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贰拾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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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安心决定结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同时决定，要与我过去梦想中那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完全相反，我们的婚礼要简单，秘密，不事声张，不邀请任何亲友和任何嘉宾。这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安心，我，还有小熊。
但我们没有决定婚礼举行的地点，关于地点我们争论不一。
我主张在北京，就在我们现在的家里。这个家不仅是我们的居所，而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我们的新房。而且，仔细想想，它还是我们爱情的诞生地。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一述平生的不眠之夜，发掘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安心的主张则有些犹疑不定，开始她希望在老家清绵，后来又想去南德，但这两个地点显然都不适合。去清绵举行婚礼因为有她的父母和那么多乡里乡亲，显然无法做到简单秘密。而且，安心父母也未必愿意女儿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带着个孩子举办婚礼，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去南德结婚更不现实。因为安心是经组织决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离开南德的，现在要是大模大样地回去而且还要操办喜事的话，那不是有毛病吗？她的组织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在熟人多的地方办喜事怎么可能不招摇，不张扬，悄无声息？
在婚礼的地点没有商妥之前，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和安心一起，先回一趟云南。
因为我们必须回一趟云南。我们要是想结婚就必须到安心的户口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这是到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必备的手续。
我们选择了四月阳光明媚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小熊，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动身启程。这次出门远足在我们的心情上，几乎就是一次幸福快乐的蜜月旅行。
京昆线上风光无限，我们情绪高涨，一路有说有笑，其乐无穷。特别是小熊，那时说话的能力突然大见长进，每天都有新词儿从他咬字不清的嘴里蹦出来，把大人搞得一惊一乍。特别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教他，他居然能毫不犹豫地自然而然地冲我叫爸爸。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扭脸对安心说：“我操，你听他叫我什么呢？”安心装傻反问：“叫你什么？”我疑心道：“是不是你教的？”安心马上矢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当他爸爸的意思，我干吗要教他。”我说：“你不是没听见吗。”安心一愣，然后一笑。
我也一笑。
其实，在我和安心的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小熊，就是我和小熊的关系。这问题显然是安心最担忧最关注的，也是我最要注意、最要小心处理的。应该说，小熊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但喜欢他逗逗他跟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承担起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完全是两样的。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孩子是个气氛，他会制造欢乐并使这个家更有家味儿。在大家都没情绪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心里烦躁而小熊又不听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讨厌他。比较复杂的是，我必须隐藏我的脸色，在小熊又哭又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也必须忍气吞声，更不能打他骂他，连大声的教育都不行，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是他的亲爸爸！尽管安心一再说，杨瑞他不听话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可要是我真骂了真打了她又该心疼了。光心疼还没什么，弄不好她会疑心我对孩子不亲。怎么叫亲呢？安心对小熊的某些亲法简直就是娇纵，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而且，就算我是他亲爸爸，爸爸和妈妈管孩子的角色和角度本来就应该不同。可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亲爸爸，所以在对待小熊的态度上我不能表现得与安心有任何不同！
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重要的不是我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如何首先让孩子接受我。所以孩子突然叫我爸爸我多少有些惊喜，我把这事看做是孩子主动向我示好，因此我作为大人理应做出积极的反响。我的反响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把父亲为孩子任劳任怨的那一面，尽情地表演出来。
我对小熊越好，安心就对我越好，我和小熊稍有，或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也是安心最紧张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整天全神贯注地呵护及讨好小熊，再困再累只要小熊要跟我玩儿我装也要装出乐此不疲的样子来。这个样子有时让我幸福有时让我挺累。面对孩子我才发现自己真是长大了，懂得了克制和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们在昆明玩儿了一天半，看上去像合家旅游似的。旅游是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得尽量让安心和小熊都能开心，因此事事顺着他们。我从小到大，脾气从没这么好过，除了在石林逛商店时和安心发生了几句小小不然的口角外，我觉得自己已经俨然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难找的丈夫和父亲。
在石林的几句争执是因为一个叫陈晓东的家伙。搞不清他是**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出品的一个流行歌星，我以前没想到安心这样正统的女孩，也会俗到迷恋这种完全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装酷装纯的小男人。她在商店看上了陈晓东新出的一盘磁带，可能是盗版的，叫《比我幸福》，执意要买。我不同意，这是我和安心交往以后唯一的一次反对她买某样东西。我讨厌磁带封面上那张故作性感的脸和脸上那挑逗性的表情，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有点侵犯我——怎么叫“比我幸福”呢？凭什么比我幸福？我对安心说：“买它干什么，这不是浪费钱吗！”安心看我半天，没搞清我是真生气了还是随便一说，她说：“买吧，我喜欢听他的歌。”我悻悻地说：“你怎么俗到这地步了，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这张脸吗？”安心看一眼那封面，居然说：“对呀，挺好看的。”我狠狠地一笑：“噢，我说呢，花一盘磁带的钱，就为了买一封面，你觉得值吗？咱还养不养小熊了？”小熊这时成了我的武器。安心愣愣地看我，她大概没想到我其实是为这磁带上的封面人物吃醋呢。她不解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抱起小熊，扭脸走了，我说：“小熊，我心疼你。”
那盘带子安心终于没买，但脸上是不大高兴了。她大概以为我是为十块钱而这样小气呢。她跟在我后面，把心里的不快挂在脸上。我回头看她一眼，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又输给张铁军了。她肯定想起来还是张铁军更成熟，在小事情上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
转到卖珠宝首饰的地方，我想把安心的脸色缓和下来，便主动讨好地停下脚步，在那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首饰前驻足流连。安心的目光果然也被那些金银钻翠吸引住。比起陈晓东，也许女孩子更喜欢的还是这些东西。我对安心说：“咱们结婚，按说我应该送你结婚戒指的，可我现在没钱买，怎么办？”
安心笑一下，脸上果然缓和了，她说：“那你就送我一个信物吧，随便什么，能代表你的心就行。”
信物这东西在我的概念中，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物品，总要有点品位的，而且不能太实用，也不能太便宜。我搜索枯肠，想来想去，想不出我手上有什么合适的东西能当此任，于是暂停思索，反问安心：“既然是信物，那你也得送我，你送我什么？”
安心当即从脖子上摘下她母亲送给她后来她曾想送给张铁军但最终没有送成的那只玉观音，她说：“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一直保佑着我，也会保佑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块玉石经历过的事情，说：“这是你妈妈特别送给你的，我不敢要。你妈就指望它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呢。”
安心笑笑，说：“只要你平安，我就会平安。你平安了你就会保护我的，你会吗？”
我还是没有接受这颗玉观音，但我当着售货员的面，腾出抱小熊的一只手，抱了安心。我在她耳边喃喃地发誓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你，永远守着你，让你一辈子都平安！你信不信？”
总的来说，我们出来这一路还是开心的。在昆明稍做逗留之后，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换了火车，继续前行，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北邱。
到达北邱后我们从车站步行去安心户口所在的西关派出所。虽然安心在北邱工作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一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闭式的生活，她连北邱市区仅有的那几路公共汽车都是从哪儿到哪儿的都不熟悉。这种小城市的街上，也见不到出租车。好在城圈儿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几条马路。我们途中还有意绕了一个小弯，路过了安心工作和居住过的那家建材公司。安心为我指指点点，告诉我哪儿是办公的地方哪儿是宿舍，她平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洗澡等等。我们从车站到达西关派出所一共步行了四十多分钟，因为轮流抱孩子，所以到了地方我们都有一点腰酸背疼。
西关派出所在一座像是危房似的老式的院落里，院子把门的那间接待用的小房子只有十三四米见方，靠门的三分之一处还横着隔了一个柜台，来办事的人都挤在门口四五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等了半天才挤进门去，在人缝中靠近了柜台。柜台里有三位值班的民警，面目疲惫地应付着来这里落户、迁居、改名字，以及报案和投诉之类的各种公务。安心好容易轮到机会，抓住一个正要转身找杯子喝水的民警说了她要办的事情，那民警刚刚应了一声又被另一伙在菜市场打架斗殴跑来要求处理纠纷的农民缠上。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心里烦躁但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挤在人群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那帮打架的走了屋里才显得安静了些，安心也终于有机会被一位民警正式地“接待”。她隔着柜台给民警看自己的那个何燕红的身份证，说明她要结婚需要在这里开份证明。那民警先是问了些情况，诸如你有工作吗，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然后从后面搬出大本的户口“底票”进行查对，查着查着眉头皱起来了，满脸疑问。他问安心：你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安心说了大致的年月日。那警察又问：从哪里迁过来的？安心说从哪里哪里。警察刨根问底似的：当时为什么迁过来？安心支吾了一下，答：因为在这里找了工作。警察问：在哪里工作？安心说在什么什么建材公司。警察问：怎么又不干了？安心说后来到北京去了。警察问：对象是北京的？安心说：对。那警察抬起眼睛看我，又看我怀里抱着的孩子，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安心：都有孩子啦？我们都没答。警察也不追着问，低头皱眉看户口底票本，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户口不太对呀，我这个底票上怎么好多项目都没有啊？安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装糊涂地说：不会吧，是不是我迁过来的时候你们没记全呀？警察合上“底票”本子，说：你们过几天再来一趟吧，今天办不成。当时给你办落户手续的民警调走了，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了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我凑上去，说：“我们就是结个婚，您就给开张证明吧，我们还得赶回北京去呢。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您就帮帮忙吧。”
民警摇头，坚持原则地说：“那不行，不光是给你们开不开证明的问题，她这户口底票不清不楚的，该填的项目都没有填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搞清楚，也是为她本人负责任嘛。下一步马上户口都要改成电脑管理了，她这情况这么不齐怎么往电脑里输啊？”
在派出所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和安心抱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那间“危房”。站在派出所院子门口的街边上，一时无话。
我们筋疲力尽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先开了口，说：“要不要找找熟人啊，看谁认识这帮警察，不行就送点礼什么的。现在别说结婚了，到火葬场烧人都得送礼，要不然就让你排好多天队，还不给你烧透了。这帮人吃的就是红白喜事。”
安心为难地说：“我没有熟人呀，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我们都闷了声，一筹莫展，发了半天呆，我又说：“你干吗不去南德，找你原来的单位，索性就用你原来的名字在南德开一张证明得了。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何燕红这个名字吗，我听着也别扭，什么何燕红，跟个村姑似的。”
安心叹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我们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结婚的，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我用安心这个名字。上次潘队长到北京出差听说我还在用这个名字把我狠骂了一通，说我再不听话出了事局里概不负责。你不知道我们那种单位，大家都挺重视组织纪律性的。”
我一下午都没坐下歇一会儿了，抱小熊抱得我两条胳膊都麻了，我不无气恼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安心想了半天，脸上也没主意，犹豫了一会儿，说：“要不然，要不然……咱们就去一趟南德？”
去南德？我没想到安心会同意去南德，不由兴奋起来，连忙点了一下头，用总结性和决定性的口吻，说道：“好啊，那就去南德！”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北邱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投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南德。南德比我想象中的规模要大，要新。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从一片低矮平房的房顶上，看到远处许多新盖的高楼大厦。南德的市**、市人大、公检法的楼都盖得非常了得。但我不喜欢这些新建筑，我觉得正是这些外形大同小异做工粗糙不堪的高楼大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头顶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把这个挺有文化的古城弄得没了味道。
我们一到，就看到街上不少地方张灯结彩，有些喜庆的布置，一打听，才知道后天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了。泼水节就是傣历的新年，是傣族人最最重视的节日。因为北邱不是傣族人居住的地区，所以看不出一点泼水节的气氛。而南德是一个以汉、傣和德昂族为主体，拉祜族、哈尼族和布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所以南德的节日格外多。
我们没有流连于街头的热闹气象，下了火车先找住的地方。我看上了城边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幢由古旧建筑改成的旅馆，那旅馆的外观很有风格，而且门口便临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街两面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木制矮房。矮房使这条街变得视野开阔，而开阔的视野在感觉上又拓展了街的宽度。
旅馆门前，栽种着几棵成熟的阔叶芭蕉，左右配以两块不算太小的绿地，绿地上有些久未修剪的灌木和自生自灭的花草。这些灌木花草非但没有起到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反而平添了几分破败之相。好在这古建筑的后景便是郁郁葱葱的南勐山，总体感觉很不凡，似乎我们几个人和这幢两层的小楼都已入画，成了南勐山一个随意的即景。
我们走进旅馆才知道这房子竟然真是一处清代的古建筑，是光绪五年建成的一座宣抚司署，是云南省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土司衙门。这衙门内部的建筑样式有点傣族的风格，外观却基本是汉式的。在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上，汉式的东西往往具有表现权力和威慑民众的功能。
我和安心开好一个房间，那房间只有十余米见方，只摆得下一张母子床和一只小小的写字桌，每天却要六十块钱。大概其中有三十块钱是让我们住在这幢具有文物价值的房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的，还有十块是让我们观赏后窗风景的。我们一进屋就从这扇巴掌大的后窗看到了南勐山黄昏中的巍峨。
安顿下来以后，就到了晚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旅馆还设有替顾客看小孩的服务。我和安心专门去看了看那间“托儿室”，感觉还算干净，地上摆了些玩具，墙上贴了些卡通，我们去时屋里正有两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在垫子上玩耍，不哭不闹。保姆是两个中年阿姨，为人热情，一见到小熊便顺嘴就来地说了很多夸奖喜欢的话，说得安心和小熊都有些喜不自胜。尽管夸别人的孩子对她们做阿姨的也就是念段生意经，但毕竟抓住了家长们的心思，当然无往而不胜。
这间袖珍托儿所代看孩子以小时计费，每小时三元钱。如果需要喂饭的话另加三元，比起北京的物价，当属便宜实惠多了。我和安心又详细问了问如果吃饭的话都吃什么，听听也还不错，于是我们便把小熊托给了她们。小熊可能总和大人生活，平时缺乏伙伴，所以对同龄小孩非常好奇，对和他们一起玩儿有强烈的渴望。再加上两个阿姨不遗余力的甜言蜜语，并诱之以玩具和糖果，他居然有奶便是娘地让一个阿姨抱过去立即眉开眼笑宾至如归地玩儿开了，我们走的时候安心冲他摆手说再见他都没听见，尽管在阿姨的要求下他冲安心摇了摇手，但也是摇得形式主义心不在焉。
我倒乐得这样，没有孩子拖累，可以和安心轻轻松松地上街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求安心带我去重游她的那些故地，包括她在河边的宿舍、她工作的缉毒大队、她和铁军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等等，我全都兴致勃勃。
对我的要求安心却表现得十分犹豫，她说咱们还是别去了。我们局里不让我不经请示擅自回来的，我去那些地方万一碰上熟人告诉队里和局里的头头我非挨骂不可。还是晚上回去先打电话跟潘队长联系上再说吧。
我想她也太拿鸡毛当令箭了，一两年前的命令到现在还执行得这么一本正经，难道干公安这么几天就能被人管得一辈子像个机器？于是我极力怂恿：怕什么呀你，天都黑了，你低头走路我在后面跟着谁认识你呀。
我们互相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达成妥协：先找电话和潘队长联系，如果联系上了就按潘队长的要求办，如果联系不上，安心就带我乘夜色悄悄逛逛那些地方去。
我们出了小饭馆，就找公用电话，打到缉毒大队的队部，接电话的是个安心陌生的口音，说潘队长不在。打到他家里，家里没人接，打他手机，说不在服务区。我问安心要不要找别人，比如钱队长。安心想了想，说：还是找潘队长吧，钱队长脾气大，要知道我不请示就回来了非训我不可。
联系不上老潘。安心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但由于时间和位置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只在她和铁军的那个临时新房的周围看了看。因为担心小熊，不能回去太晚，所以其他地方就都没能去成。
我们回旅馆时小熊已经睡着了，我们谢了尚留在“托儿室”的一位值班阿姨，抱他回房。回房后我们也就睡了，这几天带个孩子从北京一路到这儿，我们也都累了。
第二天上午，安心依然没能联系上潘队长，我们不禁都有点焦急了，整整一天无心出门，隔一会儿便出去打电话。安心怕队里的人听出她的声音，电话总让我打。到了傍晚突然接通了潘队长的手机，我们高兴极了，安心和老潘通话时显得有几分激动，她说队长是我呀，我是安心，我现在就在南德呢，我有个事专门找你来了。老潘显然对安心不经同意突然重返南德感到意外，我在一边听他们对话就能察觉到的。老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安心就在电话里说了我们要结婚的事，说了我们想请南德市公安局给开个证明的事。
安心说完我们的来意，潘队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让安心到缉毒大队去找他一趟。他说：你一个人来。
挂了电话，我看安心脸色，问她潘队长是怎么说的，安心简单做了复述，情绪从激动转为低落，甚至有些忐忑不安。她让我带好小熊，待在旅馆，实在闷了想出去转转的话就在附近转转，别走远了，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安心走了，我带着小熊在附近走了走。旅馆附近没什么商店，没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看着南勐山近在眼前，山上郁郁葱葱，透彻的绿色把人撩拨得不由不心向往之。这样美的山景在北京是看不到的。还有搭在悬崖绝壁上那家卖茶的小店，不知与我的想象有多大差别。但我只是抱着小熊，望山兴叹了一会儿，知道望山跑死马的说法没错。要是没有车，我们从这儿走到山脚下得走到天黑！
小熊吭吭蝍蝍地，用不甚清楚的语言和哭腔，表示还想找那两个阿姨和那两个小朋友。他说要找什么“东东”还是什么“嘟嘟”，我听了半天才领会那大概是昨天和他一起寄托的另一个小孩儿的名字。
我当然不能再花钱把小熊托出去，便竭力说东扯西转移他的注意力，扯来扯去小熊哭起来，怎么哄都不行。我只好带他回旅馆，把他带到托儿室，小熊马上不哭。值班的阿姨笑脸相迎，我都觉得这儿的阿姨那一脸笑容和甜言蜜语如同给小熊吃了鸦片，让他上了瘾好离不开她们。
到晚上快九点钟了安心才回来，她脸色沉闷，见我站在旅馆的院子里抽烟，小熊在托儿室由阿姨带着，有点奇怪。我们把孩子抱走时我照规定交了钱，一回房间我就跟安心解释，说小熊不愿意跟我非跟那俩阿姨不可。安心说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这些天总带着小熊有点烦了？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我明知道安心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情绪不好心情不顺，但我还是有点生气了：你这叫什么话，我跟你在一块儿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烦小熊了？
安心说：杨瑞，这些天小熊这么麻烦你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我说的是实话，他不是你亲生的，你要烦他我也理解，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谢你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我的脸涨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发泄道：我怎么可能对小熊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像亲生的了。说实话他要真是我亲生的我绝不会这么惯着他。我这么惯着他全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对小熊要特别好，要好上加好，我心里都知道！你对我爱不爱你无所谓，你真正关心的，是我爱不爱小熊！
安心的脸变白了。她说：小熊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爱他！至于你爱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我不会硬要求你爱他的，更不能强迫你爱他。连你爱不爱我，我都不能强迫。
我和安心以前也拌过嘴的，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对陈晓东。谁也不当真把气生到心里去的。这次争吵是我们第一次说了互相伤害的话，第一次把气生到心里去了。我一看双方的话都有些成心较劲儿了，就压住火儿，先住了嘴。而且我发现小熊好像有点听出我们吵架是为了他了，他愣愣地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没哭。他紧张地看我们的样子反倒让我心里真的有点心疼他。我知道孩子已经快两岁了，大人的样子已经可以看得半懂，至少，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记忆恐惧。而最危险的是，他还无法思考和处理这个记忆，这个未经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情绪记忆一旦储存进孩子的大脑，说不定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习惯，对他非常不利。
所以我就住了嘴，先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其实我知道，赌气的话只要别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深里说，往狠里说，等气一消很容易化解的。我也明白，唯一不好的，有可能留下阴影的，不是我们这次吵嘴的语言，而是它的起因。起因是为了小熊。
安心也是个善于克制的人，我一住嘴，她也就不再说下去。我本想问问她刚才去找潘队长都说什么了，那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但刚刚吵了架两个人的脸色都别扭着，也问不出口。安心搂着小熊脸冲墙，我背朝安心脸冲外，两个人黑着脸黑了灯，各自睡觉。
第二天早上，小熊先醒来，从他妈妈那边爬过来，拱在我身上要穿衣服。平时大多是我给他穿衣服的，所以他一醒来就找我。安心也起来了，帮我一块儿给他穿。小熊挥着手在说昨天“东东”或许是“嘟嘟”的事，我嗲声嗲气地应和着他，安心没说什么话，脸上的气候却是晴朗多了。
上午，我没来得及问安心昨天晚上跟潘队长是怎么谈的，潘队长就到旅馆来了。没错，潘队长正是一年前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人。安心把我草草地介绍给潘队长，潘队长也草草地和我握了握手，满脸倦容并不多话。安心叫我带孩子出去转转，我就抱着小熊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潘问了安心一句：
“他多大岁数了？”
我知道，这不是问小熊，是问我呢。
我心想，安心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吧，安心现在又不是警察了，他总不至于嫌我岁数小不让安心嫁给我吧。
我抱着小熊，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四处转悠。这是一座带前后两个内院的二层建筑。我看了一下立在院子里的一个原清宣抚司署的平面图，和现在的房间布局大不一样了。平面图上标着的正厅和大议事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大小不一的客房，图上的粮仓、监牢等也不知去向，连门户的方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房子毕竟经历过数百寒暑，功能和间隔随着改朝换代肯定变了多少回了，这里也许做过军事指挥所，做过仓库，做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如今又变成了赚钱的旅社。
从那张清代宣抚司署的平面图看，我们住的房间是原来的后宅部分。后宅的正房是那狗官宣抚司和他正房妻子的居室，两厢则是家人、小妾和仆人的用房。我们住的那间十来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的小屋位于正房的一角，可能是那土司老爷陈放烟榻的地方。
我把小熊背在背上，在正房的原址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算算这正房的面积，竟被切割成了十来间小客房和一横两竖的三条细长的走廊，也真算得上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了。
在我背着小熊楼上楼下考古似的到处闲遛的大半个小时里，安心和潘队长就在我们那间小屋里关起门来谈话。也许是担心隔墙有耳所以他们谈话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那声音低得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心平气和地谈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谈自始至终都处于明显的分歧和严肃的争执中。
我和安心决定结婚，我们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同时决定，要与我过去梦想中那浩浩荡荡的迎亲场面完全相反，我们的婚礼要简单，秘密，不事声张，不邀请任何亲友和任何嘉宾。这个婚礼的参加者只有三个人，安心，我，还有小熊。
但我们没有决定婚礼举行的地点，关于地点我们争论不一。
我主张在北京，就在我们现在的家里。这个家不仅是我们的居所，而且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我们的新房。而且，仔细想想，它还是我们爱情的诞生地。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一述平生的不眠之夜，发掘了我们彼此的爱意。
安心的主张则有些犹疑不定，开始她希望在老家清绵，后来又想去南德，但这两个地点显然都不适合。去清绵举行婚礼因为有她的父母和那么多乡里乡亲，显然无法做到简单秘密。而且，安心父母也未必愿意女儿在这么多父老乡亲面前带着个孩子举办婚礼，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个有面子的事情。去南德结婚更不现实。因为安心是经组织决定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离开南德的，现在要是大模大样地回去而且还要操办喜事的话，那不是有毛病吗？她的组织肯定不会同意的。而且在熟人多的地方办喜事怎么可能不招摇，不张扬，悄无声息？
在婚礼的地点没有商妥之前，我们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我和安心一起，先回一趟云南。
因为我们必须回一趟云南。我们要是想结婚就必须到安心的户口所在地去开一张证明，这是到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必备的手续。
我们选择了四月阳光明媚的一个普通的日子，带着我们的孩子小熊，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动身启程。这次出门远足在我们的心情上，几乎就是一次幸福快乐的蜜月旅行。
京昆线上风光无限，我们情绪高涨，一路有说有笑，其乐无穷。特别是小熊，那时说话的能力突然大见长进，每天都有新词儿从他咬字不清的嘴里蹦出来，把大人搞得一惊一乍。特别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教他，他居然能毫不犹豫地自然而然地冲我叫爸爸。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扭脸对安心说：“我操，你听他叫我什么呢？”安心装傻反问：“叫你什么？”我疑心道：“是不是你教的？”安心马上矢口否认：“我从来没有强迫你当他爸爸的意思，我干吗要教他。”我说：“你不是没听见吗。”安心一愣，然后一笑。
我也一笑。
其实，在我和安心的关系中，一个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小熊，就是我和小熊的关系。这问题显然是安心最担忧最关注的，也是我最要注意、最要小心处理的。应该说，小熊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但喜欢他逗逗他跟长期和他生活在一起，承担起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完全是两回事，感觉完全是两样的。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孩子是个气氛，他会制造欢乐并使这个家更有家味儿。在大家都没情绪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心里烦躁而小熊又不听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讨厌他。比较复杂的是，我必须隐藏我的脸色，在小熊又哭又闹蛮不讲理的时候我也必须忍气吞声，更不能打他骂他，连大声的教育都不行，原因只有一个，我不是他的亲爸爸！尽管安心一再说，杨瑞他不听话你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可要是我真骂了真打了她又该心疼了。光心疼还没什么，弄不好她会疑心我对孩子不亲。怎么叫亲呢？安心对小熊的某些亲法简直就是娇纵，我本来就不赞同的。而且，就算我是他亲爸爸，爸爸和妈妈管孩子的角色和角度本来就应该不同。可恰恰因为我不是他亲爸爸，所以在对待小熊的态度上我不能表现得与安心有任何不同！
我总是这样告诉自己，重要的不是我如何教育孩子，而是如何首先让孩子接受我。所以孩子突然叫我爸爸我多少有些惊喜，我把这事看做是孩子主动向我示好，因此我作为大人理应做出积极的反响。我的反响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把父亲为孩子任劳任怨的那一面，尽情地表演出来。
我对小熊越好，安心就对我越好，我和小熊稍有，或可能有矛盾的时候，也是安心最紧张的时候。为此我不得不整天全神贯注地呵护及讨好小熊，再困再累只要小熊要跟我玩儿我装也要装出乐此不疲的样子来。这个样子有时让我幸福有时让我挺累。面对孩子我才发现自己真是长大了，懂得了克制和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高兴不高兴都挂在脸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我们在昆明玩儿了一天半，看上去像合家旅游似的。旅游是一件大家都高兴的事，我得尽量让安心和小熊都能开心，因此事事顺着他们。我从小到大，脾气从没这么好过，除了在石林逛商店时和安心发生了几句小小不然的口角外，我觉得自己已经俨然是这世界上最优秀最难找的丈夫和父亲。
在石林的几句争执是因为一个叫陈晓东的家伙。搞不清他是**还是台湾还是什么地方出品的一个流行歌星，我以前没想到安心这样正统的女孩，也会俗到迷恋这种完全是刻意包装出来的装酷装纯的小男人。她在商店看上了陈晓东新出的一盘磁带，可能是盗版的，叫《比我幸福》，执意要买。我不同意，这是我和安心交往以后唯一的一次反对她买某样东西。我讨厌磁带封面上那张故作性感的脸和脸上那挑逗性的表情，而且这首歌的名字也有点侵犯我——怎么叫“比我幸福”呢？凭什么比我幸福？我对安心说：“买它干什么，这不是浪费钱吗！”安心看我半天，没搞清我是真生气了还是随便一说，她说：“买吧，我喜欢听他的歌。”我悻悻地说：“你怎么俗到这地步了，喜欢他什么？喜欢他这张脸吗？”安心看一眼那封面，居然说：“对呀，挺好看的。”我狠狠地一笑：“噢，我说呢，花一盘磁带的钱，就为了买一封面，你觉得值吗？咱还养不养小熊了？”小熊这时成了我的武器。安心愣愣地看我，她大概没想到我其实是为这磁带上的封面人物吃醋呢。她不解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抱起小熊，扭脸走了，我说：“小熊，我心疼你。”
那盘带子安心终于没买，但脸上是不大高兴了。她大概以为我是为十块钱而这样小气呢。她跟在我后面，把心里的不快挂在脸上。我回头看她一眼，心想：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又输给张铁军了。她肯定想起来还是张铁军更成熟，在小事情上不像我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
转到卖珠宝首饰的地方，我想把安心的脸色缓和下来，便主动讨好地停下脚步，在那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首饰前驻足流连。安心的目光果然也被那些金银钻翠吸引住。比起陈晓东，也许女孩子更喜欢的还是这些东西。我对安心说：“咱们结婚，按说我应该送你结婚戒指的，可我现在没钱买，怎么办？”
安心笑一下，脸上果然缓和了，她说：“那你就送我一个信物吧，随便什么，能代表你的心就行。”
信物这东西在我的概念中，应该是一件象征性的物品，总要有点品位的，而且不能太实用，也不能太便宜。我搜索枯肠，想来想去，想不出我手上有什么合适的东西能当此任，于是暂停思索，反问安心：“既然是信物，那你也得送我，你送我什么？”
安心当即从脖子上摘下她母亲送给她后来她曾想送给张铁军但最终没有送成的那只玉观音，她说：“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它一直保佑着我，也会保佑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知道这块玉石经历过的事情，说：“这是你妈妈特别送给你的，我不敢要。你妈就指望它能保佑你一辈子平平安安呢。”
安心笑笑，说：“只要你平安，我就会平安。你平安了你就会保护我的，你会吗？”
我还是没有接受这颗玉观音，但我当着售货员的面，腾出抱小熊的一只手，抱了安心。我在她耳边喃喃地发誓说：“当然，我会永远保护你，永远守着你，让你一辈子都平安！你信不信？”
总的来说，我们出来这一路还是开心的。在昆明稍做逗留之后，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换了火车，继续前行，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目的地——北邱。
到达北邱后我们从车站步行去安心户口所在的西关派出所。虽然安心在北邱工作了好几个月，但那是一段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自闭式的生活，她连北邱市区仅有的那几路公共汽车都是从哪儿到哪儿的都不熟悉。这种小城市的街上，也见不到出租车。好在城圈儿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几条马路。我们途中还有意绕了一个小弯，路过了安心工作和居住过的那家建材公司。安心为我指指点点，告诉我哪儿是办公的地方哪儿是宿舍，她平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洗澡等等。我们从车站到达西关派出所一共步行了四十多分钟，因为轮流抱孩子，所以到了地方我们都有一点腰酸背疼。
西关派出所在一座像是危房似的老式的院落里，院子把门的那间接待用的小房子只有十三四米见方，靠门的三分之一处还横着隔了一个柜台，来办事的人都挤在门口四五米见方的狭小空间里。我们等了半天才挤进门去，在人缝中靠近了柜台。柜台里有三位值班的民警，面目疲惫地应付着来这里落户、迁居、改名字，以及报案和投诉之类的各种公务。安心好容易轮到机会，抓住一个正要转身找杯子喝水的民警说了她要办的事情，那民警刚刚应了一声又被另一伙在菜市场打架斗殴跑来要求处理纠纷的农民缠上。我抱着孩子站在门口，心里烦躁但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挤在人群中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那帮打架的走了屋里才显得安静了些，安心也终于有机会被一位民警正式地“接待”。她隔着柜台给民警看自己的那个何燕红的身份证，说明她要结婚需要在这里开份证明。那民警先是问了些情况，诸如你有工作吗，你现在住在哪里之类，然后从后面搬出大本的户口“底票”进行查对，查着查着眉头皱起来了，满脸疑问。他问安心：你什么时候迁到这里的？安心说了大致的年月日。那警察又问：从哪里迁过来的？安心说从哪里哪里。警察刨根问底似的：当时为什么迁过来？安心支吾了一下，答：因为在这里找了工作。警察问：在哪里工作？安心说在什么什么建材公司。警察问：怎么又不干了？安心说后来到北京去了。警察问：对象是北京的？安心说：对。那警察抬起眼睛看我，又看我怀里抱着的孩子，不知道是问我还是问安心：都有孩子啦？我们都没答。警察也不追着问，低头皱眉看户口底票本，看了一会儿，说：你这户口不太对呀，我这个底票上怎么好多项目都没有啊？安心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装糊涂地说：不会吧，是不是我迁过来的时候你们没记全呀？警察合上“底票”本子，说：你们过几天再来一趟吧，今天办不成。当时给你办落户手续的民警调走了，我们需要把情况了解了解，你们过两天再来吧。
我凑上去，说：“我们就是结个婚，您就给开张证明吧，我们还得赶回北京去呢。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也都通知了，您就帮帮忙吧。”
民警摇头，坚持原则地说：“那不行，不光是给你们开不开证明的问题，她这户口底票不清不楚的，该填的项目都没有填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搞清楚，也是为她本人负责任嘛。下一步马上户口都要改成电脑管理了，她这情况这么不齐怎么往电脑里输啊？”
在派出所交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和安心抱着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那间“危房”。站在派出所院子门口的街边上，一时无话。
我们筋疲力尽地站了好一会儿，我先开了口，说：“要不要找找熟人啊，看谁认识这帮警察，不行就送点礼什么的。现在别说结婚了，到火葬场烧人都得送礼，要不然就让你排好多天队，还不给你烧透了。这帮人吃的就是红白喜事。”
安心为难地说：“我没有熟人呀，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我们都闷了声，一筹莫展，发了半天呆，我又说：“你干吗不去南德，找你原来的单位，索性就用你原来的名字在南德开一张证明得了。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何燕红这个名字吗，我听着也别扭，什么何燕红，跟个村姑似的。”
安心叹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我们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结婚的，他们知道了也不会同意我用安心这个名字。上次潘队长到北京出差听说我还在用这个名字把我狠骂了一通，说我再不听话出了事局里概不负责。你不知道我们那种单位，大家都挺重视组织纪律性的。”
我一下午都没坐下歇一会儿了，抱小熊抱得我两条胳膊都麻了，我不无气恼地问：“那你说怎么办！”
安心想了半天，脸上也没主意，犹豫了一会儿，说：“要不然，要不然……咱们就去一趟南德？”
去南德？我没想到安心会同意去南德，不由兴奋起来，连忙点了一下头，用总结性和决定性的口吻，说道：“好啊，那就去南德！”
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北邱市的一家小旅馆里投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南德。南德比我想象中的规模要大，要新。从火车站一出来就能从一片低矮平房的房顶上，看到远处许多新盖的高楼大厦。南德的市**、市人大、公检法的楼都盖得非常了得。但我不喜欢这些新建筑，我觉得正是这些外形大同小异做工粗糙不堪的高楼大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头顶上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和霓虹灯，把这个挺有文化的古城弄得没了味道。
我们一到，就看到街上不少地方张灯结彩，有些喜庆的布置，一打听，才知道后天就是傣族的泼水节了。泼水节就是傣历的新年，是傣族人最最重视的节日。因为北邱不是傣族人居住的地区，所以看不出一点泼水节的气氛。而南德是一个以汉、傣和德昂族为主体，拉祜族、哈尼族和布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所以南德的节日格外多。
我们没有流连于街头的热闹气象，下了火车先找住的地方。我看上了城边离火车站不远的一幢由古旧建筑改成的旅馆，那旅馆的外观很有风格，而且门口便临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街两面都是些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木制矮房。矮房使这条街变得视野开阔，而开阔的视野在感觉上又拓展了街的宽度。
旅馆门前，栽种着几棵成熟的阔叶芭蕉，左右配以两块不算太小的绿地，绿地上有些久未修剪的灌木和自生自灭的花草。这些灌木花草非但没有起到绿化美化环境的作用，反而平添了几分破败之相。好在这古建筑的后景便是郁郁葱葱的南勐山，总体感觉很不凡，似乎我们几个人和这幢两层的小楼都已入画，成了南勐山一个随意的即景。
我们走进旅馆才知道这房子竟然真是一处清代的古建筑，是光绪五年建成的一座宣抚司署，是云南省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土司衙门。这衙门内部的建筑样式有点傣族的风格，外观却基本是汉式的。在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上，汉式的东西往往具有表现权力和威慑民众的功能。
我和安心开好一个房间，那房间只有十余米见方，只摆得下一张母子床和一只小小的写字桌，每天却要六十块钱。大概其中有三十块钱是让我们住在这幢具有文物价值的房子里发思古之幽情的，还有十块是让我们观赏后窗风景的。我们一进屋就从这扇巴掌大的后窗看到了南勐山黄昏中的巍峨。
安顿下来以后，就到了晚饭的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这旅馆还设有替顾客看小孩的服务。我和安心专门去看了看那间“托儿室”，感觉还算干净，地上摆了些玩具，墙上贴了些卡通，我们去时屋里正有两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在垫子上玩耍，不哭不闹。保姆是两个中年阿姨，为人热情，一见到小熊便顺嘴就来地说了很多夸奖喜欢的话，说得安心和小熊都有些喜不自胜。尽管夸别人的孩子对她们做阿姨的也就是念段生意经，但毕竟抓住了家长们的心思，当然无往而不胜。
这间袖珍托儿所代看孩子以小时计费，每小时三元钱。如果需要喂饭的话另加三元，比起北京的物价，当属便宜实惠多了。我和安心又详细问了问如果吃饭的话都吃什么，听听也还不错，于是我们便把小熊托给了她们。小熊可能总和大人生活，平时缺乏伙伴，所以对同龄小孩非常好奇，对和他们一起玩儿有强烈的渴望。再加上两个阿姨不遗余力的甜言蜜语，并诱之以玩具和糖果，他居然有奶便是娘地让一个阿姨抱过去立即眉开眼笑宾至如归地玩儿开了，我们走的时候安心冲他摆手说再见他都没听见，尽管在阿姨的要求下他冲安心摇了摇手，但也是摇得形式主义心不在焉。
我倒乐得这样，没有孩子拖累，可以和安心轻轻松松地上街吃饭。吃完了饭我就要求安心带我去重游她的那些故地，包括她在河边的宿舍、她工作的缉毒大队、她和铁军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等等，我全都兴致勃勃。
对我的要求安心却表现得十分犹豫，她说咱们还是别去了。我们局里不让我不经请示擅自回来的，我去那些地方万一碰上熟人告诉队里和局里的头头我非挨骂不可。还是晚上回去先打电话跟潘队长联系上再说吧。
我想她也太拿鸡毛当令箭了，一两年前的命令到现在还执行得这么一本正经，难道干公安这么几天就能被人管得一辈子像个机器？于是我极力怂恿：怕什么呀你，天都黑了，你低头走路我在后面跟着谁认识你呀。
我们互相磨了半天嘴皮子，最后达成妥协：先找电话和潘队长联系，如果联系上了就按潘队长的要求办，如果联系不上，安心就带我乘夜色悄悄逛逛那些地方去。
我们出了小饭馆，就找公用电话，打到缉毒大队的队部，接电话的是个安心陌生的口音，说潘队长不在。打到他家里，家里没人接，打他手机，说不在服务区。我问安心要不要找别人，比如钱队长。安心想了想，说：还是找潘队长吧，钱队长脾气大，要知道我不请示就回来了非训我不可。
联系不上老潘。安心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我要去的地方，但由于时间和位置的关系，那天晚上我们只在她和铁军的那个临时新房的周围看了看。因为担心小熊，不能回去太晚，所以其他地方就都没能去成。
我们回旅馆时小熊已经睡着了，我们谢了尚留在“托儿室”的一位值班阿姨，抱他回房。回房后我们也就睡了，这几天带个孩子从北京一路到这儿，我们也都累了。
第二天上午，安心依然没能联系上潘队长，我们不禁都有点焦急了，整整一天无心出门，隔一会儿便出去打电话。安心怕队里的人听出她的声音，电话总让我打。到了傍晚突然接通了潘队长的手机，我们高兴极了，安心和老潘通话时显得有几分激动，她说队长是我呀，我是安心，我现在就在南德呢，我有个事专门找你来了。老潘显然对安心不经同意突然重返南德感到意外，我在一边听他们对话就能察觉到的。老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来的，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安心就在电话里说了我们要结婚的事，说了我们想请南德市公安局给开个证明的事。
安心说完我们的来意，潘队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让安心到缉毒大队去找他一趟。他说：你一个人来。
挂了电话，我看安心脸色，问她潘队长是怎么说的，安心简单做了复述，情绪从激动转为低落，甚至有些忐忑不安。她让我带好小熊，待在旅馆，实在闷了想出去转转的话就在附近转转，别走远了，她说她很快就会回来。
安心走了，我带着小熊在附近走了走。旅馆附近没什么商店，没什么好玩儿的地方，看着南勐山近在眼前，山上郁郁葱葱，透彻的绿色把人撩拨得不由不心向往之。这样美的山景在北京是看不到的。还有搭在悬崖绝壁上那家卖茶的小店，不知与我的想象有多大差别。但我只是抱着小熊，望山兴叹了一会儿，知道望山跑死马的说法没错。要是没有车，我们从这儿走到山脚下得走到天黑！
小熊吭吭蝍蝍地，用不甚清楚的语言和哭腔，表示还想找那两个阿姨和那两个小朋友。他说要找什么“东东”还是什么“嘟嘟”，我听了半天才领会那大概是昨天和他一起寄托的另一个小孩儿的名字。
我当然不能再花钱把小熊托出去，便竭力说东扯西转移他的注意力，扯来扯去小熊哭起来，怎么哄都不行。我只好带他回旅馆，把他带到托儿室，小熊马上不哭。值班的阿姨笑脸相迎，我都觉得这儿的阿姨那一脸笑容和甜言蜜语如同给小熊吃了鸦片，让他上了瘾好离不开她们。
到晚上快九点钟了安心才回来，她脸色沉闷，见我站在旅馆的院子里抽烟，小熊在托儿室由阿姨带着，有点奇怪。我们把孩子抱走时我照规定交了钱，一回房间我就跟安心解释，说小熊不愿意跟我非跟那俩阿姨不可。安心说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这些天总带着小熊有点烦了？毕竟不是你亲生的。
我明知道安心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情绪不好心情不顺，但我还是有点生气了：你这叫什么话，我跟你在一块儿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烦小熊了？
安心说：杨瑞，这些天小熊这么麻烦你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我说的是实话，他不是你亲生的，你要烦他我也理解，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谢你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我的脸涨红起来，心里非常不舒服，我发泄道：我怎么可能对小熊不好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更像亲生的了。说实话他要真是我亲生的我绝不会这么惯着他。我这么惯着他全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对小熊要特别好，要好上加好，我心里都知道！你对我爱不爱你无所谓，你真正关心的，是我爱不爱小熊！
安心的脸变白了。她说：小熊是我的孩子，我必须爱他！至于你爱不爱他，是你的自由，我不会硬要求你爱他的，更不能强迫你爱他。连你爱不爱我，我都不能强迫。
我和安心以前也拌过嘴的，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对陈晓东。谁也不当真把气生到心里去的。这次争吵是我们第一次说了互相伤害的话，第一次把气生到心里去了。我一看双方的话都有些成心较劲儿了，就压住火儿，先住了嘴。而且我发现小熊好像有点听出我们吵架是为了他了，他愣愣地坐在床上不知所措，没哭。他紧张地看我们的样子反倒让我心里真的有点心疼他。我知道孩子已经快两岁了，大人的样子已经可以看得半懂，至少，他的大脑皮层已经可以记忆恐惧。而最危险的是，他还无法思考和处理这个记忆，这个未经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情绪记忆一旦储存进孩子的大脑，说不定会影响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习惯，对他非常不利。
所以我就住了嘴，先压住了自己的火气。其实我知道，赌气的话只要别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深里说，往狠里说，等气一消很容易化解的。我也明白，唯一不好的，有可能留下阴影的，不是我们这次吵嘴的语言，而是它的起因。起因是为了小熊。
安心也是个善于克制的人，我一住嘴，她也就不再说下去。我本想问问她刚才去找潘队长都说什么了，那事情到底办得怎么样了，但刚刚吵了架两个人的脸色都别扭着，也问不出口。安心搂着小熊脸冲墙，我背朝安心脸冲外，两个人黑着脸黑了灯，各自睡觉。
第二天早上，小熊先醒来，从他妈妈那边爬过来，拱在我身上要穿衣服。平时大多是我给他穿衣服的，所以他一醒来就找我。安心也起来了，帮我一块儿给他穿。小熊挥着手在说昨天“东东”或许是“嘟嘟”的事，我嗲声嗲气地应和着他，安心没说什么话，脸上的气候却是晴朗多了。
上午，我没来得及问安心昨天晚上跟潘队长是怎么谈的，潘队长就到旅馆来了。没错，潘队长正是一年前我在京师体校路口的街灯下，见到的那个老气横秋的人。安心把我草草地介绍给潘队长，潘队长也草草地和我握了握手，满脸倦容并不多话。安心叫我带孩子出去转转，我就抱着小熊出去了。我出去的时候听到老潘问了安心一句：
“他多大岁数了？”
我知道，这不是问小熊，是问我呢。
我心想，安心的这个领导也管得太宽了吧，安心现在又不是警察了，他总不至于嫌我岁数小不让安心嫁给我吧。
我抱着小熊，就在这个古色古香的旅馆里四处转悠。这是一座带前后两个内院的二层建筑。我看了一下立在院子里的一个原清宣抚司署的平面图，和现在的房间布局大不一样了。平面图上标着的正厅和大议事厅，已被分隔成若干间大小不一的客房，图上的粮仓、监牢等也不知去向，连门户的方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这房子毕竟经历过数百寒暑，功能和间隔随着改朝换代肯定变了多少回了，这里也许做过军事指挥所，做过仓库，做过阶级斗争教育的基地，如今又变成了赚钱的旅社。
从那张清代宣抚司署的平面图看，我们住的房间是原来的后宅部分。后宅的正房是那狗官宣抚司和他正房妻子的居室，两厢则是家人、小妾和仆人的用房。我们住的那间十来平米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的小屋位于正房的一角，可能是那土司老爷陈放烟榻的地方。
我把小熊背在背上，在正房的原址上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算算这正房的面积，竟被切割成了十来间小客房和一横两竖的三条细长的走廊，也真算得上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了。
在我背着小熊楼上楼下考古似的到处闲遛的大半个小时里，安心和潘队长就在我们那间小屋里关起门来谈话。也许是担心隔墙有耳所以他们谈话的声音一直压得很低，那声音低得让外面的人都以为他们在心平气和地谈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交谈自始至终都处于明显的分歧和严肃的争执中。