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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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变——它们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根除它们相当困难——信念的哲学荒谬性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易变。不是来自普遍信念的意见极易改变——观念和信仰在一个世纪之内的多样化——这些变化的真正的界线——受到多样化影响的事物——报业的混乱使得意见多变。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结构特征与心理特征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似之处。这些结构上的特征要么恒久不变，要么只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它们的改变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极其稳固的、无法摧毁的特征之外，还能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例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能够轻易加以改变的特征，有时它们甚至能让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无法改变的心理特征之外，还能发现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发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它的多变就如同岩石表面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区别非常明显的两类。一方面我们有重要且长久的信仰，它们可以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或许就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例如先前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另一方面是一些短暂且易变的意见，通常情况下，它们是各自时代诞生和消亡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事例包括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创造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一般来说，这些意见都只是表面的，就如同时尚一样复杂多变。它们类似于幽深湖水的表面不断涌现和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的数量相当有限。它们的兴盛和衰败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举世闻名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框架。
用稍纵即逝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并不难，若是想让一种信仰长时间扎根于此却殊为不易。然而，一旦这种信念被证实确立，要想彻底根除它也同样困难。一般来讲，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变革。甚至当信念几乎不能再掌控人们的头脑时，也要求助于革命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在一边的东西做最后的清除，因为习惯的力量能够阻碍人们彻底地放弃它们。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一场革命的开始，就是一种信念的结束。
一种信念开始衰败的确切时间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人们质疑的时刻。任何一种普遍的信念都是一种虚构，它只有处在不会受到考验的条件下，才能够幸存下来。
但是，即使当一种信念开始受到猛烈撼动时，产生这种信念的制度仍会保留它们的力量，消失得很缓慢。最终，当一种信念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建立在其上的一切就会随之消亡。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民族会在没有下定决心改变其所有文明因素时，改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它停下脚步，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普遍信念，在这个节点到来之前，它必然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普遍的信念是文明中必不可少的支柱，它们会决定想法的走向。它们各自都具有可以激发信念，产生一种责任感的能力。
各个民族总是意识到获得普遍信念的实际效用，本能地认为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自身衰败的信号。人民群众对于罗马的狂热崇拜，是一种让他们主宰世界的信念，当这种信念衰败之后，罗马注定会走向灭亡。对于那些摧毁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来说，只有当他们获得了某些被大众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他们的意见时，总会表现出不容忍的态度，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的不容忍的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发现或是坚持普遍的信仰，才使得众多的发明家和创新主义者被送上了火刑柱，即使他们逃脱了殉难，也难免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会出现如此多令人惊骇的恐怖场景，数百万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在建立一种普遍的信念时，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难题，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战无不胜，即使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会觉得非常荒谬，但它总会进入最理性的头脑。在长达1500年的漫漫岁月中，欧洲各民族一直认为，那些犹如莫洛克神一样残暴的宗教神话是毫无争议的吗？一个上帝，由于他所创造出来的生命不听从他的指挥，就开始进行自我报复，让它的儿子遭受恐怖的极刑，在十多个世纪里，竟然从来都没有人看出这种传说是多么荒谬。有些天赋极佳的人，比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普遍的信仰所具有的催眠作用这一事实更为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更加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拥有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一个新的教条在群体的思维里形成，它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并且会演变成各种制度、艺术和存在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对人们施展绝对的控制。实干主义者力争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为现实，立法者下定决心要将它付诸行动，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都致力于怎样才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展现它，除此以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产生出稍纵即逝的想法，但是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特征。古埃及文明，欧洲中世纪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全都是少数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最无足轻重的事物，也会给他们留下立刻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在普遍信念之下，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类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无法挣脱这些东西的束缚。人类的一举一动受到他们信念的控制，也受到这些信念产生的习惯的支配。这些信念和传统调整着我们的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无法挣脱它们的影响。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支配着人们大脑的暴政，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没有办法同它浴血奋战。没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可是，埋葬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采取了更深刻的专制统治。一个政治阴谋或许会推翻一个暴君，但是同牢靠的信念相抗衡又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吗？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争斗之中，法国大革命最终屈服了，虽然群体把同情心明显倒向了它这一边，虽然它采用了类似宗教法庭极其残忍的具有破坏力的手段。人类已知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都是他们对死人的缅怀或他们为自己编造出来的幻想。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普遍的信念总会显得极其荒谬，但是这些并不是阻碍它们成功的绊脚石。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一些无比神奇的荒谬性，它们也不可能成功。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信念之中虽然有明显的弱点，但这并未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同所有的宗教信仰相比，它充其量也就是下一等的信仰，前者呈现出的幸福的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生活之中才能实现，它超越了任何人所能争辩的范围，而社会主义者打算在现实中实现幸福的理想，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这种幸福理想，它的诺言的空洞就会瞬间暴露出来，从而使这种新的信仰会完全失去它的名望。因此，它的力量增长也只能维持到它取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一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新的宗教尽管像之前所有的宗教一样，都是以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作为开端，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群众意见的多变
以上我们阐述了坚定的信仰的力量，但是在这个基础层面，会产生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之中的某些也许只能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更为重要的也只能存在一个世代。我们已经指出，有些时候，这种意见的变化不过是表面现象，它们总是会被种族意识所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的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从表面来看，所有的政党都是完全不同的——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但是它们都拥有着完全一致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只受到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的影响，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同样的名字下能够发现一些截然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无法改变事物的本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受到了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罗马共和国，接受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袍，不过他们并没有成为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处在一个拥有强大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仰在它们表面的变动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维持着它们，在持续变化的意见之中找出受到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支配的成分。
倘若不进行这种哲学的验证，人们就会以为群众会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所有的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历史，好像都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作为例证，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法国历史上极为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恰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特别革命，随后成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专制的倡导者。在宗教这一问题上，他们先是从天主教转向了无神论，随后又倒向了自然神论，最终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不仅仅能在群众中产生，也能在他们的领导中产生。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名流政要，国王的死对头、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主人的人，竟然都成了对拿破仑毕恭毕敬的仆人，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的队列当中。
在接下来的70年里，群体的意见也产生了许多次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的继任者的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曾经被法国入侵两次的俄国，都用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会变得更加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轮流出现、产生又消亡。昨天还受到艺术家和作家的夸赞，明天就会受到人们的咒骂和蔑视。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了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又发现了些什么？所有同普遍信念以及种族的情感大相径庭的变化，都缺乏持久力，逆流不久就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河道。同任何普遍的信仰或情感毫无关联、因此不具备稳定性的意见，都只能任凭机遇的摆布，或是——倘若其说法还具有可采纳之处——会随着周围环境而发生改变。它们只不过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短暂现象。它们来去匆匆，就像海岸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要比往常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往日的信仰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力，所以它们再也不会像往常一样，能够产生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没落，为许许多多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突发意见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正与日俱增，而且这种势力会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经充分认识了群体观念的极端易变性这一特征，得以毫无顾忌地展现出来。
最后一个原因是近来新闻媒体的发展，它们总是把那些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意见所产生的暗示，很快就会被一个与之相对立的意见的暗示所摧毁。结果是没有任何一种意见能够成功得到推广，所有意见都只能稍纵即逝。现在，一种意见在充分被大众接受，成为普遍的意见之前，就会消亡。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世界历史上一种新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引导公众舆论上的无能。
不久之前，政府的行动、某些作家和极少数的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意见的真正反映者。现在，作家们失去了全部影响力，新闻媒体只能反映意见。对于政界人士来讲，别说让他们直接引导公众的意见，他们恐怕连跟上公众意见的脚步都来不及。他们惧怕意见，有时甚至会演变为恐惧，这会使他们采取一种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因此，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当中至高无上的指导原则。它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甚至能迫使国家之间结盟，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法兰西和俄国的结盟那样，这完全是一种大众运动的结果。当前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症是，人们会发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就好像他们也愿意将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意见转交给群众评判。从前，我们说政治无关情感之类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意见多变的群众冲动的影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被情感所引导，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之前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如同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会卑躬屈膝。毫无疑问，它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它总是反映群体的意见及其不间断的变化。报业成了只提供信息的媒介，它放弃了所有强迫人们接受某种想法或教条的努力。它会紧随公众思想改变的脚步，出于行业竞争的必要，它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深具影响力的报纸，例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都被先前的一代人视为神谕，如今它们要么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要么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这种报纸会把最有价值的新闻全都夹在各种轻松幽默的话题、社会的流言蜚语和财经谎言之间。现在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投稿人自由地发表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获得信息，怀疑任何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断言的读者，这种意见就显得有点无关痛痒了。甚至评判家也不再能断定一本书或是一个喜剧是否取得了成功。他们具备讽刺挖苦的能力，却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报业非常清楚，在形成批判或是个人的意见之中，任何事物都是毫无用处的，于是它们开始压制批评，只限于提及书名，然后再送上几句“捧场的话”。在20年的时间里，戏剧的评论或许会再次遭受同样的命运。
现在，对意见密切关注，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讲产生的效果。这样的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要比群体的想法更加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像群众咒骂他们昨天还在夸耀的事情的做法更加常见。
引导意见的力量的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保持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让群众对于一切没有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采取越来越不关心的态度。类似社会主义信条的问题，只有在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阶层，如矿区和工厂里的工人当中，才能获得名望。中产阶级的低等成员以及具备一定能力的工人，要么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要么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在过去的25年里，经由这样的引导引发的演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这以前的时期，尽管与我们相距不远，人们的意见仍旧拥有着普遍倾向，它们的由来是因为接受了某些基本的信仰。仅仅根据某个人是君主专制的强烈拥趸这一事实，就可以断定他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仅仅因为某人是共和主义者，就认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一个君主主义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并不是猴子的后代，而共和主义者也同样很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主义者的人拥有为王室说话的义务，而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揣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敬发言。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些人名，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必定带有宗教式的虔诚的口吻，还有其他一些人名，比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不可以在谈及时不予以猛烈的恶言谩骂作为回击。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也普遍存在。
目前，在讨论和分析的作用之下，一切意见全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点很快就被磨损殆尽，持续时间之短很难勾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越来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普遍意见的衰退，我们不必过度悲痛。无可辩驳，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走向毁灭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拥有超凡远见的人、使徒和群众领袖——总之，那些拥有真实而强烈信念的人——能够施展出远比只会否认、批评或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人强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由于现在的群体拥有庞大的势力，所以，倘若一种意见获得了足够的名望，从而使自己得到广泛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被赋予专制权力，任何事物都会跪拜在它的面前，自由讨论的时代将会长久消失。有时候，群体就好比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主人，就如同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是，他们同样非常残暴，反复无常。当一种文明被群体掌控时，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多少持续下去的机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物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体意见和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的漠不关心。
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变——它们是人类文明的主流——根除它们相当困难——信念的哲学荒谬性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易变。不是来自普遍信念的意见极易改变——观念和信仰在一个世纪之内的多样化——这些变化的真正的界线——受到多样化影响的事物——报业的混乱使得意见多变。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结构特征与心理特征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似之处。这些结构上的特征要么恒久不变，要么只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它们的改变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极其稳固的、无法摧毁的特征之外，还能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例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能够轻易加以改变的特征，有时它们甚至能让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无法改变的心理特征之外，还能发现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观念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发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它的多变就如同岩石表面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区别非常明显的两类。一方面我们有重要且长久的信仰，它们可以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或许就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例如先前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另一方面是一些短暂且易变的意见，通常情况下，它们是各自时代诞生和消亡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事例包括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创造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一般来说，这些意见都只是表面的，就如同时尚一样复杂多变。它们类似于幽深湖水的表面不断涌现和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的数量相当有限。它们的兴盛和衰败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举世闻名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框架。
用稍纵即逝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并不难，若是想让一种信仰长时间扎根于此却殊为不易。然而，一旦这种信念被证实确立，要想彻底根除它也同样困难。一般来讲，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变革。甚至当信念几乎不能再掌控人们的头脑时，也要求助于革命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在一边的东西做最后的清除，因为习惯的力量能够阻碍人们彻底地放弃它们。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一场革命的开始，就是一种信念的结束。
一种信念开始衰败的确切时间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人们质疑的时刻。任何一种普遍的信念都是一种虚构，它只有处在不会受到考验的条件下，才能够幸存下来。
但是，即使当一种信念开始受到猛烈撼动时，产生这种信念的制度仍会保留它们的力量，消失得很缓慢。最终，当一种信念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建立在其上的一切就会随之消亡。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民族会在没有下定决心改变其所有文明因素时，改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它停下脚步，开始接受一种全新的普遍信念，在这个节点到来之前，它必然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普遍的信念是文明中必不可少的支柱，它们会决定想法的走向。它们各自都具有可以激发信念，产生一种责任感的能力。
各个民族总是意识到获得普遍信念的实际效用，本能地认为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自身衰败的信号。人民群众对于罗马的狂热崇拜，是一种让他们主宰世界的信念，当这种信念衰败之后，罗马注定会走向灭亡。对于那些摧毁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来说，只有当他们获得了某些被大众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他们的意见时，总会表现出不容忍的态度，这显然是有原因的。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的不容忍的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发现或是坚持普遍的信仰，才使得众多的发明家和创新主义者被送上了火刑柱，即使他们逃脱了殉难，也难免在绝望中死去。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会出现如此多令人惊骇的恐怖场景，数百万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在建立一种普遍的信念时，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难题，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战无不胜，即使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会觉得非常荒谬，但它总会进入最理性的头脑。在长达1500年的漫漫岁月中，欧洲各民族一直认为，那些犹如莫洛克神一样残暴的宗教神话是毫无争议的吗？一个上帝，由于他所创造出来的生命不听从他的指挥，就开始进行自我报复，让它的儿子遭受恐怖的极刑，在十多个世纪里，竟然从来都没有人看出这种传说是多么荒谬。有些天赋极佳的人，比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没有任何事情要比普遍的信仰所具有的催眠作用这一事实更为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更加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拥有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一个新的教条在群体的思维里形成，它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并且会演变成各种制度、艺术和存在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对人们施展绝对的控制。实干主义者力争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为现实，立法者下定决心要将它付诸行动，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都致力于怎样才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展现它，除此以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产生出稍纵即逝的想法，但是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特征。古埃及文明，欧洲中世纪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全都是少数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最无足轻重的事物，也会给他们留下立刻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在普遍信念之下，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类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无法挣脱这些东西的束缚。人类的一举一动受到他们信念的控制，也受到这些信念产生的习惯的支配。这些信念和传统调整着我们的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无法挣脱它们的影响。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支配着人们大脑的暴政，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没有办法同它浴血奋战。没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可是，埋葬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类采取了更深刻的专制统治。一个政治阴谋或许会推翻一个暴君，但是同牢靠的信念相抗衡又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吗？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争斗之中，法国大革命最终屈服了，虽然群体把同情心明显倒向了它这一边，虽然它采用了类似宗教法庭极其残忍的具有破坏力的手段。人类已知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都是他们对死人的缅怀或他们为自己编造出来的幻想。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普遍的信念总会显得极其荒谬，但是这些并不是阻碍它们成功的绊脚石。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一些无比神奇的荒谬性，它们也不可能成功。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信念之中虽然有明显的弱点，但这并未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同所有的宗教信仰相比，它充其量也就是下一等的信仰，前者呈现出的幸福的理想只有在未来的生活之中才能实现，它超越了任何人所能争辩的范围，而社会主义者打算在现实中实现幸福的理想，所以如果有人想要通过艰苦奋斗实现这种幸福理想，它的诺言的空洞就会瞬间暴露出来，从而使这种新的信仰会完全失去它的名望。因此，它的力量增长也只能维持到它取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一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新的宗教尽管像之前所有的宗教一样，都是以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作为开端，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群众意见的多变
以上我们阐述了坚定的信仰的力量，但是在这个基础层面，会产生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之中的某些也许只能存在短短的一天时间，更为重要的也只能存在一个世代。我们已经指出，有些时候，这种意见的变化不过是表面现象，它们总是会被种族意识所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的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从表面来看，所有的政党都是完全不同的——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但是它们都拥有着完全一致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只受到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的影响，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同样的名字下能够发现一些截然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无法改变事物的本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受到了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罗马共和国，接受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袍，不过他们并没有成为罗马人，因为罗马人处在一个拥有强大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仰在它们表面的变动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维持着它们，在持续变化的意见之中找出受到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支配的成分。
倘若不进行这种哲学的验证，人们就会以为群众会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所有的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还是文学的历史，好像都证明了事实就是如此。作为例证，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法国历史上极为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恰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能够看出，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特别革命，随后成了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专制的倡导者。在宗教这一问题上，他们先是从天主教转向了无神论，随后又倒向了自然神论，最终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不仅仅能在群众中产生，也能在他们的领导中产生。我们惊讶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名流政要，国王的死对头、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主人的人，竟然都成了对拿破仑毕恭毕敬的仆人，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的队列当中。
在接下来的70年里，群体的意见也产生了许多次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人”在拿破仑的继任者的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曾经被法国入侵两次的俄国，都用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会变得更加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轮流出现、产生又消亡。昨天还受到艺术家和作家的夸赞，明天就会受到人们的咒骂和蔑视。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了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又发现了些什么？所有同普遍信念以及种族的情感大相径庭的变化，都缺乏持久力，逆流不久就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河道。同任何普遍的信仰或情感毫无关联、因此不具备稳定性的意见，都只能任凭机遇的摆布，或是——倘若其说法还具有可采纳之处——会随着周围环境而发生改变。它们只不过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短暂现象。它们来去匆匆，就像海岸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要比往常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往日的信仰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力，所以它们再也不会像往常一样，能够产生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没落，为许许多多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突发意见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正与日俱增，而且这种势力会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经充分认识了群体观念的极端易变性这一特征，得以毫无顾忌地展现出来。
最后一个原因是近来新闻媒体的发展，它们总是把那些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意见所产生的暗示，很快就会被一个与之相对立的意见的暗示所摧毁。结果是没有任何一种意见能够成功得到推广，所有意见都只能稍纵即逝。现在，一种意见在充分被大众接受，成为普遍的意见之前，就会消亡。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世界历史上一种新的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引导公众舆论上的无能。
不久之前，政府的行动、某些作家和极少数的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意见的真正反映者。现在，作家们失去了全部影响力，新闻媒体只能反映意见。对于政界人士来讲，别说让他们直接引导公众的意见，他们恐怕连跟上公众意见的脚步都来不及。他们惧怕意见，有时甚至会演变为恐惧，这会使他们采取一种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因此，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当中至高无上的指导原则。它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甚至能迫使国家之间结盟，正如我们最近看到的法兰西和俄国的结盟那样，这完全是一种大众运动的结果。当前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症是，人们会发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就好像他们也愿意将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意见转交给群众评判。从前，我们说政治无关情感之类的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意见多变的群众冲动的影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被情感所引导，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之前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如同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会卑躬屈膝。毫无疑问，它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它总是反映群体的意见及其不间断的变化。报业成了只提供信息的媒介，它放弃了所有强迫人们接受某种想法或教条的努力。它会紧随公众思想改变的脚步，出于行业竞争的必要，它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深具影响力的报纸，例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都被先前的一代人视为神谕，如今它们要么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要么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这种报纸会把最有价值的新闻全都夹在各种轻松幽默的话题、社会的流言蜚语和财经谎言之间。现在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投稿人自由地发表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获得信息，怀疑任何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断言的读者，这种意见就显得有点无关痛痒了。甚至评判家也不再能断定一本书或是一个喜剧是否取得了成功。他们具备讽刺挖苦的能力，却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报业非常清楚，在形成批判或是个人的意见之中，任何事物都是毫无用处的，于是它们开始压制批评，只限于提及书名，然后再送上几句“捧场的话”。在20年的时间里，戏剧的评论或许会再次遭受同样的命运。
现在，对意见密切关注，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了解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讲产生的效果。这样的任务并不容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要比群体的想法更加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像群众咒骂他们昨天还在夸耀的事情的做法更加常见。
引导意见的力量的缺失，以及普遍信仰的毁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保持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让群众对于一切没有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采取越来越不关心的态度。类似社会主义信条的问题，只有在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阶层，如矿区和工厂里的工人当中，才能获得名望。中产阶级的低等成员以及具备一定能力的工人，要么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要么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在过去的25年里，经由这样的引导引发的演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这以前的时期，尽管与我们相距不远，人们的意见仍旧拥有着普遍倾向，它们的由来是因为接受了某些基本的信仰。仅仅根据某个人是君主专制的强烈拥趸这一事实，就可以断定他拥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仅仅因为某人是共和主义者，就认定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一个君主主义者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并不是猴子的后代，而共和主义者也同样很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主义者的人拥有为王室说话的义务，而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揣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崇敬发言。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些人名，比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必定带有宗教式的虔诚的口吻，还有其他一些人名，比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不可以在谈及时不予以猛烈的恶言谩骂作为回击。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也普遍存在。
目前，在讨论和分析的作用之下，一切意见全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点很快就被磨损殆尽，持续时间之短很难勾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越来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普遍意见的衰退，我们不必过度悲痛。无可辩驳，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走向毁灭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拥有超凡远见的人、使徒和群众领袖——总之，那些拥有真实而强烈信念的人——能够施展出远比只会否认、批评或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人强大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铭记于心的是，由于现在的群体拥有庞大的势力，所以，倘若一种意见获得了足够的名望，从而使自己得到广泛接受，那么它很快就会被赋予专制权力，任何事物都会跪拜在它的面前，自由讨论的时代将会长久消失。有时候，群体就好比是非常容易相处的主人，就如同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是，他们同样非常残暴，反复无常。当一种文明被群体掌控时，它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多少持续下去的机会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物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体意见和他们对所有普遍信仰的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