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五章 方士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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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明代最沉溺于宗教方术的皇帝有两个——成化皇帝朱见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 。与嘉靖单恋道教不同，成化时期是一个“僧道俱幸”的时代，以李孜省为首的僧道方士们不但获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占据重要的官职和部门，作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台，和宦官、后宫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这样一来最跳脚的就数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的文官了，很明显朱见深继宦官后让这些僧道方士来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说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想经商没钱、想做工匠又耻于身份低下，都希望科举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无需资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干得好了出入宫廷加官进爵，至不济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所以，江西士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到了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朱见深日益对文官的不信任是因为早年两为太子， 幼年卷于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对文官们无好感，主政后又离不开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后又两宫皇太后为争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对文官集团产生不信任，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只有万贵妃陪伴，主政后重用宦官，发明了一个新官职“传奉官 ”，后又重用方士僧道，所为这一切是内心缺少安全感，总觉得有朝臣针对自己。这才放任万贵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组建西厂。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朱见深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朝廷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在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
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为何章子俊说朱见深是“昏君”，是因为随后的操作中，越来越看不明白朱见深的一系列骚操作，而后又大肆封赏僧道官，这就让章子俊彻底明白了皇帝的内心，宁愿信鬼神，也不愿信朝臣，而宦官、僧道官、传奉官这些，只不过是挡在前面的炮灰，把自己包裹起来，已求得自身“安全”。
李孜省是南昌人，曾经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后因贪赃事发，断送前程。他没有回乡，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得知当今皇上好方术，就苦学“五雷法”，这是一种祈祷术，据说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经过多年苦学，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以符箓进献，得到皇帝赏识，被留在身边使唤。此外，还精通房中术，一专多能。
用章子俊的说法推测，李孜省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性心理咨询师。比一般的老农观天看日测天气强一点，在房中术方面，懂得女性满足的手段，还能让宦官在两性上，虽然没有感官上的享受，却能获得心理满足感，听说在大明的东面岛国，有使臣专门来明朝学这一个，在许多案例中，沟通深宫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术士，出身底层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两年后，大概是李孜省的法术经常应验，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以“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请罢之，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朱见深不得已，乃改其为上林苑副监，可见不是不知道此人的来路。
而李孜省得官的途径是成化朝最被士大夫们诟病的弊政——不经吏部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直接由宦官“传奉圣旨”任命的传奉官。打破了两个常规：一是避开了士人通过科举而仕逐级升迁的正常途径，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难以入官的惯例。
继李孜省之后，方士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都得到了朱见深的宠幸。当时各路僧道、方士、工匠云集京城，这些人都以宦官为经纪人，被推销至皇帝面前，吏部尚书尹旻天天跑到左顺门“候接传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补奏，后来连宦官们也觉得他烦，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序。
虽说看上去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是朱见深对李孜省宠幸日甚，并赐其两枚印章：一曰忠贞和直，二曰妙悟通微，许共密封奏请。又赏赐金冠、法剑等物。
李孜省勾结梁芳等太监，又以万贵妃的兄弟们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开始干预政事。
就在这一年，大明西南天有异象，连续地崩，先有丽江山崩，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白石山约长四百余丈，去金沙江二里许，一日山忽裂分其半，走金沙江中，山上木石依旧江水壅塞，淹田漂庐，府州及察院具报以闻。后有云南剑川州地动，大理府地震有声，民屋摇动。通安州，人皆偃仆，墙垣多倒塌。至亥时，鹤庆府、剑川州地大震，由亥时至天明，连震一百余次，直到午时方止。廨舍墙垣倒塌，压死军民囚犯皂隶二十余人，伤者多人。乡村民屋倒塌一半，压死男妇不知其数，到二十四日卯时方止。
是年，浔、梧、高、廉百姓反抗，旋败。广西田州（百色、田东、田阳地）头目黄明起兵，亦败。是年，四川越巂卫一日地震七次，数日后又连震。
这可吓坏了朱见深，急招李孜省询问天象，在李方士的一番玄天说地之后，要在午门口起一高台作法。朱见深又任方士李孜省为右通政，月擢李孜省为右通政，寄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旋迁左通政。时传奉官日多，方士僧道因此升官者数迁人之多，方士顾玒为太常寺少卿，方士赵玉芝、凌中亦累升官至太常卿，道士邓常恩亦进为太常寺卿，均与李孜省相倚为奸。此次以中旨授官者达数千人后。取太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供方士们作法祈祷平安。
至次朝中大臣言官们实在看不过去了，纷纷上书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李孜省、邓常恩等人，有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上疏曰：“李孜省乃是奸诈佞臣也，专弄左道邪术、亏损国体，大失人心。吾朝自有能人正士，早年吾圣人家章子俊就能先卜泰山异动，而方士李孜省之流索取太常金银，乞望割恩于坏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
卧槽，章子俊好好地在庐州，正享受着地主老财的奢靡生活，无辜躺枪。
此时的朝中大臣，不管以前跟章子俊作对的，还是交好的，被章纶的上疏一提，才想起大明朝中还有这样一位读圣贤书，曾官至翰林讲学的圣人后学，唉呀，同是圣人后继的文官，如果此时让章子俊上疏驳李孜省的左道邪术，事情不就成了么？
在这些朝臣们看来，章子俊跟自己一样是读圣贤书的文官，以前章子俊很是低调，却在玄学、奇技淫巧上让人诟病，对章子俊有点嗤之以鼻，可此时跟这些方士假道术一比，却不那么认为了，因为章子俊在朝时，所说的论调都能用圣人之言作为支撑，所做的事为国为民，唉呀呀，惭愧，惭愧… … 。
整个明代最沉溺于宗教方术的皇帝有两个——成化皇帝朱见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 。与嘉靖单恋道教不同，成化时期是一个“僧道俱幸”的时代，以李孜省为首的僧道方士们不但获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占据重要的官职和部门，作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台，和宦官、后宫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这样一来最跳脚的就数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的文官了，很明显朱见深继宦官后让这些僧道方士来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说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想经商没钱、想做工匠又耻于身份低下，都希望科举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无需资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干得好了出入宫廷加官进爵，至不济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所以，江西士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到了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朱见深日益对文官的不信任是因为早年两为太子， 幼年卷于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对文官们无好感，主政后又离不开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后又两宫皇太后为争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对文官集团产生不信任，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只有万贵妃陪伴，主政后重用宦官，发明了一个新官职“传奉官 ”，后又重用方士僧道，所为这一切是内心缺少安全感，总觉得有朝臣针对自己。这才放任万贵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组建西厂。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朱见深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朝廷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在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
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为何章子俊说朱见深是“昏君”，是因为随后的操作中，越来越看不明白朱见深的一系列骚操作，而后又大肆封赏僧道官，这就让章子俊彻底明白了皇帝的内心，宁愿信鬼神，也不愿信朝臣，而宦官、僧道官、传奉官这些，只不过是挡在前面的炮灰，把自己包裹起来，已求得自身“安全”。
李孜省是南昌人，曾经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后因贪赃事发，断送前程。他没有回乡，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得知当今皇上好方术，就苦学“五雷法”，这是一种祈祷术，据说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经过多年苦学，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以符箓进献，得到皇帝赏识，被留在身边使唤。此外，还精通房中术，一专多能。
用章子俊的说法推测，李孜省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性心理咨询师。比一般的老农观天看日测天气强一点，在房中术方面，懂得女性满足的手段，还能让宦官在两性上，虽然没有感官上的享受，却能获得心理满足感，听说在大明的东面岛国，有使臣专门来明朝学这一个，在许多案例中，沟通深宫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术士，出身底层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两年后，大概是李孜省的法术经常应验，授太常寺丞。御史杨守随以“太常职司祭祀，应慎重选人，怎可用赃秽罪人”请罢之，给事中李俊亦以为言。朱见深不得已，乃改其为上林苑副监，可见不是不知道此人的来路。
而李孜省得官的途径是成化朝最被士大夫们诟病的弊政——不经吏部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直接由宦官“传奉圣旨”任命的传奉官。打破了两个常规：一是避开了士人通过科举而仕逐级升迁的正常途径，直接做到七品官；二是打破了明朝吏难以入官的惯例。
继李孜省之后，方士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都得到了朱见深的宠幸。当时各路僧道、方士、工匠云集京城，这些人都以宦官为经纪人，被推销至皇帝面前，吏部尚书尹旻天天跑到左顺门“候接传奉”，按例，第二天他要到御前去补奏，后来连宦官们也觉得他烦，叫他接旨授官即可，不用再走程序。
虽说看上去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是朱见深对李孜省宠幸日甚，并赐其两枚印章：一曰忠贞和直，二曰妙悟通微，许共密封奏请。又赏赐金冠、法剑等物。
李孜省勾结梁芳等太监，又以万贵妃的兄弟们为外援，在皇帝的指示下，开始干预政事。
就在这一年，大明西南天有异象，连续地崩，先有丽江山崩，云南丽江军民府，巨津州白石山约长四百余丈，去金沙江二里许，一日山忽裂分其半，走金沙江中，山上木石依旧江水壅塞，淹田漂庐，府州及察院具报以闻。后有云南剑川州地动，大理府地震有声，民屋摇动。通安州，人皆偃仆，墙垣多倒塌。至亥时，鹤庆府、剑川州地大震，由亥时至天明，连震一百余次，直到午时方止。廨舍墙垣倒塌，压死军民囚犯皂隶二十余人，伤者多人。乡村民屋倒塌一半，压死男妇不知其数，到二十四日卯时方止。
是年，浔、梧、高、廉百姓反抗，旋败。广西田州（百色、田东、田阳地）头目黄明起兵，亦败。是年，四川越巂卫一日地震七次，数日后又连震。
这可吓坏了朱见深，急招李孜省询问天象，在李方士的一番玄天说地之后，要在午门口起一高台作法。朱见深又任方士李孜省为右通政，月擢李孜省为右通政，寄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旋迁左通政。时传奉官日多，方士僧道因此升官者数迁人之多，方士顾玒为太常寺少卿，方士赵玉芝、凌中亦累升官至太常卿，道士邓常恩亦进为太常寺卿，均与李孜省相倚为奸。此次以中旨授官者达数千人后。取太仓银三分之一入内库，供方士们作法祈祷平安。
至次朝中大臣言官们实在看不过去了，纷纷上书皆极论传奉官之弊，首及李孜省、邓常恩等人，有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上疏曰：“李孜省乃是奸诈佞臣也，专弄左道邪术、亏损国体，大失人心。吾朝自有能人正士，早年吾圣人家章子俊就能先卜泰山异动，而方士李孜省之流索取太常金银，乞望割恩于坏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下。”
卧槽，章子俊好好地在庐州，正享受着地主老财的奢靡生活，无辜躺枪。
此时的朝中大臣，不管以前跟章子俊作对的，还是交好的，被章纶的上疏一提，才想起大明朝中还有这样一位读圣贤书，曾官至翰林讲学的圣人后学，唉呀，同是圣人后继的文官，如果此时让章子俊上疏驳李孜省的左道邪术，事情不就成了么？
在这些朝臣们看来，章子俊跟自己一样是读圣贤书的文官，以前章子俊很是低调，却在玄学、奇技淫巧上让人诟病，对章子俊有点嗤之以鼻，可此时跟这些方士假道术一比，却不那么认为了，因为章子俊在朝时，所说的论调都能用圣人之言作为支撑，所做的事为国为民，唉呀呀，惭愧，惭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