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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徐辉祖和方孝孺讲述监察部职能之后已经过去三天了。或许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最惹人注意的事是太子的册立吧，居然没人为一字并肩王和监察部的事聒吵。
昨天夜里香甜地睡了一个好觉，中午，又尝了那位摊主“祖传秘方”制作的牛肉、牛筋，再配上入口醇厚、鲜甜爽口的粟米黄酒，朱棣的心情大好。
原本打算过几日再和臣下讨论吏治改革的问题，由于心情很好，于是提前派太监将相应官员宣召入宫。
在等待的间隙，朱棣在御花园西侧书房中倚窗而坐，批复奏折。
不多时，黄俨便报告说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郁新、户部侍郎夏元吉、文渊阁学士杨士奇、杨荣求见。宣见后，这五人便鱼贯而入。
与李至刚一样，蹇义也比历史上稍稍提前了一点时间担任了尚书一职。然而与李至刚不同的是，李至刚在官场上惊险无比，隔个几年就会到监狱小住一段时间，而且官还越来越小。蹇义却久任吏部尚书，历事五朝，死后追赠太师，谥“忠定”，真真正正的一帆风顺。当然，如果按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来看，两人的结局不同却也说得过去。就做官而言，蹇义比李至刚的贡献大得多。作为吏部尚书，蹇义在明初政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对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颇有贡献。
看到郁新一大把年纪了还颤颤巍巍地磕头，朱棣微觉不忍。
“免礼，平身。郁尚书年纪大了，今后象这样的情况就不必行这三叩九拜之礼了。”
郁新到底还是将礼行完，然后费力地站起来。
“此举与礼制不合，臣万万不敢奉诏。”
朱棣默然。
朱棣准备重用夏元吉。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夏元吉比郁新更有才干。而是由于他玩足球经理那个游戏时养成地习惯——如果能力同样杰出。那么就更看重年轻地球员。原来地历史上。郁新其实也将户部管理得不错。而且经常有很好地建议。只可惜郁新到底年纪大了。三年之后就会伸腿。另一个历史时空地永乐皇帝听闻郁新地死讯后还曾遗憾地感叹说“郁新理邦赋十三年。量计出入。今谁可代者?”
让他免跪他居然还不领情。那就由他吧。
这么想着。朱棣转过头向夏元吉和杨士奇问道：“役法改革地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概正等着这句话吧。朱棣地话音未落夏元吉便站了出来。
“皇上。这些天来我和杨学士经常讨论此事。觉得还有两个疑问……”
看到其余人均是一脸不明所以地表情。朱棣做了个手势打断夏元吉地话。
“将你们手上役法改革的内容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不知首尾，听你说话象听天书似的……郁尚书，役法改革主要是户部的事，朕担心累着你了，所以预先和夏元吉、杨士奇草草讨论了一番，你不要有什么心障。”
郁新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段话，大意是在说多谢皇上体贴，但他现在身体还好，还是能够承担重担的。
朱棣一笑，接着说道：“爱卿老成谋国，又始终廉隅自持，朕已经在贤良祠为你留下了位子。爱卿曾经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爱聊的眼光朕自然是信得过的。可是维喆到底年轻，缺乏经验，还需要爱卿这样的老臣扶上马送一程。所以，朕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家养老，只是让爱卿多受累了。”
郁新满是皱折的脸一下子就舒展开了，连忙谢恩谦逊。
朱棣摆摆手，吩咐其他人先在一旁看役法改革的内容，然后对夏元吉说道：“你接着说。”
“臣和杨学士讨论后还有两个疑问。一是人头税主税只收一个铜钱，全国每年加起来总数也只不过五万贯而已。既然数额不多，皇上何不开恩干脆取消这个税种，直接将人头税附税视为主税？”
“第二个疑问是关于浮动田赋的。皇上在这部分内容里写了‘税率累进制’五个字，臣和杨学士讨论了很长时间，没能猜出圣意所指。”
听完夏元吉的话，朱棣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这两个疑问之中，其中第二个疑问其实夏元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问过。只是那天朱棣长篇大论说了一通之后，将这个问题给忘了，解答完杨士奇的疑问，就直接宣布让他们回去——那种情况下，夏元吉自然不好追问。至于第一个问题，之前夏元吉和杨士奇均不曾提及，估计是他们研究讨论之后新发现的疑问。
朱棣解答道：“一个铜钱虽少，但它的含义却不可轻视。凡缴纳了人头税主税的，即是朕的臣民。这个道理就好比藩国向大明进贡物品，其意义在于表明向大明臣服，贡品价值的多少反倒不是很重要。”
“此外，在朕的计划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主税。大明疆域如此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已经很麻烦了，连语言都没有完全统一，有些地方隔个山头就听不懂山那边的话，这怎么能行？！”
“所以朕决定，日常讲官话的臣民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平常不讲官话的臣民，则缴纳十个铜币的人头税。这增加的九个铜说起来也是很多，但是对于官话的推广肯定会有不小的帮助。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很难，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成效，但是有了这条政策，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必然会普及官话。”
“为促进百姓使用官话的积极性，朕规定：凡某县通过该项考核后，若邻县尚未通过核查，则该县所减免的人头税由邻县分担。此外，对邻县额外加征的人头税不必缴纳国库，而是作为奖励给予通过考核之县的教谕。”
吏部尚书蹇义虽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内容，但耳朵也没闲着。听到这里，蹇义小心翼翼地进谏道：“皇上，要鉴定每一个百姓平日是否说官话似乎太过困难。”
朱棣瞥了蹇义一眼。
“一个一个地鉴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县为单位。由县学的教谕向礼部申报，然后朝廷进行核查。若整个县的百姓基本讲官话，那么这个县的百姓就只征收一个铜钱的人头税主税。”
蹇义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谏道：“臣担心，派去核查的官员会难以掌握‘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
“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者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
向徐辉祖和方孝孺讲述监察部职能之后已经过去三天了。或许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最惹人注意的事是太子的册立吧，居然没人为一字并肩王和监察部的事聒吵。
昨天夜里香甜地睡了一个好觉，中午，又尝了那位摊主“祖传秘方”制作的牛肉、牛筋，再配上入口醇厚、鲜甜爽口的粟米黄酒，朱棣的心情大好。
原本打算过几日再和臣下讨论吏治改革的问题，由于心情很好，于是提前派太监将相应官员宣召入宫。
在等待的间隙，朱棣在御花园西侧书房中倚窗而坐，批复奏折。
不多时，黄俨便报告说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郁新、户部侍郎夏元吉、文渊阁学士杨士奇、杨荣求见。宣见后，这五人便鱼贯而入。
与李至刚一样，蹇义也比历史上稍稍提前了一点时间担任了尚书一职。然而与李至刚不同的是，李至刚在官场上惊险无比，隔个几年就会到监狱小住一段时间，而且官还越来越小。蹇义却久任吏部尚书，历事五朝，死后追赠太师，谥“忠定”，真真正正的一帆风顺。当然，如果按佛家的因果报应观念来看，两人的结局不同却也说得过去。就做官而言，蹇义比李至刚的贡献大得多。作为吏部尚书，蹇义在明初政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对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颇有贡献。
看到郁新一大把年纪了还颤颤巍巍地磕头，朱棣微觉不忍。
“免礼，平身。郁尚书年纪大了，今后象这样的情况就不必行这三叩九拜之礼了。”
郁新到底还是将礼行完，然后费力地站起来。
“此举与礼制不合，臣万万不敢奉诏。”
朱棣默然。
朱棣准备重用夏元吉。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夏元吉比郁新更有才干。而是由于他玩足球经理那个游戏时养成地习惯——如果能力同样杰出。那么就更看重年轻地球员。原来地历史上。郁新其实也将户部管理得不错。而且经常有很好地建议。只可惜郁新到底年纪大了。三年之后就会伸腿。另一个历史时空地永乐皇帝听闻郁新地死讯后还曾遗憾地感叹说“郁新理邦赋十三年。量计出入。今谁可代者?”
让他免跪他居然还不领情。那就由他吧。
这么想着。朱棣转过头向夏元吉和杨士奇问道：“役法改革地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大概正等着这句话吧。朱棣地话音未落夏元吉便站了出来。
“皇上。这些天来我和杨学士经常讨论此事。觉得还有两个疑问……”
看到其余人均是一脸不明所以地表情。朱棣做了个手势打断夏元吉地话。
“将你们手上役法改革的内容给他们看一看，他们不知首尾，听你说话象听天书似的……郁尚书，役法改革主要是户部的事，朕担心累着你了，所以预先和夏元吉、杨士奇草草讨论了一番，你不要有什么心障。”
郁新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段话，大意是在说多谢皇上体贴，但他现在身体还好，还是能够承担重担的。
朱棣一笑，接着说道：“爱卿老成谋国，又始终廉隅自持，朕已经在贤良祠为你留下了位子。爱卿曾经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爱聊的眼光朕自然是信得过的。可是维喆到底年轻，缺乏经验，还需要爱卿这样的老臣扶上马送一程。所以，朕现在还不能放你回家养老，只是让爱卿多受累了。”
郁新满是皱折的脸一下子就舒展开了，连忙谢恩谦逊。
朱棣摆摆手，吩咐其他人先在一旁看役法改革的内容，然后对夏元吉说道：“你接着说。”
“臣和杨学士讨论后还有两个疑问。一是人头税主税只收一个铜钱，全国每年加起来总数也只不过五万贯而已。既然数额不多，皇上何不开恩干脆取消这个税种，直接将人头税附税视为主税？”
“第二个疑问是关于浮动田赋的。皇上在这部分内容里写了‘税率累进制’五个字，臣和杨学士讨论了很长时间，没能猜出圣意所指。”
听完夏元吉的话，朱棣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这两个疑问之中，其中第二个疑问其实夏元在之前的奏折中已经问过。只是那天朱棣长篇大论说了一通之后，将这个问题给忘了，解答完杨士奇的疑问，就直接宣布让他们回去——那种情况下，夏元吉自然不好追问。至于第一个问题，之前夏元吉和杨士奇均不曾提及，估计是他们研究讨论之后新发现的疑问。
朱棣解答道：“一个铜钱虽少，但它的含义却不可轻视。凡缴纳了人头税主税的，即是朕的臣民。这个道理就好比藩国向大明进贡物品，其意义在于表明向大明臣服，贡品价值的多少反倒不是很重要。”
“此外，在朕的计划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主税。大明疆域如此广阔，‘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已经很麻烦了，连语言都没有完全统一，有些地方隔个山头就听不懂山那边的话，这怎么能行？！”
“所以朕决定，日常讲官话的臣民只需要缴纳一个铜币的人头税，平常不讲官话的臣民，则缴纳十个铜币的人头税。这增加的九个铜说起来也是很多，但是对于官话的推广肯定会有不小的帮助。要改变一个人的语言习惯很难，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成效，但是有了这条政策，若干年后中华大地上必然会普及官话。”
“为促进百姓使用官话的积极性，朕规定：凡某县通过该项考核后，若邻县尚未通过核查，则该县所减免的人头税由邻县分担。此外，对邻县额外加征的人头税不必缴纳国库，而是作为奖励给予通过考核之县的教谕。”
吏部尚书蹇义虽然在看役法改革的内容，但耳朵也没闲着。听到这里，蹇义小心翼翼地进谏道：“皇上，要鉴定每一个百姓平日是否说官话似乎太过困难。”
朱棣瞥了蹇义一眼。
“一个一个地鉴定自然是不成的，就以县为单位。由县学的教谕向礼部申报，然后朝廷进行核查。若整个县的百姓基本讲官话，那么这个县的百姓就只征收一个铜钱的人头税主税。”
蹇义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谏道：“臣担心，派去核查的官员会难以掌握‘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
“基本讲官话这个尺度很难把握吗？”朱棣先是厉声责问，转念一想，蹇义大概是在担心官员受贿后会在主观上放宽标准，于是放缓语调。“朕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核查的问题好解决，就由礼部、锦衣卫以及监察部分别派员前去核查。若是三者结论相同自然没什么，若是三者结论有异，朕自会再派钦差前去复查。”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在这件事上朱棣之所以决定圣躬独裁，倒不是因为他对后世的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反正语言只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只要能够让人正常地交流，管它是北京话、陕西话还是闽南语呢？真正的原因在于，朱棣从后世穿越而来，习惯说普通话，而燕王之前也总是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这个时代的北平话和后世的北京话虽说有一定的区别，但大致上相差也不大。为了方便自己，朱棣自然只能选择推广官话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语言。
推广北平话是为了方便自己，而统一语言则是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只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
说起来难为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反倒是身为少数民族的乾隆。历史上那些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均是生活在汉人之中，由于生活习惯、使用的文字语言逐渐被汉人同化，因此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汉民族之中。朱棣希望加速这种过程，推广官话只是第一步，将来，朱棣还会诱使拥有本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使用汉字。至于说保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问题，朱棣却是不关心的——生活习惯不同倒也罢了，语言和文字不同在朱棣看来只会带来麻烦，不会有任何好处。所谓民族特色什么的，如果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朱棣绝不介意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朕再接着解答维喆和士奇的第二个疑问。”
“所谓的税率累进制，意思就是说纳税额度在一个水平线以下者按某个统一标准缴纳，而纳税额度超过这个水平线者，其超过额度的部分则按更高税率缴纳。”
“以往的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三五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如果稍稍逾此一步，纳税人便无力负担。若是设定税率累进制，这种税制不会让下户多缴纳一文钱，而家庭富裕缴纳更多的税也不至于觉得难以承受。于是，朝廷便能获得更多的赋税。”
“历朝之所以未曾提及税率累进制，大概是因为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若是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无法解决技术上的困难。但如果实施浮动田赋自行申报制度，这一难题便可解决。在利益的驱使下，百姓自然会自觉地相互监督其缴税额度。于是，官府不必增加官吏进而密切监视乡村具体的贫富情况，也能够实施税率累进制。”
“税率累进制这样设定好了：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十文；三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二十文；七百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三十文，两千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四十文；一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征收五十文……”
说到这里朱棣顿了顿。其实这种额度的累进税率并不高，家中拥有田地万亩以上者，超过部分每亩额外所征收的五十文其实只相当于五斤米。若是针对兼并，区区五十文的累进税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阻碍效果。
事实上，如果处于别的年代，朱棣会将累进制税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并。然而为了促进殖民活动，朱棣却只能将累进制税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并土地的热情，那便必然会导致部分自耕农失去土地，进而能够促进殖民活动。
朱棣不觉得自己很残酷。再怎么说，税率累进制多多少少也对兼并可以产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没鼓励兼并已经是很不错了——要知道，英国在“羊吃人”运动期间所颁布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于兼并的。
朱棣为自己的善良感动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
“大明立国后核定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为十四万有余。以这十四万富户计算，即便每户田产只是刚刚达到七百亩，其中有一百亩无需额外收税，然后有两百亩需按每亩十文额外缴纳两千文，接下来还有四百亩需按每亩二十文额外缴纳八千文，也就是说，田产达七百亩的富户至少需额外缴纳十贯。对于田产超过七百亩的富户而言，额外缴纳十贯并不是无法承受的重赋，然而国库却可以因此一年额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万贯的税收。”
见底下那些学富五车的人恭敬中带着崇拜，表情象个刚入学的童蒙在文庙参拜孔子一般，朱棣不无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税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于民，但实际上却只是有利于士绅、地主和官僚阶层而已。因为，明朝国家财政的捉襟见肘导致了政府在公共事业上投资严重不足，而公共事业诸如运输道路的改善、水利的兴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严重不足，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穷困。当然，单纯的高税政策同样不可行，因为“官逼民反”这句话并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唯有实施累进制税率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后世某些小说中，一百四十万贯（注1）只不过相当于一件极品玉器的价格。但事实上，明朝的税粮收入一年也只不过三千万石左右。仅凭这种累进制税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负担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税粮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们来其实是为了讨论一下吏治的问题。”
底下五个人顿时警觉地竖起耳朵屏息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