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一个嫌疑人，两套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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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上，男女的区别就在于男性有“Y”染色体而女性没有。
每个男性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Y”染色体，并传给男性后代。理论上同一姓氏的男性家族成员体内的“Y”染色体来自共同的祖先，它体现了种姓的传承。
坐在我对面的女士很有气质，尽管此刻她眼圈通红，眉头紧锁，但仍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详细讲述孩子们失踪的经过。
她的女儿叫林莞青，今年6岁，暑假结束就要上小学了。上周五，林莞青约了好朋友张嘉琪和周彤到家里玩。林莞青家在湿地公园旁边的别墅群，三个小伙伴拿了小桶和小网准备去公园捞鱼。林妈妈忙着准备午餐，叮嘱莞青她们玩一会儿就回家，没想到三个孩子一去无踪。
家长们找遍了公园的每个角落都没有孩子的下落，当即报了警。警方配合家长搜索，一夜无果。今早，派出所让家长们来分局采集血样。之前我提到过，现在为了提高比中率，所有报失踪的人员一律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
我们法医的工作不是大家想的只做尸检这样简单，并不是没有命案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更多的时候，我们身兼警察的职责，伤情检验，执勤，蹲点，看守……此外，写总结，做PPT，建立未知名尸体和失踪人员系统，参加比武，迎接检查，也都是我们的日常。法医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这话不假。
我负责本市的失踪人员信息录入，根据林妈妈的描述记录下了失踪儿童的信息。之后我刚要给林妈妈采血，办公室的门一下被王猛推开。他喊着：“湿地公园里发现三个孩子。”他看到我对面坐着人，愣了一下，“晓辉，赶紧收拾一下，出现场。”
林妈妈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盯着王猛：“你说什么，三个孩子？”
王猛似乎后悔刚才的莽撞，摇了摇头：“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林妈妈的手抖得不成样子，几欲晕倒，深呼吸了好几次才喘过气来，要求跟我们一起去现场。
把车停在公园门口，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公园深处。这个湿地公园位置比较偏僻，但四面环水，草木葱郁，是本地人消暑游玩的好地方。但此刻我无心欣赏，只想快点赶到现场。
我们提着箱子一路小跑，大约十几分钟后看到了被警戒带围起来的一座塔。林妈妈愣了愣，说：“我们找过这里，这个塔明明是锁着的啊！”
我的同事女法医李筝安慰家属：“大家先别着急，现在还不确定塔里孩子的身份。”民警拉开警戒带，我们走了十几米才来到塔前。
这座塔不算很高，已经有些年岁了，外墙斑驳，塔基的水泥破损了几处，露出了里面的红砖。我们戴上鞋套，踩着台阶来到了塔前，门上的匾额上写着“如意塔”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民警指着阴影中的一位中年人告诉我们他叫王健，是公园的管理员，就是他报的警。王健局促不安地蹲在角落，用大拇指和食指紧捏着烟头，深吸了一口，烟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紧锁的眉头。
王健向我们讲述了发现死者的经过。如意塔年久失修，公园管理部门指示暂时关闭如意塔，以确保游客安全，等雨季过后进行修缮。上周五接到通知后王健就把塔门上了锁。
周末下了几场雨，今天雨过天晴，王健照例来巡视，走进塔，便闻着有一股腐臭的味道。塔里之前常钻进野猫野狗，偶尔有死老鼠，这味道他倒也习以为常。但当他登到塔顶时，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为确保不破坏现场的痕迹物证，痕检技术员王猛首先上塔查看。
李筝拿出记录表发现没有带笔，尴尬地问道：“刘哥，你带笔了没？”我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支笔。
眼尖的李筝说道：“包里那副眼镜不错，从来没见你戴过呀。”
我刚要解释，王猛从塔里走了出来，摇了摇头：“塔里漏雨，现场可能被破坏了。”他还特意跟我补充说明了句，现场没有发现大量血迹。
王猛的话让我陷入了回忆。当年因为兴趣，我选择了法医专业，但在一次实验课上，看到白兔鲜血涌出的那一刻，我径直晕了过去，后脑勺儿磕在了讲台棱上。
醒来后同学们都围着我，我摸了一把后脑勺儿，湿乎乎地沾了一手血，我一看，差点又晕了。老师说我可能不适合干法医，建议我转到影像或其他不用见血的专业，但我没放弃，尝试克服晕血。
老师给了我半年时间适应调整，我采用了最笨的“脱敏”疗法，一有机会就让自己见血。先从照片上的血迹看起，然后央求高年级的师兄师姐，在做动物实验或病理解剖时带上我旁观。我因此出了名，法医系的校友都知道有一个死扛晕血的同门。
很幸运，我晕血的症状逐渐好了起来。因祸得福，旁观了很多病理解剖，相当于提前进行了实战训练，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实训课分数遥遥领先。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只有一次出现场感到心慌。那是一个满屋充斥着浓烈血腥味的现场，墙和地面布满了各种血迹。情急之下我借了痕检专业的偏光护目镜戴上，顺利完成了现场勘验。后来我就习惯随身带着一副偏光眼镜，碰到重大案子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摸摸枕部那条略微凸起的疤痕。
我们进入塔内，里面光线比较暗，塔壁上的石刻壁画只能隐约看清轮廓。借着勘查灯的光，我们沿着潮湿的木质楼梯慢慢往上走，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脚底传来的震颤。
尽管我们戴着手套，却没有去扶两侧的栏杆，生怕破坏了痕迹物证，这是一种职业习惯。鼻腔里开始涌入一股腐败气味，夹杂着发霉潮气，越往上爬，气味越重。
王猛第一趟进塔时已经进行了初步勘查，有可疑物证的地方都用物证标志牌进行了标记。走到第四层时稍做停留，我看到了一个烟蒂旁边摆放着黄色的10号物证牌。再往上一层就是塔顶，死者被发现的地方。
我的视线经过塔顶地面时，首先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凉鞋。鞋子样式精美，鞋面上有一朵蝴蝶兰装饰，被孤零零地扔在潮湿的地面上，旁边是三具小小的尸体。
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差不多的体态和身高，只是发型和衣服有些区别。她们身旁分别摆放着三个鲜艳而刺眼的红色标志牌。按照习惯，我们用黄色标志牌标记痕迹物证，用红色标志牌标记尸体。
最靠近楼梯的是1号死者，一个穿着小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她趴在地面上，头稍微偏向右侧，红色头绳扎着一个大约15厘米长的马尾辫。
她的裙子下摆向上翻起到背部，左腿膝盖位置套着一条白色内裤，左脚是光着的；右腿略微弯曲，右脚穿着一只白色凉鞋，和地上的那只一模一样。
把她轻轻翻过来，她面部青紫，嘴角挂着些许暗红色液体，一直延伸到面颊。她的胳膊在身体两侧轻微外展，双手紧握着拳头。根据林妈妈的描述，我猜想这个女孩就是林莞青。
2号死者是一个穿着背带裙的女孩，位于楼梯口的右手边。她的双臂紧紧抱在一起，双腿紧并着，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向右侧卧，似乎想保护自己。
粉红色的发圈下是略显凌乱的短发，刘海紧贴在额头上，脸上显露出青紫色的血管，皮肤依然白皙。此外，她的衣着检验发现内裤缺失。
3号死者的体位有些特殊，双腿伸直靠坐在墙边，低垂着头，长发遮住了脸。她的黑色短裤连同粉色内裤一起被褪到了右脚踝位置，上身的粉红T恤上有少许发暗的痕迹。
我轻轻拨开她的头发，露出圆圆的脸，双眼周围青紫肿胀，嘴角有暗红色液体。她的双臂摆放在身体两侧，手掌是摊开的，手指自然弯曲。右手边约半米处有一只侧翻的红色小桶，潮湿的地面上有五条小鱼，其中一条还在微微颤动。
三个孩子和小鱼，原本鲜活的生命，此刻除了那条濒死的小鱼，都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或许是之前连续的大雨延续了小鱼的生命，可现场的罪证也被冲刷了。
“畜生！”李筝攥着拳头恨恨地说，“这么小的孩子，居然有人下如此毒手！”李筝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手背上青筋凸起，我能感受到她压抑的愤怒。
我试着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现场检验需要绝对的冷静。
对三个孩子进行了初步的尸表检验，看到许多擦伤和挫伤，但暂时没有发现明显的致命伤。李筝摸了摸三个孩子的颈部，说：“三个孩子颈部都有损伤痕迹，很可能是掐颈。”
王猛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李筝的肩膀：“虽然遭到雨水冲刷，但这个现场还是有条件的，光物证牌就摆了十多个，一会儿你俩帮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漏掉的蛛丝马迹。”
打电话让解剖室过来运尸体，我们三个从塔顶开始逐层往下搜寻，在楼梯上发现了一个烟蒂，在栏杆上发现了两个掌纹和一个指纹。
走到第三层时，李筝忽然指着一处阴暗的角落说：“那边好像有大便。”王猛问道：“啥？”顺着王猛手中的勘查灯看去，在墙角有一处规格比较大的大便，看起来不像是动物粪便。我准备过去，王猛拽住了我：“一坨屎有啥好看的？”
我挣脱王猛走了过去，粪便也是重要的生物检材，因为它来自人体，理论上会留下人体的成分，可能会对破案有帮助。
近几年，DNA检验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物证提取的改进。有一种说法——接触即留痕，人的皮肤细胞随时在脱落、更新，只要嫌疑人接触过的物品，理论上都存在检出DNA的可能性。当然，多数时候由于检材中有效成分太少，检验难度很大。
走近一看，大便已轻微风干，我取出一个物证袋，把大便整体装了进去（大家可以脑补下装大便的画面）。装的过程中隐约看到大便上沾着一丝红色，我心中一喜：“看来这个人有痔疮啊，大便中带血的话，检验就容易多了。”
其实我知道这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就算检出了DNA成分，也只能说明此人到过现场，是否与案件有关还不一定。
下到一层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拎着许多物证袋。在如意塔里发现并提取了许多物证，包括脚印、指掌纹、烟蒂、大便……有这么多证据和线索，案子侦破应该会有些眉目。
走出如意塔，一群人正在警戒带那边驻足观望。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们来了许多家属，示意我们休息一下。王猛摆了摆手：“这座塔是中心现场，还没看外围现场呢。”
眼尖的李筝在塔背面的墙角处发现了一条蓝色内裤，由于塔檐遮挡，这条内裤还比较干燥。围着塔转了几圈，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物品，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甚至还有用过的避孕套。
王猛又在一楼的窗户上提取了几枚指纹，在塔旁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脚印。外围现场的物证不如中心现场那么重要，而且经过雨水浸泡，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检验价值，但万一漏提也很头疼。本着多提取、不放过的原则，我们带的物证袋几乎都用光了。
家属们立刻向警戒带靠了过来，我把塔里的情况和尸表情况简单说了下，让家属稍后再仔细辨认一下尸体。其实我看得出，家属们已经确定三个女孩就是他们的孩子。
王猛拿出装着蓝色内裤的物证袋，问家属认不认识那条内裤，其中一位女性家属当场脸色变得惨白：“这是我们家彤彤的。”
林妈妈情绪已经完全失控，她颤动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
我告诉他们为了查明死因和判断案件性质，要进行尸体解剖。然后我把《解剖尸体通知书》交给派出所民警，叮嘱他让家属签好后拿给我。我没有做太多解释，此刻所有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唯有查明真相才是对死者和家属最大的安慰。
我们三人准备离开现场前往解剖室，此时却出现了我一生难忘的场景。
十多个家属竟然齐刷刷跪了下去，这举动把我们吓坏了，我和王猛、李筝赶紧跑过去把他们搀起来。我知道一个人在绝望时如果看到一丝希望，一定会紧紧抓住不放，就如同溺水的人死命抓住稻草。
在群众的心目中，刑警如同一把上了膛的狙击枪，黑洞洞的枪口让犯罪分子心惊胆寒；而我们技术警察，就是这把枪上的瞄准镜，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确定方向。
赶到解剖室已是下午，林莞青在解剖台上躺着，另外两个女孩分别躺在担架上。解剖室的窗户是开着的，一阵风吹过，窗棂好像传出了呜咽声。
李筝自从离开现场一直没说话，此刻对我说道：“刘哥，这次我主刀吧？”“你才参加了几次解剖啊。”我半开玩笑地说，“不用这么着急吧？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主刀的。”
“我是这里唯一的女法医，我想为这几个女孩做点什么。”李筝低头看着台上的尸体，面色平静，“不站在主刀的位置上，永远无法体会主刀的视角。既然早晚有一天会让我主刀，为什么不可以是今天？”
王猛在她身后悄悄伸出了大拇指，向我眨着眼。我点了点头，把尸体右手边的主刀位置让给了她：“你来试试吧。”
翻过尸体，尸斑位于尸体背部未受压部位，指压不褪色；尸僵开始缓解，角膜重度混浊，尸体已经开始腐败，结合最近几天的气温，推断死亡时间在72小时左右（符合上周五下午的时间）。
幼小的胸腔被打开，多脏器都有瘀血迹象，这是明显的窒息征象；打开颅脑，脑组织没有发现明显损伤；颈部肌群广泛出血，舌骨骨折，颈部受力明显，确定是扼颈或掐颈导致窒息死亡。
李筝的解剖操作流畅有序，功底扎实，多锻炼锻炼的话，真会是一把好手。
按照常规提取了检材后，李筝重点检验了女孩的阴部，她皱着眉说：“处女膜有新鲜破裂！”女孩大腿内侧靠近会阴的地方有一处表皮剥脱，露出了粉红色的皮下组织。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还是感到心脏一阵抽搐，继而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儿。我又忍不住想去摸摸后脑勺上的伤疤，忽然意识到自己戴着手套。
师傅曾经告诉我，作为一名法医，很多时候需要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尽量把自己从案件中抽离出来，才能客观全面。然而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做到。
“奇怪，阴道损伤不是很严重呢。”李筝说，“按理说性侵女童，会对女童的阴道造成严重伤害。刘哥你看，阴道除了少许划伤，并没有出现撕裂伤。”
另外两名女童的情况大同小异，阴道损伤都不是很严重，我并不认为这是犯罪分子良心发现或手下留情。犯罪分子性侵了三个女童，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女孩们的阴道损伤程度不严重。
我想到林妈妈曾经说过，他们在公园里找孩子时，那座塔的门是锁着的。立刻联系了派出所民警，让他们核实一下如意塔锁门的具体时间。据公园管理员王健回忆，锁门时间大约是上午11点。
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周五11点之前就已经在塔里了，当时孩子已经遇害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根据尸体检验，三个女孩的死亡时间要稍晚一些。
之后我都在市局陪着DNA室的同事进行检验，傍晚终于拿到了检验报告。回局后我和王猛、李筝凑在一起，对案子进行梳理。
王猛说现场的掌指纹有很多，但大多残缺不全，能够用到的只有三枚，但在前科人员库里面没有比中信息。
和预想的一样，外围现场的物证多数没有做出DNA，包括那个避孕套。但现场提取的众多烟蒂中，有五个烟蒂做出了DNA，其中四个哈德门牌烟蒂上的DNA属于同一名男性，剩下一个白沙牌烟蒂和现场的大便中分别检出了不同的男性DNA。这说明至少有三名男性到过现场，他们就是本案的三名嫌疑人。
三位女孩的阴道里都没有做出男性DNA成分，蓝色内裤上检出了混合DNA，除去周彤自身的DNA外，另一种DNA和大便中检出的DNA一致，这说明大便的人接触过周彤的内裤。
我们一阵兴奋，在没有监控和其他线索的情况下，烟蒂和大便中的DNA自然成为侦查破案最重要的依据，这给案件侦破带来一道曙光。
可是大家很快又冷静下来，我们国家没有大规模的DNA数据库，仅凭DNA检验结果去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经过和市局徐法医商议，我们决定采用“Y”染色体进行家系排查。我市已经完成了“Y”库建设，本地所有常住家族都完成了采集和录入。
遗传学上，男女的区别就在于男性有“Y”染色体而女性没有。每个男性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Y”染色体，并传给男性后代。理论上同一姓氏的男性家族成员体内的“Y”染色体来自共同的祖先，它体现了种姓的传承。
我们只需在同族的几代人中分别采集几个样本，就可以确定整个家族的“Y”染色体特征。如果某个嫌疑人的“Y”染色体比中了某个家族，那么可以基本确定他就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这就极大地缩小了侦查范围。
市局对三名嫌疑人的DNA进行了Y染色体检验，有了意外发现。白沙牌烟蒂和大便中的Y染色体具有同源性，也就是说，他们俩来自同一个家族。
在进行“Y”系家族排查前，需要对嫌疑人的特征进行刻画。夜晚的大队会议室安静肃穆，各种情况汇拢过来，案件的其他线索非常少，缺乏有价值的侦查信息。听完我和王猛的汇报后，冯大队希望我们从技术上寻找突破口。
关于嫌疑人数量，多数同事认为应该是两到三人，理由很简单：一是有三名男性到过现场，而且其中两人来自同一家族，结伴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二是同时控制三名女童，一个人可能有难度。
关于女孩被性侵但是损伤不严重的事，大家展开了讨论，最终形成了几乎一边倒的推论：嫌疑人性功能不行，以至于无法用性器官完成性侵。
看到我一直在沉默，冯大队长让我说说看法。
关于作案人数，我倾向于单人作案，一个人完全可以实施性侵和杀人。因为从尸检看，三个女孩的死亡原因是一样的，都是掐颈导致窒息死亡；而且三个人的损伤方式包括阴道损伤的特点和程度都基本相同。
关于嫌疑人的年龄，我觉着嫌疑人应该是青壮年。因为三名女孩的尸僵都没有出现转移，说明死后位置没有变动，那么塔顶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孩子们是活着上塔的。假如是体弱的小孩或老人，对三名女孩形成控制的可能性很小。
我根据尸检提出另一个推断：1号死者林莞青体位是趴着的，但尸斑位于背部，而且大腿内侧有死后伤，这说明她死后被翻动甚至被猥亵过。所以嫌疑人很可能在现场逗留时间较长或作案后回到过现场。
我牢记师傅的教导，只是从法医角度去分析案件，但会议室里还是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
最终冯大队长拍了板，作案人数还是考虑2人以上，但年龄被划定在10岁到65岁之间。根据现场的两个烟蒂，推断嫌疑人经济水平较差。
回到办公室，我没有开灯，李筝过来安慰我，她说我分析得很有道理，只是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DNA检测的主导地位，对DNA结果深信不疑。
很快，通过与“Y”库比对，白沙牌烟蒂和现场大便中的Y染色体比中了齐风市一个褚姓家族。四枚哈德门牌烟蒂上的Y染色体比中了齐风市的一个王姓家族。可是这两个家族分支和成员非常多，大家感到一阵头疼。
我找到市局徐法医求助，徐法医告诉我最近他研制了一种新型试剂盒，可以做60多个位点。
同源Y染色体随着多次复制和遗传，有些遗传物质会逐渐发生微小变异。位点多的好处就是可以检验和区分这些细微差异，从而细化家族分支，缩小侦查范围。
DNA室传来捷报，哈德门牌烟蒂DNA直接比中了一名王姓嫌疑人，白沙牌烟蒂中的DNA比中了褚姓家族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分支，但是粪便中的DNA没有比中本地分支。
拿到检验报告，我们傻了眼，王姓嫌疑人居然是看塔人王健。王猛拍着脑门儿，懊恼地说：“我之前咋没想到他就是凶手呢？监守自盗这种事并不稀奇啊！”
我点了点头：“这下可以解释林莞青尸斑位置矛盾和死后伤的问题了，王健有塔的钥匙，具备作案的便利条件！至少，他具备猥亵尸体的条件。”
事不宜迟，马上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刑警队派出大量警力，一方面对王健进行传唤，另一方面对比中的那支褚姓家族进行调查。
虽然王健有进出现场的正当理由，但女孩的尸体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审讯时，王健涨红着脸，承认发现尸体后想找找有没有值钱的物品，在看到女孩们半裸的尸体后，忍不住猥亵了林莞青的尸体。
看来并不是凶手在现场逗留或重返现场，而是王健动了尸体。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假如王健是凶手，他一定会选择转移或隐藏尸体，尽量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而不是选择报案，他不太可能是凶手。
回到办公室，王猛说：“刚才我问了李队长，褚姓分支里有个叫褚延强的，三十多年前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目前看来嫌疑最大。”李筝点了点头：“这只是其中一名烟蒂嫌疑人，另一名大便嫌疑人还一点线索也没有呢。”
窗外的天色渐渐变暗，李筝托着下巴说：“是不是我们的筛查范围太小了，万一嫌疑人不是本地人呢？”我点了点头，看来需要扩大筛查范围了。
两名嫌疑人都属于褚姓家族，而齐风市的褚姓家族都发源于褚家村，于是我去褚家村查看了族谱。褚家村的先祖是清朝中期从缙城洪化县迁来的。询问了村里的老人，褚家先祖迁来本地的起因竟然是打架时把对方辫子拽下来了。在清朝，拽人辫子那可是重罪，褚家的先祖吓得赶紧跑路来了齐风市。
冯大队长一方面安排人追查褚延强的下落，一方面派我和王猛、李筝三人前往缙城洪化县寻找褚家村的同源家族，看看能否找到大便嫌疑人的踪迹。
在当地公安部门配合下，我们很快找到了洪化县的褚姓家族。这个家族很庞大，有一百多个分支。我和李筝配合当地派出所筛查找人，承担了褚姓家族摸排采血的任务。在两周内采集了几千份血样，我们拿采血针的手都开始哆嗦了。
血样打包寄回去进行检验，确定了其中一个分支和现场粪便中检出的Y染色体高度一致。这个消息让我激动得当晚没睡着觉。
我们对这个分支进行梳理，确定了一名叫褚俊生的嫌疑人，他的DNA与现场大便DNA一致。找到了大便嫌疑人，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侦查中队李队长连夜赶来，对褚俊生进行了审讯，可他拒不承认到过距离洪化县两千多公里的案发地齐风市。褚俊生的家人和单位同事都证明他近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让我们陷入了困惑，难道是DNA说了谎？
继续在洪化县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我和王猛无精打采地商量着订哪班机票返回。李筝在屋里走来走去，忽然说道：“按照咱们做的DNA位点数量，检验结果一致，说明似然比在10的10次方左右，这个概率的话，十亿人中最多有一个人和他结果相同。就算他不是嫌疑人，也一定和嫌疑人有密切关系。”
我们马上查了褚俊生的家庭成员信息，发现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叫褚俊礼，在申城工作，是生物科研所的一名工程师。看着电脑屏幕上和褚俊生一模一样的褚俊礼的照片，我向李筝竖起了大拇指。
根据法医物证学的理论，异卵双胞胎来自两个受精卵，DNA关系类似于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来自同一个受精卵，DNA完全一致，他们性别相同，外貌也几乎一样，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难以分辨。
以前的DNA技术是无法对同卵双胞胎进行鉴别区分的，但现在可以，虽然难度很大。因为同卵双胞胎虽然先天DNA一致，但后天某些物质会发生细微的改变，比如DNA甲基化。
既然弟弟不是凶手，那凶手肯定就是双胞胎哥哥。和领导汇报后，我们马上订了机票去了褚俊礼所在的申城。
我们在申城一家生物科研所见到了褚俊礼。王猛低声对我说：“这戴眼镜的家伙斯文周正，看起来不像坏人啊。”我摇了摇头，不能以貌取人。
褚俊礼的DNA结果证实了褚俊礼和褚俊生是同卵双胞胎，他俩的DNA都和现场大便DNA一致。可褚俊礼的同事们却证实，为了完成一项科研项目，褚俊礼整整一周都在单位加班，不可能出现在齐风市的犯罪现场。
双胞胎兄弟都不是犯罪分子，难道是我们一直信赖的DNA说了谎？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我几乎怀疑自己以前学的《法医物证学》都是假的。
晚饭气氛有些压抑，李筝倒了一杯酒放在我的面前：“刘哥，我们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我叹了口气：“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我们这次恐怕要栽跟头了。”
李筝摇了摇头：“我觉着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刘哥，你说会不会存在第三个人，他的DNA和这对双胞胎兄弟的DNA一致呢？我一想到那三个可怜的孩子，就觉着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找到凶手。”
李筝的话让我无法反驳，总感觉眼前蒙着一层窗户纸捅不破。其实我还想到另一种可能：DNA检验受概率所限，出现了偶然相似性，茫茫人海中两个毫不相关的人DNA出现了一致。
假如是那样，案子可能真的就成了悬案，那是我能想到的最坏结果。我轻轻摸着后脑勺的那道疤，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查！
我们去褚俊礼单位查阅了他的个人档案，发现他除了逢年过节，一直在申城上班。只是在一年前，他曾经请了一周假，事由是“去申城第三人民医院捐献骨髓”。
在申城第三人民医院，我们查阅了褚俊礼一年前的病历档案，果然捐献过骨髓。在医院的协助下，我们打听到骨髓受者叫韩国杰，齐风市人。
“骨髓移植！齐风市！”感觉心中划过一道闪电，耳畔响起了雷鸣，我打了个激灵，惊出一身冷汗。我之前设想了各种可能，却没有考虑到人的DNA发生改变的特例，不！这不单单是改变，确切地说是拥有了两套DNA！
没错，接受过骨髓移植的人，会有两套DNA系统。因为造血干细胞来自异体，所产生的血液DNA与供体DNA一致；而除了血液系统之外的DNA并没有改变，还和移植之前一样。真的被李筝说中了，果然存在第三个人，和双胞胎兄弟的DNA一致。
这韩国杰正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正要把情况和领导汇报，手机铃声响了，是姜法医打来的。
他告诉我褚延强的下落找到了，他在二十多年前因一场车祸死亡，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改嫁给一个姓韩的人，那个儿子叫韩国杰。作为烟蒂DNA那条线的重大嫌疑人，目前已经在通缉他了。
我告诉姜法医，韩国杰不但是烟蒂DNA嫌疑人，而且还是大便DNA嫌疑人，因为他有两套DNA系统。这结果印证了我的推论，青壮年男性，单人作案。放下手机，我大吼一声，王猛和李筝吃惊地看着我。
找到韩国杰时，负责抓捕的同事吃了一惊，他并非想象中的凶神恶煞，更像是半人半鬼。他瘫坐在椅子上对着电脑看A片，蓬头垢面，脸色苍白，气质阴郁，屋子里全是烟味。他一点也没有反抗，满不在乎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父亲褚延强死后，年幼的韩国杰跟随母亲改嫁，从此改姓韩。当初查出白血病后，家人在众筹平台上发起了众筹捐款。幸运的是，不但筹集到了手术费，还找到了配型合适的骨髓。
重获新生的韩国杰在住院期间收获了爱情，和一位病友的妹妹谈起了恋爱。出院后韩国杰在家休养，女朋友时常去看他，然而就在上个月，女朋友向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韩国杰性功能障碍。
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可不知为何，术后的韩国杰阳痿了。韩国杰认为自己命不好，社会对他太不公平，心理开始扭曲。
那天，在湿地公园游荡的韩国杰本来有轻生的念头。他看到在河边捞鱼的三个女孩，顿时生出一股邪念，将三名女童诱骗到如意塔。三名女童关系很要好，他只需控制一名女童，另外两名女童就乖乖听话。
其间，公园管理员王健去如意塔锁门，韩国杰威胁三名女童不要出声，王健喊了几声见没人回应，就把塔门锁了。韩国杰对三名女童逐一猥亵，其间也曾尝试过强奸，却发现自己依然不行。
后来听到有人在喊着“彤彤”的名字，那个穿短裤的女孩起身想喊叫，韩国杰把她推到墙边，右手紧紧掐住了她的脖子，直到她瘫软在墙边，小手慢慢松开，小桶里的水洒了一地。
韩国杰说自己最开始没想杀人，但是突发状况让他害怕暴露，于是灭了口，把另外两个女孩也掐死了，其中一个女孩反抗很强烈。
事后，韩国杰忽然想大便，身上却没带纸，于是他脱下了那名反抗强烈的女孩的内裤擦拭。最后，他推开一楼的窗户，跳出窗外，再把窗户关上。
我掩面沉思，同样来自一个家族，有的人就胸怀宽广，捐髓救人，有的人就不懂感恩，仇恨社会。我想到一句话：自救者人恒救之，自爱者人恒爱之。如果一个人放弃了自己，那么谁也救不了他。
思考这个案子的侦破过程，感觉存在很多巧合，但我们一开始就关注到褚姓家族是正确的。正因为韩国杰和褚俊礼属于同族，所以骨髓配型才会成功吧。
DNA检验技术是我们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一柄利剑。有了它，我们可以大幅缩短侦查时间，甚至有时可以直接锁定嫌疑人。上至领导，下至普通民警，都知道DNA的重要性，一切侦查都会围绕DNA展开。
但DNA检验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由于DNA检验本身的特点，它有时也会变成一把双刃剑，给侦查破案带来干扰，把我们引入迷局，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遗传学上，男女的区别就在于男性有“Y”染色体而女性没有。
每个男性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Y”染色体，并传给男性后代。理论上同一姓氏的男性家族成员体内的“Y”染色体来自共同的祖先，它体现了种姓的传承。
坐在我对面的女士很有气质，尽管此刻她眼圈通红，眉头紧锁，但仍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详细讲述孩子们失踪的经过。
她的女儿叫林莞青，今年6岁，暑假结束就要上小学了。上周五，林莞青约了好朋友张嘉琪和周彤到家里玩。林莞青家在湿地公园旁边的别墅群，三个小伙伴拿了小桶和小网准备去公园捞鱼。林妈妈忙着准备午餐，叮嘱莞青她们玩一会儿就回家，没想到三个孩子一去无踪。
家长们找遍了公园的每个角落都没有孩子的下落，当即报了警。警方配合家长搜索，一夜无果。今早，派出所让家长们来分局采集血样。之前我提到过，现在为了提高比中率，所有报失踪的人员一律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
我们法医的工作不是大家想的只做尸检这样简单，并不是没有命案发生的时候我们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更多的时候，我们身兼警察的职责，伤情检验，执勤，蹲点，看守……此外，写总结，做PPT，建立未知名尸体和失踪人员系统，参加比武，迎接检查，也都是我们的日常。法医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这话不假。
我负责本市的失踪人员信息录入，根据林妈妈的描述记录下了失踪儿童的信息。之后我刚要给林妈妈采血，办公室的门一下被王猛推开。他喊着：“湿地公园里发现三个孩子。”他看到我对面坐着人，愣了一下，“晓辉，赶紧收拾一下，出现场。”
林妈妈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盯着王猛：“你说什么，三个孩子？”
王猛似乎后悔刚才的莽撞，摇了摇头：“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林妈妈的手抖得不成样子，几欲晕倒，深呼吸了好几次才喘过气来，要求跟我们一起去现场。
把车停在公园门口，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下，我们前往公园深处。这个湿地公园位置比较偏僻，但四面环水，草木葱郁，是本地人消暑游玩的好地方。但此刻我无心欣赏，只想快点赶到现场。
我们提着箱子一路小跑，大约十几分钟后看到了被警戒带围起来的一座塔。林妈妈愣了愣，说：“我们找过这里，这个塔明明是锁着的啊！”
我的同事女法医李筝安慰家属：“大家先别着急，现在还不确定塔里孩子的身份。”民警拉开警戒带，我们走了十几米才来到塔前。
这座塔不算很高，已经有些年岁了，外墙斑驳，塔基的水泥破损了几处，露出了里面的红砖。我们戴上鞋套，踩着台阶来到了塔前，门上的匾额上写着“如意塔”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民警指着阴影中的一位中年人告诉我们他叫王健，是公园的管理员，就是他报的警。王健局促不安地蹲在角落，用大拇指和食指紧捏着烟头，深吸了一口，烟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紧锁的眉头。
王健向我们讲述了发现死者的经过。如意塔年久失修，公园管理部门指示暂时关闭如意塔，以确保游客安全，等雨季过后进行修缮。上周五接到通知后王健就把塔门上了锁。
周末下了几场雨，今天雨过天晴，王健照例来巡视，走进塔，便闻着有一股腐臭的味道。塔里之前常钻进野猫野狗，偶尔有死老鼠，这味道他倒也习以为常。但当他登到塔顶时，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为确保不破坏现场的痕迹物证，痕检技术员王猛首先上塔查看。
李筝拿出记录表发现没有带笔，尴尬地问道：“刘哥，你带笔了没？”我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支笔。
眼尖的李筝说道：“包里那副眼镜不错，从来没见你戴过呀。”
我刚要解释，王猛从塔里走了出来，摇了摇头：“塔里漏雨，现场可能被破坏了。”他还特意跟我补充说明了句，现场没有发现大量血迹。
王猛的话让我陷入了回忆。当年因为兴趣，我选择了法医专业，但在一次实验课上，看到白兔鲜血涌出的那一刻，我径直晕了过去，后脑勺儿磕在了讲台棱上。
醒来后同学们都围着我，我摸了一把后脑勺儿，湿乎乎地沾了一手血，我一看，差点又晕了。老师说我可能不适合干法医，建议我转到影像或其他不用见血的专业，但我没放弃，尝试克服晕血。
老师给了我半年时间适应调整，我采用了最笨的“脱敏”疗法，一有机会就让自己见血。先从照片上的血迹看起，然后央求高年级的师兄师姐，在做动物实验或病理解剖时带上我旁观。我因此出了名，法医系的校友都知道有一个死扛晕血的同门。
很幸运，我晕血的症状逐渐好了起来。因祸得福，旁观了很多病理解剖，相当于提前进行了实战训练，我积累了很多经验，实训课分数遥遥领先。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只有一次出现场感到心慌。那是一个满屋充斥着浓烈血腥味的现场，墙和地面布满了各种血迹。情急之下我借了痕检专业的偏光护目镜戴上，顺利完成了现场勘验。后来我就习惯随身带着一副偏光眼镜，碰到重大案子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摸摸枕部那条略微凸起的疤痕。
我们进入塔内，里面光线比较暗，塔壁上的石刻壁画只能隐约看清轮廓。借着勘查灯的光，我们沿着潮湿的木质楼梯慢慢往上走，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脚底传来的震颤。
尽管我们戴着手套，却没有去扶两侧的栏杆，生怕破坏了痕迹物证，这是一种职业习惯。鼻腔里开始涌入一股腐败气味，夹杂着发霉潮气，越往上爬，气味越重。
王猛第一趟进塔时已经进行了初步勘查，有可疑物证的地方都用物证标志牌进行了标记。走到第四层时稍做停留，我看到了一个烟蒂旁边摆放着黄色的10号物证牌。再往上一层就是塔顶，死者被发现的地方。
我的视线经过塔顶地面时，首先看到了一只白色的凉鞋。鞋子样式精美，鞋面上有一朵蝴蝶兰装饰，被孤零零地扔在潮湿的地面上，旁边是三具小小的尸体。
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差不多的体态和身高，只是发型和衣服有些区别。她们身旁分别摆放着三个鲜艳而刺眼的红色标志牌。按照习惯，我们用黄色标志牌标记痕迹物证，用红色标志牌标记尸体。
最靠近楼梯的是1号死者，一个穿着小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她趴在地面上，头稍微偏向右侧，红色头绳扎着一个大约15厘米长的马尾辫。
她的裙子下摆向上翻起到背部，左腿膝盖位置套着一条白色内裤，左脚是光着的；右腿略微弯曲，右脚穿着一只白色凉鞋，和地上的那只一模一样。
把她轻轻翻过来，她面部青紫，嘴角挂着些许暗红色液体，一直延伸到面颊。她的胳膊在身体两侧轻微外展，双手紧握着拳头。根据林妈妈的描述，我猜想这个女孩就是林莞青。
2号死者是一个穿着背带裙的女孩，位于楼梯口的右手边。她的双臂紧紧抱在一起，双腿紧并着，整个身体蜷缩成一团向右侧卧，似乎想保护自己。
粉红色的发圈下是略显凌乱的短发，刘海紧贴在额头上，脸上显露出青紫色的血管，皮肤依然白皙。此外，她的衣着检验发现内裤缺失。
3号死者的体位有些特殊，双腿伸直靠坐在墙边，低垂着头，长发遮住了脸。她的黑色短裤连同粉色内裤一起被褪到了右脚踝位置，上身的粉红T恤上有少许发暗的痕迹。
我轻轻拨开她的头发，露出圆圆的脸，双眼周围青紫肿胀，嘴角有暗红色液体。她的双臂摆放在身体两侧，手掌是摊开的，手指自然弯曲。右手边约半米处有一只侧翻的红色小桶，潮湿的地面上有五条小鱼，其中一条还在微微颤动。
三个孩子和小鱼，原本鲜活的生命，此刻除了那条濒死的小鱼，都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或许是之前连续的大雨延续了小鱼的生命，可现场的罪证也被冲刷了。
“畜生！”李筝攥着拳头恨恨地说，“这么小的孩子，居然有人下如此毒手！”李筝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手背上青筋凸起，我能感受到她压抑的愤怒。
我试着尽量平复自己的心情，现场检验需要绝对的冷静。
对三个孩子进行了初步的尸表检验，看到许多擦伤和挫伤，但暂时没有发现明显的致命伤。李筝摸了摸三个孩子的颈部，说：“三个孩子颈部都有损伤痕迹，很可能是掐颈。”
王猛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李筝的肩膀：“虽然遭到雨水冲刷，但这个现场还是有条件的，光物证牌就摆了十多个，一会儿你俩帮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漏掉的蛛丝马迹。”
打电话让解剖室过来运尸体，我们三个从塔顶开始逐层往下搜寻，在楼梯上发现了一个烟蒂，在栏杆上发现了两个掌纹和一个指纹。
走到第三层时，李筝忽然指着一处阴暗的角落说：“那边好像有大便。”王猛问道：“啥？”顺着王猛手中的勘查灯看去，在墙角有一处规格比较大的大便，看起来不像是动物粪便。我准备过去，王猛拽住了我：“一坨屎有啥好看的？”
我挣脱王猛走了过去，粪便也是重要的生物检材，因为它来自人体，理论上会留下人体的成分，可能会对破案有帮助。
近几年，DNA检验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物证提取的改进。有一种说法——接触即留痕，人的皮肤细胞随时在脱落、更新，只要嫌疑人接触过的物品，理论上都存在检出DNA的可能性。当然，多数时候由于检材中有效成分太少，检验难度很大。
走近一看，大便已轻微风干，我取出一个物证袋，把大便整体装了进去（大家可以脑补下装大便的画面）。装的过程中隐约看到大便上沾着一丝红色，我心中一喜：“看来这个人有痔疮啊，大便中带血的话，检验就容易多了。”
其实我知道这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就算检出了DNA成分，也只能说明此人到过现场，是否与案件有关还不一定。
下到一层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拎着许多物证袋。在如意塔里发现并提取了许多物证，包括脚印、指掌纹、烟蒂、大便……有这么多证据和线索，案子侦破应该会有些眉目。
走出如意塔，一群人正在警戒带那边驻足观望。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们来了许多家属，示意我们休息一下。王猛摆了摆手：“这座塔是中心现场，还没看外围现场呢。”
眼尖的李筝在塔背面的墙角处发现了一条蓝色内裤，由于塔檐遮挡，这条内裤还比较干燥。围着塔转了几圈，我们又发现了很多物品，矿泉水瓶、烟盒、塑料袋……甚至还有用过的避孕套。
王猛又在一楼的窗户上提取了几枚指纹，在塔旁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脚印。外围现场的物证不如中心现场那么重要，而且经过雨水浸泡，很可能已经失去了检验价值，但万一漏提也很头疼。本着多提取、不放过的原则，我们带的物证袋几乎都用光了。
家属们立刻向警戒带靠了过来，我把塔里的情况和尸表情况简单说了下，让家属稍后再仔细辨认一下尸体。其实我看得出，家属们已经确定三个女孩就是他们的孩子。
王猛拿出装着蓝色内裤的物证袋，问家属认不认识那条内裤，其中一位女性家属当场脸色变得惨白：“这是我们家彤彤的。”
林妈妈情绪已经完全失控，她颤动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
我告诉他们为了查明死因和判断案件性质，要进行尸体解剖。然后我把《解剖尸体通知书》交给派出所民警，叮嘱他让家属签好后拿给我。我没有做太多解释，此刻所有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唯有查明真相才是对死者和家属最大的安慰。
我们三人准备离开现场前往解剖室，此时却出现了我一生难忘的场景。
十多个家属竟然齐刷刷跪了下去，这举动把我们吓坏了，我和王猛、李筝赶紧跑过去把他们搀起来。我知道一个人在绝望时如果看到一丝希望，一定会紧紧抓住不放，就如同溺水的人死命抓住稻草。
在群众的心目中，刑警如同一把上了膛的狙击枪，黑洞洞的枪口让犯罪分子心惊胆寒；而我们技术警察，就是这把枪上的瞄准镜，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确定方向。
赶到解剖室已是下午，林莞青在解剖台上躺着，另外两个女孩分别躺在担架上。解剖室的窗户是开着的，一阵风吹过，窗棂好像传出了呜咽声。
李筝自从离开现场一直没说话，此刻对我说道：“刘哥，这次我主刀吧？”“你才参加了几次解剖啊。”我半开玩笑地说，“不用这么着急吧？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主刀的。”
“我是这里唯一的女法医，我想为这几个女孩做点什么。”李筝低头看着台上的尸体，面色平静，“不站在主刀的位置上，永远无法体会主刀的视角。既然早晚有一天会让我主刀，为什么不可以是今天？”
王猛在她身后悄悄伸出了大拇指，向我眨着眼。我点了点头，把尸体右手边的主刀位置让给了她：“你来试试吧。”
翻过尸体，尸斑位于尸体背部未受压部位，指压不褪色；尸僵开始缓解，角膜重度混浊，尸体已经开始腐败，结合最近几天的气温，推断死亡时间在72小时左右（符合上周五下午的时间）。
幼小的胸腔被打开，多脏器都有瘀血迹象，这是明显的窒息征象；打开颅脑，脑组织没有发现明显损伤；颈部肌群广泛出血，舌骨骨折，颈部受力明显，确定是扼颈或掐颈导致窒息死亡。
李筝的解剖操作流畅有序，功底扎实，多锻炼锻炼的话，真会是一把好手。
按照常规提取了检材后，李筝重点检验了女孩的阴部，她皱着眉说：“处女膜有新鲜破裂！”女孩大腿内侧靠近会阴的地方有一处表皮剥脱，露出了粉红色的皮下组织。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还是感到心脏一阵抽搐，继而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儿。我又忍不住想去摸摸后脑勺上的伤疤，忽然意识到自己戴着手套。
师傅曾经告诉我，作为一名法医，很多时候需要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尽量把自己从案件中抽离出来，才能客观全面。然而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做到。
“奇怪，阴道损伤不是很严重呢。”李筝说，“按理说性侵女童，会对女童的阴道造成严重伤害。刘哥你看，阴道除了少许划伤，并没有出现撕裂伤。”
另外两名女童的情况大同小异，阴道损伤都不是很严重，我并不认为这是犯罪分子良心发现或手下留情。犯罪分子性侵了三个女童，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女孩们的阴道损伤程度不严重。
我想到林妈妈曾经说过，他们在公园里找孩子时，那座塔的门是锁着的。立刻联系了派出所民警，让他们核实一下如意塔锁门的具体时间。据公园管理员王健回忆，锁门时间大约是上午11点。
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周五11点之前就已经在塔里了，当时孩子已经遇害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根据尸体检验，三个女孩的死亡时间要稍晚一些。
之后我都在市局陪着DNA室的同事进行检验，傍晚终于拿到了检验报告。回局后我和王猛、李筝凑在一起，对案子进行梳理。
王猛说现场的掌指纹有很多，但大多残缺不全，能够用到的只有三枚，但在前科人员库里面没有比中信息。
和预想的一样，外围现场的物证多数没有做出DNA，包括那个避孕套。但现场提取的众多烟蒂中，有五个烟蒂做出了DNA，其中四个哈德门牌烟蒂上的DNA属于同一名男性，剩下一个白沙牌烟蒂和现场的大便中分别检出了不同的男性DNA。这说明至少有三名男性到过现场，他们就是本案的三名嫌疑人。
三位女孩的阴道里都没有做出男性DNA成分，蓝色内裤上检出了混合DNA，除去周彤自身的DNA外，另一种DNA和大便中检出的DNA一致，这说明大便的人接触过周彤的内裤。
我们一阵兴奋，在没有监控和其他线索的情况下，烟蒂和大便中的DNA自然成为侦查破案最重要的依据，这给案件侦破带来一道曙光。
可是大家很快又冷静下来，我们国家没有大规模的DNA数据库，仅凭DNA检验结果去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经过和市局徐法医商议，我们决定采用“Y”染色体进行家系排查。我市已经完成了“Y”库建设，本地所有常住家族都完成了采集和录入。
遗传学上，男女的区别就在于男性有“Y”染色体而女性没有。每个男性都从父亲那里继承了“Y”染色体，并传给男性后代。理论上同一姓氏的男性家族成员体内的“Y”染色体来自共同的祖先，它体现了种姓的传承。
我们只需在同族的几代人中分别采集几个样本，就可以确定整个家族的“Y”染色体特征。如果某个嫌疑人的“Y”染色体比中了某个家族，那么可以基本确定他就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这就极大地缩小了侦查范围。
市局对三名嫌疑人的DNA进行了Y染色体检验，有了意外发现。白沙牌烟蒂和大便中的Y染色体具有同源性，也就是说，他们俩来自同一个家族。
在进行“Y”系家族排查前，需要对嫌疑人的特征进行刻画。夜晚的大队会议室安静肃穆，各种情况汇拢过来，案件的其他线索非常少，缺乏有价值的侦查信息。听完我和王猛的汇报后，冯大队希望我们从技术上寻找突破口。
关于嫌疑人数量，多数同事认为应该是两到三人，理由很简单：一是有三名男性到过现场，而且其中两人来自同一家族，结伴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二是同时控制三名女童，一个人可能有难度。
关于女孩被性侵但是损伤不严重的事，大家展开了讨论，最终形成了几乎一边倒的推论：嫌疑人性功能不行，以至于无法用性器官完成性侵。
看到我一直在沉默，冯大队长让我说说看法。
关于作案人数，我倾向于单人作案，一个人完全可以实施性侵和杀人。因为从尸检看，三个女孩的死亡原因是一样的，都是掐颈导致窒息死亡；而且三个人的损伤方式包括阴道损伤的特点和程度都基本相同。
关于嫌疑人的年龄，我觉着嫌疑人应该是青壮年。因为三名女孩的尸僵都没有出现转移，说明死后位置没有变动，那么塔顶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孩子们是活着上塔的。假如是体弱的小孩或老人，对三名女孩形成控制的可能性很小。
我根据尸检提出另一个推断：1号死者林莞青体位是趴着的，但尸斑位于背部，而且大腿内侧有死后伤，这说明她死后被翻动甚至被猥亵过。所以嫌疑人很可能在现场逗留时间较长或作案后回到过现场。
我牢记师傅的教导，只是从法医角度去分析案件，但会议室里还是炸开了锅，大家议论纷纷。
最终冯大队长拍了板，作案人数还是考虑2人以上，但年龄被划定在10岁到65岁之间。根据现场的两个烟蒂，推断嫌疑人经济水平较差。
回到办公室，我没有开灯，李筝过来安慰我，她说我分析得很有道理，只是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DNA检测的主导地位，对DNA结果深信不疑。
很快，通过与“Y”库比对，白沙牌烟蒂和现场大便中的Y染色体比中了齐风市一个褚姓家族。四枚哈德门牌烟蒂上的Y染色体比中了齐风市的一个王姓家族。可是这两个家族分支和成员非常多，大家感到一阵头疼。
我找到市局徐法医求助，徐法医告诉我最近他研制了一种新型试剂盒，可以做60多个位点。
同源Y染色体随着多次复制和遗传，有些遗传物质会逐渐发生微小变异。位点多的好处就是可以检验和区分这些细微差异，从而细化家族分支，缩小侦查范围。
DNA室传来捷报，哈德门牌烟蒂DNA直接比中了一名王姓嫌疑人，白沙牌烟蒂中的DNA比中了褚姓家族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分支，但是粪便中的DNA没有比中本地分支。
拿到检验报告，我们傻了眼，王姓嫌疑人居然是看塔人王健。王猛拍着脑门儿，懊恼地说：“我之前咋没想到他就是凶手呢？监守自盗这种事并不稀奇啊！”
我点了点头：“这下可以解释林莞青尸斑位置矛盾和死后伤的问题了，王健有塔的钥匙，具备作案的便利条件！至少，他具备猥亵尸体的条件。”
事不宜迟，马上向领导进行了汇报，刑警队派出大量警力，一方面对王健进行传唤，另一方面对比中的那支褚姓家族进行调查。
虽然王健有进出现场的正当理由，但女孩的尸体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审讯时，王健涨红着脸，承认发现尸体后想找找有没有值钱的物品，在看到女孩们半裸的尸体后，忍不住猥亵了林莞青的尸体。
看来并不是凶手在现场逗留或重返现场，而是王健动了尸体。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假如王健是凶手，他一定会选择转移或隐藏尸体，尽量延缓尸体被发现的时间而不是选择报案，他不太可能是凶手。
回到办公室，王猛说：“刚才我问了李队长，褚姓分支里有个叫褚延强的，三十多年前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目前看来嫌疑最大。”李筝点了点头：“这只是其中一名烟蒂嫌疑人，另一名大便嫌疑人还一点线索也没有呢。”
窗外的天色渐渐变暗，李筝托着下巴说：“是不是我们的筛查范围太小了，万一嫌疑人不是本地人呢？”我点了点头，看来需要扩大筛查范围了。
两名嫌疑人都属于褚姓家族，而齐风市的褚姓家族都发源于褚家村，于是我去褚家村查看了族谱。褚家村的先祖是清朝中期从缙城洪化县迁来的。询问了村里的老人，褚家先祖迁来本地的起因竟然是打架时把对方辫子拽下来了。在清朝，拽人辫子那可是重罪，褚家的先祖吓得赶紧跑路来了齐风市。
冯大队长一方面安排人追查褚延强的下落，一方面派我和王猛、李筝三人前往缙城洪化县寻找褚家村的同源家族，看看能否找到大便嫌疑人的踪迹。
在当地公安部门配合下，我们很快找到了洪化县的褚姓家族。这个家族很庞大，有一百多个分支。我和李筝配合当地派出所筛查找人，承担了褚姓家族摸排采血的任务。在两周内采集了几千份血样，我们拿采血针的手都开始哆嗦了。
血样打包寄回去进行检验，确定了其中一个分支和现场粪便中检出的Y染色体高度一致。这个消息让我激动得当晚没睡着觉。
我们对这个分支进行梳理，确定了一名叫褚俊生的嫌疑人，他的DNA与现场大便DNA一致。找到了大便嫌疑人，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侦查中队李队长连夜赶来，对褚俊生进行了审讯，可他拒不承认到过距离洪化县两千多公里的案发地齐风市。褚俊生的家人和单位同事都证明他近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让我们陷入了困惑，难道是DNA说了谎？
继续在洪化县待下去也没什么意义，我和王猛无精打采地商量着订哪班机票返回。李筝在屋里走来走去，忽然说道：“按照咱们做的DNA位点数量，检验结果一致，说明似然比在10的10次方左右，这个概率的话，十亿人中最多有一个人和他结果相同。就算他不是嫌疑人，也一定和嫌疑人有密切关系。”
我们马上查了褚俊生的家庭成员信息，发现他有个双胞胎哥哥叫褚俊礼，在申城工作，是生物科研所的一名工程师。看着电脑屏幕上和褚俊生一模一样的褚俊礼的照片，我向李筝竖起了大拇指。
根据法医物证学的理论，异卵双胞胎来自两个受精卵，DNA关系类似于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来自同一个受精卵，DNA完全一致，他们性别相同，外貌也几乎一样，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难以分辨。
以前的DNA技术是无法对同卵双胞胎进行鉴别区分的，但现在可以，虽然难度很大。因为同卵双胞胎虽然先天DNA一致，但后天某些物质会发生细微的改变，比如DNA甲基化。
既然弟弟不是凶手，那凶手肯定就是双胞胎哥哥。和领导汇报后，我们马上订了机票去了褚俊礼所在的申城。
我们在申城一家生物科研所见到了褚俊礼。王猛低声对我说：“这戴眼镜的家伙斯文周正，看起来不像坏人啊。”我摇了摇头，不能以貌取人。
褚俊礼的DNA结果证实了褚俊礼和褚俊生是同卵双胞胎，他俩的DNA都和现场大便DNA一致。可褚俊礼的同事们却证实，为了完成一项科研项目，褚俊礼整整一周都在单位加班，不可能出现在齐风市的犯罪现场。
双胞胎兄弟都不是犯罪分子，难道是我们一直信赖的DNA说了谎？这种情况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我几乎怀疑自己以前学的《法医物证学》都是假的。
晚饭气氛有些压抑，李筝倒了一杯酒放在我的面前：“刘哥，我们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我叹了口气：“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我们这次恐怕要栽跟头了。”
李筝摇了摇头：“我觉着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刘哥，你说会不会存在第三个人，他的DNA和这对双胞胎兄弟的DNA一致呢？我一想到那三个可怜的孩子，就觉着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找到凶手。”
李筝的话让我无法反驳，总感觉眼前蒙着一层窗户纸捅不破。其实我还想到另一种可能：DNA检验受概率所限，出现了偶然相似性，茫茫人海中两个毫不相关的人DNA出现了一致。
假如是那样，案子可能真的就成了悬案，那是我能想到的最坏结果。我轻轻摸着后脑勺的那道疤，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查！
我们去褚俊礼单位查阅了他的个人档案，发现他除了逢年过节，一直在申城上班。只是在一年前，他曾经请了一周假，事由是“去申城第三人民医院捐献骨髓”。
在申城第三人民医院，我们查阅了褚俊礼一年前的病历档案，果然捐献过骨髓。在医院的协助下，我们打听到骨髓受者叫韩国杰，齐风市人。
“骨髓移植！齐风市！”感觉心中划过一道闪电，耳畔响起了雷鸣，我打了个激灵，惊出一身冷汗。我之前设想了各种可能，却没有考虑到人的DNA发生改变的特例，不！这不单单是改变，确切地说是拥有了两套DNA！
没错，接受过骨髓移植的人，会有两套DNA系统。因为造血干细胞来自异体，所产生的血液DNA与供体DNA一致；而除了血液系统之外的DNA并没有改变，还和移植之前一样。真的被李筝说中了，果然存在第三个人，和双胞胎兄弟的DNA一致。
这韩国杰正是我们要找的人。我正要把情况和领导汇报，手机铃声响了，是姜法医打来的。
他告诉我褚延强的下落找到了，他在二十多年前因一场车祸死亡，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改嫁给一个姓韩的人，那个儿子叫韩国杰。作为烟蒂DNA那条线的重大嫌疑人，目前已经在通缉他了。
我告诉姜法医，韩国杰不但是烟蒂DNA嫌疑人，而且还是大便DNA嫌疑人，因为他有两套DNA系统。这结果印证了我的推论，青壮年男性，单人作案。放下手机，我大吼一声，王猛和李筝吃惊地看着我。
找到韩国杰时，负责抓捕的同事吃了一惊，他并非想象中的凶神恶煞，更像是半人半鬼。他瘫坐在椅子上对着电脑看A片，蓬头垢面，脸色苍白，气质阴郁，屋子里全是烟味。他一点也没有反抗，满不在乎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父亲褚延强死后，年幼的韩国杰跟随母亲改嫁，从此改姓韩。当初查出白血病后，家人在众筹平台上发起了众筹捐款。幸运的是，不但筹集到了手术费，还找到了配型合适的骨髓。
重获新生的韩国杰在住院期间收获了爱情，和一位病友的妹妹谈起了恋爱。出院后韩国杰在家休养，女朋友时常去看他，然而就在上个月，女朋友向他提出了分手，原因是韩国杰性功能障碍。
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可不知为何，术后的韩国杰阳痿了。韩国杰认为自己命不好，社会对他太不公平，心理开始扭曲。
那天，在湿地公园游荡的韩国杰本来有轻生的念头。他看到在河边捞鱼的三个女孩，顿时生出一股邪念，将三名女童诱骗到如意塔。三名女童关系很要好，他只需控制一名女童，另外两名女童就乖乖听话。
其间，公园管理员王健去如意塔锁门，韩国杰威胁三名女童不要出声，王健喊了几声见没人回应，就把塔门锁了。韩国杰对三名女童逐一猥亵，其间也曾尝试过强奸，却发现自己依然不行。
后来听到有人在喊着“彤彤”的名字，那个穿短裤的女孩起身想喊叫，韩国杰把她推到墙边，右手紧紧掐住了她的脖子，直到她瘫软在墙边，小手慢慢松开，小桶里的水洒了一地。
韩国杰说自己最开始没想杀人，但是突发状况让他害怕暴露，于是灭了口，把另外两个女孩也掐死了，其中一个女孩反抗很强烈。
事后，韩国杰忽然想大便，身上却没带纸，于是他脱下了那名反抗强烈的女孩的内裤擦拭。最后，他推开一楼的窗户，跳出窗外，再把窗户关上。
我掩面沉思，同样来自一个家族，有的人就胸怀宽广，捐髓救人，有的人就不懂感恩，仇恨社会。我想到一句话：自救者人恒救之，自爱者人恒爱之。如果一个人放弃了自己，那么谁也救不了他。
思考这个案子的侦破过程，感觉存在很多巧合，但我们一开始就关注到褚姓家族是正确的。正因为韩国杰和褚俊礼属于同族，所以骨髓配型才会成功吧。
DNA检验技术是我们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一柄利剑。有了它，我们可以大幅缩短侦查时间，甚至有时可以直接锁定嫌疑人。上至领导，下至普通民警，都知道DNA的重要性，一切侦查都会围绕DNA展开。
但DNA检验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由于DNA检验本身的特点，它有时也会变成一把双刃剑，给侦查破案带来干扰，把我们引入迷局，甚至造成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