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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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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村子里又少了几种树。我们村在商丹川道是有名的树园子,大约有四十多种树。自从炸药轰开了这个小盆地西边的牛背梁和东边的烽火台,一条一级公路穿过,再接着一条铁路穿过,又接着修起了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村子的地盘就不断地被占用。拆了的老院子还可以重盖,而毁去的树,尤其是那些唯一树种的,便再也没有。这如同当年我离开村子时的那些上辈人和那些农具,三十多年里就都消绝了。在巷道口我碰到了一群孩子,我不知道这都是谁家的子孙,问:知道你爷的名字吗?一半回答是知道的,一半回答不知道。再问:知道你姥爷的名字吗?几乎都回答不上来。咳,乡下人最讲究的是传承香火,可孩子们却连爷或姥爷的名字都不知道了。他们已不晓得村子里的四十多种树只剩下了二十多种,再也见不上栒树、槲树、棠棣、栎、桧、柞和银杏木、白皮松了,更没见过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梿枷、檐簸子。记得小时候我问过父亲,老虎是什么,熊是什么,黄羊和狐狸是什么,父亲就说不上来,一脸的尴尬和茫然。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

    现在,我先要记的是六棵树。

    皂角树。我们的村子分涧上涧下,这棵皂角树就长在涧沿上。树不是很大,似乎老长不大,斜着往涧外,那细碎的叶子时常就落在涧根的泉里。这眼泉用石板箍成三个池子,最高处的池子是饮水,稍低的池子淘米洗菜,下边的池子洗衣服。我小时候喜欢在泉水边玩,娘在那里洗衣服,倒上些草木灰,揉搓一阵子了,抡着棒槌啪啪地捶打。我先是趴在饮水池边看池底的小虾游来游去,然后仰头看皂角树上的皂角。秋天的皂角还是绿的,若摘下来最容易捣烂了去衣服上的垢痂,我就恨我的胳膊短,拿了石子往上掷,企图能打中一个下来。但打不中,皂角树下卧着的狗就一阵咬,秃子便端个碗蹴在门口了。

    皂角树属于秃子家的,秃子把皂角树看得很紧。那年月,村人很少有用肥皂的,皂角可以卖钱,五分钱一斤。秃子先是在树根堆了一捆野枣棘,不让人爬上去,但野枣棘很快被谁放火烧了。秃子又在树身上抹屎,臭味在泉边都能闻见,村人一片骂声,秃子才把屎擦了。他在夹皂角的时候,好多人远远站着看,盼望他立脚不稳,从涧上摔下去。他家的狗就是从涧上摔下去过,摔成了跛子,而且从此成了亮鞭。亮鞭非常难看,后腿间吊着那个东西。大家都说秃子也是个亮鞭,所以他已经三十四五了,就是没人给他提亲。

    秃子四十一岁上,去深山换苞谷。我们那儿产米,二三月就拿了米去深山换苞谷,一斤米能换三斤苞谷。秃子就认识了那里一个寡妇。寡妇有一个娃,寡妇带着娃就来到了他家。那寡妇后来给人说:他哄了我,说顿顿吃米饭哩,一年到头却喝米角儿粥!

    但秃子从此头上一年四季都戴个帽子,村里传出,那寡妇晚上睡觉都不允他卸下帽子。邻居还听到了,寡妇在高潮时就喊:卫东,卫东!村人问过寡妇的儿子:卫东是谁?儿子说是他爹,他爹打猎时火枪炸了,把他爹炸死了。大家就嘲笑秃子,夜夜替卫东干活哩。秃子说:替谁干都行,只要我在干着。

    村人先是都不承认寡妇是秃子的媳妇,可那女人大方,摘皂角时看见谁就给谁几个皂角。常常有人在泉里洗衣服,她不言语,站在涧上就扔下两个皂角。秃子为此和女人吵,但女人有了威信,大家叫她的时候,开始说:喂,秃子的媳妇!

    秃子的媳妇却害病死了,害的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而秃子常常要到坟上去哭。有一年夏天我回去,晚上一伙人拿了席在麦场上睡,已经是半夜了,听见村后的坡根有哭声,我说:谁哭呢?大家说:秃子又想媳妇了。

    又过了两年,我再一次回去,发觉皂角树没了,问村人,村人说:砍了。二婶告诉我,秃子死了媳妇后,和媳妇的那个儿子合不来,儿子出外再没有音讯,秃子一下子衰老了,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岁。他不戴帽子了,头上的疤红得像烧过的柿子,一天夜里就吊死在皂角树上,皂角落得泉边到处都是。这皂角树在涧上,村人来打水或洗衣服就容易想起秃子吊死的样子,便把皂角树砍了。

    药树。药树在法性寺的土崖上,寺殿的大梁上写着清康熙初年重建,药树最少在这里长了三百年。我记事起,法性寺里就没有和尚,是村小学校,铃声是敲那口铁铸的钟,每每钟声悠长,我就感觉是从药树上发出来的。药树特别粗,从土崖上斜着往空中长,树皮一片一片像鳞甲,村人称作龙树。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发现煤,柴火紧张,大一点儿的孩子常常爬上树去扳干枯了的枝条,我爬不上去,但夜里一起风,第二天早晨我就往树下跑,希望树上的那个鸟巢能掉下来,鸟巢是可以做几顿饭的。

    药树几乎是我们村的象征,人要问:你是哪儿的?我们说:棣花的。问:棣花哪个村?我们说:药树底下的。

    我在寺里读了六年书,每天早晨上操完校长训话,我抬头就看到药树。记得一次校长训话突然提到了药树,说早年陕南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有个共产党员受伤后在寺里养伤住了三年,新中国成立后当了三年专员,因为寺里风水好,有这棵龙树。校长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也成龙变凤。母亲对我希望很大,大年初一早上总是让我去药树下烧香磕头,她说:你要给我考大学!

    但是,我连初中还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辍学务农,那时我十四岁。

    我回到村里,法性寺小学也没了师生,驻扎了当地很大的一个造反派的指挥部。有了这个指挥部,我们从此没有安宁过,经常是县城过来的另一个造反派的人来攻打,双方就在盆地东边的烽火台上打了几仗。好像是这个造反派的人赢了,结果势力越来越大。忽然有一天,一声爆炸,以为又武斗了,母亲赶紧关了院门,不让我们出去,巷道里有人喊:不是武斗,是炸药树了!等村人赶到寺后的土崖上,药树果然根部被炸药炸开,树干倒下去压塌了学校的后院墙。原来造反派每日有上百人在那里起灶做饭,没有了柴火,就炸了药树。

    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

    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往出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

    村人背地里都在起毒咒:炸药树要报应的!果不其然,三个月后,烽火台又武斗了一场,这个造反派的人死了三个,两个就是在药树下点炸药包的人。而“文革”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两个造反派的武斗总指挥都被枪毙了。

    我离开村子的那年,村人把药树挖出来,解成了板,这些板做了桥板就架设在村前的丹江上。

    楸树。高达二十米,叶子呈三角形,叶边有锯齿,花冠白色。楸树的木质并不坚实,有点儿像杨树。这棵树在刘新来家的屋后,但树却属于李书富家。刘新来家和李书富家是隔壁,但李书富家地势高,刘新来家地势低,屋后的阳沟里老是湿津津的,很少有人去过。楸树占的地方窄狭,就顺着涧根往高里长,枝叶高过了涧畔。刘家人丁不旺,几辈单传,到了刘新来手里,他在外地工作,老婆和儿子在家,儿子就患了心脏病,一年四季嘴唇发青。阴阳先生说楸树吸了刘家精气,刘新来要求李书富能把楸树伐了,李书富不同意,刘新来说给你二百元钱把树伐了,李书富还是不同意。

    刘新来的老婆带了儿子去了刘新来的单位,一去三年没有回来。那时候我和弟弟提了笼子拾柴火,就钻进刘家屋后砍涧壁上的荆棘,也砍过楸树根。楸树根像蛇一样爬在涧壁上,砍一截下来,根就冒白水,很快颜色发黑,稠得像胶。我们趴在院门缝往里看,院子里蒿草没了台阶,堂屋的门框上结个大蜘蛛网,如同挂了个筛子。

    李书富在秋后打核桃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把脊梁跌断了,卧床了三年,临死前给老伴说:用楸树解板给我做棺材。他儿子在西安打工,探病回来就伐倒了楸树。伐楸树费了劲,是一截一截锯断用绳吊着抬出来,解成了板。李书富一死,儿子却没有用楸树板给他爹做棺材,只是将家里一个老式板柜锯了腿,将爹装进去埋了。埋了爹,儿子又进城打工了。李书富的老伴还留在家里,对人说:儿子在城里找了个对象,这些木板留着做结婚家具呀。我也要进城呀,但我必须给他爹过了百天,百天里这些木板也就干了。

    百天过后,李书富的儿子果然回来接走了老娘,也拉走了楸木板。而这一天,刘新来家的堂屋倒塌了。

    香椿。村里原来有许多椿树,我家茅坑边就有一棵,但都是臭椿,香椿只有一棵。这一棵长在莲叶池边的独院里,院里住着泥水匠,泥水匠常年在外揽活,他老婆年龄小得多,嫩面俊俏。每年春天,大家从墙外经过,就拿眼盯着香椿的叶子。

    男人们都说香椿好,前院的三婶就骂:不是香椿好,是人家的老婆好!于是她大肆攻击那老婆,说人家走路水上漂是因为泥水匠挣了钱给买了一双白胶底鞋,说人家奶大是衣服里塞了棉花,而且不会生男娃,不会生男娃算什么好女人?

    三婶有一个嗜好,爱吃芫荽。她在院子里种了案板大片芫荽,每一顿饭,她掐几片芫荽叶子切碎了搅在饭碗里。我们总闻不惯芫荽的怪气味,还是说香椿好,香椿炒鸡蛋是世上最好的吃食。

    社教的时候,村里重新划阶级成分。泥水匠原来的成分是中农,但村人说泥水匠的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卖掉了十亩地,他是逮住要解放的风声才卖的地,他应该是漏划的地主,结果泥水匠家就定为地主成分。是地主成分就得抄家,抄家的那天村人几乎都去搬东西,五根子板柜抬到村饲养室给牛装了饲料,八仙桌成了生产队办公室的会议桌。那些盆盆罐罐都被砸了,院子里的花草被踏了。三婶用镰割断了那爬满院墙的紫藤萝,又去割那棵香椿,割不动,拿斧头砍,就把香椿树砍倒了。

    从此村里只有臭椿。臭椿老生一种椿虫,逮住了,手上留一股臭味,像狐臭一样难闻。

    苦楝树。苦楝树能长得非常高大,但枝叶稀疏,秋天里就结一种果,指头蛋儿大,果把儿很老,一兜一兜地在风里摇曳,一直到腊月天还不脱落。

    先前村里有过三棵苦楝树。一棵在村口的戏楼旁,戏楼倒塌的时候这树莫名其妙也死了。另一棵在涧上的一块场地上,村长的儿子要盖新院子,村长通融了乡政府,这场地就批给了村长的儿子做庄宅地。而且场地要盖新院子,就得伐了苦楝树,这棵苦楝树产权属于集体,又以最便宜的价处理给了村长的儿子。这事村人意见很大,但也只能背后说说而已,人家用这棵苦楝树做了担子,新房上梁的时候大家又都去帮忙,拿了礼,燃放鞭炮。

    最后的一棵苦楝树在村西头,树下是大青石碾盘。碾盘和石磨称作青龙白虎,村西头地势高,对着南头山岭的一个沟口,碾盘安在那儿是老祖先按风水设计的。碾盘旁边是雷家的院子,住着一个孤寡老人。我写完《怀念狼》那本书后回去过一次,见到那老汉,他给我讲了他爷爷的事。他小时候和他娘睡在上屋,上屋的窗外就是苦楝树和碾盘,夏天里他爷爷就睡在碾盘上。那时狼多,常到村里来吃鸡叼猪,有一夜他听见爷爷在碾盘上说话,掀窗看时,一只狼就卧在碾盘下。狼尾巴很大,直身坐着,用前爪不断地逗弄他爷爷,他爷爷说:你走,你走,我一身干骨头。狼后来起身就走了。我觉得这个细节很好,遗憾《怀念狼》没用上。

    这棵苦楝树是最大的一棵苦楝树,因为在碾盘旁可以遮风挡雨,谁也没想过砍伐它。小时候我们在碾盘上玩抓石子,苦楝蛋儿就时不时掉下来,嘣,一颗掉下来,在碾盘上跳几跳,嘣,又掉下来一颗。述君和我们玩时一输,他力气大,就用脚踹苦楝树,苦楝蛋儿便下冰雹一样落下来。

    苦楝蛋儿很苦,是一味药,邻村的郎中每年要来捡几次。后来苦楝树被人用斧头砍了一次,留下个疤,谁也不知道是谁砍的。不久姓王那家的小女儿突然死了,村里传言那小女儿还不到结婚年龄却怀了孕,她听别人说喝苦楝蛋儿熬出的水可以堕胎,结果把命丢了。于是大家就怀疑是姓王的来砍了树。

    一级公路经过我们村北边,高速公路经过的是村前的水田,但高速公路要修一条连接一级公路的辅道,正好经过村西头,孤寡老人的院子就拆了,碾盘早废弃了多年,当然苦楝树也就伐了。老院子给补贴了二万元,碾盘一分钱也没赔,苦楝树赔了三千元,村人家家有份,每户分到一百元。

    这次回去,我见到了那个郎中,他已经是老郎中了,再来捡苦楝蛋时没有了苦楝树,他给我扬扬手,苦笑着,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痒痒树。这棵痒痒树是我们村独有的一棵痒痒树,也可以说是我们那儿方圆十里内独有的树。树在永娃家的院子里,是他爷爷年轻时去山阳县,从那儿带回来移栽的。树几十年长得有茶缸粗,树梢平过屋檐儿。树身上也是脱皮,像药树一样,但颜色始终灰白。因为这棵树和别的树不一样,村人凡是到永娃家来,都要用手搔一搔树根,看树梢颤颤巍巍地晃动。

    树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不是树影响了人,就是人影响了树。五魁家的院墙塌了一面,他没钱买砖补修,就栽了一排铁匠蛋树。这种树浑身长刺,但一般长刺都是软刺,他性情暴戾,铁匠蛋树长的刺就非常硬,人不能钻进去,猫儿狗儿也钻不进去。痒痒树长在永娃家的院子里,永娃的脾气也变了,竟然见人害羞,而且胆小。当一级公路改造时,原来老路从村后坡根经过,改造后却要向南移,占几十亩耕地,村人就去施工地闹事,永娃也参加了。但那次闹事被公安局来人强行压服,事后又要追究闹事人责任,别人还都没什么,永娃就吓得生病了,病后从此身上生了牛皮癣。他再没穿过短裤短袖,据说每天晚上让老婆用筷子给他刮身子,刮下屑皮就一大把。村人都说这病是痒痒树栽在院子里的缘故,他也成了痒痒树。他的儿子要砍痒痒树,他不同意,说,既然我是人肉痒痒树,你把树一砍,我不也就死了。他儿子也就不敢砍了。

    前三年的春上,西安城里来了人,在村里寻着买树,听说了永娃家院子里有痒痒树,就来看了要买。永娃还是不舍得,那伙人就买了村里十二棵柴槐树,三棵桂花树。永娃的儿子后来打听了这是西安一个买树公司,他们专门在乡下买树,然后再卖给城里的房地产开发商,移栽到一些豪华别墅里,从中牟利。永娃的儿子就寻着那伙人,同意卖痒痒树,说好价钱是一千元,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元成交,但条件是必须由永娃的儿子来挖,方圆带一米的土挖出。永娃的儿子那天将永娃哄说去了他舅家,然后挖树卖了,等永娃回来,院子里一个大深坑,没树了,永娃气得昏了过去。

    永娃是那年腊八节去世的。

    去年,永娃的儿媳妇患了胆结石来西安做手术,那儿子来看我,我问那棵痒痒树卖给了哪家公司,他说是神绿公司,树又卖给一个尚德别墅区,他爹去世前非要叫他去看看那棵树,他去看了,但树没栽活。

    2007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