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女友失踪那天，给我包了韭菜馅的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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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结束之后，我会经常想起那个夜晚，如果没有发生蒋培兴夫妇被杀的事，我是否就能准时赶到家里，给徐珊包一顿饺子。那么一切就会都不一样。
“饺子我包了，只是有点丑，晚上给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场取电影票（＾－＾）。”
这是她发给我的最后消息。
有些人，整天见面；有些人，只能怀念。
干法医这么多年，看过形形色色的命案，有些案子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渐渐淡了，但有些案子却依然印象深刻。
每当我不经意间瞥见左手食指上那道疤痕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案子，怎么也挥之不去，所有当时的情景一下子全都浮现在眼前。
俗话说“进了腊月就是年”，还有句俗话是——“年关难过”。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传统节日小年，天阴得很厉害，冷飕飕的。
下午两点半，我和赵法医离开温暖的办公室，王猛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了，他一边搓手跺脚，一边和我们打招呼，嘴里呼出的气体凝成了白雾。
“最近生意兴隆，天天有活儿啊！”王猛在车上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作为痕检技术员，王猛比我还要忙，他不光要和我一起做尸检，还要去看其他现场。
路上我没心思说话，一路都在暗暗祈祷案情不要太复杂，晚上还答应了女朋友要给她包饺子。
一进腊月，我就开始和尸体频繁接触。昨天在平安桥下检验了一个流浪汉，破棉袄敞开了怀，裤子也褪到了膝盖，脸上的皱纹挤成了花，像在抿嘴笑。
王猛扭着头不愿多看，说看多了怕晚上做噩梦，真想不到王猛竟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流浪汉身上没有伤，只有反常脱衣现象和脸上的笑容，他在年关腊月冻死了，死相不算难看。我知道，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他感觉不到寒冷。
半小时后，我们驶到城乡接合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渐渐稀少。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墙外拉着警戒带，旁边停着两辆警车，警灯有些晃眼。
院门上方有个大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培兴”俩字。院子前后各种着一些树，叶子都掉光了，枝头孤零零地挂着几颗果子，黑黝黝的，看不出是什么果。
派出所民警大老远挥着手，简单寒暄后开始介绍案情。这是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一对外地夫妻经营，男的叫蒋培兴，38岁，女的叫董素琴，35岁。废品收购站规模不算小，方圆十里的废旧物品都在这里汇集。
“这就是报案人。”派出所民警打开车门，车上下来一个老头，腿脚不太麻利，哆嗦着走过来。
“这倒霉事咋就叫我摊上哩？”老头60来岁，皮肤黑中透红，满脸皱纹，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嘴里呼出一股子大蒜味。
报警的老头是个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今天运气不错，一上午就装满了三轮车。他中午喝了点小酒，骑三轮车来卖废品，发现门从里面上了锁，喊了几声没动静，就使劲推门。
门开了一道缝，人进不去，但老头看到院子里趴着一个人，把他吓得够呛。
院门虚掩着，我使劲吸了口气，一股浓浓的气味扑过来，真是一个血腥味十足的现场。
“医生看过，两口子都没了。”派出所民警表情凝重，抬手伸出两根手指，落下时却变成了三根，“屋里有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我一阵胸闷，呼吸有些不畅，抬头看了看天，天也更阴沉了。天气预报傍晚有雪，一场雪可能会覆盖许多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勘验现场。
院子很大，比普通人家的院子要大很多倍，堆满了各种物品，废铜烂铁旧家电，书本纸壳塑料布……像一座座小山丘。院子北侧有三间平房，南侧有两间平房。
男性死者趴着，左手臂垫在头下，看不清脸。他右手向前伸着，手距院门不到两米。那是一双布满了老茧和裂纹的手，手指油腻乌黑。
王猛拿起相机，“咔嚓咔嚓”拍着照片。我和赵法医蹲下身子，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
院子里铺满了煤渣灰，由于渗入了大量鲜血，尸体头部周围的煤渣灰是湿润的，部分煤渣表面有凝固的血迹。
趴在地上的男人看起来不算高，但很强壮，穿一套深蓝色工装，肘部和袖口磨得发亮，脚上是一双军绿色胶鞋，鞋底的花纹磨损严重。
男人湿乎乎的短发略有些打绺，鬓角有不少白头发，后枕部隐约冒着丝丝白气。
我摸了一把，手套上全是血：“枕部颅骨粉碎性骨折，这应该就是致命伤。”
赵法医和我把尸体轻轻翻了过来，死者脸上全是血，看不清面容。
王猛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冲洗了死者的面部，这是一个国字脸的男人，眉毛很粗，但中间有些不连续，像是被剪了一刀。
赵法医没吭声，起身朝北屋走去，我赶紧甩了甩手上的血，跟着进了屋。
屋里有些暗，正对门口的小桌上摆放着饭菜，有半盆土豆炖排骨，还有半盘炒豆芽，笼扇里有掰开的馒头和红薯。桌上还有两只碗，其中一只盛满了小米粥，另一只是空的。
地上有个女人，她双手抱在浑圆的肚子上，蜷缩成一团。当勘查灯照在她脸上时，我分明看到她眼角晶莹透亮。
屋里静得可怕，我的心跳越来越快，根本不受控制。赵法医叹了口气：“这女人死前肯定很痛苦。”
赵法医的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以前我从没考虑过，死者在面临死亡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一直认为，死亡是一件冰冷而无情的事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一直觉得法医需要时刻保持客观公正，不能掺杂太多感情，无论死者是什么身份、怎么死的，我都必须一视同仁。
可当赵法医说出那句话时，我却打心底表示认同。在那间幽暗的小屋里，我仿佛看到了女人临死前的痛苦和挣扎，我也跟着一阵难受。
当她遇袭时，拼命往里逃，希望能躲过一劫。被打倒在地后，她只能无助地跟尚未谋面的孩子告别，或许在那个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孩子。
“他妈的！”王猛忍不住爆了粗口，“没人性的家伙！”
我干法医之后，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感。我盯着那女人，默默在心里说了句：“对不起，我救不了你的命，但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提取检材后，同事和警犬继续协力搜查。我离开现场时，没听说有新的发现，看来凶手拿着作案工具跑了。
傍晚6点，通常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们赶到解剖室时，窗外飘起了小雪花。解剖室里温暖明亮，暂时驱散了心中的寒意。
刚到解剖室不久，我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我看了一眼，就放下手机专心进行尸检了。
男人身上有不少伤，手背和前臂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是抵抗伤。他想护住头部，可惜没成功，头部被打了7下，每一下都势大力沉。
颅骨碎成了一片一片的，从骨折形态分析，凶器是一种具有直边和直角的钝器，重量较大，易于挥动。嗯，比较像方头锤或石工锤。
我记得读书时，老师讲过各种工具的致死能力排名：“刀不如斧，斧不如锤。”
当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案件，凶手就是用锯短锤柄的石工锤将同学一一锤杀，可见这是一种很趁手的杀人工具。
解剖女死者前，我抬头换了口气，看到窗外飘雪花了，有些走神。
我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赵法医已经穿戴整齐，站在了解剖台前。
赵法医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摇了摇头，但我那天确实不在状态，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
女人身上的伤不算多，腹部有一处皮下出血，说明腹部曾受过攻击。致命伤也在头部，工具也是方头锤，虽然只有3下，但锤锤致命。
女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抵抗伤，可以想象，肚子被攻击时，她一定很害怕，她一心只想逃，只想着护住肚子里的孩子。
男人的胃里是空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就被杀死了；女人胃里有小米和红薯，十二指肠里也有食物，应该是刚吃过饭不久甚至是正吃着饭就遇害了。
实践证明，做什么事情都得专心，三心二意是很容易出事的。当我捧出8个月大小的男性胎儿时，手套在不断往下滴血。赵法医盯着我的手，眉头拧成了一团。
很快我就意识到，手指连同手套一起被割破了。说来奇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割破的。手指一开始并不疼，只是有点凉凉的感觉，然后才是阵阵疼痛，但还能忍受。
等我冲洗了一阵，才发现伤口很深，我尽量把血挤出来，挤到最后手都麻了。我有点庆幸这一刀割在了自己手上而不是赵法医手上，不然我会很内疚。
我自问心理素质一向不错，但是这场特殊的“接生”还是让我有些承受不住。感觉胸腔里涌动着什么，一阵恶心翻上来，我强行压下去，出了一身冷汗。
在赵法医的劝阻下，我没有坚持戴上手套，赵法医一个人完成了尸体缝合，然后整理、清洗工具。
我记不清是怎么离开解剖室的了，只记得很晚很晚，赵法医要请大家吃饭，我没和他们一起。
案子并没有在短时间内侦破。
案子现场条件很差，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案发时间正值午后，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周围也没有监控，侦查员没摸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警犬在现场周围找了好几天，最后在现场南侧3公里处一条小河边停下。河水阻断了气味，警犬在河对面转了几圈，线索断了。
当我再次关注这起案子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后了，整个春节都过得浑浑噩噩，可日子还得继续。
我知道，整个春节期间，同事们也都情绪低沉。节后一上班，我就看到一堆人举着横幅站在了公安局门口。
同事告诉我，那是死者蒋培兴的哥哥组织了一帮人在给公安局施压，要求公安局尽快破案，并且解冻蒋培兴账户上的50多万存款，好让蒋培兴夫妇入土为安。
社会上也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传言，同事们那段时间都很烦躁，但又不能冲死者家属发火，只能默默承受着压力，希望能早日破案，也算给死者一个交代。
刑警大队专门成立了专案组，每天傍晚都凑一起分析情况。我们根据现场和尸检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刻画，凶手为一到两人，青壮年男性，体力较强，文化水平低。
从现场及尸检情况来看，两位死者身上一共有3种损伤，分别是锤类工具造成的钝器伤、锐器伤和徒手伤。
现场及周边都没有发现疑似作案工具，说明嫌疑人要么是自带工具，要么是就地取材作案后随手把工具带走了。不管怎样，作案工具不见了。
赵法医提出，嫌疑人很可能未婚，因为已经结婚生子的人，一般不会对孕妇下狠手。也有人表示怀疑，因为谁也说不准，人一旦失去了人性会做出什么事。
专案组走访了周围的居民，排查死者蒋培兴和董素琴夫妇的社会关系。
蒋培兴的哥哥叫蒋培国，43岁，也在本地开了家废品收购站，与蒋培兴的废品收购站大约有20公里距离。蒋培国有个儿子叫蒋英杰，高中毕业后在城区一家工厂打工。
蒋培兴夫妻两人还有个10岁的女儿叫蒋佳彤，在老家那边上学，平时由爷爷奶奶帮着照看。
蒋培兴和妻子董素琴来城里已经有将近10年了，最初在一处工地打工，后来低价盘下郊区这个院子，开了家废品收购站。
据同村村民反映，蒋培兴夫妻二人比较“能卧子”（意思是能力强），比一般人想得远，也能吃苦耐劳，所以很快就把废品收购生意做大了，还在家里盖了2层楼。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大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城区一半的废品收购站都是蒋培兴的老乡开的。
蒋培兴的哥哥蒋培国说，大家见蒋培兴发了财，都去上门取经，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利润很高，大有可为，于是很多脑子活络的村民就进城从事废品收购行业了，多数人都发家致富了。
蒋培兴除了在老家盖了楼，银行卡上还有50多万存款。有位同事感慨地说：“咱忙死累活的，风险也大，还不如人家收废品的挣得多。”
赵法医把脸一板：“挣钱再多有啥用，大人孩子全没了。”那同事赶紧闭了嘴，脸色煞白。
有些事，再急也没用，日常工作也不能耽误。幸运的是，半个月后，案子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阳光明媚，我和赵法医在法医门诊坐诊，推门进来俩小伙子，手里各自捏着派出所开的鉴定委托书。
其中一个小伙子鼻青脸肿，左眼眯成一条缝，眼睑肿得紧绷发亮；另一个小伙子下巴上缠了一条绳，连着一顶白色的网状头套。
我盯着那个戴头套的小伙子看了半天，总觉得有些面熟，等看到身份证后，才想起他是谁。
伤者叫蒋英杰，废品收购站案子中死者蒋培兴的侄子。那天在公安局门口举横幅的人里面就有他，大高个，很显眼。当时离得远，没看仔细，今天一看，小伙子长得挺帅，眉清目秀。
昨晚在饭店吃饭，蒋英杰他们几个和邻桌起了争执，双方混战。对方人多，蒋英杰这边吃了亏，几个人都受了点伤，蒋英杰头上被对方用酒瓶开了瓢，去医院缝了7针。
蒋英杰本想缝完针就回家，可同伴咽不下这口气，直接报了警，派出所值班民警当晚就把打架的双方全部弄进了派出所。
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服谁，调解不成，都要求做伤情鉴定。但一听需要交鉴定费，伤得很轻微的几个人就打了退堂鼓。
蒋英杰摘了头套，我给他量了创口，5厘米，我问他有没有其他伤，他说没了。
赵法医忽然盯着蒋英杰的胳膊问了句：“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这次打架打的吗？”
蒋英杰迅速把胳膊往后一缩，几秒钟后摇了摇头：“我忘了，当时很乱。”旁边小伙子凑过来说：“就是这次打架打的，那伙人太狠了。”我瞪了他一眼，他才闭上嘴。
赵法医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拿出相机，让蒋英杰靠墙站好，蒋英杰个子很高，目测得有185厘米。借拍照的工夫，我对他说，伤情鉴定需要进行全面检查。
蒋英杰的手背上有3道平行的纤细疤痕，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指甲挖过，结痂褪去以后，颜色要比周围浅。
左前臂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处皮下瘀血，颜色已经很淡了，但还能隐约看出点轮廓，好像有个直角边。我忽然联想到了蒋培兴头上和手臂上的损伤。
我很确定，单从形态上看，蒋英杰左前臂的损伤与废品收购站命案中受害人的损伤类型是一致的，都是钝器伤，致伤工具都有直角边，但这似乎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我见蒋英杰递东西、签名都用左手，顺口问了他一句是不是左撇子，他点了点头。
我查看了他的右手，大拇指根部和手腕交界处，有一圈椭圆形不连续的色素沉着，我赶紧贴上比例尺拍了下来。
我抬头看了蒋英杰一眼，他把目光移向一边，不和我对视，但表情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我再次问他胳膊上这些旧伤是怎么来的，蒋英杰说是前段时间和人打架了，当时没报警。
尽管心中有许多疑虑，但我们还是让蒋英杰离开了。一方面，蒋英杰是这次打架的受害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废品收购站命案中的受害人亲属，我和赵法医不能贸然行动，更不能打草惊蛇。
他们走后，我对赵法医说：“真是不幸的一家人。”赵法医没说话，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慢慢抽着，很快屋里就弥漫了烟味。
“我都看到了。”赵法医把半截烟摁进烟灰缸，“凡事都要讲证据，目前我们的证据还不充分。”
我刚想争辩什么，听到门外似乎有人在争吵，我想起身出去看，门却一下子被推开，进来五六个男人。领头的那个穿着灰色西装，腋下夹着一个小皮包，个子不高，留着板寸，眼神好像有点凶。
他伸手把鉴定委托书递过来，露出了手腕上金灿灿的手表，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我接过委托书，瞥了一眼，明白眼前这几个人就是和蒋英杰他们打架的一方。
受伤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小眼塌鼻，满脸横肉，胳膊上缠着绷带。他脱掉上衣，露出胳膊，上臂文了一个虎头，看起来很威猛。
他前臂有一道缝合创口，像一条蜈蚣，我看了病历，伤口比较浅，没伤到神经肌腱。
“那小子太狂了，一点也没数！”文身青年坐在椅子上，嘴里却不闲着，唾沫星子喷得到处都是，“嚷嚷着自己多牛，唬谁呢，一个毛孩子能折腾出浪花来？”
这拨人走后，门诊安静下来，我和赵法医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目前的情况看，蒋英杰身上有许多不能合理解释的损伤，而且他似乎有随身带刀的习惯，这个蒋英杰绝对不简单。
我和赵法医正鼓着劲想让侦查员调查一下蒋英杰，可侦查队那边传来消息，已经抓到嫌疑人了，完全符合我们对嫌疑人的刻画：男性，未婚，身强体壮，文化水平低。
我推开讯问室的门，看到审讯椅上有个人，当时他背对着我，肩膀看起来很厚实。
我转到正面给他采血，看清了他的容貌，三角眼，高颧骨，络腮胡，再配上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有几分生猛。采血针扎进手指，他稍微皱了皱眉。他的手上有不少老茧，应该是一名体力劳动者。
他叫周鹏飞，真实年龄比看起来要小许多，只有21岁。我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盯着他身份证看了半天才确信。
周鹏飞是一名建筑工人，在现场附近的一处工地打工。侦查员走访工地时获取了一条重要信息，废品收购站血案发生后那几天，周鹏飞没去上班。
许多工友反映，周鹏飞在收工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大家一般都在宿舍里打牌看电视，他却经常往工地外边跑。
周鹏飞有个关系不错的工友叫小飞，他俩是同乡。侦查员把小飞叫到办公室里单独问话，小飞有些拘谨，侦查员递了一根烟，小飞抽完烟后安稳下来。
他说周鹏飞前段时间时常发牢骚，有次他俩一起出去喝酒，两杯酒下肚后，周鹏飞忽然说：“受够了，想杀人。”
侦查员一听来了精神，忙问小飞是怎么回事。小飞说，周鹏飞家境不好，父母没什么劳动能力，还有个弟弟在上大学，家里的重担全靠他一个人挑。
前段时间，周鹏飞接了个电话，小飞在旁边听到周鹏飞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你不用挂挂（意考虑、担心）。”
接完那个电话后，周鹏飞收工后就开始往外跑，有时中午出去，有时晚上出去，小飞问他怎么回事，周鹏飞笑着说没事，只是出去逛逛、散散心。
小飞也没再继续问，直到那天俩人出去喝酒，周鹏飞实在绷不住了，一边喝酒一边哭。听完周鹏飞哭诉，小飞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之前那个电话是周鹏飞弟弟打的，他在大学里谈了个女朋友，花销比以前大了许多，又不好意思和父母说，就打电话告诉了哥哥。
周鹏飞一听也有些犯难，毕竟自己承担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但弟弟是一家人的希望，周鹏飞觉得弟弟和女同学处对象也很有面子，他表示会全力支持弟弟，就在电话里安慰弟弟别担心，钱的问题他会想办法。
此后，周鹏飞收工后就离开工地，在外边转悠，其实是在外面捡废品。周鹏飞抹了一把泪，告诉小飞，废品收购站那两口子十分可恨，每次去都压秤，还把价格一降再降。
小飞说，周鹏飞那天喝到最后把酒瓶摔了，恨恨地说，“干死他娘的！”几天后，周鹏飞就请假离开了工地，走得很匆忙。
侦查员在周鹏飞的床铺下面搜出了一把方头锤，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侦查员把情况迅速向领导汇报，领导指示，马上抓捕周鹏飞。
周鹏飞其实也没跑远，侦查员找到周鹏飞时，他正蹲在院子里烧水，烟熏火燎，呛得咳嗽。
或许是自知理亏，周鹏飞很配合，只是提了个要求，和屋里的爹娘说一声再走。
到了公安局，周鹏飞却矢口否认自己杀了人。这不奇怪，谁还没个侥幸心理？审讯人员早就对此见怪不怪，人都逮住了，撬开嘴巴只是时间问题。
问来问去，周鹏飞只承认偷了些电缆拿去卖。周鹏飞说，捡了几次废品后，他就受不了拾荒大爷和老太太那幽怨的目光了。一看到那些弯腰驼背的老头老太太，就想起爹娘，自己一个大男人和他们抢饭吃，臊得慌。
有天夜里，周鹏飞去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发现有个小青年拿着一些“高级货”去卖，乍看不起眼，但是很值钱。周鹏飞暗暗留了个心眼，偷偷跟着那个人来到一处僻静小路。
那人发现不对劲，回头看了一眼，转身想跑，周鹏飞大喊了一声：“站住！”或许是慑于周鹏飞的气势，那人居然乖乖地站住不动了。
“你想干啥？”那人腿有点哆嗦，说话声音发抖。周鹏飞别看人长得粗犷，其实很聪明，他知道那人的“高级货”来路肯定有问题。
“我盯你很久了，你跟我去派出所吧。”周鹏飞撂下这句话。那小子吓得不行：“警察同志，我不敢了……”
见那小子认为自己是警察，周鹏飞没说话，那小子赶紧从兜里掏出来一把钱硬往周鹏飞手里塞，态度很谄媚，就差给周鹏飞跪下了。
周鹏飞说自己接过钱的时候也很犹豫，但他确实急需用钱，那一把钱看起来至少得有二百块。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审讯室里，周鹏飞说的版本和小飞说的八九不离十，他叹了口气，“我也没办法，又没啥技术，靠卖苦力来钱太慢。”
拿钱后，周鹏飞并没有马上放那人离开，他对偷电缆的小伙子进行了简单的“审讯”，问出了一些偷电缆和其他金属的门路，“培兴”废品收购站是他们这伙人最常去的销赃地点。
当天夜里，周鹏飞没睡好，这钱来得太容易，他觉得有些烫手。但是第二天晚上，周鹏飞就搞了一捆电缆拿去了“培兴”废品收购站。
“那两口子太黑了！”周鹏飞提起蒋培兴夫妇时，眼神里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杀气，“每次都压秤，价格更是一次比一次低。”
周鹏飞也试过去其他废品收购站，但人家见他面生，不敢收。没有办法，周鹏飞只能再去“培兴”。
“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审讯人员猛地一拍桌子。
“没！俺没杀人！”周鹏飞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筋也暴了起来，“俺冒险搞到点东西，总被他们欺负，俺是生气，但俺真没杀人！”
周鹏飞具备充足的杀人动机，还在住处被搜出了作案工具，他嫌疑很大，刑警队没有放弃。可惜锤子上没有做出死者的DNA，专案组人员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傍晚快下班时，赵法医让我和他去趟解剖室，当我们赶到解剖室时，发现解剖台上躺着一具腹部有缝线的尸体。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蒋培兴的妻子董素芹，那个有8个月身孕的女死者。
赵法医招呼我帮忙撬开死者的嘴，然后掏出一块橡皮泥，我才明白赵法医要干啥。我们不但给死者的牙齿照了相片，还用橡皮泥取了牙模。
回到办公室，我们比照着董素芹的牙模和照片，仔细观察蒋英杰手上的椭圆形疤痕照片。半小时后，我们得出结论，蒋英杰手上的疤痕与董素芹的牙齿咬痕十分接近。
赵法医立刻向大队长汇报了情况，大队长很兴奋，当晚就派人抓了蒋英杰。
据说抓蒋英杰费了不少劲。蒋英杰的父母召集了几个人，不让公安局带人。有几个妇女甚至冲过来撕扯民警，扬言要去上访。
同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带回局里，心里却很不安，万一抓错了人，恐怕就惹上麻烦了。
不过事实证明，这次没抓错人。
蒋英杰在凌晨5点承认自己杀死了叔叔和婶婶，此后一周又经过5次审讯，他终于将犯罪事实讲明白了。
事情很有戏剧性，蒋英杰的杀人动机居然也和卖废品有关。
蒋英杰小时候学习很好，自从父母进城创业后，他被安置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几年前，蒋英杰考上了城里的高中，就和父母住到了一起。父母觉着小时候亏欠了他，总是给他许多零花钱。
蒋英杰迷上了上网玩游戏，认识了几个狐朋狗友，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高考失利后，他去了一家工厂上班，但平时还是喜欢和朋友一起玩。
时间长了，父母也说他两句。蒋英杰自尊心很强，性格有些偏激，不希望被人瞧不起，于是干脆在外面租了个房子，搬出了家。
父母直接掐断了蒋英杰的经济救助，心想单凭蒋英杰那点工资，肯定养活不了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
没想到蒋英杰找到了一条财路，由于父亲和二叔都开废品收购站，他耳濡目染，知道哪些不起眼的废品可以换钱，并且知道什么东西值钱。
蒋英杰和几个朋友一拍即合，打算偷点金属拿去卖。由于和家里置气，蒋英杰每次都把废品拿去二叔蒋培兴的收购站。
蒋培兴也不多问，每次都按市场价给钱，蒋英杰和朋友拿到钱之后很快就挥霍一空。
很快父亲找上了门，狠狠把他凶了一顿。父亲告诉蒋英杰先回乡下躲一阵，以后别去偷电缆了，抓住了是重罪。
原来是警察找到家里去了，说是接到群众举报，蒋英杰有偷电缆的嫌疑，但蒋英杰没在家，警察手头也没什么证据，问了几句就走了。
“肯定是俺婶子告的密，她和俺有仇。”蒋英杰提到婶子时，似乎颇有怨言，“以前在老家，她三天两头和俺爷爷奶奶吵架，话说得可难听哩。”
蒋英杰还说，奶奶被婶子气出了高血压，有段时间卧床不起，还有一次俩人直接打了起来，奶奶被推倒在地上，他实在看不过去，就推了婶子一把，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蒋家兄弟二人关系也很一般，当初就因为分家时闹了矛盾，在家务农的蒋培兴才一气之下进城另谋生路。
眼见弟弟蒋培兴发了财，哥哥蒋培国也进城搞起了废品收购，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蒋英杰躲了一阵，发现没事，就回到了城里。“被她这么一弄，俺名声彻底毁了，以后还怎么混？”蒋英杰是个爱面子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找婶子理论理论。
那天蒋英杰去的时候，蒋培兴夫妇正准备吃饭。见蒋英杰来了，蒋培兴起身招呼蒋英杰一起吃，而婶婶董素芹只是抬了一下眼皮，没理他。
蒋英杰就站在客厅里，冷冷地问了句：“是你和警察说我偷东西的吗？”
董素芹当时就变了脸：“敢做不敢当是吧？你个孬种！”
结果可想而知，蒋英杰再次被婶子骂得狗血淋头，就连二叔蒋培兴也骂了他几句，弄得他憋了一肚子火。
蒋培兴推搡着蒋英杰往外走，快走到院门的时候，蒋英杰脚下一滑，被推倒在地上。蒋培兴非但没有伸手拉他，反而教育了他一顿：“这么大个人了，你混成个什么玩意儿？”
蒋英杰感觉“自己脑子嗡的一声”。他从门后堆着的砖块上随手拿起了一把锤头，一锤打在了蒋培兴头上。
“我当时脑子什么也不想了，已经气疯了。”蒋培兴倒地后不断呻吟，蒋英杰在他头上又补了一锤，然后拎着锤子进了屋。
“俺婶子脸色煞白，转身就往屋里跑，我知道屋里有电话，她想报警，俺绝不能给她第二次报警的机会！”
蒋英杰往前跨了一步，用左手拽住董素芹，把董素芹拖回了客厅，董素芹又抓又挠，抓破了蒋英杰的左手背。
疼痛更加激怒了蒋英杰，他抡起锤头就打了下去，没想到董素芹往旁边一躲，这一锤砸在了自己左手腕上。
趁着蒋英杰愣神的工夫，董素芹抓住了锤柄，并低头咬了蒋英杰的右手。蒋英杰吃痛，松开了锤头，一脚踢到董素芹肚子上，董素芹倒在地上。
蒋英杰弯腰捡起锤头，狠狠打了下去，这次没有打偏，锤锤致命。
打了几下，蒋英杰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拿着锤子跑了出去，看到蒋培兴趴在地上往前挪，已经快到院门口了。他大口喘着粗气，口鼻里不断喷血，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俩要是不死，我就完了。”蒋英杰的锤头再次砸向自己的亲叔，直到蒋培兴一动不动。
蒋英杰没敢直接往家的方向跑，他绕了一个大圈，又过了一条河，然后才回了家。
那把锤子被他半路扔了，后来也没再找到，但蒋英杰的匕首上做出了女死者董素芹的DNA，证据确凿。
尽管蒋培兴供述的作案过程和我们之前的分析有少许出入，但大体过程是一致的。董素芹当时不是没反抗，只是反抗方式有些特殊，用牙咬。
案件成功告破，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死者家属好像也更伤心了，谁也不知道，死者的母亲、兄弟和女儿将来如何相处。
据认识蒋培兴夫妇的人反映，蒋培兴两口子口碑很一般，尤其是那个董素芹，为人比较刻薄，喜欢骂人，还喜欢贪小便宜。
很快，公安局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打击盗窃电缆、变压器，并且严查辖区内的废品收购站，治安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那次手套被割破以后，赵法医很紧张，我自己反倒觉得无所谓，后来对死者的血液进行了检验，并没有发现常见传染疾病。
不过，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次解剖前都要戴上两副手套，并且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我不敢再肆意挥霍自己的运气。
案子结束之后，我会经常想起那个夜晚，如果没有发生蒋培兴夫妇被杀的事，我是否就能准时赶到家里，给徐珊包一顿饺子，然后再一起去电影院，看最新上映的《赤壁》，那么一切就会都不一样。
“饺子我包了，只是有点丑，晚上给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场取电影票（＾－＾）。”
这是她发给我的最后消息。
有些人，整天见面；有些人，只能怀念。
案子结束之后，我会经常想起那个夜晚，如果没有发生蒋培兴夫妇被杀的事，我是否就能准时赶到家里，给徐珊包一顿饺子。那么一切就会都不一样。
“饺子我包了，只是有点丑，晚上给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场取电影票（＾－＾）。”
这是她发给我的最后消息。
有些人，整天见面；有些人，只能怀念。
干法医这么多年，看过形形色色的命案，有些案子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渐渐淡了，但有些案子却依然印象深刻。
每当我不经意间瞥见左手食指上那道疤痕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案子，怎么也挥之不去，所有当时的情景一下子全都浮现在眼前。
俗话说“进了腊月就是年”，还有句俗话是——“年关难过”。那天是农历腊月廿三，传统节日小年，天阴得很厉害，冷飕飕的。
下午两点半，我和赵法医离开温暖的办公室，王猛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了，他一边搓手跺脚，一边和我们打招呼，嘴里呼出的气体凝成了白雾。
“最近生意兴隆，天天有活儿啊！”王猛在车上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作为痕检技术员，王猛比我还要忙，他不光要和我一起做尸检，还要去看其他现场。
路上我没心思说话，一路都在暗暗祈祷案情不要太复杂，晚上还答应了女朋友要给她包饺子。
一进腊月，我就开始和尸体频繁接触。昨天在平安桥下检验了一个流浪汉，破棉袄敞开了怀，裤子也褪到了膝盖，脸上的皱纹挤成了花，像在抿嘴笑。
王猛扭着头不愿多看，说看多了怕晚上做噩梦，真想不到王猛竟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流浪汉身上没有伤，只有反常脱衣现象和脸上的笑容，他在年关腊月冻死了，死相不算难看。我知道，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他感觉不到寒冷。
半小时后，我们驶到城乡接合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渐渐稀少。我看到路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墙外拉着警戒带，旁边停着两辆警车，警灯有些晃眼。
院门上方有个大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培兴”俩字。院子前后各种着一些树，叶子都掉光了，枝头孤零零地挂着几颗果子，黑黝黝的，看不出是什么果。
派出所民警大老远挥着手，简单寒暄后开始介绍案情。这是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一对外地夫妻经营，男的叫蒋培兴，38岁，女的叫董素琴，35岁。废品收购站规模不算小，方圆十里的废旧物品都在这里汇集。
“这就是报案人。”派出所民警打开车门，车上下来一个老头，腿脚不太麻利，哆嗦着走过来。
“这倒霉事咋就叫我摊上哩？”老头60来岁，皮肤黑中透红，满脸皱纹，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嘴里呼出一股子大蒜味。
报警的老头是个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今天运气不错，一上午就装满了三轮车。他中午喝了点小酒，骑三轮车来卖废品，发现门从里面上了锁，喊了几声没动静，就使劲推门。
门开了一道缝，人进不去，但老头看到院子里趴着一个人，把他吓得够呛。
院门虚掩着，我使劲吸了口气，一股浓浓的气味扑过来，真是一个血腥味十足的现场。
“医生看过，两口子都没了。”派出所民警表情凝重，抬手伸出两根手指，落下时却变成了三根，“屋里有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
我一阵胸闷，呼吸有些不畅，抬头看了看天，天也更阴沉了。天气预报傍晚有雪，一场雪可能会覆盖许多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勘验现场。
院子很大，比普通人家的院子要大很多倍，堆满了各种物品，废铜烂铁旧家电，书本纸壳塑料布……像一座座小山丘。院子北侧有三间平房，南侧有两间平房。
男性死者趴着，左手臂垫在头下，看不清脸。他右手向前伸着，手距院门不到两米。那是一双布满了老茧和裂纹的手，手指油腻乌黑。
王猛拿起相机，“咔嚓咔嚓”拍着照片。我和赵法医蹲下身子，对尸体进行初步检验。
院子里铺满了煤渣灰，由于渗入了大量鲜血，尸体头部周围的煤渣灰是湿润的，部分煤渣表面有凝固的血迹。
趴在地上的男人看起来不算高，但很强壮，穿一套深蓝色工装，肘部和袖口磨得发亮，脚上是一双军绿色胶鞋，鞋底的花纹磨损严重。
男人湿乎乎的短发略有些打绺，鬓角有不少白头发，后枕部隐约冒着丝丝白气。
我摸了一把，手套上全是血：“枕部颅骨粉碎性骨折，这应该就是致命伤。”
赵法医和我把尸体轻轻翻了过来，死者脸上全是血，看不清面容。
王猛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冲洗了死者的面部，这是一个国字脸的男人，眉毛很粗，但中间有些不连续，像是被剪了一刀。
赵法医没吭声，起身朝北屋走去，我赶紧甩了甩手上的血，跟着进了屋。
屋里有些暗，正对门口的小桌上摆放着饭菜，有半盆土豆炖排骨，还有半盘炒豆芽，笼扇里有掰开的馒头和红薯。桌上还有两只碗，其中一只盛满了小米粥，另一只是空的。
地上有个女人，她双手抱在浑圆的肚子上，蜷缩成一团。当勘查灯照在她脸上时，我分明看到她眼角晶莹透亮。
屋里静得可怕，我的心跳越来越快，根本不受控制。赵法医叹了口气：“这女人死前肯定很痛苦。”
赵法医的话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以前我从没考虑过，死者在面临死亡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一直认为，死亡是一件冰冷而无情的事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一直觉得法医需要时刻保持客观公正，不能掺杂太多感情，无论死者是什么身份、怎么死的，我都必须一视同仁。
可当赵法医说出那句话时，我却打心底表示认同。在那间幽暗的小屋里，我仿佛看到了女人临死前的痛苦和挣扎，我也跟着一阵难受。
当她遇袭时，拼命往里逃，希望能躲过一劫。被打倒在地后，她只能无助地跟尚未谋面的孩子告别，或许在那个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孩子。
“他妈的！”王猛忍不住爆了粗口，“没人性的家伙！”
我干法医之后，第一次有了一种无力感。我盯着那女人，默默在心里说了句：“对不起，我救不了你的命，但我一定还你个公道！”
提取检材后，同事和警犬继续协力搜查。我离开现场时，没听说有新的发现，看来凶手拿着作案工具跑了。
傍晚6点，通常是吃晚饭的时间，我们赶到解剖室时，窗外飘起了小雪花。解剖室里温暖明亮，暂时驱散了心中的寒意。
刚到解剖室不久，我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我看了一眼，就放下手机专心进行尸检了。
男人身上有不少伤，手背和前臂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是抵抗伤。他想护住头部，可惜没成功，头部被打了7下，每一下都势大力沉。
颅骨碎成了一片一片的，从骨折形态分析，凶器是一种具有直边和直角的钝器，重量较大，易于挥动。嗯，比较像方头锤或石工锤。
我记得读书时，老师讲过各种工具的致死能力排名：“刀不如斧，斧不如锤。”
当年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案件，凶手就是用锯短锤柄的石工锤将同学一一锤杀，可见这是一种很趁手的杀人工具。
解剖女死者前，我抬头换了口气，看到窗外飘雪花了，有些走神。
我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等回过神来，赵法医已经穿戴整齐，站在了解剖台前。
赵法医问我是不是有心事，我摇了摇头，但我那天确实不在状态，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
女人身上的伤不算多，腹部有一处皮下出血，说明腹部曾受过攻击。致命伤也在头部，工具也是方头锤，虽然只有3下，但锤锤致命。
女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抵抗伤，可以想象，肚子被攻击时，她一定很害怕，她一心只想逃，只想着护住肚子里的孩子。
男人的胃里是空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就被杀死了；女人胃里有小米和红薯，十二指肠里也有食物，应该是刚吃过饭不久甚至是正吃着饭就遇害了。
实践证明，做什么事情都得专心，三心二意是很容易出事的。当我捧出8个月大小的男性胎儿时，手套在不断往下滴血。赵法医盯着我的手，眉头拧成了一团。
很快我就意识到，手指连同手套一起被割破了。说来奇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割破的。手指一开始并不疼，只是有点凉凉的感觉，然后才是阵阵疼痛，但还能忍受。
等我冲洗了一阵，才发现伤口很深，我尽量把血挤出来，挤到最后手都麻了。我有点庆幸这一刀割在了自己手上而不是赵法医手上，不然我会很内疚。
我自问心理素质一向不错，但是这场特殊的“接生”还是让我有些承受不住。感觉胸腔里涌动着什么，一阵恶心翻上来，我强行压下去，出了一身冷汗。
在赵法医的劝阻下，我没有坚持戴上手套，赵法医一个人完成了尸体缝合，然后整理、清洗工具。
我记不清是怎么离开解剖室的了，只记得很晚很晚，赵法医要请大家吃饭，我没和他们一起。
案子并没有在短时间内侦破。
案子现场条件很差，那个地方比较偏僻，案发时间正值午后，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周围也没有监控，侦查员没摸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警犬在现场周围找了好几天，最后在现场南侧3公里处一条小河边停下。河水阻断了气味，警犬在河对面转了几圈，线索断了。
当我再次关注这起案子的时候，已经是春节后了，整个春节都过得浑浑噩噩，可日子还得继续。
我知道，整个春节期间，同事们也都情绪低沉。节后一上班，我就看到一堆人举着横幅站在了公安局门口。
同事告诉我，那是死者蒋培兴的哥哥组织了一帮人在给公安局施压，要求公安局尽快破案，并且解冻蒋培兴账户上的50多万存款，好让蒋培兴夫妇入土为安。
社会上也有不少乱七八糟的传言，同事们那段时间都很烦躁，但又不能冲死者家属发火，只能默默承受着压力，希望能早日破案，也算给死者一个交代。
刑警大队专门成立了专案组，每天傍晚都凑一起分析情况。我们根据现场和尸检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刻画，凶手为一到两人，青壮年男性，体力较强，文化水平低。
从现场及尸检情况来看，两位死者身上一共有3种损伤，分别是锤类工具造成的钝器伤、锐器伤和徒手伤。
现场及周边都没有发现疑似作案工具，说明嫌疑人要么是自带工具，要么是就地取材作案后随手把工具带走了。不管怎样，作案工具不见了。
赵法医提出，嫌疑人很可能未婚，因为已经结婚生子的人，一般不会对孕妇下狠手。也有人表示怀疑，因为谁也说不准，人一旦失去了人性会做出什么事。
专案组走访了周围的居民，排查死者蒋培兴和董素琴夫妇的社会关系。
蒋培兴的哥哥叫蒋培国，43岁，也在本地开了家废品收购站，与蒋培兴的废品收购站大约有20公里距离。蒋培国有个儿子叫蒋英杰，高中毕业后在城区一家工厂打工。
蒋培兴夫妻两人还有个10岁的女儿叫蒋佳彤，在老家那边上学，平时由爷爷奶奶帮着照看。
蒋培兴和妻子董素琴来城里已经有将近10年了，最初在一处工地打工，后来低价盘下郊区这个院子，开了家废品收购站。
据同村村民反映，蒋培兴夫妻二人比较“能卧子”（意思是能力强），比一般人想得远，也能吃苦耐劳，所以很快就把废品收购生意做大了，还在家里盖了2层楼。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大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城区一半的废品收购站都是蒋培兴的老乡开的。
蒋培兴的哥哥蒋培国说，大家见蒋培兴发了财，都去上门取经，发现废品收购行业利润很高，大有可为，于是很多脑子活络的村民就进城从事废品收购行业了，多数人都发家致富了。
蒋培兴除了在老家盖了楼，银行卡上还有50多万存款。有位同事感慨地说：“咱忙死累活的，风险也大，还不如人家收废品的挣得多。”
赵法医把脸一板：“挣钱再多有啥用，大人孩子全没了。”那同事赶紧闭了嘴，脸色煞白。
有些事，再急也没用，日常工作也不能耽误。幸运的是，半个月后，案子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阳光明媚，我和赵法医在法医门诊坐诊，推门进来俩小伙子，手里各自捏着派出所开的鉴定委托书。
其中一个小伙子鼻青脸肿，左眼眯成一条缝，眼睑肿得紧绷发亮；另一个小伙子下巴上缠了一条绳，连着一顶白色的网状头套。
我盯着那个戴头套的小伙子看了半天，总觉得有些面熟，等看到身份证后，才想起他是谁。
伤者叫蒋英杰，废品收购站案子中死者蒋培兴的侄子。那天在公安局门口举横幅的人里面就有他，大高个，很显眼。当时离得远，没看仔细，今天一看，小伙子长得挺帅，眉清目秀。
昨晚在饭店吃饭，蒋英杰他们几个和邻桌起了争执，双方混战。对方人多，蒋英杰这边吃了亏，几个人都受了点伤，蒋英杰头上被对方用酒瓶开了瓢，去医院缝了7针。
蒋英杰本想缝完针就回家，可同伴咽不下这口气，直接报了警，派出所值班民警当晚就把打架的双方全部弄进了派出所。
双方都在气头上，谁也不服谁，调解不成，都要求做伤情鉴定。但一听需要交鉴定费，伤得很轻微的几个人就打了退堂鼓。
蒋英杰摘了头套，我给他量了创口，5厘米，我问他有没有其他伤，他说没了。
赵法医忽然盯着蒋英杰的胳膊问了句：“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这次打架打的吗？”
蒋英杰迅速把胳膊往后一缩，几秒钟后摇了摇头：“我忘了，当时很乱。”旁边小伙子凑过来说：“就是这次打架打的，那伙人太狠了。”我瞪了他一眼，他才闭上嘴。
赵法医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领神会，拿出相机，让蒋英杰靠墙站好，蒋英杰个子很高，目测得有185厘米。借拍照的工夫，我对他说，伤情鉴定需要进行全面检查。
蒋英杰的手背上有3道平行的纤细疤痕，看起来像是被人用指甲挖过，结痂褪去以后，颜色要比周围浅。
左前臂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处皮下瘀血，颜色已经很淡了，但还能隐约看出点轮廓，好像有个直角边。我忽然联想到了蒋培兴头上和手臂上的损伤。
我很确定，单从形态上看，蒋英杰左前臂的损伤与废品收购站命案中受害人的损伤类型是一致的，都是钝器伤，致伤工具都有直角边，但这似乎也说明不了太多问题。
我见蒋英杰递东西、签名都用左手，顺口问了他一句是不是左撇子，他点了点头。
我查看了他的右手，大拇指根部和手腕交界处，有一圈椭圆形不连续的色素沉着，我赶紧贴上比例尺拍了下来。
我抬头看了蒋英杰一眼，他把目光移向一边，不和我对视，但表情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我再次问他胳膊上这些旧伤是怎么来的，蒋英杰说是前段时间和人打架了，当时没报警。
尽管心中有许多疑虑，但我们还是让蒋英杰离开了。一方面，蒋英杰是这次打架的受害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废品收购站命案中的受害人亲属，我和赵法医不能贸然行动，更不能打草惊蛇。
他们走后，我对赵法医说：“真是不幸的一家人。”赵法医没说话，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慢慢抽着，很快屋里就弥漫了烟味。
“我都看到了。”赵法医把半截烟摁进烟灰缸，“凡事都要讲证据，目前我们的证据还不充分。”
我刚想争辩什么，听到门外似乎有人在争吵，我想起身出去看，门却一下子被推开，进来五六个男人。领头的那个穿着灰色西装，腋下夹着一个小皮包，个子不高，留着板寸，眼神好像有点凶。
他伸手把鉴定委托书递过来，露出了手腕上金灿灿的手表，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我接过委托书，瞥了一眼，明白眼前这几个人就是和蒋英杰他们打架的一方。
受伤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小眼塌鼻，满脸横肉，胳膊上缠着绷带。他脱掉上衣，露出胳膊，上臂文了一个虎头，看起来很威猛。
他前臂有一道缝合创口，像一条蜈蚣，我看了病历，伤口比较浅，没伤到神经肌腱。
“那小子太狂了，一点也没数！”文身青年坐在椅子上，嘴里却不闲着，唾沫星子喷得到处都是，“嚷嚷着自己多牛，唬谁呢，一个毛孩子能折腾出浪花来？”
这拨人走后，门诊安静下来，我和赵法医进行了深入探讨。从目前的情况看，蒋英杰身上有许多不能合理解释的损伤，而且他似乎有随身带刀的习惯，这个蒋英杰绝对不简单。
我和赵法医正鼓着劲想让侦查员调查一下蒋英杰，可侦查队那边传来消息，已经抓到嫌疑人了，完全符合我们对嫌疑人的刻画：男性，未婚，身强体壮，文化水平低。
我推开讯问室的门，看到审讯椅上有个人，当时他背对着我，肩膀看起来很厚实。
我转到正面给他采血，看清了他的容貌，三角眼，高颧骨，络腮胡，再配上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有几分生猛。采血针扎进手指，他稍微皱了皱眉。他的手上有不少老茧，应该是一名体力劳动者。
他叫周鹏飞，真实年龄比看起来要小许多，只有21岁。我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盯着他身份证看了半天才确信。
周鹏飞是一名建筑工人，在现场附近的一处工地打工。侦查员走访工地时获取了一条重要信息，废品收购站血案发生后那几天，周鹏飞没去上班。
许多工友反映，周鹏飞在收工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大家一般都在宿舍里打牌看电视，他却经常往工地外边跑。
周鹏飞有个关系不错的工友叫小飞，他俩是同乡。侦查员把小飞叫到办公室里单独问话，小飞有些拘谨，侦查员递了一根烟，小飞抽完烟后安稳下来。
他说周鹏飞前段时间时常发牢骚，有次他俩一起出去喝酒，两杯酒下肚后，周鹏飞忽然说：“受够了，想杀人。”
侦查员一听来了精神，忙问小飞是怎么回事。小飞说，周鹏飞家境不好，父母没什么劳动能力，还有个弟弟在上大学，家里的重担全靠他一个人挑。
前段时间，周鹏飞接了个电话，小飞在旁边听到周鹏飞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你不用挂挂（意考虑、担心）。”
接完那个电话后，周鹏飞收工后就开始往外跑，有时中午出去，有时晚上出去，小飞问他怎么回事，周鹏飞笑着说没事，只是出去逛逛、散散心。
小飞也没再继续问，直到那天俩人出去喝酒，周鹏飞实在绷不住了，一边喝酒一边哭。听完周鹏飞哭诉，小飞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之前那个电话是周鹏飞弟弟打的，他在大学里谈了个女朋友，花销比以前大了许多，又不好意思和父母说，就打电话告诉了哥哥。
周鹏飞一听也有些犯难，毕竟自己承担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但弟弟是一家人的希望，周鹏飞觉得弟弟和女同学处对象也很有面子，他表示会全力支持弟弟，就在电话里安慰弟弟别担心，钱的问题他会想办法。
此后，周鹏飞收工后就离开工地，在外边转悠，其实是在外面捡废品。周鹏飞抹了一把泪，告诉小飞，废品收购站那两口子十分可恨，每次去都压秤，还把价格一降再降。
小飞说，周鹏飞那天喝到最后把酒瓶摔了，恨恨地说，“干死他娘的！”几天后，周鹏飞就请假离开了工地，走得很匆忙。
侦查员在周鹏飞的床铺下面搜出了一把方头锤，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侦查员把情况迅速向领导汇报，领导指示，马上抓捕周鹏飞。
周鹏飞其实也没跑远，侦查员找到周鹏飞时，他正蹲在院子里烧水，烟熏火燎，呛得咳嗽。
或许是自知理亏，周鹏飞很配合，只是提了个要求，和屋里的爹娘说一声再走。
到了公安局，周鹏飞却矢口否认自己杀了人。这不奇怪，谁还没个侥幸心理？审讯人员早就对此见怪不怪，人都逮住了，撬开嘴巴只是时间问题。
问来问去，周鹏飞只承认偷了些电缆拿去卖。周鹏飞说，捡了几次废品后，他就受不了拾荒大爷和老太太那幽怨的目光了。一看到那些弯腰驼背的老头老太太，就想起爹娘，自己一个大男人和他们抢饭吃，臊得慌。
有天夜里，周鹏飞去废品收购站的时候，发现有个小青年拿着一些“高级货”去卖，乍看不起眼，但是很值钱。周鹏飞暗暗留了个心眼，偷偷跟着那个人来到一处僻静小路。
那人发现不对劲，回头看了一眼，转身想跑，周鹏飞大喊了一声：“站住！”或许是慑于周鹏飞的气势，那人居然乖乖地站住不动了。
“你想干啥？”那人腿有点哆嗦，说话声音发抖。周鹏飞别看人长得粗犷，其实很聪明，他知道那人的“高级货”来路肯定有问题。
“我盯你很久了，你跟我去派出所吧。”周鹏飞撂下这句话。那小子吓得不行：“警察同志，我不敢了……”
见那小子认为自己是警察，周鹏飞没说话，那小子赶紧从兜里掏出来一把钱硬往周鹏飞手里塞，态度很谄媚，就差给周鹏飞跪下了。
周鹏飞说自己接过钱的时候也很犹豫，但他确实急需用钱，那一把钱看起来至少得有二百块。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审讯室里，周鹏飞说的版本和小飞说的八九不离十，他叹了口气，“我也没办法，又没啥技术，靠卖苦力来钱太慢。”
拿钱后，周鹏飞并没有马上放那人离开，他对偷电缆的小伙子进行了简单的“审讯”，问出了一些偷电缆和其他金属的门路，“培兴”废品收购站是他们这伙人最常去的销赃地点。
当天夜里，周鹏飞没睡好，这钱来得太容易，他觉得有些烫手。但是第二天晚上，周鹏飞就搞了一捆电缆拿去了“培兴”废品收购站。
“那两口子太黑了！”周鹏飞提起蒋培兴夫妇时，眼神里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杀气，“每次都压秤，价格更是一次比一次低。”
周鹏飞也试过去其他废品收购站，但人家见他面生，不敢收。没有办法，周鹏飞只能再去“培兴”。
“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审讯人员猛地一拍桌子。
“没！俺没杀人！”周鹏飞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筋也暴了起来，“俺冒险搞到点东西，总被他们欺负，俺是生气，但俺真没杀人！”
周鹏飞具备充足的杀人动机，还在住处被搜出了作案工具，他嫌疑很大，刑警队没有放弃。可惜锤子上没有做出死者的DNA，专案组人员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傍晚快下班时，赵法医让我和他去趟解剖室，当我们赶到解剖室时，发现解剖台上躺着一具腹部有缝线的尸体。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蒋培兴的妻子董素芹，那个有8个月身孕的女死者。
赵法医招呼我帮忙撬开死者的嘴，然后掏出一块橡皮泥，我才明白赵法医要干啥。我们不但给死者的牙齿照了相片，还用橡皮泥取了牙模。
回到办公室，我们比照着董素芹的牙模和照片，仔细观察蒋英杰手上的椭圆形疤痕照片。半小时后，我们得出结论，蒋英杰手上的疤痕与董素芹的牙齿咬痕十分接近。
赵法医立刻向大队长汇报了情况，大队长很兴奋，当晚就派人抓了蒋英杰。
据说抓蒋英杰费了不少劲。蒋英杰的父母召集了几个人，不让公安局带人。有几个妇女甚至冲过来撕扯民警，扬言要去上访。
同事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带回局里，心里却很不安，万一抓错了人，恐怕就惹上麻烦了。
不过事实证明，这次没抓错人。
蒋英杰在凌晨5点承认自己杀死了叔叔和婶婶，此后一周又经过5次审讯，他终于将犯罪事实讲明白了。
事情很有戏剧性，蒋英杰的杀人动机居然也和卖废品有关。
蒋英杰小时候学习很好，自从父母进城创业后，他被安置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几年前，蒋英杰考上了城里的高中，就和父母住到了一起。父母觉着小时候亏欠了他，总是给他许多零花钱。
蒋英杰迷上了上网玩游戏，认识了几个狐朋狗友，学习成绩一落千丈。高考失利后，他去了一家工厂上班，但平时还是喜欢和朋友一起玩。
时间长了，父母也说他两句。蒋英杰自尊心很强，性格有些偏激，不希望被人瞧不起，于是干脆在外面租了个房子，搬出了家。
父母直接掐断了蒋英杰的经济救助，心想单凭蒋英杰那点工资，肯定养活不了自己，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
没想到蒋英杰找到了一条财路，由于父亲和二叔都开废品收购站，他耳濡目染，知道哪些不起眼的废品可以换钱，并且知道什么东西值钱。
蒋英杰和几个朋友一拍即合，打算偷点金属拿去卖。由于和家里置气，蒋英杰每次都把废品拿去二叔蒋培兴的收购站。
蒋培兴也不多问，每次都按市场价给钱，蒋英杰和朋友拿到钱之后很快就挥霍一空。
很快父亲找上了门，狠狠把他凶了一顿。父亲告诉蒋英杰先回乡下躲一阵，以后别去偷电缆了，抓住了是重罪。
原来是警察找到家里去了，说是接到群众举报，蒋英杰有偷电缆的嫌疑，但蒋英杰没在家，警察手头也没什么证据，问了几句就走了。
“肯定是俺婶子告的密，她和俺有仇。”蒋英杰提到婶子时，似乎颇有怨言，“以前在老家，她三天两头和俺爷爷奶奶吵架，话说得可难听哩。”
蒋英杰还说，奶奶被婶子气出了高血压，有段时间卧床不起，还有一次俩人直接打了起来，奶奶被推倒在地上，他实在看不过去，就推了婶子一把，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蒋家兄弟二人关系也很一般，当初就因为分家时闹了矛盾，在家务农的蒋培兴才一气之下进城另谋生路。
眼见弟弟蒋培兴发了财，哥哥蒋培国也进城搞起了废品收购，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蒋英杰躲了一阵，发现没事，就回到了城里。“被她这么一弄，俺名声彻底毁了，以后还怎么混？”蒋英杰是个爱面子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找婶子理论理论。
那天蒋英杰去的时候，蒋培兴夫妇正准备吃饭。见蒋英杰来了，蒋培兴起身招呼蒋英杰一起吃，而婶婶董素芹只是抬了一下眼皮，没理他。
蒋英杰就站在客厅里，冷冷地问了句：“是你和警察说我偷东西的吗？”
董素芹当时就变了脸：“敢做不敢当是吧？你个孬种！”
结果可想而知，蒋英杰再次被婶子骂得狗血淋头，就连二叔蒋培兴也骂了他几句，弄得他憋了一肚子火。
蒋培兴推搡着蒋英杰往外走，快走到院门的时候，蒋英杰脚下一滑，被推倒在地上。蒋培兴非但没有伸手拉他，反而教育了他一顿：“这么大个人了，你混成个什么玩意儿？”
蒋英杰感觉“自己脑子嗡的一声”。他从门后堆着的砖块上随手拿起了一把锤头，一锤打在了蒋培兴头上。
“我当时脑子什么也不想了，已经气疯了。”蒋培兴倒地后不断呻吟，蒋英杰在他头上又补了一锤，然后拎着锤子进了屋。
“俺婶子脸色煞白，转身就往屋里跑，我知道屋里有电话，她想报警，俺绝不能给她第二次报警的机会！”
蒋英杰往前跨了一步，用左手拽住董素芹，把董素芹拖回了客厅，董素芹又抓又挠，抓破了蒋英杰的左手背。
疼痛更加激怒了蒋英杰，他抡起锤头就打了下去，没想到董素芹往旁边一躲，这一锤砸在了自己左手腕上。
趁着蒋英杰愣神的工夫，董素芹抓住了锤柄，并低头咬了蒋英杰的右手。蒋英杰吃痛，松开了锤头，一脚踢到董素芹肚子上，董素芹倒在地上。
蒋英杰弯腰捡起锤头，狠狠打了下去，这次没有打偏，锤锤致命。
打了几下，蒋英杰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拿着锤子跑了出去，看到蒋培兴趴在地上往前挪，已经快到院门口了。他大口喘着粗气，口鼻里不断喷血，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他俩要是不死，我就完了。”蒋英杰的锤头再次砸向自己的亲叔，直到蒋培兴一动不动。
蒋英杰没敢直接往家的方向跑，他绕了一个大圈，又过了一条河，然后才回了家。
那把锤子被他半路扔了，后来也没再找到，但蒋英杰的匕首上做出了女死者董素芹的DNA，证据确凿。
尽管蒋培兴供述的作案过程和我们之前的分析有少许出入，但大体过程是一致的。董素芹当时不是没反抗，只是反抗方式有些特殊，用牙咬。
案件成功告破，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死者家属好像也更伤心了，谁也不知道，死者的母亲、兄弟和女儿将来如何相处。
据认识蒋培兴夫妇的人反映，蒋培兴两口子口碑很一般，尤其是那个董素芹，为人比较刻薄，喜欢骂人，还喜欢贪小便宜。
很快，公安局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打击盗窃电缆、变压器，并且严查辖区内的废品收购站，治安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那次手套被割破以后，赵法医很紧张，我自己反倒觉得无所谓，后来对死者的血液进行了检验，并没有发现常见传染疾病。
不过，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次解剖前都要戴上两副手套，并且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我不敢再肆意挥霍自己的运气。
案子结束之后，我会经常想起那个夜晚，如果没有发生蒋培兴夫妇被杀的事，我是否就能准时赶到家里，给徐珊包一顿饺子，然后再一起去电影院，看最新上映的《赤壁》，那么一切就会都不一样。
“饺子我包了，只是有点丑，晚上给你煮夜宵，我先去商场取电影票（＾－＾）。”
这是她发给我的最后消息。
有些人，整天见面；有些人，只能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