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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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几天，3月28日，美国驻重庆大使收到了外交部有关中国银行绑架案、农民银行爆炸案及中国中央银行各分行爆炸案的照会。
外交部注意到，中国在上海的诸银行遭到日本及其伪政权的公然蹂躏，大规模地屠杀个人，其目的不仅在于扰乱上海的金融市场，还在于破坏整个租界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照会要求美国人向上海租界当局发个电报，命令他们“对租界内的中国诸银行进行适当的保护，然而，美国国务院并未敦促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而是在改善这种形势方面几无作为。
并无任何迹象表明，拘禁在极司非尔路76号的128名中国银行雇员何时会被释放。然而，三天之后，这些银行财务人员和办事员被带回到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软禁起来，以作“抵押”。
以日本宪兵作后台的伪警察对中国银行的雇员们说道，他们将作为人质，换取重庆当局的良好表现。假若日伪方面的银行职员有一人被杀，那么警察就用抽签的方式，从被软禁的128名中国银行的雇员中选择三人处死。
这些威胁是否被重庆方面的情报分子、或者军统特工获知，材料里显示的并不清楚，总之，这未能阻止军统方面于4月3日，杀死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长。
看来，陈功书确实也一直没闲着。怕归怕，上海站的工作被动归被动，却还是一直在组织行动。
那个科长先是在家门口遭袭而受伤，此后又在大华医院的病床上被后续跟进的杀手枪、刀俱下杀死。这不仅激起了一个半小时后对方的恐怖袭击(南京特工枪杀了中国银行上海总办事处的会计主任)，还引起了股市的立时反应。
“市场是敏感的，持续的恐怖活动以及所导致的逆向恐怖活动，使得重庆的官方银行撤岀了上海，至今未营业。
4月16日当天，极司非尔路76号的警察当局将中国银行人质团的9个资深职员请到总部，款待了较长时间。
最后，其中的6人被下令带走。还有3人——新闸路办事处主任、总办事处的岀纳课长和另一人，则由武装警察押送到中行别业。他们排成一行，被枪毙了。
伪警察离开时，丢下了三具尸体，住在那里的77户人家随后便都迁走了。此后，这块令人垂涎的住宅区，遂被伪中央储备银行的雇员占用了。
上海人普遍相信，杀死三个银行职员的真正动机，并不仅仅在于报复，还在于强迫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接受不值钱的中央储备银行通货。但这并未成功，中国货币急剧贬值，重庆的银行始终没有开门营业，直至得到较好的警察保护为止。
银行之战继续着。就在此前一个多星期，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长厉鼎模被射中背部，而死于爱多亚路中南饭店的搂梯上。之后的两天，6个恐怖分子炸了天津路上的联易商业储备银行。
虽然重庆方面的四个银行有了打算重新开业，但当地的外国社团和中国社团中的许多人都深信，除非由重庆和南京鼓励的暴力活动停止进行，否则上海便无法维持其现状。
大美晚报英文版在一篇强有力的社论中，呼吁重庆“公开声明它不使用公开暴力“并对潜伏在上海的特工和支持者们下达清楚而无误的命令，停止本市的游击战。
在这个时候，汪伪所控制的银行要召开盛大酒会，而且76号也在不断邀人，其背后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于金融战，蒲素虽然不熟悉内里的具体操作，却也深知其战略地位。没有钱，谈什么都是白扯。边区之所以如此窘迫和被动，正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丝毫话语权。
汪伪作为重庆政府的替代者，当然不甘心货币权还掌握在那边。在这个领域的争斗中，只能以流血来结束。而且，双方都不在乎为此要流多少血。
上面的材料和报纸报道里，都对他这么一个初来乍到者在上海的几次行动做了报道和分析。他看了下，绝大多数都把他归纳到重庆政府那边，只有极少数想象力丰富的猜测，把他视作不明来历的匪帮，或者是想要搅起浑水的76号自导自演
整个上海数年来的各方政治势力以及乱象，虽然错综复杂，但是管中窥豹。蒲素也大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尤其是两个租界的底气，已经明显不足。在强势的日本军方压迫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妥协姿态，远远超出他之前的想象。甚至于，日本军方在面对这些老牌列强面前，已经占据了十足的话语权。
这时候的日本，基本摒弃了文人进行外交，完全是一个准军事政府的架势。由军人主导的会谈上，他们无一例外都表现的十分强势、强硬、而且不计后果。
所以，蒲素认为现在所布置的一切看似过分的准备，实际上都想当有必要。可能，不用多久，他们就失去了法租界这个缓冲区，而将要直接面对日本。
从现有资料看来，公共租界似乎比法租界还要没有底线和老牌强国的尊严。实际上蒲素清楚，公共租界因为毗邻日本防区和华界，而且算是上海的国际区域，承担了绝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无理要求和指控。
而法租界事实上因为有了公共租界的缓冲。而且不是国际区域，只由法国政府进行控制和管理，相对来说，压力小了很多。随着欧洲战场的深入，对德宣战的法国政府，日子也绝不好过。
发源自歹土，或者由戴利的蓝衣社制造的无休无止的暴力活动，造成了笼罩全市的厌倦气氛。有许多恐怖活动无疑是爱国的，明显针对着日本占领军。
3月初始于南京（特战队也参与了，于大宝，童川、成华他们的小队），然后是当月下旬在上海，国民党特工炸了日本士兵经常出入的酒店和剧院。3月26日，虹口“小东京”地区最大的两家戏院引爆了定时炸弹，伤了16个日本人。
即使如此，1940年3月和4月的恐怖活动仍给人以不负责任的感觉。3月22—29日的一周内，有14个上海人被杀，60人被伤，128人遭绑架。之后的一个星期内，4个银行雇员被暗杀。
日本宪兵试图接管纳税华人协会，警察向他们开枪，结果误杀了上海警察局局长的保镖，暴徒还向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炸弹
恐怖活动的随意性，以及厌倦的气氛，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某种渴望，至少是条件较好的上海居民，包括外国人，都愿意接受一种新的政治安排。最新的报道显示，在日本宪兵队与工部局警务处就纳税人华人会问题打成平手后，双方便着手设计一个新方案，即用由政府任命而非纳税人选举的一个更大的“临时议会”取代工部局。
这是租界管理方面的一个大变化。英国和中国的代表额减少了，而美国与日本的代表则增多了，此外，出于外交原因的考虑，瑞士、荷兰、德国各增一个名额。
工部局警务处的高级警官仍然是英国人，但是警务处、财务处和工务处则按照日本的设想而重组了。
新的临时议会对于重庆的恐怖活动几无影响，情况只是变得更糟。就在蒲素接手人马，大搞基建的同时，外界发生了三件轰动的暗杀案：两件是警官暗杀案，一件是著名法国律师和作家的暗杀案。
第一个牺牲者是沪西特警总署的资深华籍探目印占卿。印探目43岁，南通人，曾在工部局警务处工作了16年，但于1939年12月1日辞职，参加了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由于颇得工部局警察同事的好感，他便在新成立的沪西特警总署中谋得了一个职位。
27日，印占卿刚刚踏出停在公共租界温州路上，自己门口的小车时，便有两个穿着学生服装的枪手向他开枪。他急忙逃往宝隆医院，但是最后他却失去知觉而死了。
达商(r.d'auxionderuffe)男爵是一位身材髙大，体型健美的男子，他是居住在上海的最老的法国律师。他岀身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1910年来到上海，从事法律业务。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了法国军队，建立了显赫战功，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和军功奖章。嗣后，于1918年回到上海，重操法律旧业。达商男爵还是位学者，他收集中国古董，编写了远东一书，并为一份一流的法国日报写了不少文章。其中的许多文章都对重庆政权作了相当的批评。
66岁的男爵兼任法国总会和法兰西联谊会的会长，与已故市长傅小庵关系密切，被任命为伪市政府的“名誉顾问。虽然有人猜测他卷人了维希政府与戴高乐派的争执，以及与某件重要诉讼案有关的个人恩怨，但恐怕正是达商男爵与傅市长的友谊才使他遭到了这次伤害。
13日上午将近9点钟，达商男爵离开马思南路56号的家，驱车前往位于公馆马路25-41号的圣亚纳公寓的办公室。
大厦在法国总领事馆的对面，离外滩相当近。当他走进大厦时，后面跟了两个穿着洋服的华人。男爵的办公室位于三楼，他刚要登上二楼时，两个枪手用点38口径的手枪朝他背后开了三枪。
达商跌倒在楼梯上并向下滚去，直至脚被楼梯栏杆勾住。刺客冲岀大厦，沿辣厄尔路向南市方向逃去。男爵立时被救护车送往广慈医院，但是他抵达医院时已经死去。撇下了孀妻，塞利娜??多雄??德吕费
第三个牺牲者是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赤木亲之。他曾为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队的利益而协调工部局警务处的活动，作了大量工作。
17日，即达商男爵被杀4天之后，赤木离开愚园路上的家，带着妻子，驱车前往医院作常规治疗。当车子拐入地丰路时，两个枪手向他开了火。赤木头部被打中，但他仍想爬岀汽车回击，然而又被击中手臂和背部。
刺客随即逃走。赤木则勉力返回车内，叫司机将他送往宏恩医院。尽管有三个日本人给他输了血，但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其妻子则侥幸未曾受伤。
24日，头七那天，为赤木处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队伍从静安寺路与南京路交汇处附近的路马总会开始，一直行进到文监师路，灵车停在那里的日本俱乐部内，以作佛事。沿途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看客。
这三起暗杀案无疑都是亲重庆的恐怖分子或者蓝衣社军统特工的杰作。
然而，许多案子的动机、原委等则不很清楚。有的案件，例如中央储备银行爆炸案，当时的人们多怀疑该恐怖案是由破坏分子故意挑起的事端。
在其他案件中，特工的动机，甚至对于他们的上司来说，也是可疑的。诸如叶文心在赵光义案中揭示的那样。部分问题在于国民党情报机关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政策，亦即通过和利用敌人的情报机构进行工作。
戴利采取打入拉出，渗透进汪伪特工组织中的中下级特务，更是数以千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目的是搞所谓“曲线救国”。
（据有关资料解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前，常凯申曾命令戴利秘密地与汪未经的特工机关合作，以*****的新四军。同样的命令也下达给陈立夫和徐恩曾（中统的首脑），他们与前中统特工、今南京政权的特工总部首领之一丁末邨建立了特殊的沟通渠道。重庆的中统密码处收到的无线电密码，直接上呈徐恩曾，他亲自解密，将其收藏在编号0042l42”即是7乘以6，亦即“76”）的一个特殊档案袋中，此档案则置于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绿色保险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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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注意到，中国在上海的诸银行遭到日本及其伪政权的公然蹂躏，大规模地屠杀个人，其目的不仅在于扰乱上海的金融市场，还在于破坏整个租界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照会要求美国人向上海租界当局发个电报，命令他们“对租界内的中国诸银行进行适当的保护，然而，美国国务院并未敦促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而是在改善这种形势方面几无作为。
并无任何迹象表明，拘禁在极司非尔路76号的128名中国银行雇员何时会被释放。然而，三天之后，这些银行财务人员和办事员被带回到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软禁起来，以作“抵押”。
以日本宪兵作后台的伪警察对中国银行的雇员们说道，他们将作为人质，换取重庆当局的良好表现。假若日伪方面的银行职员有一人被杀，那么警察就用抽签的方式，从被软禁的128名中国银行的雇员中选择三人处死。
这些威胁是否被重庆方面的情报分子、或者军统特工获知，材料里显示的并不清楚，总之，这未能阻止军统方面于4月3日，杀死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长。
看来，陈功书确实也一直没闲着。怕归怕，上海站的工作被动归被动，却还是一直在组织行动。
那个科长先是在家门口遭袭而受伤，此后又在大华医院的病床上被后续跟进的杀手枪、刀俱下杀死。这不仅激起了一个半小时后对方的恐怖袭击(南京特工枪杀了中国银行上海总办事处的会计主任)，还引起了股市的立时反应。
“市场是敏感的，持续的恐怖活动以及所导致的逆向恐怖活动，使得重庆的官方银行撤岀了上海，至今未营业。
4月16日当天，极司非尔路76号的警察当局将中国银行人质团的9个资深职员请到总部，款待了较长时间。
最后，其中的6人被下令带走。还有3人——新闸路办事处主任、总办事处的岀纳课长和另一人，则由武装警察押送到中行别业。他们排成一行，被枪毙了。
伪警察离开时，丢下了三具尸体，住在那里的77户人家随后便都迁走了。此后，这块令人垂涎的住宅区，遂被伪中央储备银行的雇员占用了。
上海人普遍相信，杀死三个银行职员的真正动机，并不仅仅在于报复，还在于强迫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接受不值钱的中央储备银行通货。但这并未成功，中国货币急剧贬值，重庆的银行始终没有开门营业，直至得到较好的警察保护为止。
银行之战继续着。就在此前一个多星期，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长厉鼎模被射中背部，而死于爱多亚路中南饭店的搂梯上。之后的两天，6个恐怖分子炸了天津路上的联易商业储备银行。
虽然重庆方面的四个银行有了打算重新开业，但当地的外国社团和中国社团中的许多人都深信，除非由重庆和南京鼓励的暴力活动停止进行，否则上海便无法维持其现状。
大美晚报英文版在一篇强有力的社论中，呼吁重庆“公开声明它不使用公开暴力“并对潜伏在上海的特工和支持者们下达清楚而无误的命令，停止本市的游击战。
在这个时候，汪伪所控制的银行要召开盛大酒会，而且76号也在不断邀人，其背后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于金融战，蒲素虽然不熟悉内里的具体操作，却也深知其战略地位。没有钱，谈什么都是白扯。边区之所以如此窘迫和被动，正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丝毫话语权。
汪伪作为重庆政府的替代者，当然不甘心货币权还掌握在那边。在这个领域的争斗中，只能以流血来结束。而且，双方都不在乎为此要流多少血。
上面的材料和报纸报道里，都对他这么一个初来乍到者在上海的几次行动做了报道和分析。他看了下，绝大多数都把他归纳到重庆政府那边，只有极少数想象力丰富的猜测，把他视作不明来历的匪帮，或者是想要搅起浑水的76号自导自演
整个上海数年来的各方政治势力以及乱象，虽然错综复杂，但是管中窥豹。蒲素也大致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尤其是两个租界的底气，已经明显不足。在强势的日本军方压迫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妥协姿态，远远超出他之前的想象。甚至于，日本军方在面对这些老牌列强面前，已经占据了十足的话语权。
这时候的日本，基本摒弃了文人进行外交，完全是一个准军事政府的架势。由军人主导的会谈上，他们无一例外都表现的十分强势、强硬、而且不计后果。
所以，蒲素认为现在所布置的一切看似过分的准备，实际上都想当有必要。可能，不用多久，他们就失去了法租界这个缓冲区，而将要直接面对日本。
从现有资料看来，公共租界似乎比法租界还要没有底线和老牌强国的尊严。实际上蒲素清楚，公共租界因为毗邻日本防区和华界，而且算是上海的国际区域，承担了绝大部分来自日本的无理要求和指控。
而法租界事实上因为有了公共租界的缓冲。而且不是国际区域，只由法国政府进行控制和管理，相对来说，压力小了很多。随着欧洲战场的深入，对德宣战的法国政府，日子也绝不好过。
发源自歹土，或者由戴利的蓝衣社制造的无休无止的暴力活动，造成了笼罩全市的厌倦气氛。有许多恐怖活动无疑是爱国的，明显针对着日本占领军。
3月初始于南京（特战队也参与了，于大宝，童川、成华他们的小队），然后是当月下旬在上海，国民党特工炸了日本士兵经常出入的酒店和剧院。3月26日，虹口“小东京”地区最大的两家戏院引爆了定时炸弹，伤了16个日本人。
即使如此，1940年3月和4月的恐怖活动仍给人以不负责任的感觉。3月22—29日的一周内，有14个上海人被杀，60人被伤，128人遭绑架。之后的一个星期内，4个银行雇员被暗杀。
日本宪兵试图接管纳税华人协会，警察向他们开枪，结果误杀了上海警察局局长的保镖，暴徒还向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家里扔了炸弹
恐怖活动的随意性，以及厌倦的气氛，导致了人们对于秩序的某种渴望，至少是条件较好的上海居民，包括外国人，都愿意接受一种新的政治安排。最新的报道显示，在日本宪兵队与工部局警务处就纳税人华人会问题打成平手后，双方便着手设计一个新方案，即用由政府任命而非纳税人选举的一个更大的“临时议会”取代工部局。
这是租界管理方面的一个大变化。英国和中国的代表额减少了，而美国与日本的代表则增多了，此外，出于外交原因的考虑，瑞士、荷兰、德国各增一个名额。
工部局警务处的高级警官仍然是英国人，但是警务处、财务处和工务处则按照日本的设想而重组了。
新的临时议会对于重庆的恐怖活动几无影响，情况只是变得更糟。就在蒲素接手人马，大搞基建的同时，外界发生了三件轰动的暗杀案：两件是警官暗杀案，一件是著名法国律师和作家的暗杀案。
第一个牺牲者是沪西特警总署的资深华籍探目印占卿。印探目43岁，南通人，曾在工部局警务处工作了16年，但于1939年12月1日辞职，参加了汪精卫领导的“和平运动”。由于颇得工部局警察同事的好感，他便在新成立的沪西特警总署中谋得了一个职位。
27日，印占卿刚刚踏出停在公共租界温州路上，自己门口的小车时，便有两个穿着学生服装的枪手向他开枪。他急忙逃往宝隆医院，但是最后他却失去知觉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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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了法国军队，建立了显赫战功，获得了十字军功章和军功奖章。嗣后，于1918年回到上海，重操法律旧业。达商男爵还是位学者，他收集中国古董，编写了远东一书，并为一份一流的法国日报写了不少文章。其中的许多文章都对重庆政权作了相当的批评。
66岁的男爵兼任法国总会和法兰西联谊会的会长，与已故市长傅小庵关系密切，被任命为伪市政府的“名誉顾问。虽然有人猜测他卷人了维希政府与戴高乐派的争执，以及与某件重要诉讼案有关的个人恩怨，但恐怕正是达商男爵与傅市长的友谊才使他遭到了这次伤害。
13日上午将近9点钟，达商男爵离开马思南路56号的家，驱车前往位于公馆马路25-41号的圣亚纳公寓的办公室。
大厦在法国总领事馆的对面，离外滩相当近。当他走进大厦时，后面跟了两个穿着洋服的华人。男爵的办公室位于三楼，他刚要登上二楼时，两个枪手用点38口径的手枪朝他背后开了三枪。
达商跌倒在楼梯上并向下滚去，直至脚被楼梯栏杆勾住。刺客冲岀大厦，沿辣厄尔路向南市方向逃去。男爵立时被救护车送往广慈医院，但是他抵达医院时已经死去。撇下了孀妻，塞利娜??多雄??德吕费
第三个牺牲者是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赤木亲之。他曾为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队的利益而协调工部局警务处的活动，作了大量工作。
17日，即达商男爵被杀4天之后，赤木离开愚园路上的家，带着妻子，驱车前往医院作常规治疗。当车子拐入地丰路时，两个枪手向他开了火。赤木头部被打中，但他仍想爬岀汽车回击，然而又被击中手臂和背部。
刺客随即逃走。赤木则勉力返回车内，叫司机将他送往宏恩医院。尽管有三个日本人给他输了血，但他最终还是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其妻子则侥幸未曾受伤。
24日，头七那天，为赤木处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礼队伍从静安寺路与南京路交汇处附近的路马总会开始，一直行进到文监师路，灵车停在那里的日本俱乐部内，以作佛事。沿途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看客。
这三起暗杀案无疑都是亲重庆的恐怖分子或者蓝衣社军统特工的杰作。
然而，许多案子的动机、原委等则不很清楚。有的案件，例如中央储备银行爆炸案，当时的人们多怀疑该恐怖案是由破坏分子故意挑起的事端。
在其他案件中，特工的动机，甚至对于他们的上司来说，也是可疑的。诸如叶文心在赵光义案中揭示的那样。部分问题在于国民党情报机关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政策，亦即通过和利用敌人的情报机构进行工作。
戴利采取打入拉出，渗透进汪伪特工组织中的中下级特务，更是数以千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目的是搞所谓“曲线救国”。
（据有关资料解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前，常凯申曾命令戴利秘密地与汪未经的特工机关合作，以*****的新四军。同样的命令也下达给陈立夫和徐恩曾（中统的首脑），他们与前中统特工、今南京政权的特工总部首领之一丁末邨建立了特殊的沟通渠道。重庆的中统密码处收到的无线电密码，直接上呈徐恩曾，他亲自解密，将其收藏在编号0042l42”即是7乘以6，亦即“76”）的一个特殊档案袋中，此档案则置于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绿色保险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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