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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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群体犯法时在心理上不能叫作犯罪——群体行动的绝对无意识性——“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残忍和道德品性。
在一段兴奋时期过后，群体就会进入一种非常纯粹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下，它会受到暗示的引导，因此似乎很难把它看作一个犯罪群体。我会保留这一错误的描述，因为近期的心理学研究让这一描述变得时髦了起来。群体的一些行为，如果单单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的确是犯罪行为，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就如同一只老虎为了找乐子，会让小老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半死不活，然后再把他吞掉的事例一样。
通常来说，群体的犯罪动机是非常强大的暗示，那些参与了这些犯罪行为的个人，在事后会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责任，这和普通罪犯的情况完全不同。
群体犯罪的历史说明了实情。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事例。当监狱长的防御手段被摧毁以后，他被一群异常兴奋的人团团围住，从各个方向对他拳打脚踢。人们打算把他吊起来，砍掉他的头，把他系在马尾巴上。就在他同这群人进行争斗的时候，他踢了其中一个人。于是有人提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群众的阵阵欢呼。
这个人，一个干完工作的厨师，他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就是无事可做的好奇心，他就是想来这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既然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那么他就把这看作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他甚至认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表彰。他拿着一把借来的剑突袭了那光秃秃的脖子，但是这把剑有点钝，并没有刺进去，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所以他对于砍肉非常有经验），成功完成了刺杀行动。
以上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清晰地反映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服从别人的暗示，它会因为来自集体而更加强大，谋杀者会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值得夸耀的事情，既然他获得了来自他的同胞们的一致赞同，那么他有这样的想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视为犯罪，在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犯罪群体的普遍特征与我们所遇到的其他所有的群体特征并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无论是好还是坏的感情加以夸大，展现出某种道德，等等。
我们可以发现，在法国的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引发“九月惨案”的群体之中，都能发现这些特征。事实上，它与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我在此借用一下泰纳依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所做的叙述。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谁下了屠杀罪犯、空出监狱的命令。或许会是丹东或其他什么人，这都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事实是，被指控犯下谋杀罪的群体受到了强烈的暗示。
这个谋杀群体杀了大约300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质性群体。这个群体除了有极少数的职业恶棍之外，主要是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技工：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在别人的暗示下，他们就好比之前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坚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涌进了一间双开门的办公室，同时担任法官和执行者，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把他们自己看作罪犯。
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身任务的重要性，开始搭建审判台，与这一行为相关联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坦率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被指控的人非常多，他们一致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统统处死，没必要一一审判他们的案件——这就是说，在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人士的眼里，对于所有人而言，单凭职业就能够辨别出他们是否犯下了罪行。其他人将会依照他们的个人情况和名誉来进行审判。通过这种方式，群体幼稚的道德心才能得到满足。现在能够合法地进行屠杀了，凶残的本能将会得到尽情的释放。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这种本能的来源，集体总是会将它发挥到相当之高的程度。然而，就像群体在平日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本能并不能阻止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例如他们的同残忍一样极端的同情心。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拥有宽广的怜悯之心和敏锐的理解。在阿巴耶，当那些成员当中的其中一人得知囚犯们已经连续24个小时没喝上水，甚至想把狱卒打死，如果那些囚犯们没有劝阻他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当一个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释放后，包括守卫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快乐地拥抱他，对他致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开始了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欢乐的状态从未间断。人们在尸体旁边又跳又唱，凳子全都被安排成了“女士专用”，以让她们高兴地目睹贵族被处死。而且，这种表演一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正义氛围。
一个阿巴耶的刽子手曾经抱怨道，为了让女士们看得清楚，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在场只有极少数的人享受了杀掉贵族带来的快感。于是人们决定让被行刑的人缓慢地从两排刽子手之间经过，让行刑者用刀背砍他，借此延长他遭受痛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被行刑的人会被扒得一点也不剩，在半个小时内施以“凌迟”，当所有的观众都心满意足地观看了这个过程后，再用刀切开他们的内脏，了结他们的性命。
刽子手自身也会有顾虑，会呈现出我们之前指出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他们拒绝拿走被行刑的人的钱财和珠宝，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会议桌上。
群体头脑特有的幼稚的推理方式，经常能够从他们的行为之中找到。因此，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种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押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实际上是在养着一群毫无利用价值的人，所以还不如将他们统统杀掉，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接受。在他们当中自然也会出现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一定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可以的话，她会纵火烧了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将她除掉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具有说服力，囚犯们无一例外地被处死了，其中包括50个年龄从12岁到17岁不等的小孩子，他们或许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于是全部被除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的行动都会画上一个句号，那些刽子手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会坚信自己为国家效了力，于是动身前往政府要求奖赏。最热情的人还要求被授予奖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与之相似的事实。既然群体日益增长势力，政府的权威在他们的面前不断做出让步，因此我们注定能够发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群体犯法时在心理上不能叫作犯罪——群体行动的绝对无意识性——“九月惨案”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逻辑、残忍和道德品性。
在一段兴奋时期过后，群体就会进入一种非常纯粹的无意识状态，在这种无意识状态下，它会受到暗示的引导，因此似乎很难把它看作一个犯罪群体。我会保留这一错误的描述，因为近期的心理学研究让这一描述变得时髦了起来。群体的一些行为，如果单单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的确是犯罪行为，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犯罪行为就如同一只老虎为了找乐子，会让小老虎把一个印度人撕得半死不活，然后再把他吞掉的事例一样。
通常来说，群体的犯罪动机是非常强大的暗示，那些参与了这些犯罪行为的个人，在事后会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责任，这和普通罪犯的情况完全不同。
群体犯罪的历史说明了实情。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事例。当监狱长的防御手段被摧毁以后，他被一群异常兴奋的人团团围住，从各个方向对他拳打脚踢。人们打算把他吊起来，砍掉他的头，把他系在马尾巴上。就在他同这群人进行争斗的时候，他踢了其中一个人。于是有人提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群众的阵阵欢呼。
这个人，一个干完工作的厨师，他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就是无事可做的好奇心，他就是想来这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既然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那么他就把这看作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他甚至认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表彰。他拿着一把借来的剑突袭了那光秃秃的脖子，但是这把剑有点钝，并没有刺进去，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所以他对于砍肉非常有经验），成功完成了刺杀行动。
以上指出的过程的作用，清晰地反映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服从别人的暗示，它会因为来自集体而更加强大，谋杀者会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值得夸耀的事情，既然他获得了来自他的同胞们的一致赞同，那么他有这样的想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视为犯罪，在心理上却不是犯罪。
犯罪群体的普遍特征与我们所遇到的其他所有的群体特征并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变，把无论是好还是坏的感情加以夸大，展现出某种道德，等等。
我们可以发现，在法国的历史上留下最凶残记录的群体——引发“九月惨案”的群体之中，都能发现这些特征。事实上，它与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我在此借用一下泰纳依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所做的叙述。
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谁下了屠杀罪犯、空出监狱的命令。或许会是丹东或其他什么人，这都不重要。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事实是，被指控犯下谋杀罪的群体受到了强烈的暗示。
这个谋杀群体杀了大约300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异质性群体。这个群体除了有极少数的职业恶棍之外，主要是店主和各行各业的技工：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邮差等。在别人的暗示下，他们就好比之前提到的那个厨子一样，坚信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爱国主义任务。他们涌进了一间双开门的办公室，同时担任法官和执行者，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把他们自己看作罪犯。
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身任务的重要性，开始搭建审判台，与这一行为相关联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群体的坦率和幼稚的正义感。考虑到被指控的人非常多，他们一致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统统处死，没必要一一审判他们的案件——这就是说，在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人士的眼里，对于所有人而言，单凭职业就能够辨别出他们是否犯下了罪行。其他人将会依照他们的个人情况和名誉来进行审判。通过这种方式，群体幼稚的道德心才能得到满足。现在能够合法地进行屠杀了，凶残的本能将会得到尽情的释放。我在其他地方阐述过这种本能的来源，集体总是会将它发挥到相当之高的程度。然而，就像群体在平日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本能并不能阻止他们表现出一些相反的感情，例如他们的同残忍一样极端的同情心。
“他们对巴黎的工人拥有宽广的怜悯之心和敏锐的理解。在阿巴耶，当那些成员当中的其中一人得知囚犯们已经连续24个小时没喝上水，甚至想把狱卒打死，如果那些囚犯们没有劝阻他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当一个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释放后，包括守卫和刽子手在内的所有人都快乐地拥抱他，对他致以热烈的掌声”，然后开始了大屠杀。在这个过程中，欢乐的状态从未间断。人们在尸体旁边又跳又唱，凳子全都被安排成了“女士专用”，以让她们高兴地目睹贵族被处死。而且，这种表演一直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正义氛围。
一个阿巴耶的刽子手曾经抱怨道，为了让女士们看得清楚，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在场只有极少数的人享受了杀掉贵族带来的快感。于是人们决定让被行刑的人缓慢地从两排刽子手之间经过，让行刑者用刀背砍他，借此延长他遭受痛苦的时间。在福斯监狱，被行刑的人会被扒得一点也不剩，在半个小时内施以“凌迟”，当所有的观众都心满意足地观看了这个过程后，再用刀切开他们的内脏，了结他们的性命。
刽子手自身也会有顾虑，会呈现出我们之前指出的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他们拒绝拿走被行刑的人的钱财和珠宝，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会议桌上。
群体头脑特有的幼稚的推理方式，经常能够从他们的行为之中找到。因此，在屠杀了1200到1500个种族的敌人之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押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实际上是在养着一群毫无利用价值的人，所以还不如将他们统统杀掉，他的意见很快就被接受。在他们当中自然也会出现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一个下毒者的寡妇：“她一定对坐牢非常愤怒，如果可以的话，她会纵火烧了巴黎。她肯定这样说过，她已经这样说过了。将她除掉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具有说服力，囚犯们无一例外地被处死了，其中包括50个年龄从12岁到17岁不等的小孩子，他们或许已经成了人民的敌人，于是全部被除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的行动都会画上一个句号，那些刽子手们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会坚信自己为国家效了力，于是动身前往政府要求奖赏。最热情的人还要求被授予奖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提供了一些与之相似的事实。既然群体日益增长势力，政府的权威在他们的面前不断做出让步，因此我们注定能够发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