快拿索子来准备捉拿。
飞机不下来，大房伯伯很有信心地对着天骂：
我看你不下来!我看你不下来!
当时只有希大杆子猜出这是日本人的飞机，是来丢炸弹的。可惜这个外来人讲话打乡气不好懂，大家没听明白。本义的大房伯伯说，都说日本人矮小，怎么日本鸟长得这么大呢？
村里人白白等了一天，没见飞机下来吃谷。到它们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屙下炸弹了，炸得地动山摇。大房伯伯当场毙命，一张嘴飞到了树上，像要把树上的鸟窝啃一口。本义直到现在还有点耳朵背，不知是那次爆炸声震的，还是被飞向树干的那张嘴吓的。
村里炸死三人，如果加上一颗炸弹在三十多年以后延时爆炸，炸死了小孩雄狮（参见词条“贵生”），那么亡命者应该是四人。
事情可以这样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两棵树，日本飞机会临空吗？会丢下炸弹吗？——日本人毕竟对一个小山村不必太感兴趣。如果他们不以枫鬼为导航标志，是不必飞经这里的，也不大可能看见下面的人群吆吆喝喝，就可能把炸弹丢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地方去。
有了这两棵树，一切就发生了，包括四个人的死亡以及其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从那以后，马桥的这两棵树上就总是停栖鸦群，在人们的目光中不时炸开呼啦啦一把破碎的黑色。曾经有人想赶走它们，用火烧，还捣了鸦窝，但这些不祥之物还是乘人不备又飞回来，顽强地驻守树梢。
乌鸦声一年年叫着。据说先后还有三个女人在这棵树下吊死。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世，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同丈夫大吵了一架，毒死了丈夫以后再自己上吊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路经这两棵树的时候，就像路经其他的某一棵树，某一根草，某一块石子，不会太在意它们。我不会想到，正是它们潜藏在日子深处的它们，隐含着无可占测的可能，叶子和枝杆都在蓄聚着危险，将在预定的时刻轰隆爆发，判决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命运。
我有时候想，树与树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人与人很不一样。希特勒也是一个人。如果一个外星人来读解他，根据他的五官、四肢、直立行走以及经常对同类发出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外星人翻翻他们可能有的辞典，会把他定义为人。这没有错。出土的汉简《楚辞》是一本书。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希伯来学者来读解它，根据它的字形、书写工具以及出土现场，希伯来人可能以足够的聪明和博识，断定这是中文。这同样没有错。但这些“没有错”有多大的意义？
就像我们说枫鬼是一棵树，一棵枫树，这种正确有多大意义？
一棵树没有人的意志和自由，但在生活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它常常悄然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差别，有时候就像希特勒与甘地的差别，就像《楚辞》和电动剃须刀说明书的区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即便熟读了车载斗量的植物学，面对任何一棵不显眼的树，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刚刚开始。
两棵枫树最终消失于一九七二年初夏，当时我不在村里。我回来的时候，远远没有看见树冠，顿时觉得前景的轮廓有点不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进村后发现房屋敞露多了，明亮多了，白花花的一片有些刺眼。原来是树阴没有了。我见到遍地脂汁味浓烈的木渣木屑，成堆的枝叶夹着鸟巢和蛛网也无人搬回家去当柴火，泥土翻浮成浪，暗示出前不久一场倒树的恶战。我嗅到一种类似辣椒的气味，但不知道来自哪里。
双脚踩出枝叶嚓嚓嚓，是催人苍老的声音。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做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做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我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问：“马桥还没到么？”
复查帮我们几个知青挑着大担行李，匆匆地赶上来：“就到了，就到了。看见没有，前面就是，不算太远吧？”
“在哪里呵？”
“就在那两棵枫树下面。”
“那就是马桥？”
“那就是马桥。”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不知道。”
我心里一沉，一步步走进陌生。
话份
本义说过，省城里的人不喝擂茶，也不懂得纺纱织布，可怜他们家家都没有布做裤子，一条短裤只有巴掌大，像婆娘们的骑马带子，勒得胯裆痛死人。马桥人由此十分同情省城里的人，每次看见我们知青要回城，总是要我们多买点乡下的土布带回去，给爹妈多做两条裤子。
我们觉得十分好笑，说城里并不缺布，短裤做得小一点，是为了贴身，好看，或者运动的方便。
马桥人眨眨眼，不大相信。
日子长了，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解释，也没法消除本义的讹传——因为我们没有话份。
“话份”在普通语中几乎找不到近义词，却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份额的权利。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他们一开口，或者咳一声，或者甩一个眼色，旁人便住嘴，便洗耳恭听，即使反对也不敢随便打断话头。这种安静，是话份最通常的显示，也是人们对语言集权最为默契最为协同的甘心屈从。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他的言语总是消散在冷漠的荒原，永远得不到回应。
这种难堪的事多了，一个人要保持开口的信心，甚至要保持自己正常的发声功能，是不无困难的。盐早最后几乎成了一个真正的牛哑哑，就是话份丧失的极端一例。
握有话份的人，他们操纵的话题被众人追随，他们的词语、句式、语气等等被众人习用，权力正是在这种语言的繁殖中得以形成，在这种语言的扩张和辐射过程中得以确证和实现。“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力的语言品格。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
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力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力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
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为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一些人有话份？
（一）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只当她们没有耳朵和嘴巴。
（二）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三）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比如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的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嗯？”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他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吓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净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它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
怜相
兆青去县城里看过一回世界，回来以后，免不了有一些人向他好奇地打听街上的事情。他无心把城里情况说得很具体，一律以草草打发。人家问房子，问汽车，问人貌，他都是说：“有什么呵？好怜相的。”
“怜相”是漂亮的意思。
他没有笑容，毫无谈兴，对打探者敷衍几句然后就去挖土。我后来才从家居县城的光复老师那里知道，兆青老倌在城里的时候，哪里都不去，一直在老师家蜷曲着小小身子，缩在椅子上睡觉，甚至不朝窗外瞥上一眼。他挂着脸上一团粗横的怨气，一点也不愿意看见那些漂亮的高楼，说有什么好看呢？我们不比你们街上人，一看这些就心里堵。造孽呵，这么大的屋，要好多人，做好多工，才砌得起来呵？
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站的大厅，看到地上的大理石板光可鉴人，就总是黑着一张脸。不小心滑了一跤，还哇哇大哭，鼻涕抹上衣袖。“娘哎娘，錾得这样平，打得这样光，要磨死好多人呵。”
让旁人吓了一大跳。
回到乡亲家里，他反常地吃得很少，对一只邻家的狗特别恼怒，显得脾气很坏。乡亲知道，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岩匠，打了一辈子岩头，已经死了。
在我看来，比起后生们对城市的赞叹来说，兆青的哇哇大哭更多保留了“怜相”一词的原义。马桥人没有“美丽”这个词，只有“标致”、“乖致”、“乖”一类可作替代，最为常用和流行的却是“怜相”。在汉语里，美与怜早有不解之缘，不算特别的奇怪。美使人疼，故有“疼爱”；使人怜，故有“怜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中文里透出哀婉的情愫。有一篇西方学者评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文章。文章说川端康成不爱用“悲”字，总是用“哀”字，因为在汉语里，“哀”与“爱”同音，在声音上沟通了两种情感——或者说，在川端康成看来其实就是一种情感，无由被文字粗暴地分割。文章从一点出发，论述川端康成的审美态度中的悲世情怀。其实，文章的作者不知道，汉语的“悲”字同样承担着美的诠义。古人说“悲角”、“悲商”、“悲丝”、“悲管”、“悲歌”、“悲响”等等，其中的“悲”字差不多都可以用“美”替换。我在大学的古文教授就是这么说的。他反对一九**年版的《辞源》仅仅把“悲”限义为悲愁伤痛——那样的话，古人用“悲”来广泛形容一切音乐，包括欢乐或豪壮的音乐，就变得十分费解了。
我赞同我的古文教授。
在那一刻，我想起了马桥，想起了马桥的“怜相”，想起了兆青在一切高楼大厦面前忍不住的哭泣。中国的美总是在“哀”、“悲”、“怜”的方块字里流淌，于是，兆青的泪水总是在现代化的美景前抛洒。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
《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做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
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非马盐午莫属。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两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当时还是个在校中学生，应召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矮得没法上台，也没有工夫参加排练，但他躲在台后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无论正派、反派、生角、旦角，所有唱词他张口便有，台上人只需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个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夜空破云高飞，真让我大吃一惊。
他唱完就跑回家了，消失在夜色里，以至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吹笛子拉胡琴都是他的一碗饭。要做个景片或做件戏装，他挠挠脑袋，好主意说有就有。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褪，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大不一样。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对弈。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我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凶劲和狠劲，简直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棋谱，约他再战一场，不料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工，躲得远远的，决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大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挑担的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遇过一回。后来有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开着药方。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据说在长乐街和县城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众人称道。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但马桥人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也一直很宽容。
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上国家粮，眼看还要升官。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那家伙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哪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开的药方都没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那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思，还是有很多话可说。他们说决不是因为盐午的药方不好，只能怪乡下缺药，一个好方子配不齐药，能怪谁呢？能怪盐午么？要是乡下配药条件好一点，那娃崽的病肯定早好了，何须到县医院去挨针和挨刀？可怜他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连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结过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坐班房判徒刑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加。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去下村办事，发现公社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微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画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顾客敬烟，都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就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关系特别亲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召之即来，来之即笑，笑之即跑腿，永远是一个乖崽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的大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活太累，回到马桥已是深夜，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一台闹钟坏了，请他去修理一下。他岂敢怠慢，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高崖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经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脚上，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蟥，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红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蟥，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全身血花花，吓得哇哇直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他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蟥吸得一干二净。何部长后来想起这事也有点后怕。
他的优秀表现最终管不了什么用，既没能让他当上干部，也未能让他入团入党。有两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和其他干部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仅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是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的过场。
我调去县里工作那年，听说县公安局还怀疑他写了反动标语，曾把他抓入大牢。反动标语是国庆节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就写在公社临时戏台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局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背景，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掩护之下做出反动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很合理，是迟早的事。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他还想反动？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在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方圆百里之内比来比去，不是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最有可能反动么？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与光荣远行去城里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当时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哩。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画得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倌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不画像的问题，关于脖子这家伙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火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面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地主和富农，主要原因是那些人都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人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不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
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察其中词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竟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干部和乡亲，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过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嘴是血，一度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来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肚去，就可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大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令人十分惊奇。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放转生
杀猪宰牛之类的血腥事，被马桥人叫做“放转生”，显得有几分清雅和高尚。老班子说，畜生也是一条命，前世作孽，现世遭罪，活得最苦，杀了它们就是让它们早点转生，是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这样说起来，屠夫们杀得理直气壮，食客们嚼咬得满嘴流油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语言可以改变人的感觉，一个词的更换，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人们在屠宰场上的悲悯，对肉案上一双双直愣愣没有闭上的眼睛从此无动于衷。
本义卸下书记一职以后，做了几年放转生的营生。直到身子骨不大硬朗了，只要下得床，一听到猪叫，没人请他，他也要去看看的。他指手画脚，骂这个的先人，骂那个的老娘，屠场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骂得一无是处。他对操刀有瘾头，刀法也熟练，杀得名气最大的那些年，根本不要什么人帮着捉猪或捆猪，无论好大的猪，也无论好顽劣的猪，他只要瞟一眼就有了主意。冷不防突然起刀，借力用力，以小搏大。他一手揪住猪耳，另一只手在猪头那里突然消失——早已把尖刀直捅捅送入猪胸，在里面深深地旋上一周，再猛然拔出。猪来不及叫喊就已经颓然倒地。他嘿嘿一乐，在一堆晃荡的肉浪上揩刀，揩下几道花糊糊的血印子，一把尖刀就干净明亮了。
这叫杀跑猪，杀哑猪，是他的拿手好戏。
有时他喝多了酒，也会有手误，一刀下去还解决不了问题，已经放倒了的猪又跳起来疯跑。他不得不怒目圆瞪，一口气憋得颈根上青筋游动，操着血淋淋的尖刀满地追赶。这个时候他总要恶狠狠咒骂：“我看你跑，我看你怪器，我看你发财，我看你野心力力……”
人们一般不会明白他在咒谁。
野心勃勃的“勃”字，他总是只读半边。旁人纠正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记下：“念勃么？未必不是力字？”但到了下一次，还是力力。大家习惯以后，也就随他去。只是他的话份（参见词条“话份”）大不如前，他的错误不再传染成大家的错误。
放藤
黄藤是一种剧毒植物，女人要寻短，多是去坡上挖黄藤。男人如果要去河边积水缓流的浅湾毒杀鱼虾，一般也得使用这种东西。至于截一段黄藤打成三个结，插上一皮鸡毛或者淋上一碗鸡血，差人送给敌方，则是刀兵相见前的最后通牒。一旦到了这一步，意味着事态已经严重恶化，不送掉几条人命，问题就不大可能得到解决了。
人们说，马桥人在民国初年给龙家滩放过一次藤。龙家滩有一个兴甲爹，有一天买回一头牛，路过亲戚家，进门去吃酒，牛就系在大门外。酒意到了七八分的时候，他听得门外牛叫，要一个娃崽到外面去看看。娃崽出去看了一下，回头说，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头黑牛，往他们的牛背上爬。兴甲爹很生气，说他的牛刚从街上买回来，哪里的畜生这样无聊？还没让人家歇匀一口气，就来强X？
众人拥出门去，没见到黑牛的主人。兴甲爹的侄儿刚才多喝了一点，借着酒力，抄一把火叉猛戳过去，居然一下就直溜溜地插入黑牛的腿腋。畜生大叫一声，带着晃晃荡荡的火叉把子跑了。据说这一叉扎得太深，伤了心脏，牛跑回去当天还是死了。
牛是马桥的。马桥第二天就差人送来了带鸡血的黄藤。
一场械斗闹了十来天，马桥人没占到半点面子。龙家滩的彭家是一个大祠堂，串通了远近三十六个弓的彭姓人来扑寨，要一举铲平马桥。马桥人寡不敌众，绝境之下只得请来中人调解。调解的结果，马桥人不但没有讨还牛钱，还拆屋卖谷，赔给龙家滩一面铜锣，四头猪，六桌酒席，才把事情了结。去龙家滩赔礼的马桥代表敲着锣，四老四少一共八个，一律在头上扎着裤头，背上背着一束稻草，表示接受失败的羞耻。他们虽然也接受了对方的一坛子和气酒，回到村里还是泪流满面，在祖宗牌位前一个个长跪不起，口口声声对不起先人，活着还有什么脸面？他们彻夜喝酒，喝红了眼，然后争着吞了黄藤。第二天早上，八具已经硬了的尸体抬出祠堂，全村男男女女呼天喊地一片哀嚎。我在几十年以后挖的野坟，据说有几座就是这些人的。兆青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后人绝的绝了，跑的跑了。兆青还说，放藤的那年正是荒年，死者生前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浆都不管饱，所以坟里现在长不出什么莴玮，是很自然的事情。
坟地上歇工的时候，马桥的男人们瞥一瞥乱七八糟的尸骨，离得尽量远一点，目光还有些虚，纷纷要万玉喊几声。大概这也是壮胆的一种办法。万玉蜷曲在一个避风的土坎下，把冻得红红的鼻子揪了一把，甩了一把鼻涕，懒懒地唱了一节：
四个兄弟四个角，
手拿牛角各走各，
五百年后叶归根，
手掌手背打不脱。
老大走了东南岭，
老二过了西北坡，
老三下了明珠海，
老四渡了通天河。
五百年后五百年，
天天等到太阳落，
四方大路空悠悠，
兄弟何时角对角？
……
放锅
女子出嫁，婚礼上最重要的一个仪式，是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打水淘米，劈柴烧火，煮上一锅饭，表示她已经是夫家的人了。这叫做“放锅”，是结婚的同义词。放锅一般都选择在冬天，不光是要避开农忙的紧张，也不光是秋后才有收成可供花费。人们告诉我，新娘只有在冬天才好多穿几层棉袄，防止一些后生在婚礼上打闹取乐，动手动脚。这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被复查拉着，去参加过一次婚礼。昏黄的油灯和烛光下，酒味刺鼻，人影绰约，笑语喧哗，我正挤坐在墙角的人缝里剥瓜子，突然一声惊呼，一个黑影向我迅速放大，把我重重地拍向墙壁，压得我差点透不过气来。我从黑影后面挣扎着探出脑袋，才发现黑影是个人，是身着花袄子的新娘，一张蒙在混乱头发里的脸，挂着几乎要哭的表情。我惊恐万分，还没来得及躲开她似乎是腿又似乎是背的重压，她又被周围的几只手抓住，一声吆喝中，踉踉跄跄朝另一个男客的怀抱里窜去。她的尖叫，淹没在人们哈哈大笑里。
第二天，我听说新娘尽管束了四层棉袄，紧紧扎了六根裤带，身上一些地方还是留下了一道青一道紫的抓痕。可见后生们的厚颜和狂热。
夫家对此不得有任何意见。
恰恰相反，如果人们不来厚颜和狂热，倒是夫家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很让人家看不起。村里有一个叫兆青的，有一次给大儿子收亲，小里小气的，往喜酒里兑了水，上席的肉块也切得太小，让客人们颇为不满。大家串通起来报复，整整一个婚礼之夜里没人对新娘动一个指头，见她有意蹭上来也装作没看见，或者闪避而去。第二天新娘大哭大闹，说没想到这么被人看不起，以后还让她如何做人？陪她来放锅的两个小舅子也大为光火，不管新娘同不同意，撬出灶台上的一口新锅，背着就出门回家去。新娘本来还没打算闹到退婚的地步，看见锅没有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哭哭泣泣跟着那口锅回了娘家。
一桩婚事居然给搅散了。
宝气
本义还有一个外号：“滴水佬”。取这个外号的是志煌。当时他在工地上吃饭，看见本义的筷子在碗边敲得脆响，目光从眼珠子里勾勾地伸出来，在肉碗里与其他人的筷子死死地纠缠厮打。志煌突然惊奇地说：“你如何口水洒洒地滴？”
本义发现大家的目光盯着他，把自己的嘴抹了两下：“滴水么？”他抹去了一缕涎水，没有抹去胡碴子上的饭粒和油珠。
志煌指着他大笑：“又滴了!”
大家也笑。
本义扯上袖口再抹一把，还没有抹干净，咕哝了一句，样子有点狼狈。等他重新操起碗筷的时候，发现眨眼之间，肉碗里已经空了。他忍不住朝周围的嘴巴一一看去，好像要用目光一路追踪那些肥肉坨子去了什么地方，落入了哪些可恶的肠胃。
他后来对志煌颇有怨色：“吃饭就吃饭，你喊什么？害得我今天吃一顿卫生饭，肠子枯得要起火！”
一般来说，本义并不是一个受不得取笑的人，公务之外，并不善于维护自己的威严。碰到别人没大没小的一些话，有时只能装装耳聋——也确实有些聋。但他的听觉在这一天特别好，面子特别要紧，因为工地上还有外村人，有公社何部长和姚部长。志煌在这种场合强调他的口水，就是志煌的宝气了。他好歹是个书记，是个一队之长吧？
“宝”是傻的意思，“宝气”就是傻气。志煌的宝气在马桥出了名。比如他不懂得要给干部让座，不懂得夯地如何做假，也不懂得女人每个月都有月经。他以前打自己的婆娘下手太狠，显得很宝气。后来婆娘离婚了，回娘家了，他时不时给那个梦婆送吃的和穿的，更显得宝气。天子岭上的三个石场，是他一钎一钎咬出来的。他打出来的岩头可以堆成山，都被人们买走和拉走，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什么时候一走神，还把这些岩头看成是他的，走到哪里一看到眼熟的石料，就有些恋恋不舍，临走还要朝它屙泡尿，搞得臊气冲天。就因为这一点，很多客户同他横竖说不通道理，对他屙尿的宝气无可奈何。只好恨恨地骂他——“煌宝”的名字就是这么骂出来的。
他给一户人家洗磨子，就是把旧磨子翻新。闲谈时谈起唱戏，同主家看法不大一样，竟争吵得红了脸。东家说，你走你走，我的磨子不洗了。志煌收拾工具起身，走出门想起什么事，回来补上一句：“你不洗了不碍事，只是这副磨子不是你的。你刚才说错了话，明白不？”
东家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
志煌走出几步，还恨恨地回头：“晓得么？这磨子不是你的!”
“未必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是我爹的。”
他的意思是：磨子是他爹打的，就是他爹的。
还有一次，有个双龙弓的人到石场来哭哭泣泣，说他死了个舅舅，没有钱下葬，只怕死不成了，求志煌赊他一块坟碑。志煌看他哭得可怜，说算了算了，赊什么？你拿去就是，保证你舅舅死得成。说完挑一块上好的青花石，给他錾了块碑，还搭上一副绳子，帮他抬下岭，送了一程。这个时候的石场早已收归集体。复查是生产队会计，发现他把石碑白白送人，一定要他追回钱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人情。两人大吵了一架。志煌黑着一张脸说：“岩头是老子炸的，老子破的，老子裁的，老子錾的，如何变成了队上的？岂有此理！”
复查只好扣他的工分了事。
志煌倒不在乎工分，任凭队干部去扣。他不在乎岩头以外的一切，那些东西不是出自他的手，就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想不出什么要在乎的道理。当年他同水水打离婚的时候，水水娘家来的人差不多把他家的东西搬光了，他也毫不在乎，看着人家搬，还给人家烧茶。他住在上村，不远处的坡上有一片好竹子。到了春天，竹根在地下乱窜，到处跑笋，有时冷不防在什么人的菜园子里、或者床下、或者猪栏里，冒出粗大的笋尖来。照一般的规矩，笋子跑到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志煌明白这一点，只是一做起来就有些记不住。他去菜园子里搭瓜棚的时候，看见园子里有一个陌生的人，大概是个过路客，一看见他就慌慌地跑。那人不熟路，放着大路不走偏往沟那边跳，志煌怎么喊也喊不住，眼睁睁地看着那人一脚踩空，落到深深的水沟里，半个身子陷入淤泥。一声大叫，那人的怀里滚出一个肥肥的笋子。
显然是挖了志煌园子里的笋。志煌视若无睹，急急地赶上去，从腰后抽出柴刀，顺手砍断一棵小树，把树干的一端放下沟，让沟下的人抓住，慢慢地爬上沟来。
过路客脸色惨白，看着志煌手里的刀，一身哆哆嗦嗦。见他没有什么动作，试探着往大路那边移动碎步。
“喂，你的笋——”志煌大喝一声。
那人差点摔了一跤。
“你的笋子不要了？”
他把笋子甩过去。
那人从地上捡了笋子，呆呆地看着志煌，实在没有看出什么圈套和什么危险，这才疯也似的飞跑，一会儿就不见了。志煌看着那人的背影有些好笑，好一阵以后才有疑疑惑惑的表情。
事后，村里人都笑志煌，笑他没捉到贼也就算了，还砍一棵树把贼救出沟来。更可笑的是，怕贼走了一趟空路，送都要把自家的东西送上前去。志煌对这些话眨眨眼，只是抽他的烟。
宝气（续）
我得再说一说志煌的“宝气”。
我曾经看见他带着几个人去供销社做工，砌两间屋。待最后一片瓦落位，本义不知从哪里拱出来，检查功夫质量，踢一踢这里，拍一拍那里，突然沉下脸，硬说岩墙没砌平整，灰浆也吃少了，要剐去所有人的工分。
志煌找他理论，说你怎么捏古造今？你懂个卵，我是岩匠，我还不晓得要吃好多灰浆才合适？
本义冷笑一声：“是你当书记还是我当书记？是你煌醒子说话算数，还是我书记说话算数？”
看来是存心跟志煌过不去了。
旁人出来打圆场，扯开了志煌，对本义说好话。兆青还跟着书记的屁股转，一个劲地递烟丝，见他进茅房，就在茅房外面等。看他去了屠房，又在屠房外面等。总算看见他抽着一支烟从屠房里出来，总算陪着他把路边的黄瓜和辣椒视察了一番，还是没法让他的目光回转来，正眼看兆青一下。
供销社敲钟吃饭了。本义兴冲冲地摩拳擦掌：“好，到黄主任屋里吃团鱼去。”
简直掩饰不住扬眉吐气的快感。
他还没走，刚落成的仓房那边突然发出咚的一声，响得有点不规不矩。有人匆匆来报信，说不得了，不得了哇，煌宝在那里拆屋啦。本义一怔，急忙打点精神赶过去，发现志煌那家伙确实发横，口里不干不净，一个人抄起流星锤朝墙基猛砸。
新墙如豆腐。一块岩头已经翘出一头，另一块正在松动，粉渣稀稀拉拉往下泻。墙基要是空了，墙体还不全倒下来？旁边是供销社的老黄，怎么也拉不住他的手。老黄看见了本义：“这是何苦呢？这是何苦呢？砌得好好的拆什么？你们不心疼你们的劳力，我还心疼我的砖哩。四分钱一口砖你晓不晓呵？”
本义咳了一声，宣告他的到场。
煌宝不明白咳嗽的意思，或者是不愿明白咳嗽的意思。
“煌拐子!”
志煌看了他一眼，没有搭理。
“你发什么宝气!”本义的脸红到了颈根，“拆不拆，也要等干部研究了再说。这里哪有你的话份？回去，你们通通跟我回去!”
志煌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液，又操起了岩锤。“岩头是我在岭上打的，是我车子推来的，是我砌上墙的。我拆我的岩头，碍你什么事了？”
一说到岩头，谁也不可能同志煌把道理说清了，也不可能阻挡他瞪眼睛了。仲琪上前给书记帮腔：“煌伢子，话不能这样说，岩头不是供销社的，也不是你的。你是队上的人，你打的岩头就是队上的。”
“这是哪来的道理？他滴水佬倌也是队上的，他的婆娘也成了队上的，是人都睡得，是不是？”
大家偷偷笑。
本义更加气得没话好说，滑出位置的下巴好一阵才拉了回原处。“好，你砸，砸得好，砸得好！老子，今天不光要扣你们的工分，还要罚得你们喊痛。不跟你们一二一，你们不晓得钉子是铁打的，猪婆是地上跑的。”
听说要罚，形势开始逆转，好几个民工都变了脸色，上前去把志煌拖的拖，拦的拦。有的则往他手里塞烟丝。
“何必呢？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你莫害了别个。”
“剐工分就剐工分，你拆什么屋呵？”
“这墙我也有一份，你说砸就砸么？”
……
志煌气力大，肩膀左右一摆，把两旁的人都甩开了。“放心，我只要我的岩头，你们的我碰都不碰。”
这实际上是废话。他今天砌的是岩石，统统充当墙基。要是把下面都掏了，上面的墙还可以悬在空中不成？
本义一扬手往远处走了。不过，跟着他屁股后头而去的兆青很快就跑来，笑眯眯地说，本义已经转了弯，说工分一分不剐，暂时不剐，以后再算账。大家一脸的紧张才松弛下来。见煌宝停了锤，七手八脚把他刚砸下来的岩头补回去。
回村的路上，好多人争着帮志煌提工具篮子，说今天要不是煌宝在场，大家不都被滴水老倌活活地收拾了？不成了砧板上的肉？他们前呼后拥地拍志煌的马屁，“煌宝”前“煌宝”后地叫个不停。在我看来，此刻的“宝”字已没有贬义，已回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宝贵。
泡皮（以及其他）
进入九十年代的马桥，流行着很多新词，使用频度很高：“电视”、“涂料”、“减肥”、“操作”、“倪萍”、“劲舞”、“一○七国道”、“生猛”、“彩票”、“砌长城（麻将）”、“打屁车（摩托）”、“提篮子（当中介人）”等等。还有些老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大用了，现在又纷纷出笼卷土重来。不了解实情的人，可能误以为是一些新词。比如：
做脱——即杀人，原是红帮用词。
了难——这个词其实也是红帮的用词，多用在官司方面，后逐渐流行于江湖，词义范围越来越广，泛指一切解决问题和了却困难的行为。报纸上也用这个词了，比方出现过《靠改革了难》的新闻标题。
牛头——意指权威的调停人和仲裁人，一般由年纪最大而且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担任。牛头不是由选举产生也不是由官方任命，谁来当牛头，得靠众人在相当时间内自然形成的约定。
草鞋钱——以前是指办公差的人远道而来，办完公差后向当事人索要的一种小费。这个词八十年代末期重新出现以后，词义基本没有变，只是现在的草鞋钱，多数给一些穿皮鞋或胶鞋的干部、治安队员、报喜或报丧的热心人等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谷米的方式支付。
泡皮——意指懒汉和无赖，即普通话中的“泼皮”，只是缺少“泼赖”、“泼悍”一类用词中隐含的凶顽之义，更多一些卑微、怯懦、奉承巴结的所指，接近“泡”的虚质和柔质。
……
我从魁元嘴里听到了“泡皮”这个词。其实，魁元自己身上就有这样一股泡皮气。在我家的客厅里，一旦我正色指斥他的懒惰，他立刻鸡啄米似的点头，一连串的是是是。他甚至目无定睛手足无措，百般讨好地附和我。我说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一天要劳动十来个小时；他说哪止十个小时呢，起码在十五个小时，两头不见天的。是不是？我说即便在农村，同样有前途的，只要肯钻研和肯劳动，养鸡，养鱼，养猪，都有当万元户的；他说哪止万元户呢，有的还当了董事长，公司都办到国外去了，电视里的报道你未必没有看见么？
他附和得过了头，反过来质问我。
总之，他只差没有打自己的嘴巴，只差没有愤怒高呼打倒自己消灭自己的口号，忙不迭地收拾自己刚才晾晒出来的短裤和袜子，塞进拉链已经坏了的黑皮包，向我讨要一根红塑料带子，再把黑皮包紧紧地捆了几圈。他脱下我借给他的衬衣，说今天晚上就走，就回去，码头上最后一班船还是可以赶得上的。
他连茶都没有喝。
已经是深夜了。我突然觉得他慌慌逃窜的样子有些让人不忍。他其实不必连夜就往回赶，也不必把我的衬衣还给我，至少——他可以把一杯茶喝完再走。
“你们也不必这么急。既然来了，就算没找到活干，玩两天再走也好，难得来一次么……”我的口气缓和许多。
“耍了，耍够了。”
“明天吃了早饭再走不行？”
“反正是要走的，晚上走凉快。”
他和同来的那个后生争分夺秒，一刻也不耽搁，要赶回乡下去。他们对这个城市不熟悉，对自己能不能识路，能不能找到公共汽车，能不能赶上最后一班船，万一误了船如何度过这个长夜，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他们只是被我的责备吓住了，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急匆匆往下跳。当我送他们下楼，打算去找朋友借车送客，他们远远地叫喊了几声，然后遁入黑夜，一转眼就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