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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鸭名家

    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父亲在洗刮鸭掌,每个跖蹼都撑开细细看过,是不是还有一丝泥垢,一片没有刮尽的皮,样子就像是做着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两副鸭掌,白白净净,一只一只,妥妥停停的一排。四个鸭翅,也白白净净,一只一只,妥妥停停一排。看起来简直绝对想不到那是从一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仿佛天生成这么一种好吃东西,就这样生的就可以吃了,入口且一定爽糯鲜甜无比,漂亮极了,可爱极了。我忍不住伸手用指头去捏捏弄弄,觉得非常舒服。鸭翅尤其是血色和匀丰满而肉感。就是那个教我拿着简直无法下手的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他握在手里,掂了一掂,“真不小,足有六两重!”用他那把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那儿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蕊黄色鱼子状的东西绽出来了。“你说脏,脏什么!一点都不!”是不脏,他弄得教我觉得不脏,我甚至没有觉得臭味。洗涮了几次,往鸭掌鸭翅之间一放,样子名贵极了,一个什么珍奇的果品似的。我看他做这一切,用他的洁白的,熨帖的,然而男性的,有精力,果断,可靠的手做这一切,看得很感动。王羲之论钟张书,“张精熟过人,”又曰“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精熟”,“有意”,说得真好。我追随他的每一动作,以心,以目,正如小时,看他作画。父亲一路来直称赞鸡鸭店那个伙计,说他拗折鸭掌鸭翅,准确极了,轻轻一来,毫不费事,毫不牵皮带肉,再三赞叹他得着了“诀窍”,所好者技,进乎道矣,相信父亲自己落到鸡鸭店做伙计,也一定能做到如此地步的!

    这个地方鸡鸭多,鸡鸭店多,教门馆子多,一定有不少回族人。回族多,当有来历,是一颇有兴趣问题,我们家乡信回教的极少,数得出来的,鸡鸭店则全城似只一家。小小一间铺面,干净而寂寞,经过时总为一种深刻印象所袭,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与别人家截然不同。铺子在我舅舅家附近,出一个深巷高坡,上了大街,拐角上第一家就是。主人相貌奇古,一个非常的大鼻子,真大!鼻子上一个洞,一个洞,通红通红,十分鲜艳,一个酒糟鼻子。我从那一个鼻子上认得了什么叫酒糟鼻子。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无师自通,一看见那个鼻子就知道了:“酒糟鼻子!”日后我在别处看见了类似而远比不上的鼻子,我就想到那个店主人。刚才在鸡鸭店我又想到那个鼻子!从来没有去买过鸡鸭,不知那个鼻子有没有那样的手段?现在那个人,那爿店,那条斜阳古柳的巷子不知如何了。……

    一串螃蟹在门后叽里咕噜吐着泡沫。

    打气炉子呼呼地响。这个机械文明在这个小院落里也发出一种古代的声音,仿佛是《天工开物》甚至《考工记》上的玩意了。

    一声鸡啼。一个金彩绚丽的大公鸡,一只很好的鸡,在小天井里徘徊顾盼,高傲冷清,架上两盆菊花,一盆晓色,一盆懒梳妆。——大概多数人一定欣赏懒梳妆名目,但那不免过于雕琢着意,太贴附事实,远不比晓色之得其神理,不落形象,妙手偶得,可遇不可求。看过又画过这种花的就可以晓得,再没有比这更难捉摸的颜色了,差一点就完全不是那回事!天晓得颜色是什么样子呢,可是一看到这种花叆叆叇叇,清新醒活的劲儿,你就觉得一点不错,这正是“晓色”!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两个字。

    我们刚回来一会儿,买了鸭翅、鸭掌、鸭舌、鸭肫、八只蟹、青菜两棵、葱一小把、姜一块回来,我来看父亲,父亲整天请我吃,来了几天,吃了几天。昨天晚上隔了一层板壁,他睡在外面房间,我睡在里头,躺在床上商议明天不出去吃了,在家里自己做。不要多,菜只要两个,一个蟹,蒸一蒸,不费事,——喝酒;一个舌掌汤,放两个菜头烩一烩——吃饭。我父亲实在很会过日子,一个人在外头,一高兴就自己做饭,很会自得其乐!——那几只蟹买得好,在路上已经有两个人问过,好大蟹,什么地方买的,多少钱一斤,很赞许的样子,一个老先生,一个女人,全都自然极了,亲切极了,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认识,真有意思!大都市里恐怕很少这种情形了。

    那两个老人是谁呢,父亲跟他们招呼的,在沙滩上?——

    街上回来,行过沙滩。沙滩上有人分鸭子。三个,——后来又来了一个,四个,四个汉子站在一个大鸭圈里,在熙熙攘攘的鸭子里,一个一个,提起鸭脖子,看一看,分别丢在四边几个较小鸭圈里。看的什么?——四个人都是短棉袄。有纽子扣得好好的,有的只掖上,下面皆系青布鱼裙,这一带江边湖边,荡口桥头,依水而住,靠水吃水的人,卖鱼的,贩菱藕的,收鸡头芡实,经营芦柴茭草生意的,类多有这么一条青布裙子。昨天在渡口市摊看见有这种裙子在那儿卖,我说我想买一条,父亲笑笑。我要当真去买,人家不卖,以为我是开玩笑的。真想看一个人走来讨价还价,说好说歹,这一定是很值得一看的。然而过去又过来,那两条裙子竟是原样放着,似乎没有人抖开前前后后看过!这种裙子穿在身上,有什么好处,什么方便,有什么感情洋溢出来呢?这与其说是一种特别装束,不如说是一种特别装束的遗制,其由来盖当相当古远,似乎为了一点纪念的深心!他们才那么爱好这条裙子,和头上那种瓦块毡帽。这么一打扮,就“像”了,所有的身份就都出来了。“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生养于水的,必将在水边死亡,他们从不梦想离开水,到另一处去过另外一种日子,他们简直自成一个族类,有他们不改的风教遗规。看的是鸭头,分别公鸭母鸭?母鸭下蛋,可能价钱卖得贵些?不对!鸭子上了市,多是卖给人吃,养老了下蛋的十只里没有一只。要单别公母,弄两个大圈就行了,把公的赶到一边,剩下不就全是母的了,无须这么麻烦。是公是母,一眼还不就看出来,得要那么捉起来放到眼前认一认么?那几个小圈里分明灰头绿头都有。——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半消沉半积极的神秘意向,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极其悄怆感人。东北风。交过小雪了,真的入了冬了,可是江南地暖,虽已至“相逢不出手”时候,身体各处却还觉得舒舒服服,饶有清兴,不很肃杀。天有默阴,空气里潮润润的。新麦,旧柳,抽了卷须的豌豆苗,散过了絮的蒲公英,全都欣然接受这点水气,很久没有下雨。鸭子似乎也很满意这样的天气,显得比平常安静得多。脖子被提起来,并不表示抗议,——也由于那几个鸭贩子提得是地方,一提起,就势就摔了过去,不致令它们痛苦,甚至那一摔还会教它们得到筋肉伸张的快感,所以往来走动,煦煦然很自在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悲惨。人多以为鸭子是很会唠叨的动物,其实鸭子也有默处的时候,不过这么一大群鸭子而能如此雍雍雅雅,我还从未见过!它们今天早上大都得到一顿饱餐了罢。——什么地方来了一阵煮大麦芽的气味,香得很,一定有人用长柄大铲子慢慢地搅和着,就要出糖了。——是称称斤两,分开新鸭老鸭?也不对。这些鸭子全差不多大,没有问题,全是今年养的,生日不是四月就是五月初头,上下差也差不了几天。骡马看牙口,鸭子不是骡马。要看,也得叫鸭子张嘴,而鸭子嘴全闭得扁扁的!黄嘴也扁扁的,绿嘴也扁扁的。掰开来看全都是一圈细锯齿,它的板牙在肚子里,嗉囊里那堆石粒子!嘴上看什么呢?——我已经断定他们看的是鸭嘴。看什么呢?哦,鸭嘴上有点东西!有一个一个印子,刻出来的。有的是一道,有的两道,有的一个十字叉叉,那个脸红通通的小伙子,(他棉袄是新的,鞋袜干干净净,他不喝酒,不赌钱,他是个好“儿子”,他有个很疼爱他的母亲。我并不嫉妒你!)尽挑那种嘴上两道的。这是记认。这一群鸭子不是一家养的,主人相熟,一伙运过江来,搅乱了,现在再分开各自出卖。对了,不会错的,这个记认做得实在有道理。

    江边风大,立久了究竟有点冷,走吧。

    刚才运那一车子鸡的夫妻俩不知到了哪里。一板车的鸡,一笼一笼堆得高高的。这些鸡算不算他们自己的?算他们的,该不坏了,很值几文呢。看样子似不大像,他们穿得可大不齐整。这是做活,不是上庙烧香,不是回娘家过节,用不着打扮,也许。这副板车未免太笨重了一点,车本身比那些鸡一定重得多。——虽然空车子拉起来一定又觉得很轻松的。我起初真有点不平,这男人岂有此理,让女人在前头拉,自己提了两个看起来没有多大分量的蒲包在后头自自在在地踱方步,你就在后头推一把也不妨呀!父亲不说什么,很关心地看他们过去。一直到了快拐弯的地方,我们一相视,心里有同样感动了。这一带地怎么那么不平,那么多的坑!车子拉动了之后,并不怎么费力的,陷在坑里要推上来才不容易。一下子歪倒了,赶紧上去救住,不但要气力,而且要机警灵活,压着撞着都不轻。这一下子,够受的!他抵住了,然而一个轮子还是上不来。我们走过来,两个老人也跑了过来。我上去推了一把,毫无用处,还是老人之一捡了一块砖煞住一个老往后滑的轮子,那个男人(我现在觉得他很伟大,很敬佩他),发一声喊,车子来了!不该走这条路的,该稍为绕绕,旁边不还稍为平点么。她是没有看到?是想一冲冲过去的?他要发脾气了,埋怨了!然而他没有,不但脸上没有,心里也没有。接过女人为他拾回来的落掉的瓦块帽子,掸一掸草屑,戴上,“难为了,”又走了,车子吱吱扭扭拉了过去。我这才听见,怎么刚才车轴似乎没有声音呢?加点油是否好些?他那两个蒲包里是什么东西?鸡食?路上“歪掉”的鸡?两包盐?

    我想起《打花鼓》:

    恩爱的夫妻

    槌不离锣

    这两句老在我心里唱,连底下那个“啊呃哎”。这个“啊呃哎”一声一声地弄得我心里很凄楚起来。小时杂在商贾负贩人中听过庙戏多回,不知怎么记得这么两句《一枝花》。后来翻查过戏谱,曾记诵过《打花鼓》全出,可是一有什么感触时仍是这两句,没头没脑的尽是哼哼。

    这个记认做得实在很有道理。遍观鸭子全身,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做记认呢?不像鸡,鸡长大了毛色个个不同,养鸡人全都记得,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没有两只同样的鸡,(《王婆骂鸡》曲本中列鸡色目甚繁多贴当,可惜背不全了!)偷去杀了吃掉,剥下一堆毛,他认也认得清,小鸡子则都给染了颜色,在肩翅之间,或红或绿。有老母鸡领着,也不大容易走失。染了颜色不大好看,我小时颇不赞成,但人家养鸡可不是为的给我看的!鸭子麻烦,身上不能染红绿颜色,它要下水,整天浸在水里颜色要褪。到一放大毛,普天之下的鸭子就只有两种样子了,公鸭,母鸭。所有的公鸭都一样,所有的母鸭也全一样。鸭子养在河里,你家养,他家养,在河里会面打伙时极多,虽然赶鸭人对自己的鸭有法调度,可是有时不免要混杂。可以做记认,一看就看出来的只有那张嘴。(沈石田画鸭,总是把鸭嘴画得比实际的要宽长些,看过他三幅有鸭子或专画鸭子的画,莫不如是。)上帝造鸭,没有想到鸭嘴有这么个用处罢。小鸭子,嘴嫩嫩的,刻起来大概很容易,用把小洋刀,钳子,钉头,或者随便什么,甚至荆棘的刺,但没有问题,养鸭人家一定专有一个什么东西,轻轻那么一划就成了。鸭嘴是角质,就像指甲似的没有神经,刻起来不痛。刻过的,没有刻过的,只要是一张嘴,一样的吃碎米,浮萍,蛆虫,虾虿,猫杀子罗汉狗子小鱼,鸭子们大概毫不在乎,不会有一只鸭子发现了,大叫出来:“咦,老哥,你嘴上怎么回事,雕了花?”想出这个主意的必然是个伶俐聪敏人。这四个汉子中哪一个会发明出来,如果从前从未有过这么一个办法?那个红脸小伙子眼睛生得很美,很撩人的,他可以去演电影。——不,还是鱼裙瓦块帽做鸭子生意!

    然而那两个老人是谁呢?

    父亲揭起煨罐盖子看看,闻了闻气味,“差不多了,”把一束葱放下去,掇到另一小火的炉上闷起来,打汽炉子空出来蒸蟹。碗筷摆出来,两个杯子里酌满了酒,就要吃饭了。酒真好,我十年来没有喝过这样好的酒。父亲说我来了这几天,他比平常喝得要多些,我很喜欢。

    “那两个年纪大的是谁?”

    “怎么,——你不记得了?”

    我还以为我的话问得突兀,我们今天看见过好几个老人,虽然同时看见,在一处的,只有那两个;虽然父亲跟他们招呼过,未必像我一样对他们有兴趣,一直存在心里罢。他这一反问教我很高兴,分明这是很值得记得的两个人,我的眼睛没有错,他们确是有吸引人的地方的!我以为父亲跟他们招呼时有种特殊的敬爱,也没有错,我一问,他即知道问的是谁。大概父亲也会谈起的。

    “一个是余老五。”

    余老五!这我立刻就知道了,是高大,广额方颡,一腮帮子白胡子根的那个。刚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哪里看见过的,想来想去,找不到那个名字,我还以为又是把在另一处看过的一个老人的影子错借来了。他是余老五,真不该忘记。近二十年了,我从前想过他,若是老了该是什么样子,正是这个样子!难怪那么面熟。他不该上这里来,若在家乡街上,我能不认得?——那个瘦瘦小小,目光精利,一小撮山羊胡子,头老微微扬起,眼角微有嘲讽痕迹,行动不像是六十几的人,是——

    “陆长庚。”

    “陆长庚。”

    “陆鸭。”

    陆鸭!不过我只能说是知道他,那时候我还小。——不像余老五那是天天见得到的老街坊。

    说是老街坊,余大房离我们家很有一截子路,地名大溏,已经是附郭最外一圈,是这条街的尾闾了。余大房是一个炕,余老五在余大房炕房当师傅。他虽姓余,炕房可不是他开的,虽然他是这个炕房里顶重要的一个人。老板或者是他一宗,恐怕相当远,不大清楚了。大溏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县城水道,而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溏。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极有佳胜处,产生故事极多。在这里出入的,多是那种戴瓦块毡帽系鱼裙朋友。用一个小船在河心里顺流而下,可以看到垂杨柳,脆皮榆,茅棚瓦屋之间高爽地段常有一座比较齐整的房子,两边墙上粉得雪白,几个黑漆大字,显明阅目,一望可见,夏天外头多用芦席搭一个凉棚,绿缸中渍着凉茶,冬天照例有卖花生薄脆的孩子在门口踢毽子,树顶常飘有做会的纸幡或红绿灯笼的那是“行”。一种是鲜货行,代客投牙买卖鱼虾水货,荸荠慈姑,芋艿山药,鸡头薏米,种种杂物。一种是鸡鸭蛋行。鸡鸭蛋行旁边常常是一爿炕房。炕房无字号,多称姓某几房,似颇有古意,而余大房声誉最著,一直是最大的一家。

    余五整天没有什么事情,老看他在街上逛来逛去,而且到哪里提了他那把紫砂茶壶,坐下来就聊,一聊一半天。而且好喝酒,一天两顿,一顿四两。而且好管闲事,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他也要挤上来说话。而且声音奇大,这条街上一爿茶馆里随时听见他的声音。有时炕房里差个小孩子来找他有事,问人看见没有。答话人常是“看没有看见,听倒听见的。再走过三家门面,你把耳朵竖起来,找不到,再回来问我。”他一年闲到头,吃,喝,穿,用,全不缺。余大房养他。只有春夏之间,不大看见他影子了。

    不知多少年没有吃那种“巧蛋”了。巧蛋是孵小鸡没有孵出来的蛋。不知什么道理,常常有些小鸡长不全,多半是长了一个小头,下面还是个蛋,不过颜色已变,黄黄的,上面略有几根毛丝;有的甚至连翅膀也全了。只是出不了壳。出不了壳,是鸡生得笨,所以这种蛋也称为“拙蛋”,说是小孩吃不得的,吃了书念不好。可是通常反过来,称为“巧蛋”了,念书的孩子也就马马虎虎准许吃了,虽然并不因为带一个巧字而鼓励孩子吃。这东西很多人不吃的。因为看上去有点发酥发麻,想一想也怪不舒服。对于不吃的人,我并不反对。有人很爱,到时候千方百计地去找。很惭愧,我是吃过的,而且只好老实说,味道很不错。吃都吃过了,赖也赖不掉,想高雅也高雅不起来了。——吃巧蛋的时候,看不见余五了,清明前后,正是炕鸡子的时候。接着,又得炕小鸭子,四月。

    蛋先得挑一挑,那多是蛋行里人责任,哪一路,哪一路收来的蛋,他们都分得好好的,鸡鸭也有“种口”,哪一种容易养,哪一种长得高大,哪一种下得蛋,他们全知道。分好了,剔一道,薄壳,过小,散黄,乱带,日久,全不要。再就是炕房师傅的事了。在一间暗屋子里,一扇门上开一个小圆洞,蛋放在洞上,闭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反复映看,谓之“照蛋”。第一次叫“头照”。头照是照“珠子”,照蛋黄中的胚珠,看受过精没有,用他们说法,是看有过公鸡或公鸭没有。没有过公鸡公鸭的,出不了小鸡小鸭。照完了,这就“下炕”了。下炕后三四天,(他们是论时辰的,不会这么含糊,三四天是我的印象)取出来再照,名为“二照”,二照照珠子“发饱”没有。头照很简单,谁都作得来,不用在门洞上,用手轻握如筒,蛋放在底下,迎着亮,转来转去,就看得出有没有那么一点了。二照比较要点功夫,胚珠是否隆起了一点,常常不容易断定。二照剔下来的蛋拿到外头卖,还是一样,一点看不出是炕过的。二照之后,三照四照,隔几天一次,三四照之后的蛋就变了,到知道炕里蛋都在正常发育,就不再动它,静待出炕“上床”。

    下了炕之后,不大随便让人去看。下炕那天照例三牲五事,大香大烛,燃鞭放炮,磕头拜敬祖师菩萨,很隆重庄严。炕一年就做一季生意,赚钱蚀本就看这几天。但跟余五熟识,尤其是跟父亲一起去,就可以走近炕边看看。所谓“炕”是一口一口缸,里头涂糊泥草,下面不断用火烘着。火要微微的,保持一定温度。太热了一炕蛋就都熟了,太小也透不进去。什么时候加点糠或草,什么时候去掉一点,这是余五职分。那两天他整天不离开一步。许多事情不用他下手,他只需不时看一看,吩咐两句话,有下手从头照着做。余五这可显得重要极了,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他说话细声细气,走路也轻轻的,举止动作,全跟他这个人不相称。他神情很奇怪,像总在谛听着什么似的,怕自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聚精会神,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敏感之中。熟悉炕房情形的人,都说这行饭不容易吃,一炕下来,人要瘦一套,吃饭睡觉也不能马虎一刻,这样前前后后半个多月!从前炕房里供余五抽烟的。他总是躺在屋角一张小床上抽烟,或者闭目假寐,不时就壶嘴喝一口茶,哑哑地说一句什么话。一样借以量度的器械都没有,就凭他这个人,一个精细准确而复杂多方的“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下意识来判断一切。这才是目睹身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怎么完成,多有意思的事情!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空气里潮濡濡的,笼着一度暧昧含隐的异样感觉,怔怔悸悸,缠绵持续,惶恐不安,一种怀春含情的感觉。余老五也真是有一种“母性”,虽然这两个字不管用在从前一腮帮子黑胡根子,现在一腮帮子白胡根子的余五身上都似颇为滑稽。

    蛋炕好了,放在一张一张木架上,那就是“床”。床上垫棉花,放上去,不多久,就“出”了,小鸡子一个一个啄破蛋壳,啾啾叫起来。听到这声音,老板心里就开了花,而余五眼皮一耷拉,已经沉沉睡去了,小鸡子在街上卖的时候,正是余五呼呼大睡的时候。——鸭子比较简单,连床也不用上,难的是鸡。

    卖小鸡小鸭是很有意思的行业。小鸡跟真正的春天一起来,气候也暖了,花也开了。而小鸭子接着就带来了夏天。“春江水暖鸭先知,”说的岂是老鸭?然而老鸭多半养在家里,在江水中游泳的似不甚多。画春江水暖诗意画出黄毛小鸭来,是极自然的,然而事实上大概是错的。小鸡小鸭都放在一个竹编浅沿有盖大圆盒子里卖,挑了各处走,似乎没有吆唤的。一路走,一路啾啾地叫,好玩极了。小鸡小鸭皆极可爱,小鸡娇弱伶仃,小鸭常傻气固执。看它们窜跑跳跃,感到生命的欢欣。提在手里,那点微微挣扎搔挠,令人心中怦怦然,胸口痒痒的。

    余大房何以生意最好?因为有一个余老五,余老五是这一行的一个“状元”。余老五何以是状元?他炕出来的小鸡跟别人家的摆在一起,来买的人一定买余老五的鸡,他的小鸡特别大。刚刚出炕的小鸡,刚从蛋里出来的,照理是一样大小,不过是那么重一个,然而余五鸡就能大些。上戥子称,上下差不多,而看上去他的小鸡要大一套!那就好看多了,当然有人买。怎么能大一套呢?他让小鸡的绒毛都出足了。鸡蛋下了炕,比如要几十个时辰,可以出炕了,别的师傅都不敢到那个最后限度,小鸡子出得了,就取出来上床,生怕火功水气错了一点,一炕蛋整个的废了,还是稳点罢,没有胆量等。余五大概总比较多等一个半个时辰。那一个半个时辰是顶吃紧时候,半个多月功夫就在这一会现出交代,余五也疲倦到极限了,然而他比平常更觉醒,更敏锐。他那样子让我想起“火眼狻猊”,“金眼雕”之类绰号,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睛陷下去,变了色,光彩近乎疯人狂人。脾气也大了,动辄激恼发威,简直碰他不得,专断极了,顽固极了。很奇怪的,他倒简直不走近火炕一步,半倚半靠在小床上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木床棉絮准备得好好的,徒弟不放心,轻轻来问一句“起了罢?”摇摇头,“起了罢?”还是摇摇头,只管抽他的烟,这一会儿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忽而作然而起,“起!”徒弟们赶紧一窝蜂取出来,简直才放上床,就啾啾啾啾的纷纷出来了。余五自掌炕以来,从未误过一回事,同行中无不赞叹佩服,以为神乎其技。道理是简单的,可是人得不到他那种不移的信心。不是强作得来的,是天才,是学问,余五炕小鸭,亦类此出色。至于照蛋煨火等节目,是尤其余事了。

    因此他才配提了紫砂壶到处闲聊,一事不管,人家说不是他吃老板,是老板吃着他,没有余老五,余大房就不成其为余大房了,没有余大房,余老五仍是一个余老五。什么时候他前脚跨出那个大门,后脚就有人替他把那把紫砂壶接过去了,每一家炕房随时都在等着他。从前每年都有人来跟他谈的,他都用种种方法回绝了,后来实在麻烦不过,他开玩笑似的说“对不起,老板坟地都给我看好了!”

    父亲说,后来余大房当真托人在泰山庙,就在炕房旁边,给他谈过一小块地,买成没有买成可不知道了,附近有一片短松林,我们从前老上那儿放风筝,蚕豆花开得紫多多的,斑鸠在叫。

    照说,陆长庚是个更富故事性的人,他不像余五那么质实朴素。余五高高大大,方肩膀,方下巴,到处去,而陆长庚只能算是矮子里的高人,眉毛稍微有点倒,小小眼睛,不时眨动,眨动,嘴唇秀小微薄而柔软,透出机智灵巧,心窍极多,不过乍一看不大看得出来,不仅是他的装束,举止言词亦带着很重的农民气质,安分,卑怯,愿谨,虽然比一般农民要少一点惊惶,而绝望得似乎更深些。就是这点绝望掩盖而且涂改了他的轻盈便捷了。他不像余五那样有酒有饭,有保障有寄托,他受的折磨、伤害、压迫、饥饿都多,他脸小,可是纹路比余五杂驳,写出更多人性。他有太多没有说出来的俏皮笑话,太多没有浪费的风情,没有安慰没有吐气扬眉,没有——我看我说得太逞兴了,过了一点分!所以为此,只因为我有点气愤,气愤于他一定有太多故事没有让我知道。余五若是个为人所敬重的人,他应当是那一带茶坊酒座、瓜架豆棚的一个点缀,是一个为人所喜爱的角色,可是我父亲知道他那点事完全是偶然;他表演了那么一回,也是偶然!

    母亲故世之后,父亲觉得很寂寞无聊。母亲葬在窑庄,窑庄我们有一块地,这块地一直没有收成,沙性很重,种稻种麦,都不适宜,那么一片地,每年只得两担荒草作租谷,父亲于是想辟成一个小小农场,试种棉花,种水果,种瓜。把庄房收回来,略事装修,他平日即住在那边,逢年过节,有什么事情才回来。他年轻时体格极强,耐得劳苦,凡事都躬亲执役,用的两个长工也很勤勉,农场成绩还不错。试种的水蜜桃虽然只开好看的花,结了桃子还不够送人的,棉花则颇有盈余,颜色丝头都好,可是因为好得超过标准,不合那一路厂家机子用,后来就不再种了。至今政府物产统计表上产棉项下还列有窑庄地方,其实老早已经一朵都没有了。不过父亲一直还怀念那个地方,怀念那一段日子,他那几年身体弄得很好,知道了许多事情,忘记了许多事情,从来没有那么快乐满足过。我由一个女用人带着,在舅舅家过,也有时到窑庄住几天,或是父亲带我去或是我自己来了,事前连通知都不通知他!

    那天我去,父亲正在屋后园子里给一棵杏树接枝。这不是接枝的时候,不过是没有事情做,接了玩玩。接枝实在是很好玩,两种不同的树木会连在一起生长,生长而又起变化,本来涩的会变甜了,本来纽子大的会有拳头大,多神奇不可思议的事!他不知接了多少,简直看见树他就想接!手续很简单,接完了用稻草一缠就可以了。不过虽是一根稻草,却束得妥帖坚牢,不会松散。削切枝条的,正是这把角柄小刀,用了这么些年了,还是刀刃若新发于硎。我来是请他回家过节,问他我们要不就在这里过节好不好。而一个长工来了:

    “三爷,鸭都丢了!”

    “怎样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很适于养鸭的地方。这块地上老佃户倪二,父亲原说留他,可是他对种棉花不感兴趣,而且怎么样也不肯相信从来没有结过棉花地方会出棉花,这块地向来只长荞麦、胡萝卜、绿豆、红毛草!他要退租,退租怎么维生,他要养鸭;鸭从来没有养过怎么行,他说从前帮过人,多少懂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不能让他再种红毛草了,很对不起他,应当借给他钱。为了好玩,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贴他一点钱,由他代养。事发生手,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父亲高兴,说:

    “倪二,你不相信我种棉花,我也不相信你养鸭子,可是现在田里是什么,一朵一朵白的,那是什么?”

    “是棉花。河里一只一只肥的,是——鸭子!”

    “事在人为。明年我们换换手,你还是接这块地种,现在你相信它能出棉花了。我明年也来养鸭!”

    父亲是真有这样意思的,地土适于植棉,已经证实,父亲并没有打算一直在这里待下去,总得有人接过。后来田还是交给倪二了。可是因为管理不善,结出来的朵子越来越伶仃了。鸭,父亲可没有自己去养,他是劝劝倪二也还是放弃水面,回到泥土,总觉得那不大适合他,与他的脾气个性,甚至血统都不相宜,这好像有一种命定安排似的,他离不开生长红毛草的这一片地,现在要来改行已经太晚了。人究竟不像树木,可以随便接枝。即便树木,有些接枝也不能生长的。站在庄头场上,或早或晚,沉沉雾霭,淡淡金光中,可以看到倪二赶着一大阵鸭子经过荡口,父亲常常要摇头。

    “还是不成,不‘像’!他自己以为帮人喂过食,上过圈,一窝鸭子又养得肥壮,得意得了不得,仿佛是老行家了,可是样子总不大对。这些鸭子还没有很认得他,服他、依他,他跟鸭子不能那么完全是一家子似的。照理,都就要卖了,应当简直不用拘束,那根篙子轻易不大动了。我没有看见过赶鸭用这种神情赶鸭的!”

    他把“神情”两个字说得很重,仿佛神情是个什么可以拿在手里挥舞的东西似的。倪二老实一点,可是我父亲对他不能欣赏他是也可以感觉到的,倪二不服,他有他的话:

    “三爷,您看!”

    他的意思是就要八月中秋,马上就可以赶到市上变钱,今年鸡鸭上好市面,到那个时候倪二再说他当初为什么要改业,看看倪二眼光如何,手段如何。父亲想气他一气,说:

    “倪二,你知道你手里那根篙子有多重?人说篙子是四两拨千斤,是不是只有四两?”

    这就非教倪二红脸不可了,伤了他的心,他那根篙子搦得实在不顶游刃得体,不够到家。不过父亲没有说,怕太损了他的尊严。

    养鸭是很苦的事。种田也是很苦的事,但那是另外一种苦。问养鸭人顶苦是什么,很奇怪的,他们回答“是寂寞”。这简直不能相信了,似乎寂寞只是坐得太久谈得太多,抽烟喝茶度日的人才有的感情,“乡下人”会“寂寞”吗?也许寂寞是人的基本感情之一,怕寂寞是与生俱来的,襁褓中的孩子如果不是确知父母在留心着自己,他不肯一个人睡在一间屋子里。也可能这是穴居野处时对于不可知的一切来袭的恐惧心理的遗传,人总要知觉到自己不是孤身地面对整个自然。种地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车水、薅草、播种、插秧、打场、施肥,有歌声,有锣鼓,有打骂调笑,相慰相劳,热热闹闹,呼吸着人的气息。而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一清早,天才露白,撑一个浅扁小船,才容一人起坐,叫作“鸭撇子”,手里一根竹篙,竹篙头上系一个稻草把子或破芭蕉蒲扇,用以指挥鸭子转弯入阵,也用以划水撑船,就冷冷清清地离了庄子,到一片茫茫的水里去了。一去一天,直到天压黑才回来。下雨天穿蓑衣,太阳大戴笠子,凉了多带件衣裳,整个被人遗忘在这片水里。“连个说说话的人都没有”。这句话似极普通,可是你看看养鸭人的脸,听起来就有无比的悲愁。在那么空寥的地方,真是会引起一种原始的恐惧的,无助、无告、忍受着一种深入肌理、抽搐着腹肉、教人想呕吐的绝望,“简直要哭出来”!单那份厌气就无法排遣,只有拼命吧嗒旱烟。牛羊,甚至猪,都与人切身相关,可以产生感情,要跟鸭子谈谈心实在是很困难。放鸭的如果不是特别有心性,会自己娱悦,能弄一点什么东西在手上做做、心里想想的,很容易变成孤僻怪物之冷漠而褊窄。父亲觉得倪二旱烟瘾越来越大,行动虽还没看出什么改变,可是有点什么东西正在深重起来,无以名之,只有借用又是只通用于另一阶级的名词:犬儒主义。

    可是鸭子肥得倪二欢喜,他看定了好利钱,这支持着他。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已经谈好了,行用,卡钱,水脚,全算上,连底三倍利。就要赶,问父亲那一百只鸭怎么说,是不是一起卖。父亲关照他留三十只,送送人,也养几只下蛋,他要看自己家里鸭子下两个双黄玩玩。昨天晚上想起来,要多留二十只,今天叫长工去荡里跟倪二说一声。

    “鸭都丢了!”

    倪二说要去卖鸭,父亲问他要不要人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对付不了。鸭子运起来,不像鸡装了笼子,仍是一只小船,船上准备人的粮食,简单行李,鸭圈一大卷,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逶逶地走。鸭子路上要吃,还是鱼虾水虫,到了那头才不瘦膘减分量,精神好看。指挥拨反全靠那根篙子。有人可以在大江里赶十天半月,晚上找个沙洲歇一歇,这不是外行冒充得来的。

    “不要!”

    怕父亲还要说什么,他偷偷准备准备,留下三十只,其余的一早赶过荡,过白莲湖,转到大湖里,到邻县城里去了。长工一到荡口,问人:

    “倪二呢?”

    “倪二在白莲湖里,你赶快去看看,叫三爷也去看看,——一趟鸭子全散了!”

    白莲湖是一口小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滓,荷花倒是红的多。或散步,或乘船赶二五八集期,我们也常去的,湖边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新芦苇长得很高了。莲蓬已经采过,荷叶颜色发了黑,多半全破了,人过时常有翡翠鸟冲起掠过,翠绿的一闪,疾速如箭,切断人的思绪或低低地唱歌。

    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篙子头上的破蒲扇不知哪里去了。倪二呢?坐在一个石辘轳上,手里团着他的瓦块帽子,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在一个人家晒场上,为几个人围着,他好像老了十年。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是下半天了,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跟这些鸭子奋斗了半日。他的饭在船上一个布口袋里,一袋子老锅巴。他坐着不动,看不出他心里什么滋味,不时头忽然抖一抖,好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的沟好深,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烧焦了似的。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好傻相的脚!父亲叫他:

    “倪二。”

    “三爷!”

    他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了。——怎么办呢?

    “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

    “哎,除非陆长庚。”

    “只有老陆,陆鸭。”

    陆长庚在哪里?

    “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为的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区里,县里,党部里来的人谈话讲生意而设的,卖清茶,代卖烟纸、洋杂、针线、香烛、鸡蛋糕、麻酥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这一带闲散无事人常借茶馆聚赌玩钱。有时纸牌,最为文雅。有时麻雀,那副牌有一张红中丢了,配了牌九上一张杂七,这杂七于是成为桌上最关心的一张牌了。有时推牌九,下旁注的比坐下来拿牌的要多,在后头呼幺喝六,帮别人呐喊助威的更多。船从桥边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走过了一段,还听得到“七七八八——不要九!”“磨一点,再磨一点,天地遇牯牛,越大越封侯!”呼声。常在后头看斜头胡的,有人指点过,那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手,诨号陆鸭,说他自己简直就是一只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的样子。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见到鸭就怕了,运气不好,老是瘟。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

    十五块钱在从前很是一个数目了。许多人都因为这个数目而回了回头,看看倪二,看看陆长庚,桌面上顶大的注子是一吊钱三三四,天之九吃三道。

    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

    “把鸭圈全拿好,倪二你会赶鸭子进圈的?我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太赚得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一气,嘴里啧啧咕咕不知叫点什么,嚇——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像来争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到他那只小船的四围来。本来平静寥廓湖面,一时骤然热闹起来,全是鸭子,不知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不停地把头没在水里,翻来翻去。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连倪二都笑了,他笑得尤其舒服。差不多都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起来,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字用来形容那些鸭子真恰切极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很爱听,听得很入神似的,真怪!

    “一共多少只?”

    “三千多。”

    “三千多少?”

    “三千零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

    “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是哪一家养的老鸭教你裹来了!”

    倪二分辩,分辩也没有用,他一伸手捞住了。

    “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鸭头的那里有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吃新鸭子,不喝酒,容易拉肚,就因为鸭肠子不老。裹了人家鸭自己还不知道,只知道多了一只!”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里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

    他问人。

    “你说多重?”

    有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壮的两只。”

    不相信,哪里一两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里喝酒。”

    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用不着拎,凭眼睛看,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

    不过先得大叫一声才看得出来。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一个肥哪一个瘦。

    “晚上喝酒了,在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先杀好。”

    他刀也不用,一个指头往鸭子三岔骨处一捣,两只鸭挣扎都不挣扎就死了。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他都是轻描淡写,毫不大惊小怪。说话自然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之中还是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仿佛这是并不稀奇的事,而且正因为有这点本领,他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日子过得很不如意,种一点地,种的是豆子。“懒媳妇种豆,”豆子是顶不要花工夫气力的。从前放过鸭,可是本钱都蚀光了。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个鸭摇一摇头,就完了。还不像鸡,鸡瘟起来比较慢,灌点胡椒香油,还可以有点救。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马上,都不动了。比在三岔骨上捣一指头还快。常常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只有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陆长庚吃的鸭可太多了,他发誓,从此绝不再养。

    “倪老二,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

    当然,第二天大早他来时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

    “没有!还剩一块!”

    这两个人都老了,时候过起来真快。两个老人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呢?现在在做什么呢?父亲也不大清楚,我请父亲给我打听打听,可是一直还没有信来。——忽然想起来,那个分鸭子的年轻小伙子一定是两老人之一的儿子,而且是另一老人的女婿。我得写封信去问问。也顺便问问父亲房东家养在院子里的那只大公鸡不知怎么了。——这只公鸡,他们说它有神经病,我看大概不是神经病。一窝小鸡买进来时本来是十只,次第都已死去,只剩下这个长命。不过很怪,常常它会曲起一只脚来乱蹦乱跳一气,就像发了疯似的。可能是抽筋,不过鸡会抽筋么?它左脚有点异样,脚趾全向里弯,有点内八字,最外一个而且好像短了一截,可能是小时教什么重东西压的。是这影响它生理上有时不大平衡么?父亲说怕是受刺激太深,与它的同伴的死有关,那当然是开玩笑。——哎哟,一年了,该没有被杀掉风起来吧?这两天正是风鸡的时候。

    黄油烙饼

    萧胜跟着爸爸到口外去。

    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他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一会儿修水库啦,一会儿大炼钢铁啦。他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长高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褂子,接裤子,接棉袄,接棉裤。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自己打袼褙,剪样子,纳底子,自己绱。奶奶老是说:“你的脚上有牙,有嘴?”“你的脚是铁打的!”再就是给他做吃的。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他整天在外面玩。奶奶把饭做得了,就在门口嚷:“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两口锅交上去,从食堂里打饭回来吃。真不赖!白面馒头,大烙饼,卤虾酱炒豆腐,焖茄子,猪头肉!食堂的大师傅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在蒸笼的白蒙蒙的热气中晃来晃去,拿铲子敲着锅边,还大声嚷叫。人也胖了,猪也肥了。真不赖!

    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

    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人也瘦了,猪也瘦了。往年,撵个猪可费劲哪。今年,一伸手就把猪后腿攥住了。挺大一个克郎,一挤它,咕咚就倒了。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她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白天还好,晚上难熬。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打掺了假的小米饼子,玉米饼子。

    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他每年回来,都是冬天。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土豆是他分的;口蘑是他自己采,自己晾的;黄油是“走后门”搞来的。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土豆,奶奶借锅来蒸了,煮了,放在灶火里烤了,给萧胜吃了。口蘑过年时打了一次卤。黄油,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奶奶把黄油留下了,可是一直没有吃。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黄油是个啥东西?牛奶炼的?隔着玻璃,看得见它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扑痱子。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油汪汪的,很好看。奶奶说,这是能吃的。萧胜不想吃。他没有吃过,不馋。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就得歇一会儿。奶奶跟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说:“只怕是过得了冬,过不得春呀。”萧胜知道这不是好话。这是一句骂牲口的话。“嗳!看你这乏样儿!过得了冬过不得春!”果然,春天不好过。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接二连三地死了。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打家具、修犁耙,都停了,改了打棺材。村外添了好些新坟,好些白幡。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

    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

    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

    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

    奶奶给他做了两双鞋。做得了,说:“来试试!”——“等会儿!”吱溜,他跑了。萧胜醒来,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他的赤脚接触了搪底布,感觉到奶奶纳的底线,他叫了一声“奶奶!”又哭了一气。

    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一些能应用的锅碗瓢盆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跟奶奶过惯了。他起先不说话。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想小三家的一对大白鹅,想蜻蜓,想蝈蝈,想挂大扁飞起来格格地响,露出绿色硬翅膀底下的桃红色的翅膜……后来跟爸爸熟了。他是爸爸呀!他们坐了汽车,坐火车,后来又坐汽车。爸爸很好。爸爸老是引他说话,告诉他许多口外的事。他的话越来越多,问这问那。他对“口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他问爸爸啥叫“口外”。爸爸说“口外”就是张家口以外,又叫“坝上”。“为啥叫坝上?”他以为“坝”是一个水坝。爸爸说到了就知道了。

    敢情“坝”是一溜大山。山顶齐齐的,倒像个坝。可是真大!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汽车爬得很累,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哼哼。上了大山,嘿,一片大平地!真是平呀!又平又大。像是擀过的一样。怎么可以这样平呢!汽车一上坝,就撒开欢了。它不哼哼了,“刷——”一直往前开。一上了坝,气候忽然变了。坝下是夏天,一上坝就像秋天。忽然,就凉了。坝上坝下,刀切的一样。真平呀!远远有几个小山包,圆圆的。一棵树也没有。他的家乡有很多树。榆树,柳树,槐树。这是个什么地方!不长一棵树!就是一大片大平地,碧绿的,长满了草。有地。这地块真大。从这个小山包一匹布似的一直扯到了那个小山包。爸爸告诉他:有一个农民牵了一头母牛去犁地,犁了一趟,回来时候母牛带回来一个新下的小牛犊,已经三岁了!

    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一辆牛车来接他们。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碌碌,骨碌碌,往前滚。他就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还没有他走得快。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

    这地方的庄稼跟口里也不一样。没有高粱,也没有老玉米,种莜麦,胡麻。莜麦干净得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胡麻打着把小蓝伞,秀秀气气,不像是庄稼,倒像是种着看的花。

    喝,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马兰!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是在一个梦里。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他有点晕。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土豆——山药蛋——马铃薯。马铃薯是学名,爸说的。

    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妈妈——!”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妈妈跑上来,把他一把抱了起来。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

    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萧胜的爸爸是学农业的,这几年老是干别的。奶奶问他:“为什么总是把你调来调去的?”爸说:“我好欺负。”马铃薯研究站别人都不愿来,嫌远。爸愿意。妈是学画画的,前几年老画两个娃娃拉不动的大萝卜啦,上面张个帆可以当作小船的豆荚啦。她也愿意跟爸爸一起来,画“马铃薯图谱”。

    妈给他们端来饭。真正的玉米面饼子,两大碗粥。妈说这粥是草籽熬的。有点像小米,比小米小,绿盈盈的挺稠,挺香。还有一大盘鲫鱼,好大。爸说别处的鲫鱼很少有过一斤的,这儿“淖”里的鲫鱼有一斤二两的,鲫鱼吃草籽,长得肥。草籽熟了,风把草籽刮到淖里,鱼就吃草籽。萧胜吃得很饱。

    爸说把萧胜接来有三个原因。一是奶奶死了,老家没有人了。二是萧胜该上学了,暑假后就到不远的一个完小去报名。三是这里吃得好一些。口外地广人稀,总好办一些。这里的自留地一个人有五亩!随便刨一块地就能种点东西。爸爸和妈妈就在“研究站”旁边开了一块地,种了山药、南瓜。山药开花了,南瓜长了骨朵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吃了。

    马铃薯研究站很清静,一共没有几个人。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几个工人。工人都有家。站里就是萧胜一家。这地方,真安静。成天听不到声音,除了风吹莜麦穗子,沙沙地像下小雨;有时有小燕吱喳地叫。

    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画的花和真的花一样!萧胜每天跟妈一同下地去,回来鞋和裤脚沾的都是露水。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这地方大得很,没遮没挡,跑多远,一回头还能看到研究站的那排房子,迷不了路。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

    他有时也去莳弄莳弄他家的南瓜、山药地。锄一锄,从机井里打半桶水浇浇。这不是为了玩。萧胜是等着要吃它们。他们家不起火,在大队食堂打饭,食堂里的饭越来越不好。草籽粥没有了,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现在吃红高粱饼子,喝甜菜叶子做的汤。再下去大概还要坏。萧胜有点饿怕了。

    他学会了采蘑菇。起先是妈妈带着他采了两回,后来,他自己也会了。下了雨,太阳一晒,空气潮乎乎的,闷闷的,蘑菇就出来了。蘑菇这玩意很怪,都长在“蘑菇圈”里。你低下头,侧着眼睛一看,草地上远远的有一圈草,颜色特别深,黑绿黑绿的,隐隐约约看到几个白点,那就是蘑菇圈。的溜圆。蘑菇就长在这一圈深颜色的草里。圈里面没有,圈外面也没有。蘑菇圈是固定的。今年长,明年还长。哪里有蘑菇圈,老乡们都知道。

    有一个蘑菇圈发了疯。它不停地长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附近七八家都来采,用线穿起来,挂在房檐底下。家家都挂了三四串,挺老长的三四串。老乡们说,这个圈明年就不会再长蘑菇了,它死了。萧胜也采了好些。他兴奋极了,心里直跳。“好家伙!好家伙!这么多!这么多!”他发了财了。

    他为什么这样兴奋?蘑菇是可以吃的呀!

    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他还是到处去玩,去瞎跑。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起先是拉了一牛车的羊砖来。他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羊砖。”——“羊砖是啥?”——“羊粪压紧了,切成一块一块。”——“干啥用?”——“烧。”——“这能烧吗?”——“好烧着呢!火顶旺。”后来盘了个大灶。后来杀了十来只羊。萧胜就站在旁边看杀羊。他还没有见过杀羊。嘿,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完完整整就把一张羊皮剥下来了!

    这是要干啥呢?

    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

    “啥叫三级干部会?”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

    大队原来有两个食堂,南食堂,北食堂,当中隔一个院子,院子里还搭了个小棚,下雨天也可以两个食堂来回串。原来“社员”们分在两个食堂吃饭。开三级干部会,就都挤到北食堂来。南食堂空出来给开会干部用。

    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吃了三天饭。头一天中午,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第二天炖肉大米饭。第三天,黄油烙饼。晚饭倒是马马虎虎的。

    “社员”和“干部”同时开饭。社员在北食堂,干部在南食堂。北食堂还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北食堂的人闻到南食堂里飘过来的香味,就说:“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好香好香!”“炖肉大米饭,好香好香!”“黄油烙饼,好香好香!”

    萧胜每天去打饭,也闻到南食堂的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他连闻都没闻过。是香,闻着这种香味,真想吃一口。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他们开会。”

    “开会干吗吃黄油烙饼?”

    “他们是干部。”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

    “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

    “吃吧,儿子,别问了。”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妈妈的眼睛里都是泪。

    爸爸说:“别哭了,吃吧。”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故乡人

    @打鱼的

    女人很少打鱼。

    打鱼的有几种。

    一种用两只三桅大船,乘着大西北风,张了满帆,在大湖的激浪中并排前进,船行如飞,两船之间挂了极大的拖网,一网上来,能打上千斤鱼。而且都是大鱼。一条大铜头鱼(这种鱼头部尖锐,颜色如新擦的黄铜,肉细味美,有的地方叫作黄段),一条大青鱼,往往长达七八尺。较小的,也都在五斤以上。起网的时候,如果觉得分量太沉,会把鱼放掉一些,否则有把船拽翻了的危险。这种豪迈壮观的打鱼,只能在严寒的冬天进行,一年只能打几次。渔船的船主都是个小财主,虽然他们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勇敢麻利处不比雇来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去。

    一种是放鱼鹰的。鱼鹰分清水、浑水两种。浑水鹰比清水鹰值钱得多。浑水鹰能在浑水里睁眼,清水鹰不能。湍急的浑水里才有大鱼,名贵的鱼。清水里只有普通的鱼,不肥大,味道也差。站在高高的运河堤上,看人放鹰捉鱼,真是一件快事。一般是两个人,一个撑船,一个管鹰。一船鱼鹰,多的可到二十只。这些鱼鹰歇在木架上,一个一个都好像很兴奋,不停地鼓嗉子,扇翅膀,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管鹰的把篙子一摆,二十只鱼鹰扑通扑通一齐钻进水里,不大一会儿,接二连三的上来了。嘴里都叼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鳜鱼,鱼尾不停地搏动。没有一只落空。有时两只鱼鹰合抬着一条大鱼。嗬!这条大鳜鱼!烧出来以后,哪里去找这样大的鱼盘来盛它呢?

    一种是扳罾的。

    一种是撒网的。……

    还有一种打鱼的:两个人,都穿了牛皮缝制的连鞋子、裤子带上衣的罩衣,颜色白黄白黄的,站在齐腰的水里。一个张着一面八尺来宽的兜网;另一个按着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的竹架,从一个距离之外,对面走来,一边一步一步地走,一边把竹架在水底一戳一戳地戳着,把鱼赶进网里。这样的打鱼的,只有在静止的浅水里,或者在虽然流动但水不深,流不急的河里,如护城河这样的地方,才能见到。这种打鱼的,每天打不了多少,而且没有很大的、很好的鱼。大都是不到半斤的鲤鱼拐子、鲫瓜子、鲶鱼。连不到二寸的“罗汉狗子”,薄得无肉的“猫杀子”,他们也都要。他们时常会打到乌龟。

    在小学校后面的苇塘里,臭水河,常常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打鱼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张网,女的赶鱼。奇怪的是,他们打了一天的鱼,却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淡的,平淡得近于木然。除了举网时听到歘的一声,和梯形的竹架间或搅动出一点水声,听不到一点声音。就是举网和搅水的声音,也很轻。

    有几天不看见这两个穿着黄白黄白的牛皮罩衣的打鱼的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按着梯形竹架赶鱼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辫根缠了白头绳。一看就知道,是打鱼人的女儿。她妈死了,得的是伤寒。她来顶替妈的职务了。她穿着妈穿过的皮罩衣,太大了,腰里窝着一块,更加显得臃肿。她也像妈一样,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地戳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她一定觉得:这身湿了水的牛皮罩衣很重,秋天的水已经很凉,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

    @金大力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他姓金,块头倒是很大。他家放剩饭的淘箩,年下腌制的风鱼咸肉,都挂得很高,别人够不着,他一伸手就能取下来,不用使竹竿叉棍去挑,也不用垫一张凳子。身大力不亏。但是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力气,没法证明。关于他的大力,没有什么传说的故事,他没有表演过一次,也没有人和他较量过。他这人是不会当众表演,更不会和任何人较量的。因此,大力只是想当然耳。是不是和戏里的金大力有什么关系呢?也说不定。也许有。他很老实,也没有什么本事,这一点倒和戏里的金大力有点像。戏里的金大力只是个傻大个儿,哪次打架都有他,有黄天霸就有他,但哪回他也没有打得很出色。人们在提起金大力时,并不和戏台上那个戴着红缨帽或盘着一条大辫子,拿着一根可笑的武器,——一根红漆的木棍的那个金大力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个金大力和那个金大力不大相干。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里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本人是个瓦匠头儿的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辞,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手钱的好处。

    这里兴建动工有许多风俗。先得“破土”。由金大力用铁锨挖起一小块土,铲得四方四正,用红纸包好,供在神像前面。——这一方土要到完工时才撤去。然后,主人家要请一桌酒。这桌酒有两点特别处,一是席面所用器皿都十分粗糙,红漆筷子,蓝花粗瓷大碗;二是,菜除了猪肉、豆腐外,必有一道泥鳅。这好像有一点是和泥瓦匠开玩笑,但瓦匠都不见怪,因为这是规矩。这桌酒,主人是不陪的,只是出来道一声“诸位多辛苦”,然后就委托金大力:“金师傅,你陪陪吧!”金大力就代替了主人,举起酒杯,喝下一口淡酒。这时木匠已经把房架立好,到了择定吉日的五更头,上了梁,——梁柱上贴了一副大红对子:“登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两边各立了一面筛子,筛子里斜贴了大红斗方,斗方的四角写着“吉星高照”,金大力点起一挂鞭,泥瓦工程就开始了。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石灰里兑了锅烟;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儿,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撮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来!”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不高,这些都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来,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这我就知足。”

    金家茶炉子生意很好。一早、晌午、傍黑,来打开水的人很多,提着木子的,提着洋铁壶、暖壶、茶壶的,川流不息。这一带店铺人家一般不烧开水,要用开水,多到茶炉子上去买,这比自己家烧方便。茶水炉子,是一个砖砌的长方形的台子,四角安四个很深很大的铁罐,当中有一个火口。这玩意,有的地方叫作“老虎灶”。烧的是稻糠。稻糠着得快,火力也猛。但这东西不经烧,要不断地往里续。烧火的是金大力的老婆。这是个很结实也很利索的女人。只见她用一个小铁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地往火口里倒糠。火光轰轰地一阵一阵往上冒,照得她满脸通红。半箩稻糠烧完,四个铁罐里的水就哗哗地开了,她就等着人来买水,一舀子一舀子往各种容器里倒。到罐里水快见底时,再烧。一天也不见她闲着。(稻糠的灰堆在墙角,是很好的肥料,卖给乡下人垩田,一个月能卖不少钱。)

    茶炉子用水很多。金家茶炉的一半地方是三口大水缸。因为缸很深,一半埋在地里。一口缸容水八担,金家一天至少要用二十四担水。这二十四担水都是金大力挑的。有活时,他早晚挑;没活时(瓦匠不能每天有活)白天挑。因为经常挑水,总要撒泼出一些,金家茶炉一边的地总是湿漉漉的,铺地的砖发深黑色(另一边的砖地是浅黑色)。你要是路过金家茶炉子,常常可以看见金大力坐在一根搭在两只水桶的扁担上休息,好像随时就会站起身来去挑一担水。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

    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钓鱼的医生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他家挨着一条河。出门走几步,就到了河边。这条河不宽。会打水撇子(有的地方叫打水漂,有的地方叫打水片)的孩子,捡一片薄薄的破瓦,一扬手忒忒忒忒,打出二十多个,瓦片贴水飘过河面,还能蹦到对面的岸上。这条河下游淤塞了,水几乎是不流动的。河里没有船。也很少有孩子到这里来游水,因为河里淹死过人,都说有水鬼。这条河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水不流,也没有人挑来吃。只有南岸的种菜园的每天挑了浇菜。再就是有人家把鸭子赶到河里来放。河南岸都是大柳树。有的欹侧着,柳叶都拖到了水里。河里鱼不少,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这条河里的鱼以白条子和鲫鱼为多。白条子他是不钓的,他这种钓法,是钓鲫鱼的。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儿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作“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儿,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位老兄姓王,字淡人。中国以淡人为字的好像特别多,而且多半姓王。他们大都是阴历九月生的,大名里一定还带一个菊字。古人的一句“人淡如菊”的诗,造就了多少人的名字。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门口倒没有特别的标志。大门总是开着的,往里一看,就看到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匾上写的是“功同良相”“济世救人”“仁心仁术”“术绍岐黄”“杏林春暖”“橘井流芳”“妙手回春”“起我沉疴”……医生家的匾都是这一套。这是亲友或病家送给王淡人的祖父和父亲的。匾都有年头了,匾上的金字都已经发暗。到王淡人的时候,就不大兴送匾了。送给王淡人的只有一块,匾很新,漆地乌亮,匾字发光,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进了过道,是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鸡冠、秋葵、凤仙一类既不花钱,又不费事的草花。有一架扁豆。还有一畦瓢菜。这地方不吃瓢菜,也没有人种。这一畦瓢菜是王淡人从外地找了种子,特为种来和扁豆配对的。王淡人的医室里挂着一副郑板桥写的(木板刻印的)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很喜欢这副对子。这点淡泊的风雅,和一个不求闻达的寒士是非常配称的。其实呢?何必一定是瓢儿菜,种什么别的菜也不是一样吗?王淡人花费心思去找了瓢菜的菜种来种,也可看出其天真处。自从他种了瓢菜,他的一些穷朋友在来喝酒的时候,除了吃王淡人自己钓的鱼,就还能尝到这种清苦清苦的菜蔬了。

    过了小院,是三间正房,当中是堂屋,一边是卧房,一边是他的医室。

    他的医室和别的医生的不一样,像一个小药铺。架子上摆着许多青花小瓷坛,坛口塞了棉纸卷紧的塞子,坛肚子上贴着浅黄蜡笺的签子,写着“九一丹”“珍珠散”“冰片散”……到处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乳钵,药碾子、药臼、嘴刀、剪子、镊子、钳子、钎子、往耳朵和喉咙里吹药用的铜鼓……他这个医生是“男妇内外大小方脉”,就是说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什么病都看。王家三代都是如此。外科用的药,大都是“散”——药面子。“神仙难识丸散”,多有经验的医生和药铺的店伙也鉴定不出散的真假成色,都是一些粉红的或雪白的粉末。虽然每一家药铺都挂着一块小匾“修合存心”,但是王淡人还是不相信。外科散药里有许多贵重药:麝香、珍珠、冰片……哪家的药铺能用足?因此,他自己炮制。他的老婆、儿女,都是他的助手,经常看到他们抱着一个乳钵,握着乳锤,一圈一圈慢慢地磨研(散要研得极细,都是加了水“乳”的)。另外,找他看病的多一半是乡下来的,即使是看内科,他们也不愿上药铺去抓药,希望先生开了方子就给配一服,因此,他还得预备一些常用的内科药。

    城里外科医生不多,——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外科医生都不大看得起,觉得都有点“江湖”,不如内科清高,因此,王淡人看外科的时间比较多。一年也看不了几起痈疽重症,多半是生疮长疖子,而且大都是七八岁狗都嫌的半大小子。常常看见一个大人带着生瘌痢头的瘦小子,或一个长痄腮的胖小子走进王淡人家的大门;不多一会儿,就又看见领着出来了。生瘌痢的涂了一头青黛,把一个秃光光的脑袋涂成了蓝的;生痄腮的腮帮上画着一个乌黑的大圆饼子,——是用掺了冰片研出的陈墨画的。

    这些生疮长疖子的小病症,是不好意思多收钱的,——那时还没有挂号收费这一说。而且本地规矩,熟人看病,很少当下交款,都得要等“三节算账”,——端午、中秋、过年。忘倒不会忘的,多少可就“各凭良心”了。有的也许为了高雅,其实为了省钱,不送现钱,却送来一些华而不实的礼物:枇杷、扇子、月饼、莲蓬、天竺果子、蜡梅花。乡下来人看病,一般倒是当时付酬,但常常不是现钞,或是二十个鸡蛋,或一升芝麻,或一只鸡,或半布袋鹌鹑!遇有实在困难,什么也拿不出来的,就由病人的儿女趴下来磕一个头。王淡人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王淡人家吃饭不致断顿,——吃扁豆、瓢菜、小鱼、糙米——和炸鹌鹑!穿衣可就很紧了。淡人夫妇,十多年没添置过衣裳。只有儿子女儿一年一年长高,不得不给他们换换季。有人说:王淡人很傻。

    王淡人是有点傻。去年、今年,就办了两件傻事。

    去年闹大水。这个县的地势,四边高,当中低,像一个水壶,别名就叫作盂城。城西的运河河底,比城里的南北大街的街面还要高。站在运河堤上,可以俯瞰城中鳞次栉比的瓦屋的屋顶;城里小孩放的风筝,在河堤游人的脚底下飘着。因此,这地方常闹水灾。水灾好像有周期,十年大闹一次。去年闹了一次大水。王淡人在河边钓鱼,傍晚听见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叫得他心惊肉跳,他知道这是不祥之兆。蛤蟆有一种特殊的灵感,水涨多高,他就在多高处叫。十年前大水灾就是这样。果然,连天暴雨,一夜西风,运河决了口,浊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平地水深丈二,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里流着箱子、柜子、死牛、死人。这一年死于大水的,有上万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孤岛一样的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王淡人就用了一根结结实实的撑船用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他会水,在水特深的地方,就横执着这根竹篙,泅水过去。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一村子人都病倒了。但是泰山庙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水性极好的专在救生船上救人的水手商量,弄了一只船,在他的腰上系了四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里,这样,即使是船翻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船开了,看着的人的眼睛里都蒙了一层眼泪。眼看这只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出没,终于靠到了那个孤村,大家发出了雷鸣一样的欢呼。这真是玩儿命的事!

    水退之后,那个村里的人合送了他一块匾,就是那块“急公好义”。

    拿一条命换一块匾,这是一件傻事。

    另一件傻事是给汪炳治搭背,今年。

    汪炳是和他小时候一块掏蛐蛐,放风筝的朋友。这人原先很阔。这一街的老人到现在还常常谈起他娶亲的时候,新娘子花鞋上缀的八颗珍珠,每一颗都有指头顶子那样大!这家伙,吃喝嫖赌抽大烟,把家业败得精光,连一片瓦都没有,最后只好在几家亲戚家寄食。这一家住三个月,那一家住两个月。就这样,他还抽鸦片!他给人家熬大烟,报酬是烟灰和一点膏子。他一天夜里觉得背上疼痛,浑身发烧,早上歪歪倒倒地来找王淡人。

    王淡人一看,这是个有名有姓的外症:搭背。说:“你不用走了!”

    王淡人把汪炳留在家里住,管吃、管喝,还管他抽鸦片,——他把王淡人留着配药的一块云土抽去了一半。王淡人祖上传下来的麝香、冰片也为他用去了三分之一。一个多月以后,汪炳的搭背收口生肌,好了。

    有人问王淡人:“你干吗为他治病?”王淡人倒对这话有点不解,说:“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

    汪炳没有一个钱。白吃,白喝,白治病。病好后,他只能写了很多鸣谢的帖子,贴在满城的街上,为王淡人传名。帖子上的言辞倒真是淋漓尽致,充满感情。

    王淡人的老婆是很贤惠的,对王淡人所做的事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但是她忍不住要问问淡人:“你给汪炳用掉的麝香、冰片,值多少钱?”王淡人笑一笑,说:“没有多少钱。——我还有。”他老婆也只好笑一笑,摇摇头。

    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你好,王淡人先生!

    薛大娘

    薛大娘是卖菜的。

    她住在螺蛳坝南面,占地相当大,房屋也宽敞,她的房子有点特别,正面、东西两边各有三间低低的瓦房,三处房子各自独立,不相连通。没有围墙,也没有院门,老远就能看见。

    正屋朝南,后枕臭河边的河水。河水是死水,但并不臭;当初不知怎么起了这么一个地名。有时雨水多,打通螺蛳坝到越塘之间的淤塞的旧河,就成了活水。正屋当中是“堂屋”,挂着一轴“家神菩萨”的画。这是逢年过节磕头烧香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正屋一侧是薛大娘的儿子大龙的卧室,另一侧是贮藏室,放着水桶、粪桶、扁担、勺子、菜种、草灰。正屋之南是一片菜园,种了不少菜。因为土好,用水方便——下河坎就能装满一担水,菜长得很好。每天上午,从路边经过,总可以看到大龙洗菜、浇水、浇粪。他把两桶稀粪水用一个长柄的木勺子扇面似的均匀地洒开。太阳照着粪水,闪着金光,让人感到:这又是新的一天了。菜园的一边种了一畦韭菜,垄了一畦葱,还有几架宽扁豆。韭菜、葱是自家吃的,扁豆则是种了好玩的。紫色的扁豆花一串一串,很好看。种菜给了大龙一种快乐。他二十岁了,腰腿矫健,还没有结婚。

    薛大娘的丈夫是个裁缝,人很老实,整天没有几句话。他住东边的三间,带着两个徒弟裁、剪、缝、连、锁边、打纽子。晚上就睡在这里。他在房事上不大行。西医说他“性功能不全”,有个江湖郎中说他“只能生子,不能取乐”。他在这上头也就看得很淡,不大有什么欲望。他很少向薛大娘提出要求,薛大娘也不勉强他。自从生了大龙,两口子就不大同房,实际上是分开过了。但也是和和睦睦的,没有听到过他们吵架。

    薛大娘自住在西边三间里。

    她卖菜。

    每天一早,大龙把青菜起出来,削去泥根,在两边扁圆的菜筐里码好,在臭河边的水里濯洗干净,薛大娘就担了两筐菜,大步流星地上市了。她的菜筐多半歇在保全堂药店的廊檐下。

    说不准薛大娘的年龄。按说总该过四十了,她的儿子都二十岁了嘛。但是看不出。她个子高高的,腰腿灵活,眼睛亮灼灼的。引人注意的是她一对奶子,尖尖耸耸的,在蓝布衫后面顶着。还不像一个有二十岁的儿子的人。没有人议论过薛大娘好看还是不好看,但是她眉宇间有点英气,算得是个一丈青。

    她的菜肥嫩水足。很快就卖完了。卖完了菜,在保全堂店堂里坐坐,从茶壶焐子里倒一杯热茶,跟药店的“同事”说说话。然后上街买点零碎东西,回家做饭。她和丈夫虽然分开过,但并未分灶,饭还在一处吃。

    薛大娘有个“副业”,给青年男女拉关系——拉皮条。附近几条街上有一些“小莲子”——本地把年轻的女用人叫作“小莲子”。她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都是从农村来的。这些农村姑娘到了这个不大的县城里,就觉得这是花花世界。她们的衣装打扮变了。比如,上衣掐了腰,合身抱体,这在农村里是没有的。她们也学会了搽胭脂抹粉。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走起来扭扭搭搭的。不少小莲子认了薛大娘当干妈。

    街上有一些风流潇洒的年轻人,本地叫作“油儿”。这些“油儿”的眼睛总在小莲子身上转。有时跟在后面,自言自语,说一些调情的疯话:“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青春不再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小莲子大都脸色矜持,不理他。跟的次数多了,不免从眼角瞟几眼,觉得这人还不讨厌,慢慢地就能说说话了。“油儿”问小莲子是哪个乡的人,多大了,家里还有谁。小莲子都小声回答了他。

    “油儿”倒觉得小莲子对他有点意思了,就找到薛大娘,求她把小莲子弄到她家里来会会。薛大娘的三间屋就成了“台基”——本地把提供男女欢会的地方叫作“台基”。小莲子来了,薛大娘说“你们好好谈谈吧”,就把门带上,从外面反锁了。她到熟人家坐半天,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回来开锁推门。她问小莲子“好吗?”小莲子满脸通红,低了头,小声说“好”——“好,以后常来。不要叫主家发现,扯个谎,就说在街碰到了舅舅,陪他买了会东西。”

    欢会一次,“油儿”总要丢下一点钱,给小莲子,也包括给大娘的酬谢。钱一般不递给小莲子手上,由大娘分配。钱多钱少,并无定例。但大体上有个“时价”。臭河边还有一处“台基”,大娘姓苗。苗大娘是要开价的。有一次一个“油儿”找一个小莲子,苗大娘索价二元。她对这两块钱作了合理的分配,对小莲子说:“枕头五毛炕五毛,大娘五毛你五毛。”

    薛大娘拉皮条,有人有议论。薛大娘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

    薛大娘每天到保全堂来,和保全堂上上下下都很熟。保全堂的东家有一点很特别,他的店里不用本地人,从上到下:管事(经理)、“同事”(本地把店员叫“同事”)、“刀上”(切药的)乃至挑水做饭的,全都是淮安人。这些淮安人一年有一个月假期,轮流回去,做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吃住都在店里。他们一年要打十一个月的光棍。谁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假满回店,薛大娘了如指掌。她对他们很同情,有心给他们拉拉纤,找两个干女儿和他们认识,但是办不到。这些“同事”全都是拉家带口,没有余钱可以做一点风流事。

    保全堂调进一个新“管事”——老“管事”刘先生因病去世了,是从万全堂调过来的。保全堂、万全堂是一个东家。新“管事”姓吕,街上人都称之为吕先生,上了年纪的则称之为“吕三”——他行三,原是万全堂的“头柜”,因为人很志诚可靠,也精明能干,被东家看中,调过来了。按规矩,当了“管事”,就有“身股”,或称“人股”,算是股东之一,年底可以分红,因此“管事”都很用心尽职。

    也是缘分,薛大娘看到吕三,打心里喜欢他。吕三已经是“管事”了,但岁数并不大,才三十多岁。这样年轻就当了管事的,少有。“管事”大都是“板板六十四”的老头,“同事”、学生意的“相公”都对“管事”有点害怕。吕先生可不是这样,和店里的“同仁”、来闲坐喝茶的街邻全都有说有笑,而且他说的话都很有趣。薛大娘爱听他说话,爱跟他说话,见了他就眉开眼笑。薛大娘对吕先生的喜爱毫不遮掩。她心里好像开了一朵花。

    吕三也像药店的“同事”、“刀上”,每年回家一次,平常住在店里。他一个人住在后柜的单间里。后柜里除了现金、账簿,还有一些贵重的药:犀牛角、鹿茸、高丽参、藏红花……

    吕先生离开万全堂到保全堂来了,他还是万全堂的老人,有时有事要和万全堂的“管事”老苏先生商量商量,请教请教。从保全堂到万全堂,要经过臭河边,经过薛大娘的家。有时他们就做伴一起走。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了薛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薛大娘和吕三的事渐渐被人察觉,议论纷纷。薛大娘的老姊妹劝她不要再“偷”吕三,说:

    “你图个什么呢?”

    “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

    子孙万代

    傅玉涛是“写字”的。“写字”就是给剧场写海报,给戏班抄本子。抄“总讲”(全剧),抄“单提”(分发给演员的,只有该演员所演角色的单独的唱词)。他的字写得不错,“欧底赵面”。时不常地,有人求他写一个单条,写一个扇面。后来,海报改成了彩印的,剧本大都油印了或打字了,他就到剧场卖票。日子还算混得过去。

    他有个癖好,爱收藏小文物。他有一面葡萄海马镜,一个“长乐未央”瓦当,一块藕粉地鸡血石章,一块“都陵坑”田黄,一对赵子玉的蛐蛐罐,十几把扇子。齐白石、陈衡恪、姚茫父、王梦白、金北楼、王雪涛。最名贵的是一把吴昌硕画的,画的是枇杷,题句是“鸟疑金弹不敢啄”。他不养花,不养鸟,没事就是反反复复地欣赏他的藏品。这些小文物大都是花不多的钱从打小鼓的小赵手里买的。小赵和他是街坊,收到什么东西愿意让傅玉涛过过眼,小赵佩服傅玉涛,认为他懂行。傅玉涛也确实帮小赵鉴定过一些字画瓷器,使小赵卖了一个好价钱。

    一天,小赵拿了一对核桃,请傅玉涛看看,能不能卖个块儿八毛的。傅玉涛接过来一看,用手掂了掂两颗核桃,说: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两颗核桃的大小、分量、形状,完全一样,是天生的一对。这是‘子孙万代’呀!”

    “什么叫‘子孙万代’?”

    “这你都不懂,亏你还是个打小鼓的呢!你看,这核桃的疙瘩都是一个一个小葫芦。这就叫‘子孙万代’。这是真‘子孙万代’。”

    “‘子孙万代’还有真假之分?”

    “真的葫芦是生成的,假‘子孙万代’动过刀,有的葫芦是刻出来的。这对核桃可够年份了。大概已经经过两代人的手。没有个几十年,揉不出这样。你看看这颜色:红里透紫,紫里透红,晶莹发亮,乍一看,像是外面有一层水。这种色,是人的血气透进核桃所形成。好东西!好东西!——让给我吧!”

    “傅先生喜欢,拿去玩吧。”

    “得说个价。”

    “咳,说什么价,我一毛钱收来的。”

    “那,这么着吧,我给两块钱,算是占了你的大便宜了。”

    “傅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咱们是老街坊,我受过你的好处,一对核桃还过不着吗?”

    傅玉涛掏出两块钱,塞进小赵的口袋。

    “傅先生!傅先生!唉,这是怎么话说的!”

    傅玉涛对这一对核桃真是爱如性命,他做了两个平绒小口袋,把两颗核桃分别装在里面,随身带着。一有空,就取出来看看,轻轻地揉两下,不多揉。这对核桃正是好时候,再多揉,就揉过了,那些小葫芦就会圆了,模糊了。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到傅玉涛家来破四旧,把他的小文物装进一个麻袋,呼啸而去。

    四人帮垮台。

    傅玉涛不再收藏文物,但是他还是爱逛地摊,逛古玩店。有时他想也许能遇到这对核桃。随即觉得这想法很可笑。十年浩劫,多少重要文物都毁了,这对核桃还能存在人间么?

    一天,他经过缸瓦市一个小古玩店,进去看了看。一看,他的眼睛亮了:他的那对核桃!核桃放在一个玛瑙碟子里。他掏出放大镜,隔着橱柜的玻璃细细地看看:没错!这对核桃他看的次数太多了,核桃上有多少个小葫芦他都数得出来。他问售货员:“这对核桃是什么人卖的?”——“保密。”——“原先核桃有两个平绒小口袋装着的。”——“有。扔了。——你怎么知道?”——“小口袋是我缝的。”——“?”傅玉涛看了看标价:外汇券250。这时进来了一个老外。老外东看看,西看看,看见这对核桃。

    “这是什么?”

    售货员答:“核桃。”

    “玉的?”

    “不是玉的。就是核桃。”

    “那为什么卖那么贵?”

    售货员请傅玉涛给老外解释解释。

    傅玉涛说:

    “这不是普通的核桃,是山核桃。”

    “山核桃?”

    “这种核桃不是吃的,是揉的。”

    “揉的?”傅玉涛叫售货员把玻璃柜打开。傅玉涛把两颗核桃拿在手里,熟练地揉了几圈。

    “这样。”

    “揉?有什么好处?”

    “舒筋活血。”

    “舒,筋,活,血?”

    “您看这核桃的色,红里透紫,紫里透红,这是人的血气透进了核桃。”

    “血——气?”

    “把核桃揉成这样,得好几十年。”

    “好几十年?”

    “两代人。”

    “两代人,揉一对核桃?”

    “Yes!”

    “这对核桃,有一个名堂,叫‘子孙万代’。”

    “子孙万代?”

    “您看这一个一个小疙瘩,都是小葫芦。”傅玉涛把放大镜给老外,老外使劲地看。

    “是雕刻的?”

    “No,是天生的。”

    “天生的?噢,上帝!”

    “这样的核桃,全中国,您找不出第二对。”

    “我买了!”

    老外付了钱,对傅玉涛说:

    “ThankYou,——谢谢你!”

    老外拿了这对子孙万代核桃,一路上嘟哝:

    “子,孙,万,代!子孙万代!”

    傅玉涛回家,炒了一个麻豆腐,喝了二两酒,用筷子敲着碗也唱了一句西皮慢三眼: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毋忘我

    徐立和吕曼真是一对玉人。徐立长得有点像维吾尔人,黑而长的眉毛,头发有一点鬈。吕曼真像一颗香白杏。他们穿戴得很讲究,随时好像要到照相馆去照相。两人感情极好。每天早晨并肩骑自行车去上班,两辆车好像是一辆,只是有四个轱辘,两个座。居民楼的家属老太太背后叫他们是“天仙配”。这种赞美徐立和吕曼也知道,觉得有点俗,不过也还很喜欢。

    吕曼死了,死于肺癌,徐立花了很高的价钱买了一个极其精致的骨灰盒,把吕曼骨灰捧回来。他把骨灰盒放在写字台上。写字台上很干净,东西很少,左侧是一盏台灯,右侧便是吕曼的骨灰盒。骨灰盒旁边是一个白瓷的小花瓶,花瓶里经常插一枝鲜花。马蹄莲、康乃馨、月季……有时他到野地里采来一丛蓝色的小花。有人问:“这是什么花?”

    “Forget-me-not.”(1)

    过了半年,徐立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名叫林茜。林茜长得也很好看,像一颗水蜜桃。林茜常上徐立家里来。来的次数越来越多,走得越来越晚。

    他们要结婚了。

    少不得要置办一些东西。丝绵被、毛毯、新枕套、床单。窗帘也要换换。林茜不喜欢原来窗帘的颜色。

    林茜买了一个中号唐三彩骆驼。

    “好看不好看?”

    “好看!你的审美趣味很高。”

    唐三彩放在哪儿呢?哪儿也不合适。林茜几次斜着眼睛看那骨灰盒。

    第二天,骨灰盒挪开了。原来的地方放了唐三彩骆驼。骨灰盒放到哪里呢?徐立想了想,放到了阳台的一角。

    过了半年,徐立搬家了。

    什么都搬走了,只落下了吕曼的骨灰盒。

    他忘了。

    艺术家

    抽烟的多,少,悠缓,猛烈,可以作为我的灵魂状态的记录。在一个艺术品之前,我常是大口大口地抽,深深地吸进去,浓烟弥漫全肺,然后吹灭烛火似的撮着嘴唇吹出来。夹着烟的手指这时也满带表情。抽烟的样子最足以显示体内潜微的变化,最是自己容易发觉的。

    只有一次,我有一次近于“完全”的经验。在一个展览会中,我一下子没到很高的情绪里。我眼睛睁大,眯起;胸部开张,腹下收小,我的确感到我的踝骨细起来;我走近,退后一点,猿行虎步,意气扬扬;我想把衣服全脱了,平贴着卧在地下。沉酣了,直是“尔时觉一座无人”。我对艺术的要求是能给我一种高度的欢乐,一种仙意,一种狂:我想一下子砸碎在它面前,化为一阵青烟,想死,想“没有”了。这种感情只有恋爱可与之比拟,平常或多或少我也享受到一点,为有这点享受,我才愿意活下去,在那种时候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实证;但“绝对的”经验只有那么一次。我常常为“不够”所苦,像爱喝酒的人喝得不痛快,不过瘾,或是酒里有水,或是才馋起来酒就完了。或是我不够,或是作品本身不够,真正笔笔都到了,作者处处惬意,真配(作者自愿)称为“杰作”的究竟不多;(一个艺术家不能张张都是杰作,真苦!)欣赏的人又不易适逢其会地升华到精纯的地步,所以狂欢难得完全。我最易在艺术品之前敏锐地感到灵魂中的杂质,沙泥,垃圾,感到不满足;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体内的石灰质。这个时候我想尖起嗓子来长叫一声,想发泄,想破坏;最后是一阵涣散,一阵空虚掩袭上来,归于平常,归于俗。

    我想学音乐的人最有福,但我于此一无所知;我有时不甘隔靴搔痒,不甘用累赘笨重的文字来表达,我喜欢画。用颜色线条究竟比较直接得多,自由得多。我对于画没有天分;没有天分,我还是喜欢拿起笔来乱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结果都是愤然掷笔,想痛哭。要不就是“寄沉痛于悠闲”,我会很滑稽地唱两句流行歌曲,说一句下流粗话,模仿舞台上的声调向自己说“可怜的,亲爱的××,你可以睡了。”我画画大都在深夜,(如果我有个白天可以练习的环境,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美术放大”的画师吧!)种种怪腔,无人窥见,尽管放心。

    从我的作画看画(其实是一回事)的经验,我明白“忍耐”是个什么东西;抽着烟,我想起米盖朗基罗,——这个巨人,这个王八蛋!我也想起白马庙,想起白马庙那个哑巴画家。

    白马庙是昆明城郊一小村镇,我在那里住了一些时候。

    搬到白马庙半个多月我才走过那座桥。

    在从前,对于我,白马庙即是这个桥,桥是镇的代表。——我们上西山回来,必经白马庙。爬了山,走了不少路;更因为这一回去,不爬山,不走路了,人感到累。回来了,又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又将坐在那个办公桌前,又将吃那位“毫无想象”的大师傅烧出来的饭菜,又将与许多熟脸见面,招呼,(有几张脸现在即在你身边,在同一条船上!)一想到这个,真累。没有法子,还是乖乖的,不作徒然的反抗。但是,有点惘然了。这点惘然实在就是一点反抗,一点残余的野。于是抱头靠在船桅上,不说话,眼睛空落落看着前面。看样子,倒真好像十分怀念那张极有个性而颇体贴的跛脚椅子,想于一杯茶,一支烟,一点“在家”之感中求得安慰似的。于是你急于想“到”,而专心一意于白马庙。到白马庙,就快了,到白马庙看得见城中的万家灯火。——但是看到白马庙者,你看到的是那座桥。除桥而外,一无所见,房屋,田畴,侧着的那棵树,全附属于桥,是桥的一部分。(自然,没有桥,这许多景物仍可集中于另一点上,而指出这是白马庙。然而有桥呀,用不着假设)我搬来之时即冉冉升起一个欲望:从桥上走一走。既然这个桥曾经涂抹过我那么多感情,我一直从桥下过,(在桥洞里有一种特别感觉,一种安全感,有如在母亲怀里。)我极想以新证旧,从桥上走一走。这么一点小事,也竟然搁了半个多月!我们的日子的浪费呀。——这一段都不太相干,是我在心里刷落了好多次,而姑息的准许自己又捡了起来,趁笔而书的塞在这里的废话。

    这一天我终于没有什么“事情”了,我过了桥,我到一个小茶馆里去坐坐。我早知道那边有个小茶馆。我没有一直到茶馆里去,我在堤边走了半天,看了半天。我看麦叶飘动,看油菜花一片,看黄昏,看一只黑黑的水牯牛自己缓步回家,看它偏了头,好把它的美丽的长角顺进那口窄窄的门,我这才去“访”这家茶馆。

    第一次去,我要各处看看。

    进一个有门框而无门的门是一个一头不通的短巷。巷子一头是一个半人高的小花坛。花坛上一盆茶花(和其他几色花木,杜鹃,黄杨,迎春,罗汉松)。我的心立刻落在茶花上了。我脚下走,我这不是为喝茶而走,是走去看茶花。我一路看到茶花面前。我爱了花。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茶花(云南多茶花),仿佛从我心里搬出来放在那儿的。花并不出奇,地位好。暮色沉沉,朦胧之中,红艳艳的,分量刚对。我想用舌尖舔舔花,而我的眼睛像蝴蝶从花上起来时又向前伸了出去,定在那里了,花坛后面粉壁上有画,画教我不得不看。

    画以墨线勾勒而成,再敷了色的。装饰性很重,可以说是图案,(一切画原都是图案)而取材自写实中出。画若须题目,题目是“茶花”。填的颜色是黑,翠绿,赭石和大红。作风倩巧而不卖弄;含混,含混中觉出一种安分,然而不凝滞。线条严紧匀直,无一处虚弱苟且,笔笔诚实,不笔在意先,无中生有,不虚妄。各部分平均,对称,显见一种深厚的农民趣味。

    谁在这里画了这么一壁画?我心里沉吟,沉吟中已转入花坛对面一小侧门,进了屋子。我靠窗坐下,窗外是河。我招呼给我泡茶。

    ——这是……这是一个细木作匠手笔;这个人曾在苏州或北平从名师学艺,熟习许多雕刻花式,熟能生巧,遂能自己出样;因为战争,辗转到了此地,或是回乡,回到自己老家,住的日子久了,无适当事情可做,才能跃动,偶尔兴作,来借这堵粉壁小试牛刀来了?……

    这个假设看来亦近情理,然而我笑了,我笑那个为我修板壁的木匠。

    我一搬来,一看,房子还好,只是须做一个板壁隔一隔。我请人给我找个木匠来。找了三天,才来,说还是硬挪腾出时候来的。他鞋口里还嵌着锯屑,果然是很忙的样子。这位木匠师傅样子极像他自己脚上那双方方的厚底硬帮子青布鞋子。他钉钉刨刨,刨刨钉钉,整整弄了三天,一丈来长的壁子还是一块一块的稀着缝,他自己也觉得板壁好像不应当是这样的,看看板壁看看我,笑了:

    “像入伍新兵,不会看齐!”

    我只有随着他说:“更像是壮丁队,才从乡下抓来,没有穿制服,颜色黑一块白一块。”而且,最后一块还是我自己钉上去的。他闺女来报信,说家里猪病了,看样子不大好,他撒下榔头就跑。我没有办法,只有追出去,请他把含在嘴里的洋钉吐出来给我,自己动手。这一去,不回来了,过了两天才来取回他的家私。不知是猪好了,还是连猪带病吃在他的肚子里了。这个人长于聊天,说话极有风趣,做活实在不大在行。——哦,我还欠他一顿酒呢,他老是东扯西拉的没个完,谈到得意处,把斧头凿子全撂在一边,尽顾伸手问我“美国烟可还有?”我说:“烟有,可是你一边做事一边抽烟?先把板壁钉好,否则我要头痛伤风。有趣的话太多,改天我们打二斤升掺市,切一盘猪耳朵,咱们痛痛快快谈谈。”这个约不必真,却也不假,他想当记在心里。可别看这位大师傅呀!他说乡下生活本来只是修水车,钉船桨,板壁不大有人家有,所以弄得不顶理想;但是除了他,更没有人干得了;白马庙一带从来就是他家三代单传,泥木两作,所以他那么忙。

    这个画当然不可能是他画的。

    乡下房子暗,天又晚了,黑沉沉的,眼睛拣亮处看,外头还有光,所以我坐近窗口,来喝茶的目的还就是想来凭窗而看,河里船行,岸上人走,一切在逐渐深浓起来的烟雾中活动,脉脉含情,极其新鲜;又似曾相识,十分亲切。水草气味,淤泥气味,烧饭的豆秸烟微带忧郁的焦香,窗下几束新竹,给人一种雨意,人“远”了起来。我这样望了很久,直到在场上捉迷藏的孩子都回了家,田里的苜蓿消失了紫色,野火在远远的山头晶明地游动起来,我才回过身来。

    我想起口袋里的一本小书,一个朋友今天刚送我的。我想这本书想到多时,终于他给我找得一本了。我抽出书来,用手摸摸封面。这时我本没有看书的意,只是想摸摸它罢了,而坐在炉旁的老板看见了,他叫他的小老二拿灯。为了我拿灯,多不好意思;我想说,不要,不必,我倒愿意这么黑黑地坐着,这一说,更麻烦,老板必以为我是客气;好了,拿就拿吧。

    灯来了,好亮,是电石灯。有人喝住小老二:

    “挂在那边得了,有臭气,先生闻不惯。”

    我这才看见,这可不是我们三代单传、泥木两作的大师傅吗!久违了。刚才我似乎觉得角落上有人伏在桌上打瞌睡,黑影中看不清,他是什么时候梦回莺转的醒来了?好极了,这个时候有人聊聊再好没有。他过来,我过去;我掏烟,他摸火柴,但是他火柴划着了时我不俯首去点烟;小老二灯挂在柱子上,灯光照出,墙上也有画!我搁下他,尽顾看画了。走到墙前,我自己点了烟。

    一望而知与花坛后面的是同一手笔。画的仍是茶花,仍是墨线勾成,敷以朱黑赭绿,墙有三丈多长,高二丈许,满墙都是画,设计气魄大,笔画也更整饬。笔笔经过一番苦心,一番挣扎,多少割舍,一个决定;高度的自觉之下透出丰满的精力,纯澈的情欲;克己节制中成就了高贵的浪漫情趣,各部分安排得对极了,妥帖极了。干净,相当简单,但不缺少深度,真不容易,不说别的,四尺长的一条线从头到底在一个力量上,不踟蹰,不衰竭!如果刚才花坛后面的还有稿样的意思,深浅出入多少有可以商量地方,这一幅则作者已做到至矣尽矣地步。他一边洗手,一边依依地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作品,大概还几度把湿的手在衣服上随便哪里擦一擦,拉起笔又过去描那么两下的,但那都只是细节,极不重要,是作者舍不得离开自己作品的表示而已,他此时“提刀却立,踌躇满志”,得意达于极点,真正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这点得意与这点不舍,是他下次作画的本钱。不信试再粉白一堵墙壁,他准立刻又会欣然命笔。他余勇可贾,灵感有余。但是一洗完手,他这才感到可真有点累了。他身体各部分松下来,由一个艺术家变为一个常人,好适宜普通生活,好休息。好老板,给他泡的茶在哪里?他最好吃一点甜甜的,厚厚的,一咬满口的,软软的点心,像吉庆祥的重油蛋糕即很好。

    Ladiesandgentlemen,来!大家一起来,为我们的艺术家欢呼,为艺术的产生欢呼!

    我站着看,看了半天,我已经抽了三支烟,而到第四根烟掏出来,叼上,点着时,我知道我身后站着的茶馆老板,木匠师傅,甚至小老二,会告诉我许多事,我把茶杯端到当中一张桌子上,请他们说。

    (啊,怎么半天不见一个人来喝茶?)

    茶馆老板一望而知是个阅历极深之人。他眼睛很黑,额上皱纹深,平,一丝不乱,唇上一抹整整齐齐的浓八字胡子,他声音深沉而清亮,说得很慢,很有条理,有时为从记忆中汲取真切的印象,左眼皮常常耷一点下来,手频频抚摸下巴,——手上一个羊脂玉扳指。我两手搁在茶碗盖上,头落在手上,听他娓娓而说。

    这是村子里一个哑巴画的。这个人出身农家,那不知为什么的,自小就爱画,别的孩子捉田鸡,烧蚱蜢吃,他画画;别的孩子上树掏鸟蛋,下河摸螺蛳,他画画;人抽陀螺,放风筝,他画画;黄昏时候大家捉迷藏,他画画;别人干别的,他画画,有人教过他么?——没有。他简直没有见过一个人画之前自己就已经开始能把看到的东西留个样子下来了,他见什么,画什么;有什么,在什么上画,平常倒也一样,小时能吃饭,大了学种田,一画画,他就痴了:乡下人见得少,却并不大惊小怪,他爱画,随他画去吧。他是个哑子,不能唱花灯,打连厢,画正好让他松松,乐乐。大家见他画得不比城里摆摊子画花样的老太太画得差,就有人拿鞋面,拿枕头帐檐之类东西让他画。一到有人家娶媳妇嫁女儿,他都要忙好几天。那个时候村子里姑娘人人心中搁着这个哑巴。

    “我出过门,南北东西也走过数省,见过些古城旧峰,大庙深山,帝王宫殿,我真真假假见过一点画,我一懂不懂,我喜欢看。我看哑巴画的跟画花样的老婆子的不一样,倒跟那些古画有些地方相同。我说不出来,……”

    老板逐字逐句地说,越慢,越沉。我连连点头,我试体会老板要说而迟疑着的意思:

    “比如说,他画得‘活’,画里有一种东西,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看久了,人会想,想哭?”

    老板点头,点得很郑重其事。我看到老板眼中有一点湿意。

    “从前他没事常来我这里坐坐,我早就有意思请他给我画点东西。他让我买了几样颜色,说画就画。外头那个画得快。里头这张画了好些时候。他老是对着墙端详,端详,比来比去的,这么比那么比。……”

    老板的话似乎想到此为止了。他坐了坐,大拇指摸他的扳指,摸来,摸去,眼睛看在扳指上,眉头锁了一点起来。水开了,漫出壶外,嗤嗤地响。老板起来,为我提水来冲,并通了通炉子。我对着墙,细起眼睛看,似乎墙已没有了,消失了:剩下画,画凸出来,凌空而在。水冲好了,我喝了一口茶,好酽,我问:

    “现在?——”

    老板知道我问什么,水壶往桌上一顿:

    “唉,死了还不到半年。”

    我不知如何接下去说了,而木匠忽然呵呵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愕然。他说出来,他笑的是哑巴喜欢看戏,看起怪有味。他以为听又听不见,红脸杀黑脸,看个什么!

    灯光太亮,我还是挪近窗口坐坐。窗外已经全黑了,星星在天上。水草气更浓郁,竹声萧萧。水流,静静地流,流过桥桩,旋出一个一个小涡,转一转,顺流而下。我该回去了,我看见我所住的小楼上已有灯光,有人在等我。

    散步回来之后,我一直坐在这里,坐在这张临窗的藤椅里。早晨在一瓣一瓣地开放。露水在远处的草上蒙蒙的白,近处的晶莹透彻,空气鲜嫩,发香,好时间,无一点宿气,未遭败坏的时间,不显陈旧的时间。我一直坐在这里,坐在小楼的窗前。树林,小河,蔷薇色的云朵,路上行人轻捷的脚步,……一切很美,很美,我眼角有一滴泪。

    一清早,天才亮,我在庙前河边散步,一个汉子挑了两桶泔水跟我擦身而过,七成新的泔水桶周围画了一带极其细密缠绵的串枝莲,笔笔如同乌金嵌出的。

    我坐了很久,很久。我随便拿起一本书,翻,翻,摊在我面前的是龚定庵的《记王隐君》:

    于外王父段先生废簏中见一诗,不能忘。于西湖僧经箱中见书《心经》,蠹且半,如遇簏中诗,益不能忘。

    ————————————

    (1)英语,毋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