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计生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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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县委书记说：“你知道，月光县计划生育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省市两级曾对月光县多次通报批评，管计划生育的抬不起头来，谁也不愿去管这个烂摊子。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在月光县，派人搞计划生育也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本身有情绪，你叫他们怎么有热情搞好工作？想来想去，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目前需要县委、县政府提供什么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对计生干部，从政治上关心他们，从工作上支持他们，从生活上帮助他们。县卫生和计生委主任刘章鹏仿佛窝了一肚子的火，憋了一肚子气，一口气谈了目前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一是缺钱，基层人员一年到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没有一分钱补助，经反复动员引产上环的计生对象很少得到补助。二是基层干部玩弄数字游戏，谎报、漏报、迟报现象严重，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三是一些干部不自律，找门子托关系写条子。将不合法变合法，卫计委顶不住，百姓意见大。四是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生两个还依然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头两胎是女的，总要想方设法生个男的，超生、多生现象严重……县委常委会听取了汇报后，做出了几点决定。”
我问：“这样做，是不是有起色？”
“这是当然的，不过……。”首任县委书记接着说：“偏偏在此时，山寨镇卫生和计生办主任邹萍芳经不住丈夫的死缠硬磨，在计划外生了一个男孩，并大放鞭炮，公开大摆宴席，镇里、县里、市里一些人还大摇大摆地到场喝酒庆贺，你说邪不邪？这下全县计生工作一下子乱了套，像溃口似的，难以收拾。我心急如焚，紧急把刘章鹏叫到办公室。刘主任说，邹萍芳计划外生育，县里是知道的。县卫计委和镇里党政负责人一道多次做过她的工作，她也听得进，也不想违规生育。但他的丈夫、公公婆婆坚决要生。怎么做工作，怎么苦口婆心都不管用。还扬言谁让他们家绝后，就跟谁拼命。邹萍芳多次哭着找卫计委，要给准生证，我说计生干部带头知法犯法不对，县里公开开绿灯就更不对。后来，马志县长找我，也让我给准生证，我说什么也不敢给，此例一开，不好收场。马县长没有硬逼我，只是缓缓地跟我讲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我问。
“马县长说，有一次他得了重病，眼看快不行了，转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医院称床位紧张将他拒之门外，碰巧邹萍芳的丈夫张长康的舅舅林医生在医院做主治医生，张长康找到林医生。林医生本身技术过硬，人缘又好，很快让县长住了院，并通过医院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县长治病，还日夜守候在县长旁边，硬是把县长救活了。县长十分感激，问林医生有什么要求，林医生挺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要求，张家几代单传，到长康这一代，眼看就要绝后，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再生一个，县长满口答应了。马县长讲完后就对我说，你弄个准生证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我不能不报。我实在很为难，县长就说，他是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他兜着。他权大势大，您叫我怎么办？我只好照办了。您做点好事将我撤了算了，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干了。”
我有些好奇地问：“跟你共事的县长就这个态度，真是骑虎难下啊，你怎么办呢？”
首任县委书记说：“刘章鹏走后，我想了很久，如果不先处理那个邹萍芳，全县计生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处理吧，不仅会把马志县长的关系搞僵，而且还牵扯到与市里一些领导的微妙关系，张长康毕竟是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王伯年的专职司机，县里方方面面的工作还需要王书记的大力支持，在‘太岁’头上动土，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想来想去，我决心冷处理，就是不管不问，反正有县长顶着，管它呢。可这根本行不通，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地往县里、市里、省里、中央飞，群众来访一拨又一拨，弄得卫计委、信访局苦不堪言。卫计委、信访局恳请我指示，我推说是政府行为，让他们找马县长，可马县长环顾左右而言他，让他们不得要领。上面也催逼县里抓紧处理，而县里，作为县委书记的我优柔寡断，前担心狼后担心虎；作为县长的马志，作为始作俑者的马志又不主动伸头担责，一拖二拖三丢手。犹疑不决中，全县计生工作迅速进入瘫痪状态。一些正直的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频频向我反映，要求我紧急干预。我再也拖不下去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涌上心头，并有力地支撑着我，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宣布准生证作废，撤销邹萍芳的镇计生办主任职务，开除她的党籍和公职。同时建议市委有关部门对张长康做出相应处理。主意一定，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邹萍芳的问题。大概是这件事影响太坏，县长马志又理亏，不好硬顶，就坐着不吭气，其他常委们也不表态。我只好把想法说了一下，好长时间都没人吱声。我反复提请各位常委讨论一下，但都默不作声。我说如果大家没反对意见，常委会通过，以常委会决定执行吧。”
“常委会就没有一个人发言？”我问。
“哪那么简单啊，我正要宣布散会时，县委副书记赵程大，我记得他当时还没有兼任政法委书记，赵书记说，我们这个地方农民的封建思想很浓厚，传宗接代的观念还很强。超生，违反国家计生政策肯定不对，但这种想法也应该理解。对邹萍芳的超生问题，肯定要处理，但处理不宜过重。我觉得不要开出公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按最高限额罚款就行了。”
“主任照当，工资照拿，就这么蜻蜓点水、轻描淡写？这能服众吗？”我问。
“这哪能服众啊，我问马县长怎么办？马县长说，这件事毕竟影响不好，加上撤销职务吧。就是宣布准生证作废，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按最高限额罚款，保留公职吧。”
“这么处理能刹住计划生育失控这辆车吗？”我问。
“直觉告诉我，肯定不能。我不得不再次重申了我的观点，请各位常委认真地给予讨论。”
“后来呢？”
“常委会很僵持，很压抑，有些死气沉沉，似乎呼吸不到自由的、畅所欲言的空气。我问了几次，都不吭气，我只好说，还是加上开除公职、加上向男方工作单位通报吧。否则，我们刹不住违反计划生育这股歪风，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常委会一结束，刘章鹏就垂头丧气找到我，说马县长要他来找我，能否不宣布准生证作废？我说马县长也是同意作废的，问刘章鹏该不该作废，刘章鹏说最好网开一面，不宣布作废。我断然拒绝，用了很长时间跟刘章鹏讲道理。我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你负不起这个责，县长负不起，我也负不起。我们既不能跟上级交待，更不能对全县人民及子孙后代交待。我不想成为月光县历史上的罪人，我相信你也不想，县长也不想，此事我已跟马县长通了气，你去办吧。”
“后来呢？”
“在月光县干个事真不容易啊。当天晚上，山寨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找到我，说撤职就算了，能否保留党籍，不开除公职。我没有同意，说我们国家、省市县都制定了许多很好的政策，但对违反政策怎么处理，大都很原则、很含糊、很有随意性，罚不责众，使政策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搞狠一点、毒一点，使其他人不敢以身试法。只有这样，我们的计生工作和其他工作就会好搞些。他俩本身就是受人之托来‘游说’的，听我这么一说，没吱声就走了。”
“就这样结束了？”
“哪有这么简单啊。接连几天几夜，我这里像成了接待办公室，一批又一批的人都来说情，我解释得口干舌燥，喉咙都嘶哑了，工作几乎到了难以开展的地步。我迫不得已，提议召开了全县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大会。我情绪激昂，作了近一个小时、不带讲稿的演讲，从中国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讲到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讲到月光县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县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毫不留情的决定。即使本届县委不处理，新一届县委肯定还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别无退路，只能如此。由计生工作，我又讲到其它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工作都被动落后，上不去？因为我们下不了决心，不敢碰硬，不敢得罪人，不敢认真去做，不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认真负起责来，敢于担当，为了月光县的振兴，兢兢业业，富于创造性地、充满献身精神地工作。让我们赢得全县人民的信任，让全县人民信任我们！我的演讲被一阵阵的掌声打断，我自认为效果非常好。”
“处理执行完了？”
“基本上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说客。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过于被动，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住阵脚，我没有对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县长马志和卫计委主任刘章鹏提出处理建议。我深深知道，一个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团结和谐，是一个地方工作成败的关键。我想马县长也应该理解我的用意，再怎么处理，也没伤到他本人啊。”
首任县委书记说：“你知道，月光县计划生育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省市两级曾对月光县多次通报批评，管计划生育的抬不起头来，谁也不愿去管这个烂摊子。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在月光县，派人搞计划生育也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本身有情绪，你叫他们怎么有热情搞好工作？想来想去，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目前需要县委、县政府提供什么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对计生干部，从政治上关心他们，从工作上支持他们，从生活上帮助他们。县卫生和计生委主任刘章鹏仿佛窝了一肚子的火，憋了一肚子气，一口气谈了目前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一是缺钱，基层人员一年到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没有一分钱补助，经反复动员引产上环的计生对象很少得到补助。二是基层干部玩弄数字游戏，谎报、漏报、迟报现象严重，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三是一些干部不自律，找门子托关系写条子。将不合法变合法，卫计委顶不住，百姓意见大。四是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生两个还依然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头两胎是女的，总要想方设法生个男的，超生、多生现象严重……县委常委会听取了汇报后，做出了几点决定。”
我问：“这样做，是不是有起色？”
“这是当然的，不过……。”首任县委书记接着说：“偏偏在此时，山寨镇卫生和计生办主任邹萍芳经不住丈夫的死缠硬磨，在计划外生了一个男孩，并大放鞭炮，公开大摆宴席，镇里、县里、市里一些人还大摇大摆地到场喝酒庆贺，你说邪不邪？这下全县计生工作一下子乱了套，像溃口似的，难以收拾。我心急如焚，紧急把刘章鹏叫到办公室。刘主任说，邹萍芳计划外生育，县里是知道的。县卫计委和镇里党政负责人一道多次做过她的工作，她也听得进，也不想违规生育。但他的丈夫、公公婆婆坚决要生。怎么做工作，怎么苦口婆心都不管用。还扬言谁让他们家绝后，就跟谁拼命。邹萍芳多次哭着找卫计委，要给准生证，我说计生干部带头知法犯法不对，县里公开开绿灯就更不对。后来，马志县长找我，也让我给准生证，我说什么也不敢给，此例一开，不好收场。马县长没有硬逼我，只是缓缓地跟我讲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我问。
“马县长说，有一次他得了重病，眼看快不行了，转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医院称床位紧张将他拒之门外，碰巧邹萍芳的丈夫张长康的舅舅林医生在医院做主治医生，张长康找到林医生。林医生本身技术过硬，人缘又好，很快让县长住了院，并通过医院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县长治病，还日夜守候在县长旁边，硬是把县长救活了。县长十分感激，问林医生有什么要求，林医生挺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要求，张家几代单传，到长康这一代，眼看就要绝后，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再生一个，县长满口答应了。马县长讲完后就对我说，你弄个准生证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我不能不报。我实在很为难，县长就说，他是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他兜着。他权大势大，您叫我怎么办？我只好照办了。您做点好事将我撤了算了，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干了。”
我有些好奇地问：“跟你共事的县长就这个态度，真是骑虎难下啊，你怎么办呢？”
首任县委书记说：“刘章鹏走后，我想了很久，如果不先处理那个邹萍芳，全县计生工作就会走进死胡同。处理吧，不仅会把马志县长的关系搞僵，而且还牵扯到与市里一些领导的微妙关系，张长康毕竟是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书记王伯年的专职司机，县里方方面面的工作还需要王书记的大力支持，在‘太岁’头上动土，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想来想去，我决心冷处理，就是不管不问，反正有县长顶着，管它呢。可这根本行不通，群众来信像雪片一样地往县里、市里、省里、中央飞，群众来访一拨又一拨，弄得卫计委、信访局苦不堪言。卫计委、信访局恳请我指示，我推说是政府行为，让他们找马县长，可马县长环顾左右而言他，让他们不得要领。上面也催逼县里抓紧处理，而县里，作为县委书记的我优柔寡断，前担心狼后担心虎；作为县长的马志，作为始作俑者的马志又不主动伸头担责，一拖二拖三丢手。犹疑不决中，全县计生工作迅速进入瘫痪状态。一些正直的干部群众忧心如焚，频频向我反映，要求我紧急干预。我再也拖不下去了，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涌上心头，并有力地支撑着我，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宣布准生证作废，撤销邹萍芳的镇计生办主任职务，开除她的党籍和公职。同时建议市委有关部门对张长康做出相应处理。主意一定，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邹萍芳的问题。大概是这件事影响太坏，县长马志又理亏，不好硬顶，就坐着不吭气，其他常委们也不表态。我只好把想法说了一下，好长时间都没人吱声。我反复提请各位常委讨论一下，但都默不作声。我说如果大家没反对意见，常委会通过，以常委会决定执行吧。”
“常委会就没有一个人发言？”我问。
“哪那么简单啊，我正要宣布散会时，县委副书记赵程大，我记得他当时还没有兼任政法委书记，赵书记说，我们这个地方农民的封建思想很浓厚，传宗接代的观念还很强。超生，违反国家计生政策肯定不对，但这种想法也应该理解。对邹萍芳的超生问题，肯定要处理，但处理不宜过重。我觉得不要开出公职，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按最高限额罚款就行了。”
“主任照当，工资照拿，就这么蜻蜓点水、轻描淡写？这能服众吗？”我问。
“这哪能服众啊，我问马县长怎么办？马县长说，这件事毕竟影响不好，加上撤销职务吧。就是宣布准生证作废，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按最高限额罚款，保留公职吧。”
“这么处理能刹住计划生育失控这辆车吗？”我问。
“直觉告诉我，肯定不能。我不得不再次重申了我的观点，请各位常委认真地给予讨论。”
“后来呢？”
“常委会很僵持，很压抑，有些死气沉沉，似乎呼吸不到自由的、畅所欲言的空气。我问了几次，都不吭气，我只好说，还是加上开除公职、加上向男方工作单位通报吧。否则，我们刹不住违反计划生育这股歪风，常委会就这样结束了。常委会一结束，刘章鹏就垂头丧气找到我，说马县长要他来找我，能否不宣布准生证作废？我说马县长也是同意作废的，问刘章鹏该不该作废，刘章鹏说最好网开一面，不宣布作废。我断然拒绝，用了很长时间跟刘章鹏讲道理。我说这么做是迫不得已，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你负不起这个责，县长负不起，我也负不起。我们既不能跟上级交待，更不能对全县人民及子孙后代交待。我不想成为月光县历史上的罪人，我相信你也不想，县长也不想，此事我已跟马县长通了气，你去办吧。”
“后来呢？”
“在月光县干个事真不容易啊。当天晚上，山寨镇党委书记和镇长找到我，说撤职就算了，能否保留党籍，不开除公职。我没有同意，说我们国家、省市县都制定了许多很好的政策，但对违反政策怎么处理，大都很原则、很含糊、很有随意性，罚不责众，使政策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搞狠一点、毒一点，使其他人不敢以身试法。只有这样，我们的计生工作和其他工作就会好搞些。他俩本身就是受人之托来‘游说’的，听我这么一说，没吱声就走了。”
“就这样结束了？”
“哪有这么简单啊。接连几天几夜，我这里像成了接待办公室，一批又一批的人都来说情，我解释得口干舌燥，喉咙都嘶哑了，工作几乎到了难以开展的地步。我迫不得已，提议召开了全县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大会。我情绪激昂，作了近一个小时、不带讲稿的演讲，从中国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讲到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讲到月光县的人口状况、资源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县委为什么要做出这么毫不留情的决定。即使本届县委不处理，新一届县委肯定还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别无退路，只能如此。由计生工作，我又讲到其它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工作都被动落后，上不去？因为我们下不了决心，不敢碰硬，不敢得罪人，不敢认真去做，不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各级干部必须认真负起责来，敢于担当，为了月光县的振兴，兢兢业业，富于创造性地、充满献身精神地工作。让我们赢得全县人民的信任，让全县人民信任我们！我的演讲被一阵阵的掌声打断，我自认为效果非常好。”
“处理执行完了？”
“基本上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说客。为了不使我的工作过于被动，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住阵脚，我没有对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者，县长马志和卫计委主任刘章鹏提出处理建议。我深深知道，一个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团结和谐，是一个地方工作成败的关键。我想马县长也应该理解我的用意，再怎么处理，也没伤到他本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